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馮夢龍經學選集：論語指月
- 作者：馮夢龍著 阿袁編
- ISBN：9787212056674
- 頁數：307
- 定價：38.00元
-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2年11月
- 裝幀：平裝
- 開本：16開
叢書緣起,作者簡介,編者前言,媒介報導,
叢書緣起
現在人們知道馮夢龍先生的大名，似乎大多由於看過所謂“三言兩拍”的緣故；其實，這“兩拍”的著作權卻是另有所屬的。而馮氏除“三言”等通俗文學的成就殊顯突出之外，比如經學，比如史學，比如筆記雜綴等等，固然也不可等閒視之。而經學方面的著作，則委實是馮氏畢生孜孜矻矻地從事乃至殫精竭慮撰成的；對此，馮氏自己似也頗為欣賞其勝義。另一方面，馮氏這些經學著作，也為他贏得不菲的社會影響和一定的經濟收入；因為根據有關書籍記載，馮氏這些經學著述在當時的讀者群尤其眾多科舉生員中是成了“暢銷書”的。
據資料所考，馮氏留存至今的有關經學方面的著作，大抵還有《四書指月》《麟經指月》《春秋衡庫》《春秋定旨參新》等，共約二三百萬言；這真可謂犖犖大端了。但由於各種原因，跟馮氏諸如《智囊》《情史》等著名手筆相比，他這些頗費精力撰著的經學著作竟不大為人所知。而人們也大多只知道如《智囊》《情史》《東周列國志》等較為通俗的讀物，各大出版社都爭相去做。
作者簡介
馮夢龍（1574～1646），字猶龍，又字子猶，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顧曲散人、吳下詞奴、姑蘇詞奴、前周柱史等；南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馮夢龍先生為明代學者、詩人、文學家、經學家、戲曲家、文學批評家等。
馮夢龍塑像他的作品比較強調感情和行為，最有名的作品為《古今小說》（亦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合稱“三言”。三言與稍後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合稱“三言兩拍”，是中國白話短篇小說的經典代表。馮夢龍以其對小說、戲曲、民歌、笑話等通俗文學的創作、蒐集、整理、編輯，為我國文學做出了獨特的貢獻。而自身孜孜矻矻從事並且也很為得意的經學著作，則為馮氏贏得了不菲的社會聲望和頗為可觀的經濟收益，躋身當時的“暢銷書”行列而無忝。現有二十來卷的《馮夢龍全集》（影印本）多種。
編者前言
素有明代通俗文學第一人之稱的馮夢龍先生，其平生所纂輯的《喻世明言》（初刻時稱《全像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亦即所謂“三言”），人們早已耳熟能詳，喜聞樂讀；而他畢生殫精竭慮所撰的經學著作，如《四書指月》，如《麟經指月》，如《春秋衡庫》，如《春秋定旨參新》，如《春秋別本大全》等，不惟普通讀者難得一見，即使當今學界對之所知恐亦不多，這是令人頗可惋惜的。事實上，以上諸多經學方面的著述卻是馮氏終生的著力處和得意者，且其書在晚明讀書界尤其是科舉生員中曾因風靡一時而成為“暢銷書”；時至今日，馮氏這些經學方面的著作依然有其獨特的學術價值和恆久的閱讀價值。
馮夢龍（1574～1646），明末南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今屬江蘇省蘇州市）人；他是一位著名的學者、詩人、文學家、經學家、編輯家、戲曲家、文學批評家等；而且，他還是一位頗具政績的好官員和不惜犧牲自我的愛國志士。馮氏字猶龍，一字耳猶，亦字子猶，號姑蘇詞奴、顧曲散人、吳下詞奴、前周柱史、墨憨齋主人等；別署龍子猶。龍子猶與其兄夢桂畫家及乃弟夢熊詩人，同被人們稱為“吳下三馮，一門風流”。而馮夢龍聲名最著的“三言”與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亦即“二拍”)，合稱“三言兩拍”，成為我國白話短篇小說的經典代表，且曾流播到西歐和日本等東南亞國家；其中相關篇什尤為海外文豪如歌德、席勒等嘆賞有加而留下文壇佳話。眾所周知，馮夢龍以其對小說、戲曲、民歌、笑話等通俗文學的創作、蒐集、整理與編輯，為我國文學的積累做出巨大貢獻而蜚聲中外，彪炳文苑。但在馮氏生前，他研究及其出版的經學著作，為他知名度的迅速擴展和影響力的提升夯實了至關重要的基礎。
馮夢龍雖然在經學方面的造詣頗深，其相關著述自然也頗為可觀，堪稱“指月”之人，但他自身卻一生蹭蹬科場，屢試不售。而此外值得一說的，就是馮氏其人風骨凜然，愛國心誠，這跟他飽讀經書、以文化節操為旨歸的人生理念正乃息息相關。這裡試舉一兩個例子來說明：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由於跟以反對勢焰熏天的權閹魏忠賢而名揚海內的忠介名士周順昌等人有著密切往來，馮氏幾乎也因此身陷囹圄；他在那緹騎遍地、特務機構四出殘害良善之際敢為正義事業奮不顧身的做派，自是顯得難能可貴。崇禎三年（1630），已然57歲的馮夢龍終於獲取貢生資格（亦即從各州縣選舉的人才，可入國子監讀書），一年後，他又被任命為江蘇丹徒縣儒學訓導；這對很早就已精心鑽研儒家經典並擅長著書立說的馮氏來說，真可謂得心應手。但直到崇禎七年，年過六旬的馮氏才被破格委派，出任福建壽寧知縣。出於為匡救國難和傾其所學為社會服務的既定人生目標，馮氏毅然遠赴福建壽寧任職。任職期間，他親自鼓勵百姓耕作，勸說他們不要輕易打官司，不要溺殺女嬰。此外，馮氏還曾上疏陳述國家衰敗積弊之因，等等。可見，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馮夢龍委實是一位學有所成的通儒和廉正有為的好官。為此，《福寧府志》、《壽寧縣誌》等地方志均將他列入《循吏傳》，稱馮氏“政簡刑清，首尚文學，遇民有恩，待士有禮”；不難見出，優秀的傳統文化對馮氏晚年正確人生的引導與觀照，正是起著何等重要的良好作用。
而馮夢龍為祖國文化的積累所做的絕大貢獻，後人自是不會忘記。只是必須指出，馮氏著述近年來為眾多出版單位所刊印的，大多為其所謂被輕鬆閱讀著的“閒書”亦即世人所稱的“三言”之類，抑或就是有關他的影印版“全集”罷了；至於偶有馮氏著述的點校本，卻也居然錯訛百出，不堪卒讀，這就極大地妨礙了馮夢龍特有文化價值的有效傳播。而這，自然也將未能真切而有效地反映馮氏真實而全面的文化價值所在。
基於此，時代出版傳媒北京時代華文書局遂決定組織人力出版馮氏經學方面的著述，於是就有了這套小規模的《馮夢龍經學選集》。其中，從《四書指月》中析出的《論語指月》和《孟子指月》由阿袁編注。誠然，從事者由於經驗缺乏和學養不足之故，該套《馮夢龍經學選集》恐怕難免會有諸多不足之處；為此，編者渴盼海內外通人哲士有以教之，則不勝感幸之至！
媒介報導
挖掘馮氏經解“四書”的選題
素有明代通俗文學第一人之稱的馮夢龍先生，其平生所纂輯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亦即所謂“三言”），人們早已耳熟能詳，喜聞樂讀；而他畢生殫精竭慮所撰的經學著作，如《四書指月》《麟經指月》《春秋衡庫》《春秋定旨參新》《春秋別本大全》等，不惟普通讀者難得一見，即使當今學界對之所知恐亦不多，這是令人頗可惋惜的。事實上，以上諸多經學方面的著述卻是馮夢龍終生的著力處和得意者，且其書在晚明讀書界尤其是科舉生員中曾因風靡一時而成為“暢銷書”；時至今日，馮氏這些經學方面的著作依然有其獨特的學術價值和恆久的閱讀價值。
馮夢龍雖然在經學方面的造詣頗深，其相關著述自然也頗為可觀，堪稱“指月”之人，但他自身卻一生蹭蹬科場，屢試不售。而此外值得一說的，就是馮氏其人風骨凜然，愛國心誠，這跟他飽讀經書、以文化節操為旨歸的人生理念正乃息息相關。
只是必須指出，馮氏著述近年來為眾多出版單位所刊印的，大多為其所謂被輕鬆閱讀著的“閒書”亦即世人所稱的“三言”以及《智囊》《情史》《東周三國志》之類，抑或就是有關他的影印版“全集”罷了；至於偶有馮氏著述的點校本，卻也居然錯訛百出，不堪卒讀，這就極大地妨礙了馮夢龍特有文化價值的有效傳播。而這，自然也將未能真切而有效地反映馮氏真實而全面的文化價值所在。
馮夢龍經解“四書”的特色與成就
由於《四書指月》其實只是馮氏對《論語》和《孟子》兩書的解說，並沒有對另外二部《中庸》和《大學》的說解，一如朱熹《四書集注》那樣名副其實地收羅“四書”。於是，我就把馮氏《四書指月》析為《論語指月》和《孟子指月》二冊，根據多版本《論語》《孟子》擇善而從地添加其原文和刪汰原書中的誤植誤判者，整理後獨立出版。
兩千年來，《論語》是被人們認為足以明事理，會讀書，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領導的經典，所謂半部《論語》既可打天下亦可治天下所說就是這事兒。眾所周知，《論語》語句固為經典，而馮氏說解對之亦頗多闡發。蓋馮氏博通經史，在解讀《論語》時委實頗多勝義，其中的現實警示意義不唯在當時有其特殊價值，就是如今也依然稱得上是足以指導和糾正人們言行的上上箴言。如《子曰君子求章》中孔子所說的“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確是千古哲言；對此，馮氏即進一步講解道：“君子會得己真，看得己大，自己取用不盡，故只求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聲名在人齒頰，全向人討生活。”這分明將《論語》中孔子的原話做了進一步的闡發，其勵志處委實令人激賞。又如講解所涉啟發式教育和“舉一反三”這一語典時，馮氏即進而引申道：“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此大病也。故不啟發者，正以進之啟發；‘不復’者，正以進之能‘反’。重學者身上理會。”（具見《述而篇·子曰不憤章》）《孟子指月》如此之類也所在多有。
馮氏說解對深入理解《論語》《孟子》原文大有幫助。如諸書對《陽貨篇·陽貨章》的斷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見紛出而又莫衷一是；至於人們讀後也確實覺得雲山霧罩，不得要領。但馮氏說解中僅一句“記者於此方著個‘孔子曰’”云云，即可解決問題，因為這種正確的句讀立馬使人憬悟孰是孰非。又如在對《憲問篇·南宮适問章》關於南宮适問孔子語時的解說，亦即馮氏對通行本句讀“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作解說時，以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未定之詞；羿、奡是已然事，故‘然’字當屬‘禹、稷’句，乃轉下落重語”；我們知道，馮氏所引“若由也”句，源出《論語·先進》，跟這裡的用法確實有異，可見馮氏這別出心裁的說解因不襲舊說而別有新見，這就令人涵泳不盡了。而馮氏此等說法對理解《論語》《孟子》原文確有如湯沃雪之功，類似勝義在書中可謂俯拾即是。因為馮氏的國學素養極為深厚，這並不是當今某些學者所能望其項背的。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因為時代環境和個人境遇早已大為不同。
再就是馮氏說解所徵引前人與時人的說法頗多，只要是有助於理解《論語》原文的就收錄，而並不以說話者的聲望來取捨，所以書中除引錄一些學術權威的說法外，還使得許多現在名不見經傳者那頗具見地的解說得以保留；這種治學方法頗為可取。尤為可說者，馮氏對當時業已被尊為聖人的朱熹之說（蓋指朱氏《四書集注》一書）亦敢多所訾議，但這是出於做學問的公心，因此也就多所匡正朱氏不當甚乃錯誤的解說了。如講解《衛靈公篇·顏淵問為邦章》中為孔子所稱“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時，便指出“雅與鄭聲，皆其聲調，非指其詞。朱子認作男女淫奔，而輕改《鄭風》之序，冤哉！”頗具見地。又如對《季氏將伐章》講解時，文末斷定“朱子分作兩節，便沒分曉”，所說頗合事實而不唯名人之言為是。誠然，馮氏亦並不全跟朱子唱反調的，比如他講《子貢問曰有一言章》時即稱“朱注甚明”。對此，馮氏自述“亦非定與相左，只是虛心觀理”（具見《子曰眾惡章》解說語）。總之，馮氏講述時這種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為我們最終確切理解《論語》《孟子》提供了良好的版本；而這，無疑是令人嘆賞不置的。
自然，閱讀馮氏的說解，對我們洞徹《論語》《孟子》行文中的文法高妙之處大有幫助。除了對原文重出者不予說解，馮氏幾乎對《論語》《孟子》（尤其是前者，下同）原文做到字字精研，句句確評，而且必使原文蘊涵無餘剩而後已的程度；這種著意深入研究和真切賞析的境界確乎使人讀後頗覺痛快淋漓。至於他扼要論說《論語》《孟子》原文中那巧妙的筆法，尤其有利於初學習文者；而對於行文老手來說，它其實亦不是沒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如在《衛靈公篇·子曰君子義章》所批點“首尾兩‘君子’正相呼應”等等，即是。而全書所涉此類寫作技巧者，真可謂觸目即見；而這，對現在人們有志寫好文章和洞明古人行文用意者自是大有裨益，而且時時饒有醍醐灌頂之樂。
我編注馮氏經解“四書”的版本及其他
必須說明的，由於底本《四書指月》並不同具《論語》《孟子》原文，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或許不成問題，但現在卻恐怕就不一樣了，因為當今絕大多數讀者遠沒有達到“飽讀四書五經”的程度；故此，若沒有《論語》《孟子》原文對看，那就勢必對深入理解和確切掌握《論語》《孟子》精義是個障礙，而且這還不僅僅是“閱讀不便”而已。舉個例子說，如《顏淵篇·子張問士章》中的“夫達節”，底本和其他刻本原多訛為“天達節”，致使後來諸多古籍出版社點校本亦多沿襲其誤；如此之類，其他地方尚多。因此，若不照錄《論語》原文，則多數讀者勢必難以理解馮氏文中的所謂“天達”究為何所指，那就更別奢望能夠立刻明白馮氏原本精闢的論述意義何在了。又由於《論語》《孟子》原文前後頗多重出，故馮氏對後出的語段就不予解說了。
故本編為使《論語》《孟子》原文完整起見，特行取錄，以便使之成為完璧。於是我取坊間權威的《論語》版本並移錄在馮氏說解之前，但其中文字因版本之故而頗多不同者，則擇善而從，且於文後略作按語以供讀者採擇。又因本編句讀有與通行版本頗有不同處，這是按照古人所指明的“當同者不得不同，當異者不得不異”的原則進行的，“雖一時或駭里耳，後世不乏子云，必有玄吾玄者矣”（具見馮氏《〈麟經指月〉發凡》）；對此，誠可謂“於我心有戚戚焉”（具見《孟子·梁惠王上》）。昔人有所謂備此一書，即不必更求《論語》其他版本的說法，這是可信的。對此，相信《孟子指月》亦然。
誠然，馮氏解說也並非全無可商榷的。如對《泰伯篇·太宰問章》中解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時，以為“夫子以‘多能’為‘鄙事’”云云，與《論語》原意似乎就有些游離甚乃誤會了。如此之類，其他地方也有，請讀者自行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