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郵驛

魏晉南北朝郵驛 ：魏晉時期，繼承兩漢的郵驛管理制度，主管郵驛的機構歸法曹。兩晉時，法曹的官吏還利用郵驛宣布新法律。《晉書·刑法志》記載，西晉時主管法曹的官吏張華，曾表抄新律死罪條目，張貼在各地郵亭以示百姓。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魏晉南北朝郵驛
• 時間：魏晉南北朝
• 性質：快遞
• 內容：公文

組織管理

曹魏在郵驛的機構設定上基本沿襲東漢，但把主郵驛科的法曹歸屬於相國府。這個時期起草詔令、頒布密令由中書令執掌，一般的詔書仍由尚書台頒布。吳的公文通信組織可分為兩套系統。中央政權同樣設有中書令，起草和頒布詔書，詔書的形式也是版詔。地方各郡可能沿襲了東漢的制度，有郡奏草史，負責傳遞奏章。基層組織是亭。

晉代時期，郵驛由法曹主管漸轉向兵曹或駕部郎管理。西晉政權初步形成了三省共掌權力，所以尚書省負責日常文書的收發，屬下有右丞負責督促記錄文書，寫表奏事。尚書中有駕部都、客曹等，沒有法曹。中書省起草詔令，頒發密旨。開始由通事舍人一人章呈奏案章，後改為中書侍郎一人掌詔命。在地方，晉代的地方政權仍是州郡縣三級，每個州在中郡以上各置從事一人，巡視郡國，督促文書，檢查非法。從事是州郡間負責文書傳遞的重要官員。州刺史對各郡的指示往往通過從事去傳達。各郡皆有功曹掌管郵驛，有的則由督郵負責。《風俗通》說：“今吏郵，書椽，府督郵職掌此”。每個縣都有承驛吏主管通信，由舍長主管傳舍，沿路的亭則由“亭子”負責。

南北朝在公文傳遞的組織設定上基本上還是沿襲魏晉，公文郵驛系統的設定大致相同，依然設有尚書，法曹、客館令、公車令等官職，侍中主管詔書的封發。這個時期的舍人開始執掌政務實權，到南齊初年，甚至能夠起草詔書，起草詔書的任務從中書省轉到舍人。北朝時州郡上報文書給中央，起初先上主管民事的司徒，後改為徑送相府。

傳遞機構

（1）傳驛趨合的過渡時期

東漢初年，傳、驛已有合併的趨勢，但魏晉時期傳驛還是兩套機構，傳舍提供的大部分是馬匹，傳驛在作用上還有明顯的區別。在組織機構上，中央對傳、驛兩者歷來分別管理，一歸客驛令，一歸法曹。在地方上，傳舍設在縣以上的城市內，由舍長負責，縣以上城市內另有一套郵驛共置的機構，由承驛吏負責；道路沿途則有亭傳或郵亭來接待過往官員和傳遞公文的人員。因此，魏晉時期的亭傳、郵亭任務已經基本合一。後來，由於戰爭的頻繁，步遞已經逐漸淘汰，如有特殊需要會派步卒——“健步”專程前往遞送。

在傳、驛逐漸統一的過程中，兩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交通工具的不同，則任務有時會有交叉。這個時期結束了秦漢時代的傳驛分設，開創了隋唐的館驛合一，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

（2）公文傳遞機構——驛站

曹魏的公文傳遞以驛為主，步遞使用較少。而在此以前，發信機關一般都派專人前往，即為——“健步”。如揚州刺史矯詔討司馬師，是“遣健步齎書至兗州”，《通鑑》注為“健步，能疾走者，今謂之急腳子，又謂之快行子。”這都是專人送信而不是交郵發遞。魏的軍事文書很多，絕大多數交驛傳遞。如“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斗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緊急軍情如羽檄也由驛傳送。如蜀北伐時，曹魏的“驛騎進羽檄，天下不遑居”。

晉代，一般文書或檄文似是交驛傳遞，但不派專人。如今武帝時下令大小官員普遍增位一等，“驛馬班下，被於遠近”。又如“齊王冏檄至”，揚州刺史郗隆猶豫未決，別駕顧承勸其“宜急下檄文”即迅速轉遞各地，“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幾口住未發，說明檄文也是交驛傳遞的，而不是派專人。淝水之戰後，前方向東晉首都發去驛書，說明捷報也是交驛傳遞。晉時文書數量很多，王羲之說：僅會稽一地，“從事者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可見晉代交驛的公文還是不少的。

晉代對送信的人稱為“信”，與現代的用法完全不同。《演繁露》說：“晉人書問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為使臣也。”通過驛傳遞的文書叫驛書。史籍中常有“驛書班下”等記載，具體承擔傳遞的人可能是“行書兵”，晉簡中有一條為：“四月二日賜于闐…三日賜行書兵……”。傳遞過程也與漢制類似。驛，除遞送文書外，還廣泛用於徵召、口頭通知等事宜。

總之，這個時期的公文驛遞方式主要以專遞為主，並交由驛馳行。主要工具為車馬，加上船。驛有急緩之分。普通公文發驛叫乘驛，如“乘驛代將”“乘驛旨都”，“遣隊主……乘驛敕世祖”等。由於驛馬主要工具，所以稱“匹馬之驛”。

（3）水驛

這個時期，南方經濟開發，中國的郵驛道路範圍擴展到了南方並得到發展。最為突出的是出現了水驛。東吳的統治中心在江南水鄉，所以當時的公文傳遞的驛路是水陸兼行。晉代對驛路有所修整。東晉在廣州一帶的驛路兩旁種植官柳。陸路之外還有水路，較為發達。如南廣郡“自棘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渡三津亦艱阻。”南朝的驛路或是水、陸兩途，或是水陸相兼。不少公文的運輸，都經由水路。

傳遞方式

一般以專人送信為主，接力傳遞的記載較少。魏曹時驛置與傳舍只是提供食宿，替換馬匹，通信人員往往跑完全程。中途換馬不換人，專使級別也比較高。如：

“出，天子在河東，有手筆詔書召布來迎，布軍無蓄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候，使人于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曹操）又手書厚加慰勞布，……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綏來拜布，……布乃遣奉車都尉謝恩”。

在晉代，其重要文書也是由專人乘驛，換馬不換人。八王之亂時，翊軍“校尉李含奔於長安，詐雲密詔，使河間王顒誅，因導以利謀，顒從之，上表曰：……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驛密至，宣騰詔旨”。可見是專人專遞。

兩晉時期晉代公文傳遞方式上出現了一些新的內容。一是，流動送達。句容縣令劉超在出巡時“但作大函”，走到屬下的村子，則讓當地人“投函中訖，送還縣”再拆閱；二是動亂中傳遞迷信的方式多樣。驛道不通，使者或是繞到前進，或是化裝成商人。如果城池被困，則將書寫在帛上，附於箭中射出。更為保密的是，將公文裹在箭桿上，然後在外面塗上一層漆來偽裝。東晉荊州刺史仲堪，“時內外疑阻，津遇嚴急，仲堪之信因（豫州刺史）庚楷達之，以斜絹為書，內箭桿中，合鏑漆之。楷送於（王）恭。恭發文，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為詐”。

南朝詔書首先是由侍中封發，為了官文書的迅速安全，一般要加“如”字。千里驛形乃指公文以最快的速度運行，作為象徵標準，或許晝夜兼程，接力運行。《後漢書·李固傳》：“千里移檄”也是這個意思。地方上報的公文要嚴格按照縣——郡——州的次序依次轉遞。為了便於推算文書從發出到接收的日期，每個州距離國都的距離，都要根據實測做出明確的記錄。從現有的史料看，記載最為詳盡的最早當屬南朝。

傳遞速度

這個時期，對於公文來說，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變革：紙的廣泛套用，普遍取代了竹木簡牘，便於書寫和運輸。紙的發明雖然出現在漢代，但是普遍推廣使用則是這一時期才開始的。

對於公文的傳遞來說，馬鐙的發明推動了驛馬傳遞。現只有確切年代的一副在十六國時期的北燕墓中發現。這些對於公文傳遞效率的提高有著重要的作用。

魏曹政權建立後，交通幹線得到了恢復，郵程也大大加快。如：“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水路的公文傳遞速度很高，如顧榮與陸玩等人“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此外，還出現了水路相兼的驛路，速度更快。如顧榮被征為侍中，行至彭城，“見王路塞絕，便乘船而還，過下邳，遂解舫為單騎，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

另外，由於傳驛趨於合一，驛速就不算太快，一般發驛使按程行進。北齊時，陸路每日200里左右，水驛順水時比陸路還快，逆水時則很慢。如有人從揚州乘船到成都，竟用了一年時間。北周的驛速答曰是每日300里上下。北周宣帝從長安“行幸雒陽，帝親御驛馬，日行300里，皇后及文武侍衛並乘驛以從。”

郵驛律令

秦漢時期，有關郵驛的律令一般是散見於各種法律的不同條文當中，沒有專門為公文傳遞頒布驛律。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則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郵驛專門法令——魏《郵驛令》。《晉書》說：魏法，制信律18篇，州郡令45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180餘篇。其序略曰：“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驛令》”，“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郵驛令》命名的專門法”

晉代對職掌機要的官員與他人的通信限制很嚴。如“劉超……自以職在中書，決不與人交關書疏”。

南朝劉宋時，侍中謝晦“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從這個“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的例子當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南朝公文傳遞紀律是很嚴格的。皇帝有時還會把剛發出的詔書追回來檢查，看看傳遞過程中是否被私自拆開。如劉宋“太祖嘗有函詔敕（杜）坦(坦長子杜琬)琬輒開視，信未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丞都答曰：諸郎開視。上遣主書詰責”。南朝規定收到驛書必須迅速執行，不得拖延。劉宋時馳檄宣布沈攸之的罪狀，其中之一便是：“攸之密邇內畿，川途弗遠，驛書至此，晏若不聞”。未遣章表，奄積旬朔。……此其大逆之罪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