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守信

魏文侯守信，是中國古代歷史典故，最早見於《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後經改寫又載於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主持編纂的著名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講的是戰國時期的魏國的魏文侯冒雨守信赴約的故事，它告訴我們人要誠實守信，答應別人的事一定要做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魏文侯守信
• 出處：《資治通鑑·魏文侯書》
• 作者：司馬光（北宋）
• 人物：魏文侯（戰國？魏）
• 啟示：答應別人的事要做到，要講信用。
• 分類：守信

作品原文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出自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魏文侯書》）

注釋譯文

字詞注釋

(1) 虞人：管理山林的小官員。

（2）期：約定。

（3）是：這。

（4）雨：動詞，下雨。

（5）左右：指左右的侍衛，官員。

（6）焉之：到什麼地方去，賓語前置句，之，動詞，至；焉，疑問代詞，哪裡。

（7）罷：停止。

（8）會期：會面赴約，去見一見

（9）身：親自

(10) 期：約定

（11）是：這，這個。

（12）乃：於是

文章譯文

魏文侯與管理森林的一個小官約好了去打獵。這天,魏文侯與文武百官開懷暢飲，天又下起雨來,文侯準備去赴約。左右官員們說:"今天您喝了酒,天又下雨,您將要到什麼地方去?"文侯說:"我與小官約好了去打獵啊，雖然這裡有樂子,哪能不去赴約呢?"文侯親自前往,於是停止了酒宴。

題解

約定相會的日期，如果不能如約，應該在事前通知對方，免得人家苦等，這是守信，也是對別人的尊重。有人以為這些是小事，尤其是對待下屬人員，失約似乎不當一回事。魏文侯因為颳起大風，不能與虞人踐約所定的打獵日期，即使左右勸阻，仍堅持趕到虞人那裡取消打獵活動。認真對待雙方約定，這是我們傳統的美德。戰國初期，魏文侯之所以受到各國的普遍敬重，從期獵這件事上，也能看出他的為人之道了。

啟示

從魏文侯的言語中能看出他是一個很守信用的人，不管有什麼好的事情，他都停下來去赴約。這則短文要告訴我們，答應別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不能不去做，不能違背約定,做人一定要誠信。

作為一國之君的魏文侯能屈尊與管理山林的小官員說到做到，這種言而有信的做法，實屬難得可貴。魏文侯的這種言而有信的做法是值得學習的。

出處

《資治通鑑》（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是北宋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范祖禹、司馬康等人歷時十九年編纂的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巨著。記載了從戰國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實。在這部書里，編者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鑑，宋神宗認為此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鑑誡來加強統治，所以定名為《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全書294卷，約300多萬字，另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是我國編年史中包含時間最長的一部巨著。

《資治通鑑》所記歷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前後共1362年。全書按朝代分為十六紀，即《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梁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

《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

《資治通鑑》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後人。

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欽賜此名的。由此可見,《資治通鑑》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

《通鑑》是一部編年體的通史(《史記》為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左傳》為第一部編年體史書，但只記載春秋時期的史事），按時間先後敘次史事，往往用追敘和終言的手法，說明史事的前因後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統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內容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藉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作為歷史的借鑑。敘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與鬥爭。

作者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王安石施行變法，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變法以後，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專心編纂《資治通鑑》，用功刻苦、勤奮。用他自己話說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

司馬光像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他立志編撰《通志》，作為封建統治的借鑑。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八卷上進，英宗命設局續修。神宗時賜書名《資治通鑑》。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被命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次年退居洛陽，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他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都親自動筆。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傳郎，數月間盡廢新法，罷黜新黨。為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遺著有《司馬文正公集》《稽古錄》等，還有諸多名著被眾人所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