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嘴子、腿子

某報載文《黃縣嘴子》中說:“蓬、黃、掖自古以‘蓬萊腿子、黃縣嘴子、掖縣鬼子’而著稱膠東”,“黃縣嘴子指的是黃縣(今龍口市)人詼諧幽默,妙語連珠,能說善辯,伶牙俐齒。”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黃縣嘴子
  • 作品出處:載文
簡述,故事詳情,

簡述

這種闡釋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因為它完全消解了“三子”民諺原本的貶斥意味,也忽視了它產生的地域文化背景。甚至把“黃縣套子”說成是“語言文明,講究客套”,這與把罵人的惡語當成讚頌的善言一樣,實在太離譜了。

故事詳情

作者在《黃縣嘴子》一文中,還舉出了史書中記載的最早的黃縣人——淳于髡說服齊威王整飭吏治的故事,來說明黃縣人能言善辯有著很悠久的傳統。那么,身為東萊夷維(今高密)的晏嬰,同樣在齊國供職,當過宰相,而比這位淳于髡早生了200多年。這位小個子宰相出使各國不辱使命,可以說“妙語連珠,伶牙俐齒”,留下了一串串動人的故事,比淳于髡高出不知多少倍,但,為什麼沒傳下“高密嘴子”的說法呢?由此可見,靠一、兩個歷史人物來解釋“三子”此路不通。
不管怎么說,“三子”民諺毫無褒揚的意味。20世紀80年代初,煙臺發生過一樁婚戀故事:祖籍牟平縣的一位男青年同掖縣的一位姑娘同在煙臺工作,戀得情真意切。及至登記前夕,男方領女方回家拜訪二老。二老對這位姑娘很滿意,但是,當得知姑娘的老家是掖縣時,臉色驟變,大驚失色地私下對兒子說:“你怎么領來家一個掖縣鬼子?”事後,這樁親事因兩位老人的極力干預而告吹。應該說,這才是對“掖縣鬼子”本來意義的最好詮釋,而決無半點褒意可言。對“蓬萊腿子、黃縣嘴子”的解釋亦然。
從上面的那段“棒打鴛鴦兩分離”的故事中,我們可以思考如下問題:是怪罪那兩位對掖縣有偏見的老人,還是怪罪那位姑娘不該出生在掖縣?都不是,或者說不完全是。我們只能說,歷史既為我們留下了傳統美德,也沉積了許多經久難釋的沉重包袱;地域之間數千年的長期封閉,造就了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這種不同文化之間的衝撞所爆出來的火花常常使我們眼花繚亂,無所適從。任何民諺都是某個地域、某個歷史時期特定的產物,它所包含的文化底蘊非此短文可以說得明白。但,研究文化史的專家們在以下觀點上達成了共識:在膠東地區,以棲霞膠東屋脊為中心可稱為農業文化區,以東部沿海一線為主可稱為漁業文化區,以蓬、黃、掖為代表的內海沿線可稱為商業文化區。當然,這種地域劃分只是相對而言。就蓬、黃、掖地區來說,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固然和其它地區一樣以農業為主,但這裡的地理位置是:西連內陸,北臨內海,對京、津、塘的交流,以及男子15歲以後必到關東闖蕩一番,幾乎成了輩輩世世的家傳習俗。單就掖縣(今萊州市)來說,解放初期的1950年人口73萬,而過了半個世紀後,人口僅有89萬。人口增加如此之慢原因何在?據粗略統計,在半個世紀中,流向外地的掖縣人相當原有人口的2倍。這就是說,還有兩個“掖縣”散居在掖縣之外。蓬萊和黃縣也大體如此。而在其它地方,這種情況很少見。
這就要問:蓬黃掖的流動大軍到外地去乾什麼?既不是重過“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農家生活,也不是為了出海打魚養家餬口,而是“以學求仕,以仕為官”,求仕不成,便先打工,後從商。這就是掖縣到清末為止,集歷代官員,除沒有人當過皇帝老子外,可以組起“一朝官”的原因,經商者更是比比皆是。
為官和經商所要具備的素質與農民、漁民都不相同。就拿經商來說,掖縣的小業主多,需動心計,善於籌劃經營;黃縣的“公關人員”多,需能言善辯,令人心服口服;蓬萊跑外的多,需手勤腿勤,不能懶惰怠慢。我們可以把這3個方面的素質加起來:工於心計,能說善辯,勤奮不輟——這正是經商取得成功的秘訣,也可以說是商業文化培育出來的必備素質。然而,在農業、漁業文化區的人們看來,工於心計的變成了“鬼子”,能說善辯變成了“嘴子”,手腳勤快變成了“腿子”。究其原因,是老輩傳下來的“無商不奸”的觀念,在這些地區更加根深蒂固。
所以說,“三子”民諺實質上是農業文化、漁業文化對商業文化的一種貶斥和敵意,這裡毫無褒揚、歌頌的意味。因此,在蓬萊以東,“三子”民諺流傳極為廣泛,而在蓬萊以西幾乎聽不到。改革開放以後,交流空前頻繁,此民諺才自東向西傳播開來。須知,這“鬼子”里包含著詭計多端之意,這“嘴子”里包含著言過其實、強詞奪理之意,這“腿子”里包含著拍馬溜須之意,全是貶斥,毫無褒意。歷史在向我們開玩笑。經過20年“左”的思想影響後,有人發現沒有經過發展市場經濟的歷史階段,國富民強也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商品流通、商業經營漸漸“香”了起來。似乎人們再罵“鬼子、嘴子、腿子”有點不合時宜,於是便把“三子”改成了“掖縣人的心靈美,黃縣人的語言美,蓬萊人的行為美”,這也是近些年才有的事。這起碼可以說明,人們對商業文化不再那么切齒痛恨了。然而,卻無法改變“三子”民諺原有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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