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嚴寺

靜嚴寺，舊名靜慮庵。《同治平江縣志》稱：靜嚴寺"寺後有蓮花石，前有龍溪，景極幽曠"。位於平江天井山下水瀝村之龍溪旁。宋建，乾隆中期，僧懷參重修，改今名。鹹豐中期，住持僧臥雲增修。釋臥雲，又名懶痴，俗稱朗和尚，或稱懶僧、痴僧，俗姓胡。大坪鄉(石牛寨鎮）水瀝村沙埂上人。幼出家靜嚴寺，受戒律，力田自給，饒於財。遂重萁佛殿，授岳州府僧綱司都綱。性好儒書，工詩文古詞，樂與文士酬唱。著《桔榴山館詩初稿》2卷，《續稿》2卷，《古名德偈頌錄》4卷，《釋氏事略》4卷等。

因釋臥雲被授岳州府僧綱司都綱，明清朝的各級僧官不置署，僧司便直接設在靜嚴寺院之內。明清《會典》規定：凡內外僧官、專一檢束天下僧人、恪守戒律清規。違者從本司懲治。若犯與軍民相干者、從有司懲治。明太祖朱元璋實施高度的中央集權政策，建立一套嚴密而綱目齊備的僧官網路。中央除設太常寺外，設僧錄司和道錄司，隸屬於禮部統轄之下。

洪武二十九年，太祖把禮部所轄的祠部改為“祠祭清吏司”(簡稱為“祠祭司”)，總攬宗教的政令大綱，分別掌管僧尼試經給牒、僧籍名冊、僧官的選補、寺額的賜給等的政令大權，原先的僧錄司只處理具體的宗教事務，例如實際調查全國僧侶總數，製作資料詳備的名冊，包括姓名、年籍、出家受戒的時、地、受業師、歷年行止等；編制天下寺院總冊，詳載啟建年代、住持、住眾人數、僧舍數目等資料，向祠部申報；推薦住持人選，以供任用之參考；主持經試，於祠祭司核可之下，填發度牒；約束天下僧眾，嚴守戒律，闡揚教法；對違反戒律者，經調查後，申報祠祭司加以處置。清代仍沿襲明制，僧錄司管理佛教各寺廟。道錄司管理道教各宮觀。在全國各地也承明制，對佛教的管理，府設府僧綱司都綱、副都綱，州設州僧正司僧正，縣設縣僧會司僧會；對道教的管理，府設府道紀司都紀、副都紀，州設州道正司道正，縣設縣道會司道會。各機構之職責為：(一) 清點僧尼人數，做成簿冊。(二)甄選寺院住持。(三)頒發度牒。(四)監督、指導僧尼行事。上述官員皆系“遴通曉經義，恪守清規者，給予度牒。

一九一二年以後，孫中山先生宣布“政教分立”，取消僧官制度，在八指頭陀寄禪大師的奔走下，核可成立“中華佛教總會”，存在一千六百年之久的僧官制度終告結束。清時岳州府轄巴陵、平江、臨湘、華容四縣，故靜嚴寺也成為懲戒岳州府違戒僧人的寺廟，四縣區寺廟的犯戒僧人都被送到靜嚴寺接受懲戒，寺中受戒僧人最多的時候有2000多名。相傳全國三件御賜袈裟，靜嚴寺就有一件。當時這樣大的寺廟在我國佛教歷史上都屈指可數，可謂在全國盛及一時。禪門清規對犯規者的處理，宋代楊億在《百百丈清規定》云：“或有假號竊形，混於清眾，別致喧撓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褡，擯令出院者，貴安清眾也。或彼有所犯，集眾公議行責；即以拄杖杖之。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收恥辱也。”禪寺內“肅眾”的方式很多，輕則有“罰香”、“罰錢”、“罰油”、“跪香”、“罰齋”，重則有“杖責”等，最重則為“擯罰”。對處罰方式及執行方法，“清規”內規定得十分細密。基本的“處罰”為五等，即：波羅夷、僧殘、波逸提、提舍尼、突吉羅。其中波羅夷之罪（淫、盜、殺、妄語），屬“性罪”，即其道德本質便是“犯罪”之意，故不得用“悔罪”的方法以除罪。犯此種戒條者，再也不能修得道果；“不共住”，即擯出（滅擯）僧伽之外，即“犯重焚衣缽，應當集眾人，山藤香板示恥，驅擯出偏門”是也。波羅夷之罪應一律擯出僧團。但初犯淫戒的，如立即向僧團自首（發露）而又表示痛改前非者，雖失去比丘的身分，但仍許不予滅擯。惟須有二十位清淨比丘（未犯戒之僧人）之前請求懺悔，然後降其身分成為“與學比丘”，終身受持（積極的去做或消極的不能做）三十五件事；其地位在清淨比丘之下，沙彌之上，失去僧權<不得參加舉發他人犯戒之羯磨(舉凡授戒、說戒、懺悔，乃至各種僧團公共事條的處理所應遵行的一定程式，統稱為“羯磨”>），且終身要為眾比丘作洗廁擔糞之類的苦行。其他之罪可藉懺悔以除去，但程式較複雜。如比丘犯戒，要在二十名清淨比丘前懺悔。比丘尼犯戒更嚴重，須分別在二十位比丘及二十位比丘尼前懺悔。多是隨犯隨懺悔，但亦可在每半個月舉行“布薩”時悔(出家僧團每隔半個月集會修持的一種制度)。另外，還有“自恣”，實在就是僧團內部一年一度的檢討反省大會。總之，懺悔在犯戒後是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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