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運動·法制：八十一歲憶人生

《革命·運動·法制：八十一歲憶人生》以肖峋先生的一生經歷和新中國成立後的法制建設為主線，講述了作為中國法制建設見證者和參與者的肖峋先生在其八十年人生中的坎坷經歷，通過肖先生對不同歷史時期親身經歷的回憶和我國法制建設歷程的不斷探索與思考，折射出肖先生動盪的一生以及波瀾壯闊的新中國法制建設歷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革命•運動•法制：八十一歲憶人生
• 出版社：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 頁數：222頁
• 開本：16
• 作者：肖峋
• 出版日期：2013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品牌：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內容簡介

《革命·運動·法制：八十一歲憶人生》字裡行間體現出肖先生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特立獨行的見解，以及與時俱進的新銳視角，具有原則性、獨立性、批判性。

作者簡介

肖峋，1932年1月生，1948年北京崇德中學畢業，1947年參加革命，1949年參軍。1949至1958年在軍隊工作，任青年幹事、哲學教員。1958至1984年在北京綜合儀器廠（又稱北京核儀器廠、261廠）工作。當工人、文化教員、勞資科員、教育科長。1984至1994年在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工作，任民法室副處長、副主任。1994年5月離休。曾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等十幾部民法和行政法的起草工作

圖書目錄

第一篇 革 命
第一章 “憤青”從何而來？
一、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把中國人當成什麼？
二、腐敗賣國的政府和蔑視中國人的美國
三、一個“憤青”
第二章 追求理想的運動——新中國成立前的學生運動
一、我的兩位啟蒙老師
二、兩位老師對我的啟蒙
三、自由討論和讀書會
四、我們的活動
五、曇花一現的新民主主義
第三章 難忘的麵條兒
一、第一次去解放區
二、第二次去解放區
三、“四特”麵條兒
第四章 三年經濟恢復時期我參加的革命運動
一、經濟恢復時期的運動是推動社會前進的革命運動
二、南下工作團的“洗腦”運動
三、參與對五十一軍的改造運動
第二篇 運 動
第五章 1953年到1976年的運動概述
一、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
二、1953～1976年期間運動的基本特徵
三、整人四部曲
四、運動的後果
第六章 肅反運動——我的懺悔（一）
一、我調到南京總高級步兵學校
二、全校大會揪出的一個反革命分子
三、我的懺悔
第七章 反右派運動
一、憂心忡忡的寒假
二、等待批判的日子
三、對我的寬大處理
四、沒有資格去北大荒
五、l962年的甄別
六、我的“邪運”
第八章 大躍進運動
一、進綜合儀器廠當鉗工學徒
二、“兩要”
三、“五不要”
四、“三收穫”
第九章 不過癮的“四清”運動
一、閻長林用我寫報告
二、領導幹部洗澡下樓
三、小四清
四、虎頭蛇尾
第十章 “破四舊”運動
一、“什麼成分？”“軍官！”
二、桐城張廷玉的後代——右派“張老”
三、漏劃地主——我的老丈人
四、恭請紅衛兵“破四舊”
五、我家的“破四舊”
第十一章 “走資嫌疑派”
一、“大風大浪造反團”開張
二、我的懺悔（二）——向呂丁儒同志鞠躬道歉
三、小要飯的兼假和尚
四、一些走資嫌疑派“驚鴻一瞥”
第十二章 “大叛徒”的兒子軍管會主任李克前
一、和李克前同志相識
二、支左不支派的李克前
三、李克前說，你們廠沒有走資派！
四、李克前的“清隊”和精簡機構
五、李克前的坎坷人生
第十三章 趣聞數則
一、話劇“語錄牌的功能”演出
二、故事會“四十八天半”
三、綽號三則
第三篇 法制
第十四章 立法10年
一、民法通則和民法典
二、行政立法研究組和行政立法
第十五章 仲裁員12年
一、沒案子的仲裁機構可以自生自滅
二、絕不單獨會見一方當事人
結束語

序言

現時的事確實複雜。人有貧富之分、貴賤之分、大官小官之分、本地人外地人之分、城市人農村人之分、內地人港澳台居民之分、中國人外國人之分等。小官要想和大官講平等，窮人要想和富人講平等，您也就是想想罷了，千萬別當真事兒。不僅如此，現在還講究出身，什麼出身名門、豪門、官門、書香門第、老幹部子女、皇族後代（例如愛新覺羅後代），等等，不是這些門的，有的新聞記者也有詞，例如出身於“普通的農民家庭”（或者“普通的工人家庭”），是農民工人的得強調“普通”二字，以示他們並不高貴而是屬於底層家庭，與名門、豪門等門不可同日而語。為什麼不說幹部子女的出身是“普通的”，這就是認為幹部的社會地位高於農民和工人，在客觀上是助長、鼓勵、渲染了官本位。現在一些出身官門的人，雖然其父官小得不能再小，也認為自己應當享有種種特權甚至出現“我的爸爸是李剛！”事件。李剛是多大的官？市下面有區，區下面有局，局裡有正、副局長，李剛不過是個副局長，多半科級吧，他的兒子也要藉此威風威風，拿別人的命不當玩意兒。可見這官本位實在是深人人心。好在我們社會有特別正義的網民群起發帖子開罵，還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雖然有些方面沒辦法做到那么平等，但到了法律層面上，李剛的兒子壓死人和別的壓死人的人一樣，都要平等地嘗嘗刑罰的滋味。

現在，傳記文學是一個很時興的體裁，但這個領域幾乎都被活著的和死了的名人占據了：名人自己用回憶錄、日記等方式展示自己，名人後代或親友寫回憶錄回憶名人，還有研究歷史的寫名人，有的名人後代沾了名人的光也出版後代的傳記。不是名人也不是名人後代的老百姓想要有一本自己的傳記擠進傳記文學實在是太難。在這個領域裡，非名人想要和名人或名人後代平等出書實在不可能，因為名人傳記文學的最大優點是對於我們了解歷史確有好處，對於滿足讀者的好奇心忒有用處，名人的傳記文學因此就有廣闊的市場，非名人卻難以做到。但是也得留神名人傳記文學不可避免地會瞎編亂造。比如有些研究歷史的往往“劍走偏鋒”偏大發了，竟然考證起孔老夫子身高是1．617米還是2．2176米（註：引自《作家文摘》1563期15版），這是開棺驗屍也弄不清的事；毛主席不在人間才30年，當年在他身邊工作的也還大有人在，這時候就有無行文人迫不及待地跳出來給他瞎編，說他臨終前曾指定毛遠新、華國鋒、江青、張玉鳳等七人為政治局常委，但有關人或說那是“胡說八道”或說絕無此事（註：引自《作家文摘》1563期7版）。還有，名人的後代回憶名人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為尊者諱”，名人回憶自己也會來點“自我表彰”，只說“過五關斬六將”不說“走麥城”，甚至為“走麥城”平反，說壓根兒就沒走；有的名人後代甚至會回憶他還沒投生到這個世界上來或者還在襁褓里的時候名人的感人事跡，又不註明出處，這多半是傳聞吧，可能是聽哪一位親友說的，這第二手第三手的事跡，那真實性恐怕要大打折扣，只能當小說看看。

但是不管怎么說，名人和名人後代出版回憶錄總是比較容易的。

我是不是名人？還有，我是不是名人後代？

有一年去江西婺源旅遊，有人告訴我，婺源有一個江澤民同志的家族祠堂，特大，讓我去看看。俗話說，聽人勸，吃飽飯。閒來無事，就去江家祠堂開開眼吧。到了以後，一看，果然宏偉，大門比足球場大門還要寬闊，門口幾根柱子都快有一抱粗，房頂像故宮房頂的造型，飛檐伸出老遠。但是一看門上的牌匾，有點不明白了。匾上寫的可不是“江家祠堂”而是“蕭江祠堂”。難道肖家（肖等於蕭，“蕭”的簡筆字是“肖”）和江家是一家？帶著這個疑問往裡走，進了大門，左手有個世系表，第一名也就是表上最早的祖先是漢高祖的左右手名臣蕭何，從蕭何往下，最顯赫的祖先是南北朝齊國的皇帝蕭道成、梁國的皇帝蕭衍等，後來梁國滅亡“家道中落”，蕭家分成好多支。其中一支到了江蘇淮陰當縣令，大概這就是我的祖先，因為我父親肖增彬（號靜齋）的原籍就是淮陰板閘子村。在那個村，蕭家原來是大族，有祠堂有祖墳，我父親大概在1910年前後出去上大學就沒再回去。新中國成立後祖墳和祠堂都給平了，村裡的蕭家人有的去了外地，有的搬到淮陰城關。蕭家還有一支犯了事，為了避難改姓為江。按照那個世系表，這個犯事改姓江的就是江澤民同志的祖先（請注意，這裡說的是“按照那個世系表”，不是我說的）。說到這裡，我想，大家也就知道為什麼叫“蕭江祠堂”了，如果不說“蕭”，怎么能出來蕭何、蕭道成、蕭衍這些人物，怎么能說明江澤民同志的出身？

“文革”前，我在舅舅張燮卿家看過一本張家的家譜。原來，我舅舅的祖先是安徽桐城人，一個叫張英，一個是他的兒子叫張廷玉，他們二位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個朝代的父子宰相。到了我的外祖父，張家已經是官運下行，不過是個鎮江知府，後來死在任上。到了我舅舅，連官都不是，是個國小教員。這本家譜我舅舅在“文革”時獻給了故宮博物院。所以，論出身，我母親張斐青原來是書香門第，是大清朝的“官二代”。

那我能不能算做名門之後？按父系，上溯不知多少代才夠得上皇上，說我是鳳子龍孫實在是遠了點，連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按母系，說我是“官三代”也行，但是我外祖父的官太小，不過是個廳局級，和我的級別差不多，而且是清朝的，再說，他又沒什麼“先進事跡”，比如像李鴻章似的也和日本人訂個《馬關條約》的，也許對我還有點用。說我是江澤民同志的本家行不行？這個說法也沒什麼太大的不對，但實在是離得太遠，甭說八竿子就是一二十竿子也打不著。因此，你老肖絕對不會因為是鳳子龍孫、官三代、江澤民同志的本家進政協弄個委員噹噹榮耀一番出個自傳什麼的，那不過是茶餘飯後吹牛而已。如果這也算出身貴重“名門後代”，那么，李淵李世民的後代、趙匡胤的後代、成吉思汗的後代、朱元璋的後代、愛新覺羅的後代，上溯至贏政的後代、姓姬的周武王的後代、劉邦的後代，再加上歷朝歷代諸王諸侯名臣名將後裔，恐怕有幾億人。為什麼說有幾億人？據說，成吉思汗的後代有1700萬人，雖然不是都在中國，這也能說明皇上和貴族們娶一大堆老婆不是白娶的，他們都是子孫萬代。這幾億人如果說通通都算做出身顯赫、皇親國戚、“官z代”，要進政協大家一起進，這樣的政協簡直是全民政協，至少也是半民政協，嚇死人，要是開會這會場如何選址？我父親一輩子不過是個鐵路職員，所以，我談不上是出自名門。

我是不是名人？我從1947年參加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以來，雖然已經跟著黨走過了65年，但是說來慚愧，實在是貢獻太小，既沒當大官，也不是巨商，更沒有不朽的著作，所以我不是名人。在茫茫的人海之中，我不過是一顆沙子，在廣袤無垠的大自然里，我不過是一粒灰塵而已。

我這個既不是出身名門又不是名人的人，能夠出版這本回憶自己參加革命、參加運動、參加法制建設的大半生，實在是只有感謝智慧財產權出版社了。

像我這樣的人千千萬萬，你為什麼還要寫這本書，你有什麼可以貢獻給讀者？

我這個人一生雖然極為平凡，但我經歷的時代卻是極不平凡的偉大時代。我這本書寫的雖然是我自己，但我特別想展示的，並不是我自己而是這個偉大的時代。

我經歷的這個偉大時代發生過三個偉大的事件。

第一件大事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取得了偉大勝利。這件大事經過的時間，應當從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然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3年中國的經濟恢復時期結束為止。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衡量，這些特徵到1953年我國社會已經基本具備。在經濟上，我們沒收了官僚資本再加上國家的投資，建立了國有企業；進行土地改革消滅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現了小農經濟和合作社經濟；資本主義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並受到節制。這正是《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即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多種經濟並存的經濟。在政治上，我們的國家副主席和副總理中都有民主人士，部長級的官員中也有不少民主人士。這正是《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即共產黨領導下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1950年，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發展到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戰爭，這回和我們較量的不是八國聯軍，而是以美國為首的由16個國家組成的武裝到牙齒的所謂的“聯合國軍”，這回不是他們打我們而是我們在朝鮮打他們，這回不是他們打進我們的首都北京使我們民族蒙受恥辱，而是我們把他們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又一度打進他們保衛的韓國首都漢城使我們民族一雪前恥。抗美援朝戰爭是中華民族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中華民族的復仇之戰、雪恥之戰。這場戰爭的勝利加上後來的“兩彈一星”，使他們老實了好多年，不敢再覬覦新中國，使我們的建設得到了幾十年的和平國際環境。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許多知識青年選擇站在共產黨一邊投身革命，我也是其中一員，我的經歷可以幫助讀者了解為什麼我們這一代知識青年在國共決戰的年代裡堅決地選擇了共產黨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二件大事是我們黨的路線逐步向“左”轉，“以階級鬥爭為綱”，接連不斷地搞了各式各樣的政治運動，從整知識分子一直搞到整老幹部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個逐步向“左”轉越轉越快越轉越“左”的時代經過的時間，可以從第一個五年計畫算起，一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對於這段歷史，已經有鋪天蓋地的書籍報紙雜誌電影電視劇寫過了也演過了。《炎黃春秋》雜誌乾脆搞起新式訴苦運動，讓投稿人用被迫害人的真人真事真姓名寫出他們在運動中的悲慘經歷。看這些作品聞的是血腥味兒，激起的是不滿和仇恨，感到的是“悲悲慘慘戚戚”。但僅僅說那個時代的血腥、不滿和痛苦，給我們的後代留下的描述並不全面：

第一，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就是那時奠定的，它為現在的大發展做了準備；“兩彈一星”也是那時產生的，它使中國成為核大國屹立在世界上，我們因此收穫了尊嚴而不只是痛苦，對世界和平也作了貢獻。

第二，對那個時代我們絕對不應當根本否定。

1．搞階級鬥爭整人不搞法制是不對的，但是，“斗”字是不是就不要了？我以為，“斗”字絕對不能拋棄。例如，在黨內、知識分子內現在還是應當整頓思想。現在有些黨員特別是黨員幹部，不整頓他們的思想只能江山變色；有些知識分子的“理論水平”已經超過汪精衛和秦檜，不批他們只會禍國殃民。對於這些邪門歪道的思想作風，不是要不要斗的問題，而是我們手軟，斗得極為不夠，以至於它們逐漸蔓延，貽害無窮。此外，還要向貪污腐敗分子、民族分裂分子、恐怖分子等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分子斗。在其他領域也有糾紛和鬥爭，比如，在私權範圍有各種物權糾紛、契約糾紛、婚姻糾紛、繼承糾紛、鄰里糾紛等，還有行政糾紛，包括行政機關之間、行政機關與人民之間的糾紛，等等。總之，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一樣，我們也是普遍存在著矛盾因而也普遍存在著鬥爭，這些矛盾和鬥爭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經過依法審判、依法仲裁、依法調解或和解等多種途徑，這些矛盾鬥爭的結果應該是使人民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如果能夠做到保護人民的合法權益，制止和懲罰各種違法行為，就必然會使我國社會走向和諧。在國際上，為了建立和諧世界，斗也絕對不可避免，要和美國的亞洲擴張政策斗，為了領土完整要和印度斗、和南海旁邊的幾個國家斗，和日本、菲律賓斗。斗多少年？x年吧，這x是多少，恐怕沒人知道，是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等學家目前都解不出來的大難題。

這是說，根本否定那個時代的“斗”字是不可能的，在斗不鬥的問題上，我們和毛主席在哲學即世界觀層面上是一致的，但我們的“斗”和毛主席的“斗”不能混為一談。在戰略上，我們的中心任務是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依法治國”，而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運動治國”。其次，鬥爭的對象不同。我們不是沒事找事製造鬥爭，斗知識分子、斗和自己意見不一的老幹部，而是同客觀上存在的刑事犯罪分子、民事違法行為、行政違法行為斗。再次，鬥爭的方法和依據不同。我們不是發動民眾胡揪濫斗，而是“依法治國”，依照刑法、民法、行政法等法律的規定按法定程式斗。最大的不同是斗的目的，不是以斗出各類“分子”為目的而是以建立市場秩序、和諧社會為目的。從哲學層面上說，我們的“斗”是以保持矛盾的統一體為限，而不是破壞這個統一體。當然也有例外，對於那些侵犯我國領土主權的國家，鬥爭可能會發展為武裝的，統一體的破壞不可避免，破壞以後會不會盡棄前嫌言歸於好重新統一？這很難說。

2．在經濟上，純粹的計畫經濟是不對的，但是，巨觀控制卻是絕對少不了的。

總之，我們國家現在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對外要保護國家領土完整，對內要完成大量複雜的改革任務，形勢需要大量鼓舞人心激勵鬥志的作品。是不是少給點悲慘血腥的畫面？

至於我自己，在運動中雖然也挨過整也整過別人，但我的確走運，我所在的單位都是講政策的，整人有限度，處理有尺度，甚至陰差陽錯地讓我因禍得福。講政策的運動是什麼樣？這是我要給大家提供的另類畫面——沒有血腥味兒的溫和畫面，以便讓讀者全面了解當時的運動，至於如何評價它們，那就是讀者的事了。

第三件大事就是我們黨做到了自我調整，離開了“左”的路線，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這段歷史從1976年打倒“四人幫”後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直到現在。而我是在1984年調到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工作1994年離休的。在我一生工作的最後10年裡，我有幸直接參與了我國的法制建設，參與了十幾部重要的民法和行政法的起草。說說我在這10年和離休後的所作所為，可以幫助讀者了解中國法制建設的歷史。

我一生犯了不少錯誤，這本書里肯定也有錯誤的觀點，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2012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