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倉正三蘇州日記:揭開日本人的中國記憶(1939-1941)》在至今為止的記載中是極罕見的。我覺得這本日記不僅對志同道合者有用，而且對那些想以中國人生活為資料而探究人間生活百態的人們來說，也是可貴而難得的資料。從廣義而言，是作者對世人的一種貢獻。
基本介紹
- 書名：高倉正三蘇州日記:揭開日本人的中國記憶
- 譯者：孫來慶
- 出版日期：2014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54601860
- 作者：高倉正三
- 出版社：古吳軒出版社
- 頁數：309頁
- 開本：32
- 品牌：古吳軒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高倉正三蘇州日記:揭開日本人的中國記憶(1939-1941)》由古吳軒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作者：（日本）高倉正三 譯者：孫來慶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這本書）在至今為止的記載中是極罕見的。我覺得這本日記不僅對志同道合者有用，而且對那些想以中國人生活為資料而探究人間生活百態的人們來說，也是可貴而難得的資料。從廣義而言，是作者對世人的一種貢獻。
——日本“漢學泰斗”吉川幸次郎
——日本“漢學泰斗”吉川幸次郎
名人推薦
此書對淪陷後的蘇州文化情狀起了“補自”作用。
——中國著名作家陸文夫
——中國著名作家陸文夫
序言
抗戰時代距今有六七十年了，但那時的私人日記仍有發現。有的已交付出版，如《荻島靜夫日記》和董毅的《北平日記》。前者是一名侵華日軍的戰地實錄，後者是一位淪陷區市民的見聞記。二人國籍不同，思想立場也不同，但他們以各自的角度反映了抗戰時期的一面，都成了歷史的見證。
這本《蘇州日記》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起訖時間為1938年(作者到蘇州的時候是1939年)到1941年。這其間年發生了許多大事，如汪精衛投敵和組織偽政府；日軍進犯冀中和長沙，並向晉察冀解放區發動三次大“掃蕩”；八路軍“百團大戰”痛殲日軍等。可是這本日記對此一無表露。作者只記自己的生活、學習、工作以及當地見聞。因此翻開這本戰時日記，你感受不到戰爭年代的氣氛，卻能見到他足跡所至的當地社會面貌和文化狀況，這不有點奇怪嗎？
原來作者是從事文化研究的日本人。他叫高倉正三，生於1914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後在東京東方文化研究所工作。1939年秋，他作為日本外務省赴華特別研究員，到蘇州工作，主要是學習、研究吳方言。從日記里可以看出，他對本職工作是很努力的，短期內就初步掌握了很難學的蘇州方言。可惜他體弱多病，隔了一年多就住進了蘇州醫院，動了三次手術，終於在1941年春不治身亡。他的兄長高倉克己從日本趕來料理後事，在遺物中發現了他的日記。這本日記經過他的兄長、同事和朋友的整理，於1943年1月由日本弘文堂出版；因為所記大多是在蘇州的事，所以用《蘇州日記》作為書名。
時在東方文化研究所工作的吉川幸次郎為這本書寫了跋。他說由於“日記的內容以對蘇州的語言、習俗和文化等的觀察為核心”，所以它的出版“對本國(指日本)人來說未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吉川先生是著名的日本漢學家，也是出版這本日記的推薦人，卻估計此書不會受到日本讀者的重視，這並非無因。“二次大戰”進行到1943年，形勢正朝著有利於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方向發展，而不利於日本。在此情況下，要叫日本國民關注域外的地方文化，自然是不現實的，因此此書只印了3000冊。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本土為美軍所占領，這時候的日本人學英語都來不及，哪有心思顧及中國的蘇州話？因此日記出版後，可以說知者不多，無甚影響；流入中國的恐怕沒有幾本，譯介更是談不上了。
但事有湊巧，1986年5月，江蘇省崑劇院組團赴日本演出，隨團前往的省藝術研究所朱喜先生得到了這本《蘇州日記》。這是日本演劇教育聯盟資料館富田博之先生送給他的，說這本書保存下來的已不多了，其中有若干關於崑曲的記載，可供研究參考之用。朱喜先生帶回翻閱後，發現說到崑曲的地方並不多，不過“覺得作者對蘇州的某些研究和記錄，似有可取之處，於是決定將它加以介紹，以期引起有心人的興趣”。為此他寫了一篇《高倉正三和他的(蘇州日記)》，寄給《蘇州雜誌》。此文發表在1993年第1期，現摘錄如下：
《蘇州日記》的作者高倉正三，從書中的插頁照片看，是一位戴眼鏡胖胖的青年。全書的內容，就是他1938年12月被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推薦到外務省擔任駐中國的特別研究員後，從1939年4月5日至1941年2月28日的日記。1939年9月25日抵達中國以前的日記很簡略，並且不是每天都有，顯然是經過編者的刪節，只留下與他這次中國之行有關的內容。高倉正三到中國後，除了1940年2月15日至5月2日、5月31日至6月6日兩次出去旅行，考察了江蘇、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的一些地方，以及偶爾有事去上海日本領事館外，其餘時間都在蘇州，日記說他的住處是“五卅路同益里第三號”。這大概是書名叫作《蘇州日記》的原因。高倉正三的身體很不好，日記中屢屢有生病、住院的記載。1941年3月13日在“盤門內新橋巷蘇州醫院”去世，時年才28歲。
高倉正三的日記記得很詳細，甚至連所吃點心、所買衣服的名稱都一一記在日記中。此外，他還記錄了自己寫給上級的兩份報告的提綱，以及寫給師長、朋友、哥哥的94封信的信稿。從中可以知道，他來中國首要的課題，是關於方言的研究。日記中，有他學習蘇州話，研究蘇州俗語、土話的不少記載。他在給哥哥高倉克己的信中說，自己已經記錄了一千五六百條蘇州話的語彙……在他的兩份報告裡，談到了吳語區中，蘇州語音與常熟、上海等地語音的異同，蘇州語音與浙江蕭山、杭州語音的差異，以及吳語與湖北官話(屬於北京官話系統)的比較。為了更好地掌握吳語，高倉正三一方面去聽書和崑曲清唱，還買了不少崑曲、蘇灘、彈詞的唱片……另一方面又蒐集吳語小說和彈詞唱本進行研讀。
高倉正三對蘇州一帶的文化遺蹟和民俗也很注意。日記中既有他遊覽虎丘、靈岩，瞻仰孔廟、章太炎墓的情況，也有他觀光“軋神仙”、“觀音生日”、“關帝生日”的記載。報告中還說到他曾到蘇州近郊的木瀆、光福、楓橋等處去考察過等等。
朱先生是蘇州人。他看出這本日記保存了1939—1941年間若干有關故鄉的第一手資料，頗有歷史文化參考價值，因此將它轉贈給以弘揚蘇州文化為宗旨的蘇州雜誌社，以期能發揮作用。當時我在雜誌社編輯部工作，這本書就轉到了我手中。我不懂日文，編輯部里也無人通曉，故請在國旅辦工作的孫來慶先生譯出。譯稿經編輯部傳閱討論，認為可以刊用。雖然《蘇州雜誌》已發表不少記述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後的蘇州情況，並且有多篇是親歷者的回憶，然而這類文章大多偏重於記述對敵鬥爭經過，揭露日軍暴行和漢奸醜聞，對淪陷期內蘇州城鄉的民情風俗、文化狀況反映較少。而《蘇州日記》恰有這方面的記載，如貨物售價，書市新舊書目，菜餚點心品種，彈詞和戲劇的演出，園林和名人墓的景狀，節日和廟會的活動，等等。尤其是作者寫的信，更有具體描繪，內容也較豐富。但全稿有十萬多字，限於雜誌篇幅，擬以摘抄加注的形式分期刊發。主編陸文夫閱後，認為此書的角度較為特別，對淪陷後的蘇州文化情狀起了“補白”作用，便拍板於《蘇州雜誌》1995年第2期起連載。日記摘抄刊出後，引起不少讀者的興趣，還有從事吳文化研究的讀者特地來社，商求複印全稿，因此主編決定，待刊登結束後，出版日記的全譯本，並將此事交由我負責。
在連載過程中有個小插曲：有人向有關部門反映，說正值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紀念之際，《蘇州雜誌》卻讓一名“日本特務”占了版面，實在不舒服，於是連載奉命中止。其實誤會了，日記里提到的“特務機關”是指日本占領軍在蘇州的最高行政機關，不是特工組織。高倉正三是來蘇工作的特別研究員，自然歸它管。當然，他的立場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如吳縣偽縣長被抗日誌士擊斃，他表示了“惋惜”。但他還是有分寸的：滿州鐵路株式會社覬覦南潯嘉業堂的藏書，想請他這位行家前往參與“調查”，其實是摸底，他發覺其中有“名堂”，婉言拒絕了。總之，綜觀這本日記，並無敵視中國的言行，倒是他對中華文化的仰慕，尤其是對吳文化的欣賞時有流露。再從資料角度來看，即使如日本戰犯回憶錄、侵華日軍的日記，只要不是故意歪曲事實，也不無歷史價值。於是經過申訴和解釋，半年後日記摘抄的連載恢復，並於1996年順利刊登結束。
但是全譯本的出版遇到了困難，主要是經濟問題。蘇州雜誌社沒有這方面的專項經費，本來已找到一家願意協助出版的單位，後因人事變動而未能落實，以致譯稿長期擱置我處。2008年，古吳軒出版社聞知此事，便與我聯繫。他們看了譯稿後，表示了出版意向，並邀我寫一篇前言。說實話，我對這本日記的來龍去脈是知道的，但並未做過深入的研究，言之無甚高論，不過譯稿終於能夠出版，也算了卻一樁心事，於是欣然命筆。
再需說明的是：早在日記摘抄刊出時，註解工作即由朱衡先生和我擔任，孫來慶先生也注有數處。現為方便起見，統稱譯註，以區別於原注。
2009年2月於南郭西塘村
這本《蘇州日記》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起訖時間為1938年(作者到蘇州的時候是1939年)到1941年。這其間年發生了許多大事，如汪精衛投敵和組織偽政府；日軍進犯冀中和長沙，並向晉察冀解放區發動三次大“掃蕩”；八路軍“百團大戰”痛殲日軍等。可是這本日記對此一無表露。作者只記自己的生活、學習、工作以及當地見聞。因此翻開這本戰時日記，你感受不到戰爭年代的氣氛，卻能見到他足跡所至的當地社會面貌和文化狀況，這不有點奇怪嗎？
原來作者是從事文化研究的日本人。他叫高倉正三，生於1914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後在東京東方文化研究所工作。1939年秋，他作為日本外務省赴華特別研究員，到蘇州工作，主要是學習、研究吳方言。從日記里可以看出，他對本職工作是很努力的，短期內就初步掌握了很難學的蘇州方言。可惜他體弱多病，隔了一年多就住進了蘇州醫院，動了三次手術，終於在1941年春不治身亡。他的兄長高倉克己從日本趕來料理後事，在遺物中發現了他的日記。這本日記經過他的兄長、同事和朋友的整理，於1943年1月由日本弘文堂出版；因為所記大多是在蘇州的事，所以用《蘇州日記》作為書名。
時在東方文化研究所工作的吉川幸次郎為這本書寫了跋。他說由於“日記的內容以對蘇州的語言、習俗和文化等的觀察為核心”，所以它的出版“對本國(指日本)人來說未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吉川先生是著名的日本漢學家，也是出版這本日記的推薦人，卻估計此書不會受到日本讀者的重視，這並非無因。“二次大戰”進行到1943年，形勢正朝著有利於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方向發展，而不利於日本。在此情況下，要叫日本國民關注域外的地方文化，自然是不現實的，因此此書只印了3000冊。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本土為美軍所占領，這時候的日本人學英語都來不及，哪有心思顧及中國的蘇州話？因此日記出版後，可以說知者不多，無甚影響；流入中國的恐怕沒有幾本，譯介更是談不上了。
但事有湊巧，1986年5月，江蘇省崑劇院組團赴日本演出，隨團前往的省藝術研究所朱喜先生得到了這本《蘇州日記》。這是日本演劇教育聯盟資料館富田博之先生送給他的，說這本書保存下來的已不多了，其中有若干關於崑曲的記載，可供研究參考之用。朱喜先生帶回翻閱後，發現說到崑曲的地方並不多，不過“覺得作者對蘇州的某些研究和記錄，似有可取之處，於是決定將它加以介紹，以期引起有心人的興趣”。為此他寫了一篇《高倉正三和他的(蘇州日記)》，寄給《蘇州雜誌》。此文發表在1993年第1期，現摘錄如下：
《蘇州日記》的作者高倉正三，從書中的插頁照片看，是一位戴眼鏡胖胖的青年。全書的內容，就是他1938年12月被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推薦到外務省擔任駐中國的特別研究員後，從1939年4月5日至1941年2月28日的日記。1939年9月25日抵達中國以前的日記很簡略，並且不是每天都有，顯然是經過編者的刪節，只留下與他這次中國之行有關的內容。高倉正三到中國後，除了1940年2月15日至5月2日、5月31日至6月6日兩次出去旅行，考察了江蘇、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的一些地方，以及偶爾有事去上海日本領事館外，其餘時間都在蘇州，日記說他的住處是“五卅路同益里第三號”。這大概是書名叫作《蘇州日記》的原因。高倉正三的身體很不好，日記中屢屢有生病、住院的記載。1941年3月13日在“盤門內新橋巷蘇州醫院”去世，時年才28歲。
高倉正三的日記記得很詳細，甚至連所吃點心、所買衣服的名稱都一一記在日記中。此外，他還記錄了自己寫給上級的兩份報告的提綱，以及寫給師長、朋友、哥哥的94封信的信稿。從中可以知道，他來中國首要的課題，是關於方言的研究。日記中，有他學習蘇州話，研究蘇州俗語、土話的不少記載。他在給哥哥高倉克己的信中說，自己已經記錄了一千五六百條蘇州話的語彙……在他的兩份報告裡，談到了吳語區中，蘇州語音與常熟、上海等地語音的異同，蘇州語音與浙江蕭山、杭州語音的差異，以及吳語與湖北官話(屬於北京官話系統)的比較。為了更好地掌握吳語，高倉正三一方面去聽書和崑曲清唱，還買了不少崑曲、蘇灘、彈詞的唱片……另一方面又蒐集吳語小說和彈詞唱本進行研讀。
高倉正三對蘇州一帶的文化遺蹟和民俗也很注意。日記中既有他遊覽虎丘、靈岩，瞻仰孔廟、章太炎墓的情況，也有他觀光“軋神仙”、“觀音生日”、“關帝生日”的記載。報告中還說到他曾到蘇州近郊的木瀆、光福、楓橋等處去考察過等等。
朱先生是蘇州人。他看出這本日記保存了1939—1941年間若干有關故鄉的第一手資料，頗有歷史文化參考價值，因此將它轉贈給以弘揚蘇州文化為宗旨的蘇州雜誌社，以期能發揮作用。當時我在雜誌社編輯部工作，這本書就轉到了我手中。我不懂日文，編輯部里也無人通曉，故請在國旅辦工作的孫來慶先生譯出。譯稿經編輯部傳閱討論，認為可以刊用。雖然《蘇州雜誌》已發表不少記述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後的蘇州情況，並且有多篇是親歷者的回憶，然而這類文章大多偏重於記述對敵鬥爭經過，揭露日軍暴行和漢奸醜聞，對淪陷期內蘇州城鄉的民情風俗、文化狀況反映較少。而《蘇州日記》恰有這方面的記載，如貨物售價，書市新舊書目，菜餚點心品種，彈詞和戲劇的演出，園林和名人墓的景狀，節日和廟會的活動，等等。尤其是作者寫的信，更有具體描繪，內容也較豐富。但全稿有十萬多字，限於雜誌篇幅，擬以摘抄加注的形式分期刊發。主編陸文夫閱後，認為此書的角度較為特別，對淪陷後的蘇州文化情狀起了“補白”作用，便拍板於《蘇州雜誌》1995年第2期起連載。日記摘抄刊出後，引起不少讀者的興趣，還有從事吳文化研究的讀者特地來社，商求複印全稿，因此主編決定，待刊登結束後，出版日記的全譯本，並將此事交由我負責。
在連載過程中有個小插曲：有人向有關部門反映，說正值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紀念之際，《蘇州雜誌》卻讓一名“日本特務”占了版面，實在不舒服，於是連載奉命中止。其實誤會了，日記里提到的“特務機關”是指日本占領軍在蘇州的最高行政機關，不是特工組織。高倉正三是來蘇工作的特別研究員，自然歸它管。當然，他的立場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如吳縣偽縣長被抗日誌士擊斃，他表示了“惋惜”。但他還是有分寸的：滿州鐵路株式會社覬覦南潯嘉業堂的藏書，想請他這位行家前往參與“調查”，其實是摸底，他發覺其中有“名堂”，婉言拒絕了。總之，綜觀這本日記，並無敵視中國的言行，倒是他對中華文化的仰慕，尤其是對吳文化的欣賞時有流露。再從資料角度來看，即使如日本戰犯回憶錄、侵華日軍的日記，只要不是故意歪曲事實，也不無歷史價值。於是經過申訴和解釋，半年後日記摘抄的連載恢復，並於1996年順利刊登結束。
但是全譯本的出版遇到了困難，主要是經濟問題。蘇州雜誌社沒有這方面的專項經費，本來已找到一家願意協助出版的單位，後因人事變動而未能落實，以致譯稿長期擱置我處。2008年，古吳軒出版社聞知此事，便與我聯繫。他們看了譯稿後，表示了出版意向，並邀我寫一篇前言。說實話，我對這本日記的來龍去脈是知道的，但並未做過深入的研究，言之無甚高論，不過譯稿終於能夠出版，也算了卻一樁心事，於是欣然命筆。
再需說明的是：早在日記摘抄刊出時，註解工作即由朱衡先生和我擔任，孫來慶先生也注有數處。現為方便起見，統稱譯註，以區別於原注。
2009年2月於南郭西塘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