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研究中一篇值得研究的文章就是《風雨中憶蕭紅》，這在她的散文寫作中是最優秀的一篇。這篇散文的寫作時間非常獨特，正值延安文藝整風的前夕，明顯地她當時受到了點名批評，以及她的歷史問題被重新提出和追問的陰影的纏繞，使她的內心裡有很多的想法。而蕭紅死訊的傳來為丁玲找到了情感的發泄口，她借對自己的好友——作家蕭紅的懷念，側面表達了自己在特定時代、特定環境裡的苦悶心情，真實地反映了她在延安整風運動前夕的心態，這對理解和走進《講話》後延安時期真實的丁玲有重要意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風雨中憶蕭紅
- 作者：丁玲
- 類型：散文
- 地區：中國
簡介,丁玲與蕭紅,創作背景,作品意義,
簡介
在丁玲的創作中，有大量以寫人為主的散文，這些散文以人物形象的真實生動而獨具一格，有的已成為中國散文史上的經典佳作。
《風雨中憶蕭紅》寫於1942年4月25日。同年6月，發表在延安《穀雨》期刊上。在這之前，丁玲完成了《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和《三八節有感》幾篇文章，與《風》篇相輔相成，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了對那個時代女性命運的關注與審視。
丁玲與蕭紅
提起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壇，蕭紅是不可忽略的一位，她的命運與她的才情一樣受到人們關注，《呼蘭河傳》更是讓中國北方的人文印記深深地烙在了我們腦海中。而女作家丁玲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陝北，歷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等職，並先後創作《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夜》、《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時》等解放區文學優秀作品。不同的閱歷，不同的性格，卻讓丁玲和蕭紅，在山西臨汾有了一個難得的相識相交的機會。
丁玲後來回憶蕭紅，認為她“那樣少於世故”，“說話是很自然而真率的”。她們在一起唱歌、聊天，“每夜到很晚才睡覺”。在臨汾，受火熱的抗日情緒影響和青年學生的朝氣感染，蕭紅的心情也好多了，從呼蘭出走到現在，蕭紅難得用“開心極了”、用“充滿了微笑”來形容自己的心境。今天的文章是作家丁玲在蕭紅去世後對她的懷念之作。文章深情樸素，表達了兩位女作家之間深厚的友誼 。
創作背景
它寫於1939年，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丁玲對延安的情感是真切的，因為她是一個剛剛獲得自由的人，並且她想像的延安應該是一個廣闊的領地，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全是充滿快樂的青春之力”的地方。她也積極地融入這樣的生活。當毛澤東問她準備乾什麼的時候，丁玲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紅軍。”1936年11月“中國文藝協會”成立，丁玲當上該協會的主任，並在刊物《紅色中華·副刊》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話語：“我們要從各個方面發動，使用筆，用各種形式，那些最被人歡迎的詩歌、圖畫、故事等等，打進全中國人民的心裡，爭取他們站在一條陣線上，一條爭取民族解放抗日的統一戰線上。革命的健兒們，拿起你的槍，也要拿起你那一支筆！”之後的丁玲參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動，如參加戰地服務團，到前線慰問抗日將士，同時也創作了一些反映戰地生活的小說和散文，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真正融入真實的生活後，很快地丁玲產生了困惑。1939－1941年丁玲在沉默、在反思。1941年4月底，她調到當時的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副刊《文藝》當主編。其實在左翼文藝運動時期丁玲是一個出色的編輯，《北斗》就是左翼作家聯盟著名的刊物。應該說這是丁玲熟悉的工作，也是她得心應手的工作，而丁玲在延安文藝界的威望也如日中天。隨著思想深入沉思，丁玲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她覺得應該“恢復”雜文的時代。因此，她寫做了《我們需要雜文》，並大張旗鼓地說到：“即使在進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這裡需要督促，監視，中國所有的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是不容易剷除的，而所謂進步的地方，又非從天而降，它與中國的舊社會是相連結著的。而我們卻只說在這裡是不宜於寫雜文的，這裡是應反映民主的生活，偉大的建設。……陶醉於小的成功，諱疾忌醫，雖也可說是人之常情，但卻只是懶惰和怯弱。”並在沉思中把她1939年作的《在醫院中》、1940年作的《我在霞村的時候》發表出來。因此寫做《我們需要雜文時代》，並不是丁玲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著慎重的考慮，顯然是經過深思而為的。她也把王實味的文章發表出來。丁玲有她的不滿情緒，也有她的感情用事。其實在當時的延安文藝界知識分子都有這樣的普遍情緒，如蕭軍、艾青、羅烽等人。但不管怎么說，這直接帶來延安文藝界的嚴厲的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運動中丁玲受到點名批評，因為作為主編，她發表了一系列在當時看來有問題的文章，賀龍元帥就這樣地隱語性批評到：“我們在前方打仗，後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總司令……”。丁玲內心是痛苦的，她有委屈，但是沒有人理解她。好在只是受到點名批評，並沒有人生的折磨和凌辱（不象王實味那樣失去人生的自由，甚至生命的安全也受到嚴重的傷害）。
蕭紅去世的訊息經過幾個月的時間，這時才傳到延安，也傳到丁玲的耳朵里。丁玲聯繫到自己與蕭紅短暫的交往，寫下了她的經典散文《風雨中憶蕭紅》。通讀整篇散文給人一種感情的打動，同時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注意散文的時間，1942年4月25日。這正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的前夕（具體說就是一周以前），以及丁玲的歷史問題引發爭議的時候——康生重新提出丁玲的歷史污點問題——使她的心情相當複雜。丁玲是毛澤東徵集意見的人選之一，當然毛澤東也對她批評提出了看法，丁玲困惑了。她不知道這“批評”指的是什麼？毛澤東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內部批評，一定要估計人家的長處，肯定優點，再說缺點，人家就比較容易接受了。”毛澤東對丁玲和王實味作了這樣的區別：“《‘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毛主席說這番話是在4月中旬。儘管主席親自出面為丁玲解圍，並且對她的歷史問題專門提筆：“雖然如此，但因對丁玲同志自首傳說並無證據，這種傳說即不能成立，因此應該認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毛澤東的話帶有很大的模糊性，話語本身沒有明確的肯定性，這為後來的批判埋下了伏筆。丁玲內心的委屈是不可能一下就釋然的。而離這一時間最近的散文《風雨中憶蕭紅》就有意無意地流露出自己的真實心態。可以說，這篇散文是丁玲延安《講話》前夕心態分析的一個經典文本。
作品意義
《風雨中憶蕭紅》在丁玲文學研究中經常被忽略，沒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視，但是通觀延安時期的丁玲，它卻有潛在的思想或文化的含義。蕭紅死訊的傳來為丁玲找到了情感的發泄口，她借對自己的好友——作家蕭紅——的懷念，側面表達了她在特定時代、特定環境裡的苦悶心情，真實地反映了她在延安整風運動前的心態，這對理解和走進《講話》前夕的“丁玲”有重要意義，並且文本產生斷裂，對於新的美學範疇的建構也具有重要的價值。概言之，《風雨中憶蕭紅》文本意義就是“特定時代作家的心理個案分析”的一篇經典散文，這也是散文文本的潛文化價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