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

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

《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是現知我國最古的醫學方書,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
  • 創作年代:西漢
  • 發現時間:1973年
  • 字數:15000餘字
作品簡介,作品內容,

作品簡介

《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是現知我國最古的醫學方書,全書為九千九百十一字,抄錄於一高約24厘米、長450厘米長卷之後5/6部分,西漢文物,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
它是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醫書中內容最豐富的一種,該書出土時本無書名,因其目錄列有52種病名,且在這些病名之後有“凡五十二”字樣,所以整理者據此而給該書命名。全書約15000餘字,涉及病名100多個,治療方劑280餘首,藥物240多種,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一部醫學方書。
《五十二病方》所記載的病名涉及內、外、婦、兒、五官等各科疾病,其中尤以外科病最為多見,包括了外傷、動物咬傷、傷痙(破傷風)、癰疽、潰爛、腫瘤、皮膚病和肛腸病。內科疾病有癲癇、瘧疾、食病、癃病、痙病、淋病及寄生蟲病等;兒科疾病包括癲癇、瘈瘲等;此外還涉及了產科病、眼科病等。書中對某些病症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水平。如書中形象地描述了冥病(麻風病)的症狀如螟蟲齧穿植物內心,其所發無定處,或在鼻,或在口旁,或在齒齦,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斷。反映出當時對這種疾病的發病特點和症狀的認識已較為深刻。又如,書中關於“傷痙,痙者,傷,風入傷,身信(伸)而不能詘(屈)”;“傷而頸(痙)者……其病甚弗能飲者,強啟其口,為灌之”的記載,清楚地描述了痙病(破傷風)的兩個主要症狀棗角弓反張和牙關緊閉。這些記述不僅在中國醫學史上是最早的,而且都已被現代醫學所證實。  《五十二病方》中記載的240餘種藥物中有草、谷、菜、木、果等植物藥,也有獸、禽、魚、蟲等動物藥,還有雄黃、水銀等礦物藥。書中很多藥物的功效和適應症都與後世醫藥文獻和臨床實踐相吻合。書中還記載了有關藥物的採集、收藏方法等,反映了西漢以前藥物學的發展。
實物圖實物圖

作品內容

《五十二病方》所記載的方劑大多是由二味以上藥物組成的複方。例如治“疽”病方中,有白斂、黃芪、芍藥、桂、姜、椒、茱萸七味藥。根據疽病的不同類型,調整主藥的劑量,提出“骨疽倍白斂,肉疽倍黃芪,腎疽倍芍藥”,體現了早期的辨證論治思想。據對書中283首醫方的藥物配伍、劑型、方劑用法的分析,認為該書已初具方劑學的基本內容,反映了有理論指導、有實踐意義的方劑學體系在先秦已初步形成。《五十二病方》中記載的方劑雖僅明確提及丸劑,但實際上已根據疾病的情況及病人的體質,分別使用了丸、餅、曲、酒、油膏、藥漿、湯、散等多種劑型,並對方劑的煎煮法、服藥時間、次數、禁忌等作了一定的記載。
《五十二病方》書中除外用內服法外,尚有灸、砭、熨、薰等多種外治法。書中有關創傷的16種療法(止血、鎮痛、清創、消毒、包紮等)以及燒灼結紮術、結紮摘除術、瘺管清除術等痔瘡手術的記載,反映了當時先進的外科技術。
《五十二病方》保存著遠古時期傳流下來的若干方藥,是古代勞動人民長期與疾病鬥爭積累起來的寶貴經驗。書中對一種疾病有不同的療法,同一種藥物有不同的名稱,甚至一個字的寫法前後不統一,又如不少的方後註明"嘗試","已驗","令"(即善)字樣,充分證明是勞動人民民眾經實踐而積累成的,充分反映了西漢以前我國醫藥學的發展情況。
《五十二病方》這類文字較多見;而隸書也是從周秦篆書演變來的,字型已接近楷書,由於隸書結構簡省,書寫方便,所以在漢初已取代篆書,由此可證《五十二病方》文字是漢以前的文字。 據考證,帛書書法字型,頗與《秦金文錄》、《詛楚文》等秦銘文相仿,基本屬秦系小篆文字,其中有些文字結構類似戰國早期的楚國文字,由此可以推論,出土帛書中《五十二病方》的字型算是較早的一種。其篆書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六-四世紀春秋末至戰國之際,甚至更早,其抄錄年代則不晚於公元前三世紀末秦代或秦漢之際,並於漢文帝十二年隨葬於墓,無疑它比《黃帝內經》還要早一個較長歷史階段,是目前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集著。
《五十二病方》提到的病名有103個,涉及面較廣,包括內、外、婦、兒、五官等科,外科內容突出。使用的藥物雖然比較簡單,但也有藥名247個,大約是《神農本草經》的三分之二,可是有一半是《神農本草經》中所未見的,有些藥物用了很古老的名稱,如“答”就是小豆,還有“啻牛”已不知為何物。對於方劑也是由單味藥到藥物的配伍使用,全書283方中,除祝由方31方,殘缺不可辯認者46方,純屬灸法,熨法,不用藥物者9方,其餘197方中用單味藥78方,兩味上者119方,從這裡可以看出,先秦時期以一二味藥物組成方劑為多見。此時中藥理論剛剛產生,正在由單味藥套用向多味藥配伍的過渡。
辨證論治在《五十二病方》開始有了初步體現,如疽病方這一記載:“治白蘞、黃芪、芍藥、桂、姜、椒、茱萸,凡七物。骨疽倍白蘞,肉疽倍黃芪,腎疽倍芍藥。”同一疽病,症候因有骨疽、肉疽、腎疽的不同,治療也就有倍白蘞、黃芪、芍藥的區別,根據症候的變化改變方劑比例關係,它為我們提供了祖國醫學早期的辨證論治思想的依據。又如“牡痔、牝痔”的治療共有12方,而每方的主治證候都不一樣,治療則又有外敷、熨法、角法及外科手術等。從這些方法中不難看出,《五十二病方》中的辨證論治思想在當時已初步形成、
與現存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對照,可以發現《五十二病方》在醫學理論和實踐方面有著更為原始、古樸的特色,還看不出《內經》中已經出現的五行學說的痕跡,陰陽學說也幾乎沒有反映,難得提到臟腑,沒有各個腧穴(即穴位)的名稱,只提到過“泰陰”、“泰陽”兩個脈名,書中的治療方法有灸法、砭法而沒有針法。
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書里記載的某種疾病往往有幾種不同的療法,同一藥物也常常幾個不同的名稱,甚至字的寫法前後也不統一,這些可以證明283個醫方是長期蒐集和積累的成果,其中不少醫方後面註明“已驗”、“嘗試”、“令”(靈驗的意思)說明它們曾在醫療實踐中經歷過反覆的驗證,裡面可能保存著不少遠古時期流傳下來的原方。因此《五十二病方》的成書年代無疑早於《內經》和《神農本草經》,是迄今為止我國已發現的最早古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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