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孟余（1888—1972），1888年出生於河北宛平（今北京市），原籍浙江上虞。幼讀譯學館，後留學德國，畢業於柏林大學。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文科德文門主任、繼而任經濟系主任兼教務長。1925年遭北京政府通緝乃南下廣州，12月1日出任廣東大學校長，1926年6月辭職，10月任中山大學副委員長等職。1926年1月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5月被指定為整理黨務審查委員。1927年3月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宣傳部長，1932年任鐵道部長。1935年11月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後任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1936年至1937年任交通部長。抗戰期間，汪精衛叛國，顧孟餘力勸無效與之分道揚鑣。1949年顧孟余赴香港，後定居美國加州伯克來，1969年赴台灣定居，1972年在台灣病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顧孟余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河北宛平（今北京市）
- 出生日期：1888年
- 逝世日期：1972年6月
- 職業：政治家
- 畢業院校：柏林大學
- 信仰：三民主義
- 原籍：浙江上虞
人物生平,人物故居,其人其事,
人物生平
1928年
1928年夏，顧孟余與汪精衛、陳公博等在上海集會，成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史稱“改組派”。他負責宣傳工作，主辦《前進》雜誌，攻擊蔣介石獨裁統治，打著三民主義和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的旗幟，與蔣介石爭奪國民黨領導權，1929年3月蔣介石一手操縱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給予他開除黨籍三年的處分。其後，多次參與“改組派”舉行的反蔣鬥爭。
顧孟余
顧孟余1930年
1931年
1931年10月，國民黨中常會作出決議，恢復自二屆四中全會後因政治問題被開除黨籍者的黨籍，顧孟余的黨籍亦隨之恢復。此後至1935年，顧孟余先後任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鐵道部長、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等職。
顧孟余故居1941年—1942年
其時適逢1941年6月中大校長羅家倫辭職獲準，據其自稱的原因是經費拮据，在寧是每年172萬元，到渝後學生增加3倍，物價漲了10倍，經費只有166萬了，其實他秉公辦學，得罪了國民黨黨政要人，攻訐日甚所致。
在陳布雷的推薦下，顧孟余於1941年7月被任命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他上任後即聘童冠賢為教務長，張慶楨為訓導長、王書林為總務長，陳章兼圖書館長，並即籌款興建大禮堂，於1942年4月竣工。顧孟余在教育行政的管理上比較寬容，全校的師生對他較少惡感。
1943年—1949年
歷來中央大學校長都是特任官，他又一向為部長以上的特任官，但到中央大學時降為簡任官，因而比較消沉。1943年初蔣介石在中央訓練團開會，要重慶各大學的校長集會，他卻派訓導長出席，蔣對中央大學有所責備，他聞之忿然辭職。蔣介石親自出面兩次慰留未果，學生因聞CC派吳南軒將來校繼任，即以1500人遊行挽留，接著聽說教育部長陳立夫將親自出任中央大學校長，於是又出現了“驅吳拒陳”風波，結果2月召開的行政院第60次會議批准他辭職，並決定行政院長蔣介石兼任中大校長，風波始告平息。
抗戰勝利後，顧孟余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他拒不就職。
1949年顧孟余定居香港，在香港創辦《火道》雜誌，後定居美國加州伯克來，並受聘為國民政府“總統府”資政。
1969年—1972年
1969年返台灣定居，1972年6月病逝於台北。
人物故居
顧孟余故居位於黑芝麻胡同13號，東鄰南鑼鼓巷，西近南下窪子胡同，南依沙井胡同，北靠前鼓樓苑胡同。此院原為一座帶花園的建築組群，東西四路，南北五進。東部為花園，西部是住宅。該宅為清光緒時任四川總督、刑部尚書奎俊之宅，民國時為外交總長顧孟余居住。
顧孟余的故居
顧孟余的故居宅院建在高台之上，七級台階上為廣亮大門一間，硬山合瓦清水脊，漢白玉石圓門墩。門前有一字影壁，上馬石一對。門內也有一字影壁，西側屏門通西路一進院，倒座房九間，亦為硬山合瓦清水脊屋面。北有八間過道房，通過門道進二進院，有一殿一卷式垂花門將二、三進院分隔。三進院正房三間，前出廊，兩側各帶耳房一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均為硬山合瓦過壟脊屋面。抄手遊廊將院內各房連線，廊子上帶倒掛楣子，下有坐凳。院門東側為東路院，一進院有倒座房五間，一殿一卷式垂花門，前有一對抱鼓石。門內正房三間，兩側耳房各一間，東西廂房各三間，抄手遊廊將各房連線，屋面均為硬山合瓦過壟脊。正房東北角廊之東牆處，原有屏門可通往東部的花園。東西兩院的過道現在添建有房舍。
該院特色是房屋之檐柱、廊子之廊柱尺寸粗大超過清《工部工程則例》規定。院落形制完整，尤其是院內磚、石、木雕精細，獨具特色。此宅院東部原為大面積花園，有假山、樹木及亭榭、軒室、月牙河等，現已拆除殆盡，作為國小校舍使用。
此宅於1986年1月21日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現為單位宿舍。
其人其事
民國史上，顧孟余是一個頗有傳奇色彩的人物。顧祖籍浙江上虞，1888年生於河北宛平（今屬北京），1903年進京師大學堂求學，專修德語和法國文學。1906年，顧以譯學館生遴選赴德留學，先後在萊比錫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電學和政治經濟學。留德第一學期，顧孟余加入中國同盟會。
大革命時期的顧孟余
大革命時期的顧孟余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總長，邀顧任司長，顧未就。袁世凱篡權後，蔡元培憤而辭職赴德，顧竟與之同行。1913年“二次革命"起，顧回國參與其事。革命失敗，顧遂密處上海。1914年，德國西門子公司聘顧為北京分公司工程師，顧得居北京，與革命黨人暗通訊息。此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德文系主任、經濟系主任及連任教務長數年。
顧孟余博學多才，頗受北大師生愛戴。他在北大期間，曾以教務長的身份先後主持為美國哲學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授博士學位。在典禮發表演講詞時，顧孟余先講一遍中文，再講一遍英文，接著又講—遍法文和德文。其措詞、發音，雋雅、準確，聽者無不欽佩。所以每逢顧老師上課，都是座無虛席，一定要安排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的大教室才容納得下。來聽講的，除本系選課學生外，其他多系的學生都有，甚至還有許多校外人士也來“揩油"旁聽。
當時主長北大的蔡元培，積極倡導“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學術思想，使北大一舉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作為教務長的顧孟余，參與運籌帷幄，功不可沒。此間，顧還積極為《新青年》撰稿。
1924年，顧孟余參加了與國民黨有聯繫的“中山主義實踐社"，以後在李大釗等主持下的國民黨北方區委工作。李在給孫中山薦賢名單中，顧孟余名列榜首。1925年，顧應廣州國民政府之邀，先後出任廣東大學校長、中山大學副校長。翌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北伐軍攻克武昌後，廣州國民政府隨遷，顧孟餘地位日顯，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要職於一身。當時，蔣介石與通曉德文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的重要談話均由顧翻譯。鮑氏離華返蘇後，丹麥駐蘇大使一次與鮑對話，問鮑在中國多年，有哪些政治人物值得推崇，鮑答：第一是顧孟余，其次是胡漢民，第三是李石曾。
1927年，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分共”，顧是積極參與者。1928年，顧與陳公博、王樂平等組織“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行反蔣活動，被蔣“永遠開除黨籍” 、“明令通緝"。當時汪精衛領導的武漢政府一度發表顧為教育部長，未就。1931年，寧粵合作，顧當選為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再度與蔣介石合作。1932年3月，顧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1935年11月，任國民黨中央第五屆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交通部部長。1936年7月，任最高國防會議成員。1938年6月，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0月，繼邵力子再度出任中央宣傳部部長。
縱觀顧氏一生，就職離職，既不發表《通電》，也不公開演說，更未印行過《言論集》、《演講集》，仿佛是一個忽隱忽現、忽進忽退的影子。顧病逝後，史學家錢穆評論他是“能隱的人物”。這位“能隱的人物”長期身居高官要職，卻溫厚謙和，連平時吃飯也不要“傭人添，更不要傭人站在旁邊。下面敘述的就是他任鐵道部部長和中央大學校長之際的幾個清廉自守小故事。
舊中國的鐵路建設既緩慢又曲折，管理也是混亂不堪。顧氏接任鐵道部部長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頓和改革。一是按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改進鐵路管理和增加鐵路設備，包括：整頓全國鐵路貨運、客運秩序，統一標準；提倡鐵路、公路聯運；加強對各鐵路局職工的統計、管理、限制、增加新職工名額；在各鐵路局設總稽核，嚴格稽核各鐵路局收支款項和現金管理；抽換重鋼軌，加固鋼橋，抽換枕木，增設電線；增加站場設備；向德國借款，發行鐵路建設公債，以籌集築路基金等等。以上舉措，在不長的時間均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國有鐵路營業收入增加，支出減少；鐵路設備得到改善，客車和貨車速度加快；粵漢鐵路貫通；隴海線潼關至西安段通車、西安至鹹陽段建成；浙贛線金玉段、玉南段通車；連雲港築港工程竣工；蘇嘉鐵路和錢江大橋開工等等。
顧孟余
顧孟余二是不遺餘力培植、提攜人才。顧任職期間，曾派許多青年出國深造，曾任顧孟余主任秘書的陳伯君，幾十年後向友人談及顧部長這樣一件事：“當時兩路（京滬、津浦）有一筆錢送部長，可以特支項下開支。顧先生交卸鐵道部長時，未拿一文錢，但他卻用這筆錢培植人才，送了許多鐵道部的人出國深造。"
顧孟余對實有才幹的人，即使未曾謀面，也會畀予重任。他任鐵道部長之際，華北局勢惡化，沿海地區恐亦將不守，修通粵漢鐵路成為當務之急。連貫粵、湘、鄂三省的粵漢鐵路自1901年開始修築，歷經30年，僅完成廣州至韶關段、武漢至株州段，而韶關至株州約490公里，因經費短缺一直未能修通。顧接任後幾番交涉，終於將英國退還我國的庚子賠款450萬英鎊爭取到粵漢路。
顧打聽到：正在主持修築隴海鐵路的工程師凌鴻勛，是我國屈指可數的鐵路專家。儘管顧與凌從未謀面，仍不拘一格，於1932年9月任命凌為粵漢鐵路株韶路工程局局長兼總工程師。
凌鴻勛不負厚望，克服種種困難，終於在1936年4月提前一年將粵漢線全線接軌。這條連線華北、華中至華南大動脈的貫通，對於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尤其是翌年抗戰爆發之初的軍用物資運輸，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顧孟余在重慶任中央大學校長之際，家住歌樂山，每日早晨乘車到地處沙坪壩的學校辦公。
顧到校第3日，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辦校方針：“學術思想自由，一切黨派退出學校。在場的師生報以熱烈的掌聲。
接著，他任命法律系名教授兼法學院院長童貫賢先生為教務長。又克服戰時的極端困難，在法學院法律系設定司法組（相當今日“專業”），又在校內新設氣象組。對其它院系也進行了調整，使當時的中央大學除缺商學院，具有文、理、法、農、工、醫、師範等7個學院、40多個系、科、組，2000名學生，成為全國系科最為齊全的綜合性大學。
顧又積極向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爭取到300萬元法幣，為學生修建了一座禮堂和數棟宿舍。這在艱苦的抗戰時期，是很難得的。
在用人制度上，顧孟余大膽聘用年輕學者。當時各院系任教的教授多40歲左右，最年輕的三位“孩子教授"都在30歲左右：理學院地質系教授翁文波和工學院化工系教授時鈞二人時年僅29歲，理學院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李旭旦剛30歲。當時年紀最大的是文學院研究生導師柳詒徵教授，也不過61歲。
為全面掌握、考核各教授的水平、能力、教學質量，顧將教授列出名單，每人留兩頁空白紙。又輪流請來該校10年內的畢業生，一一詢問各自授課教授的學識、能力、方法，再一一記在空白紙上。他說，如訪問在校學生，難於問到實情，只有問畢業生才能說真話，以此可掌握全校教授的基本隋況。 顧孟余任校長期間，積極支持學生邀請各界著名人士來校演講，包括吳玉章、郭沫若、黃炎培、史良、章士釗等。當時學校文學、藝術團體活躍，牆報如雨後春筍。這些，為活躍學生生活、宣傳抗戰，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1943年2月的一天，蔣介石在復興關舉行“紀念周"，在渝的各大學校校長奉召聆聽“訓話"。各校長俯首聽命，惟中大校長顧孟余不願就範，委派訓導長周鴻經代表。蔣介石十分不滿，竟在眾目睽睽之下將曾留學英國的數學家周鴻經教授奚落一番，並指桑罵槐地斥責顧孟余。顧獲悉，又氣又惱，以辭職抗議。訊息傳開，中大校園內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挽留校長風波"。在學生自治會的領導下，全體學生集體罷課，徒步前往歌樂山林園，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請願，要求挽留校長，拒絕政府另派新校長；“教授治校，學術自由，黨派退出學校"等。松林坡學生自治會的牆壁上也貼滿了挽留顧校長、要求民主的大字報。
然而顧孟余不顧數千學生在其住宅外守候兩日聲淚俱下的挽留，以至蔣介石兩次親自上門慰留而堅決辭職了。無兒無女的顧孟余夫婦，暮年是在貧病、寂寞挨過的。顧平很少說話，而一開口，總是念念不忘大陸，不忘故鄉。他對身邊的醫護人員反反覆覆說的是這幾句話：“能治好的話，能走路了，我將來帶你們回北平去玩一趟。在北平有很大的房子。你看，我的鑰匙這么多。”可惜，老人終未能等到葉落歸根的這一天，這應該是他終生最大的遺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