魏朝鵬

鮮為人知的往事

起因：張輝瓚被俘，國共兩黨擬就“贖救”張輝瓚進行談判 1930年12月30日，國民黨軍第九路軍第十八師9000餘人，由中將師長、江西省“剿匪”總指揮張輝瓚率領，進犯中央蘇區，被紅軍全殲於龍崗，張輝瓚所率9000餘人除死傷外均成為紅軍俘虜。在師部被紅軍搗毀時，張輝瓚脫下身上的中將服，換上士兵裝，獨自躲藏到萬功山一個土坑裡，但還是被搜山的紅軍活捉。張輝瓚被俘後，毛澤東曾交待時任紅八軍軍長的何長工，要戰士們好好看住這個張輝瓚，不要殺他，留著他對我們有用。當時朱毛曾主張把張輝瓚放到即將開辦的紅軍大學訓育系當軍事課教員。得知張輝瓚被俘訊息後，駐吉安的國民黨第二十八師師長公秉藩首先報告到南昌行營主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處。魯滌平隨後向南京政府發報，同時通知張輝瓚家屬。張輝瓚戰敗被俘，令蔣介石痛心疾首。其間眾多國民黨要員如程潛、唐生智、何健、范石生等人均提議派員與朱毛洽談，並派出代表向中共方面傳遞信息，要求不殺張輝瓚。南昌行營則打電報給尚在吉安的公秉藩師長和十八師未上戰場的五十四旅旅長朱耀華，令他們設法與紅軍聯繫，試探贖張一事。而此時最為焦急不安的則是張輝瓚的妻子朱性芳。她除了一日數次找魯滌平，催促魯滌平“想辦法”外，又致電程潛、唐生智等人求助，並在程潛等人的提醒下，派人前往上海，通過各種途徑尋找中共中央機關，並最終與中共中央的秘密聯絡員、也是長沙人的龔飲冰接上了頭，通過龔向中共首腦人物通報。此後，她把情況報告給魯滌平，讓魯打電報到南京軍政部，催促何應欽同意贖救張輝瓚，而程潛、唐生智等人亦多次向南京政府施加影響，呼籲同意“贖張”。最終蔣介石復電南昌行營，同意贖救張輝瓚，並確定了贖救條件：第十八師未上戰場的五十四旅，共4000餘人及全部槍械彈藥，歸降紅軍；由上海3家銀行擔保，向紅軍捐送20萬現洋、20擔西藥，再加上可以武裝兩個團的槍彈；同時釋放南昌下沙窩監獄關押的100多名共產黨“政治犯”。此後魯滌平物色到省政府秘書處的政務秘書王信一（此人為張輝瓚的親戚，又是長沙人），派其赴上海與中共中央進行談判。為使王把事情辦成，魯滌平特許其從九江軍用機場帶走一架水上飛機。王信一到上海後通過關係與中共中央聯絡人員龔飲冰取得了聯繫。鑒於上述情況，中共中央經過慎重研究，認為國民黨“贖張”的條件相當優厚，若能實現，對中央蘇區的紅軍很有利，還可以視機會提出另外一些條件。遂決定派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秘書長李翔梧為紅軍代表，派中央特科的塗作潮為中共代表，隨王信一一道赴南昌、吉安商談釋放張輝瓚有關事宜，同時派通訊員去中央蘇區，給朱德總司令帶去一封信，提示做好放張的準備。王信一與朱性芳見面並與中共秘密聯絡員龔飲冰取得聯繫後。在龔的安排下，王信一與李翔梧和塗作潮在一家飯店裡進行了談判，談判甚為順利。李、塗答應數日後反饋中共中央的最後決策。1931年2月6日下午，王信一與李翔梧、塗作潮自上海龍華機場登上從江西帶來的水上飛機，當日黃昏時分飛抵九江，並於2月7日乘火車到達南昌。中央蘇區情況驟然變化，張輝瓚被斬首就在國民黨為“贖張”費盡心機與中共中央談判接觸之時，中央蘇區情況卻發生了急劇變化。1931年1月28日，在“東井岡”----吉安縣東固，由區蘇維埃政府召開了一個規模空前的紅軍反“圍剿”勝利祝捷大會，會上對張輝瓚及其僚屬進行了公審。毛澤東得悉訊息後十分憂慮，也感到為難：這么大的民眾集會，不讓公審張輝瓚顯然說不過去，而這個敵軍師長不久前在東固大肆燒殺搶掠，民憤極大，民眾的憤怒情緒控制不了就會出現意外，想來想去，只有命何長工多派部隊加以保護。何長工覺得也只有如此，並建議毛澤東不要到會場去。毛澤東表示同意，並再三囑咐何長工：一定要做到不殺張輝瓚（此時，上海黨中央的信還未送到江西蘇區）。這天東固十里八鄉的民眾扶老攜幼，潮水般地涌到了公審張輝瓚的現場。會場人山人海，群情激憤。就是這個張輝瓚，半個月之前，統領被譽為“鐵軍”的第十八師移師永豐、吉安，在部隊出發之前的誓師大會上，張輝瓚曾訓示道：“吾黨與共匪勢不兩立，此番不踏平赤區，剿滅赤匪，誓不生還！”他還用金錢作誘餌，鼓動士兵們奮力作戰：“朱毛主力蝟集於東固，只要我們一舉將其殲滅，就是立下奇功！那兒有赤匪的銀行，弟兄們打進東固，金子銀洋任你擔，打到東固去，發財歸自己！”張師進入蘇區後，對工農民眾格外仇恨，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此時東固的民眾把對國民黨軍隊的仇恨，都集中到張輝瓚身上。在一片潮水般“剝皮”、“抽筋”“點天燈”的怒吼聲中，會議主持者順應民眾意願，在沒有得到紅軍總部批准的情況下，宣布將張輝瓚處決。幾百個青壯赤衛隊員，硬是從一個排的紅軍手裡搶到了張輝瓚，拖到不遠處的田頭，立時行刑。張被處決後，人們把他的頭顱砍下來，和上石灰裝進一隻竹籠，插上一面三角黃旗，又有人搞來一塊6尺長、2尺寬的刻有“張氏公祠”的舊木匾，將人頭竹籠固定在上面，抬到百里外的贛江邊，放到江中讓其順流而下。 2月2日，駐防吉安城的國民黨第七十七師哨兵發現了從贛江中漂來的插著三角黃旗的大木板，隨後有人依稀辨出木板上竹籠里人頭乃張輝瓚的頭顱，遂連忙上報。3日下午，魯滌平自南昌趕到吉安，驗明是張輝瓚的首級，頓時痛哭流涕。翌日，第七十七師兩個連將張輝瓚的頭顱護送到南昌，魯滌平一面將此訊息報告南京，一面籌辦治喪事宜。2月7日，張輝瓚被俘、被殺及有關治喪事宜的訊息，刊登在《江西國民日報》上。張輝瓚的頭顱運到南昌後，魯滌平令人趕製楠木棺材，請來木雕高手雕刻身子，穿上中將軍服，裝上頭顱後用藍緞包裹入殮。2月下旬，江西省政府暨南昌行營成立“張公治喪事宜事務所”，預定公祭3天，其間請道士晝夜做道場。3月1日，南昌軍政界3000餘人舉行公祭。2日，全市學紳工商各界近萬人公祭，由蔣介石派來的代表宣讀蔣的祭文。3日，軍警界萬餘人舉行祭悼，由親臨南昌的何應欽主持。3月4日出殯，在昌北牛行車站，備有專列花車護送靈柩運往九江。靈柩運到九江後即換乘輪船開往漢口，再從漢口轉火車運到長沙，請來8個道士，做了7天7夜道場，最後下葬在嶽麓山半山腰一塊“風水寶地”。墓穴四周修建了高標準的紀念建築。包括橫跨1丈3尺的麻石牌坊，直徑2丈6尺的麻石六角亭，面積300平方米的寺廟。水泥圓型的墓前，豎著高6尺、寬3尺的青石碑，正面刻著“魂兮歸來”的題字，背面刻著介紹張氏生平的文字。這些頗顯壯觀的紀念性建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摧毀殆盡（據有關文章介紹，張墓已在2008年5月由嶽麓山風景名勝區修復）。國共原本可望實現的“贖張”談判，以張輝瓚頭顱落地告終，國民黨對此大為惱怒，並很快實施了兇惡的報復。先是動用大量軍警，在南昌城中搜捕上海來的兩名中共談判代表。其後於2月下旬在南昌下沙窩監獄將包括著名共產黨人肖國華在內的100多名共產黨政治犯，用電擊昏，裝進麻袋丟入贛江。而比這更大的行動，則是重新調集18個師又3個旅，以20萬重兵對中央蘇區發起第二次“圍剿”。中共談判代表撤離南昌並與魏朝鵬義結金蘭當時通訊不暢，蘇區可能因不知中央的談判計畫，以致行動失調，事態驟變，而這些情況國共雙方的談判代表竟一無所知。2月7日上午，王信一與兩名中共代表抵達南昌，當時前來迎接的人對王說了句語焉不詳的話：“回來了……”便不再說別的話了。王將李翔梧、塗作潮安排進一家旅館，就說有要事先回家一趟，並說晚上會來陪他倆吃飯。下午，李、塗二人上街轉悠，在報童手上買到一份當天的《江西國民日報》，一看不禁大吃一驚，上面刊登了張輝瓚已死且成立“張公治喪事宜事務所”的報導，兩人立即回到旅館商議對策。曾留學於蘇聯中山大學的李翔梧，政治敏感性很強，當機立斷地說：“張輝瓚都人頭落地了，還有什麼可談的？我們身在異地，落到人家手裡，他們怎么報復都有可能，我們只有逃呀，逃得越快越好！”塗作潮尚有些顧慮：“我們這么一走，就不知道中央的意思怎么樣了。”李翔梧不假思索地回道：“人已經死了，沒法跟他們談判，我們受命的任務也不存在了，在這種特別的時候不算違反中央命令，再不走人，還得搭上我們兩個人。”塗作潮聽得連連點頭，兩人馬上收拾東西，在將拍有談判檔案的照片底片曝光銷毀後，他們跟賬房說去車站取行李，如有人找請等候一會兒。隨後兩人不趕車不乘船，決定向東一路步行走出南昌。當時二人身穿國民黨軍裝，李翔梧還背著照相機，在經過一個機場時，站崗的士兵還向他倆舉手敬禮。出了機場他們不敢走大路，在鄉間小路疾走，一氣走了4個小時，天黑後到達離南昌城區30餘里的城崗魏村（即本文前面提到的魏家村），向一個名叫魏朝鵬（註：系前文提到的本單位去世的老職工魏伯瑜的父親）的生意人提出借宿（一說晚11時左右，魏發現二人在雨中的菜園牆邊唉聲嘆氣，便將二人喚進屋來烤火換衣。）由於李、塗編造了讓人信服的理由，頗講洪湖義氣的魏，相信了二人是開小差的國民黨軍官，遂留二人吃飯住宿，並決計予以相助。就這樣，二人白天關在房裡，晚上出來散步，在魏家先後過了小年、春節，一直到過了元宵節。藏匿了近20天后，李、塗提出欲從九江乘船回上海。魏朝鵬說這萬萬不行，他承諾幫他們到上海，自己也順便做趟買賣。他的方案是多吃些苦，走水路、小路，從贛江入鄱陽湖，再經昌江到景德鎮，然後經安徽祁門、青江等地輾轉到上海。元宵節後，魏朝鵬置買好土產等貨物並為李、塗二人置辦了一些偽裝用的衣物，然後從親戚家弄來一隻小船，魏家村就在贛江邊，三人便乘船從贛江啟程了。從贛江到鄱陽縣城，再經昌江水路到景德鎮，然後再轉道安徽等地至上海。為安全起見，一路上魏要他倆扮成生意夥伴，還要他們擺出些老闆架式，而他則充當傭人。沿途住小店時，他弄洗腳水等，裝得真像傭人一樣。魏朝鵬就這樣一路護送二人，歷經千辛萬苦後終於到了上海。到上海後，三人入住新鹿鳴旅館，期間顧順章（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1931年4月叛變）來看望了他們。李翔梧、塗作潮一再感激魏朝鵬在患難時分的救助之情，李翔梧妻子劉志敏亦向魏跪謝相救之情。三人患難之交，遂結拜為異姓兄弟，交換金蘭譜。魏用的是本名，李翔梧化名林先選，塗作潮化名宋有才。李、塗各自向上級報告了南昌逃出虎口的情形，中央非但未作怪罪，還讚揚了他們的權變機智。為感謝魏先生的幫助，中央特科還派人扮作塗作潮的朋友，宴請了魏朝鵬，並贈以皮袍、絲綢等物，還送了一些路費。魏離滬返贛時，三人灑淚相別。此後李、塗二人由於工作性質早就銷毀了各自的金蘭譜，而魏手中的金蘭譜卻一直保存到1951年土改時期。魏在日後曾多次向子女及鄰里、朋友講述過這件見義勇為、拔刀相助的好事。但直到1952年去世時仍不清楚所助之人的真實姓名和身份。塗作潮於建國初期曾多次尋找魏朝鵬，據說當時塗曾找到過魏朝鵬家鄉所在地的農會或有關組織，但被告知無此人。由於建國初期及土改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及魏朝鵬非同尋常的人生經歷（其中就包括“與國民黨軍官的交往”的經歷，由於此事及其他一些原因，諸如經商、鄉紳身份等，魏朝鵬曾蒙冤受屈，備受磨難），塗作潮顯然難以得到當地農會及有關組織的幫助，故雖多次尋找，終未能如願。金蘭譜中二弟、三弟的傳奇人生金蘭譜二弟、中共中央代表塗作潮，湖南長沙東鄉人，中國共產黨電訊事業創建人之一，生前為電子工業部副部級領導幹部。早年系長沙魯班工會（後為湖南工會）會員。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8年參加黨的六大，期間在伏龍芝軍事通信聯絡學校學習通訊技術，並主攻機務，學習電台修理。1930年春回國，先後在中央特科為黨創辦無線電台，為蘇區和紅軍培訓無線電幹部。1931年初在擔負了前文所述的這次特殊的談判任務後，和曾三、伍雲甫一行三人一起到中央蘇區工作，被分配到紅軍總司令部電台工作，此後在江西、西安、延安等地專門從事無線電通訊工作。西安事變前夕，塗作潮應上級要求，製作了一台能和全國通報、功率達100W的電台，該電台為中共代表團在西安事變中折衝樽俎，溝通與延安的聯絡，向全國通報紅軍的主張發揮了重要作用。西安事變後，塗作潮受命到上海籌建和恢復黨在上海的電台。1958年上映的《永不消逝的電波》里主人公李俠——其原型為黨在秘密戰線上的英雄李白烈士——所使用的電台即為塗作潮所製造，甚至在拍攝電影時所使用的收發報機道具也是塗作潮親手製作的。在1981的黨史資料徵集工作中，原中央特科無線電通訊科的負責人李強（解放後曾任外貿部長）要求在會議記錄上補上這樣一件事實：《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的李俠就是李白，塗作潮是李白的老師。1959年塗作潮因對廬山會議決議表示異議，被打成“反黨分子"，1964年在周總理的干預下才摘掉”反黨分子”帽子，恢復原有待遇。其後在“文革”期間又再度蒙難，受盡折磨，1982年得以平反昭雪。1984年12月因病逝世，走完了其極富傳奇色彩的悲壯人生歷程，《人民日報》稱讚其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塗作潮去世前曾一再交代其後代，一定要找到魏朝鵬或其家人的下落，以了卻其對當年魏朝鵬救助義舉的感激之情。金蘭譜三弟、紅軍代表李翔梧，系紅軍高級指揮員，河南洛寧人。1925年入黨，同年冬由組織上派往蘇聯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回國，歷任紅十四軍師政委、紅五軍團政治部秘書長、紅十三軍政治部主任、紅軍總政治部敵工部長、中央蘇區政治部宣傳部長、紅十四軍政委、獨立二十師政委等職。在紅軍主力離開中央蘇區突圍西征時，他奉命留下堅持游擊戰爭。1935年3月在江西會昌縣天門嶂的突圍戰鬥中壯烈犧牲，時年28歲。在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河南英烈傳》中被譽為“文武將軍”。兩革命先輩後人多方努力，魏朝鵬義舉終獲表彰李塗兩位革命前輩先後去世後，他們的後代為了了卻先人對魏朝鵬當年救助義舉的感激之情，繼續了這樁跨越了半個世紀的尋訪。1995年，塗作潮之子塗勝華先生委託南昌籍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萬林艷，利用暑假回家幫助尋訪魏朝鵬後代。萬回昌後尋找數周未果，遂請求其父親的同事魏際強相助（魏際強，系南昌市青山湖區京東鎮桃竹魏村人，由於時過境遷，且南昌近郊魏姓村莊太多，魏際強甘冒酷暑，頭頂烈日，尋找英雄足跡，尋訪義士英名，前後尋找查訪三個月九個魏氏自然村，好在虎行雪地梅花五，鶴立霜田竹葉三，終於尤口鄉一名政法幹部的幫助下，以觀看在南昌城郊城崗魏村的族譜上找到魏朝鵬名字及其後代的姓名，然後幫助塗作潮，李翔梧的後人並與魏朝鵬其子魏伯瑜-譜名魏信璠會面，後不知何故，魏朝鵬、塗作潮、李翔梧的後人再無與魏際強聯繫，後來2018年魏際強在網上得知早在1996年他們的後人早在1996年已團聚，魏際強先生不無遺憾，並表示能夠還原歷史真相，澄清歷史事實，使他們的後人相聚，自己盡一點微薄之力而感到欣慰。）後魏伯瑜與大哥、二哥共同回憶暢談了當年父親如何保護中共代表的感人軼事，為這段歷史傳奇提供了當事人後代的口碑資料。筆者最近在魏伯瑜老人的故居協助其家人整理老人遺物時，看到了當年塗勝華先生寫給魏伯瑜的幾封信，其中寫於1996年2月6日的信里提到，“感謝魏際強先生的奔走，我與你們聯絡上了。”信中簡要回顧了魏朝鵬救助兩位共產黨人及在上海換金蘭譜結為把兄弟的經過，並再度向魏家人了解當年的有關情況，詢問那金蘭譜是否還在等等。在收到魏伯瑜老人2月11日的回信後，塗勝華感慨萬分，在2月27日的信里寫道：“魏朝鵬老先生當年救援的那兩個國民黨軍裝的人，是中共派往南昌談判張輝瓚事宜的代表，此事，知道的人不多，如魏老先生因掩護這二人返滬而受到任何冤屈，理應昭雪，如果您能幫助我將前後事由儘可能詳盡的搞清楚，我將盡力而為之。” 在與魏朝鵬後代取得聯繫後，為完成先輩遺願，褒揚魏朝鵬當年救助共產黨人的義舉，昭雪其不白之冤，塗勝華致信江澤民總書記（據說信件由原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轉交。伍的父親伍雲甫曾與塗作潮同在中央特科，均為中共電訊事業的創建作出了特殊貢獻），後在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及時任江西省委書記吳官正的過問下，經省信訪辦及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調查核實，原中共南昌市郊區委、郊區人民政府向南昌市委信訪辦提交了《關於魏朝鵬救助我黨談判代表一事的處理意見匯報》，隨後南昌市郊區人民政府下發了《關於表彰魏朝鵬同志善行義舉的通報》，並將《通報》抄送當時的京東鄉鄧坊村委會和魏朝鵬的兒子魏伯瑜，由區、鄉派員到魏朝鵬家鄉組織全村黨員和村、組幹部以及村民代表、魏朝鵬的子孫等人召開會議，對魏朝鵬進行了通報表彰。通報表彰中回顧了魏朝鵬當年的義舉後指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年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中，紅土地上的江西人民，為革命作出了難以計數的流血犧牲。魏朝鵬同志救助中共談判代表這一舉動，充分體現了江西兒女在革命戰爭年代的那種無私無畏精神。魏朝鵬同志雖然已去世多年，但他救助我黨談判代表的善行義舉，仍傳為佳話。他的善行義舉，是在革命戰爭年代的特殊時期，為中國革命做出的特殊貢獻。這是他的光榮，是他子孫後輩的光榮，也是郊區人民的光榮。” 1998年清明節，塗作潮、李翔梧兩位革命前輩的後人專程來到南昌，祭奠魏朝鵬的英靈，並向魏伯瑜老人贈送了“義士永在，蔭澤來人”的鏡匾（即篇首圖片），鏡匾內容簡述了這段傳奇的經過，其後有如下記述：“李烈士犧牲於1935年。魏老逝於1952年春節。塗1984年去世前長期多方查訪魏仍不得下落。1995年起幸得人大學生萬林艷、其父及魏際強等鼎力相助，終於1996年底功德圓滿。魏老懞冤45載後終獲表彰。九泉有知，自當欣慰。謹立此匾，永志為謝。”匾下端署名：河南洛寧李翔梧（金蘭譜三弟）後人，湖南長沙塗作潮（金蘭譜二弟）後人。匾上言辭之懇切，感情之真摯，令人為之動容。一段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特殊尋訪，終以傳奇當事人得以在冥冥之中重聚而結束，此情此景，著實令人唏噓、感嘆。由於這段歷史淵源，“金蘭譜”三兄弟的後人此後一直保持聯繫和來往，並建立了特殊的感情。此次魏伯瑜老人不幸病逝，塗勝華先生得知訊息後即千里迢迢前來弔唁，在當地亦傳為佳話。

魏朝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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