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晟生

雷晟生，原名雷德昭，1932年1月生，合陽縣百良鎮東宮城村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雷晟生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合陽縣百良鎮東宮城村
• 出生日期：1932年1月

基本信息

1948年入黨。曾任陝甘寧邊區公安廳（後改為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管訓隊幹事、指導員、預審員、勞改處政治協理員，1954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離休前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黨總支書記、教授。在以往風雲變幻的歷史環境中，他獨立思考，不隨波逐流，追求真理與正義，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在人生道路上。

人物經歷

早年，他是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少年。出於對官吏腐敗和社會不公正的不滿，14歲時在合陽中學聯絡同學組織了“慕梅仿菊十結義”的社團，表示要像梅花菊花那樣不畏嚴寒，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覺民為榜樣，同黑暗勢力作鬥爭。1948年初，在國民黨政府瘋狂殘酷鎮壓革命，合陽縣城牆上成排地懸掛著共產黨人頭的情況下，他參加了地下黨組織，從事革命活動，這時才16歲，為了去解放區的延安大學求學，他冒著被抓捕的危險，三次突破家庭的攔阻，獨自一人，徒步數百里去尋找，終於在1948年9月上了延安大學宜川分校。在學校他如饑似渴的學習精神，較好的領悟能力、高度的革命熱情和在全校辯論會上的演講才能，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讚許，並被推薦為校學生會社會調查部長、團支部書記。在分校結業轉赴延安總校時，被委派為副大隊長，負責為大隊人馬打前站安排食宿，到總校辦理交接手續。

1949年4月，他延大未結業便被抽調到陝甘寧邊區政府公安廳管訓隊工作，17、18歲便挑起管教和審訊國民黨方面黨（務）、政（府）、軍（隊）、警（察）、憲（兵）、特（務）中重要官員的重擔。押解40名要犯從延安到西安，他與犯人同吃同住，在崎嶇的山路上徒步行軍800里，沒有發生任何問題。在西安，他組織施工，修建起新的管訓隊地址。獨自帶領十幾輛汽車和戰士接收押解回西北軍區俘虜軍官教導隊的犯人。曾多次抓捕、押送重要案犯。他同時又是預審處的預審員，審理過多個重案要案，不僅有國民黨的軍長、師長、將校級特務頭子，地區專員，而且有甲級戰犯，集團軍書記長，潛伏特務“川陝鄂反共救國軍總司令”等。

在工作中他養成了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敢於承擔責任的作風。1950年冬，他突破以往一味強調“寬大”的慣性思維，堅持要求對一批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罪犯判處死刑，直接向三人領導小組（最高法院西北分院長、最高檢察院西北分院檢察長、西北公安部長）匯報，獲得通過。領導甚為賞識，多次交他審理一些大案要案；委派他擔任行刑隊長，執行死刑（電影《智取華山》中描寫的國民黨軍隊旅長韓子沛，就是他帶隊執行槍決的）；代理預審科長（大區機關的科為縣、團級），代表預審處參加領導西安鎮反工作的黨組會議。這時他19歲。1951年秋反貪污反浪費運動開始後，在大家認為公安機關是清水衙門，沒大問題的狀況下，雷晟生在他領導的管訓隊查出兩個貪污基建費、一伙食費的案件，不僅讓預審，而且讓公安部震動，任命他為預審處增產節約檢查員，後又調部里，參加清查貪污的工作。1952年整黨，又任命他為預審處整黨組織員，並參加處務會議，參與領導。當他在連續緊張工作導致眼底出血，醫生認為將無可挽回地導致失明時，他卻毫未灰心與懈怠。1953年，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西北局派駐西北公安部機關黨委的專職幹部，1954年3月經西北局批准任命他為籌劃重新成立的勞動處（局級單位）政治協理員（按規定是縣團級）這時他22歲。

在人民大學學習期間，他4年8個學期的考試成績全部為優秀，獲得優等生證書和三好學生獎章。1957年5月整風開始，他不顧不許黨員貼大字報的通知，貼出了人民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對當時風頭正緊的人物言論，進行了尖銳抨擊，認為其把共產黨的領導說成是“三害”的根源等言論，是反共的“歇斯底里（瘋狂）”。他的大字報在人大引起軒然大波，爭論激烈，此後在全校性的辯論會上，他幾次發言，贏得廣大師生的喝彩。“反右”鬥爭開始後，證明他的遠見卓識，受到校系領導和老師同學的交相稱讚。

1958年畢業後留法制史教研室任教，但經常被抽調去帶領學生下鄉參加社會實踐，或參加審乾複查甄別。1964年，他帶領計統系部分師生隨學校到湖南參加“四清”。他又一次大膽獨立思考，引導師生抵制“左傾”思想影響。當時大力推廣“桃園經驗”，“四清”中左傾之風很盛。大批工作隊員到農村駐隊，把農村所有幹部都當做專政對象和有經濟問題的人，進行管制和鬥爭，查出問題“破產退賠”。他被選為工作隊的黨支部書記後，堅決扭轉這種認識和做法。他分析了農村生產隊幹部的情況，認為其問題不過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偷吃了幾百斤糧食；作為依靠對象的貧下中農大都當過幹部；他們都是不掙工資工作卻又苦又累的共產主義式幹部，不僅不能把他打倒在地，不能讓他們“破產退賠”，而且還要起用他們。他大膽宣布了兩條規定：“1.集團貪污主動坦白交待並揭發他人者， 免予退賠；2.拒不坦白交待者，加倍退賠。”並以“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黨的一貫政策為由，拒絕上級批評，推行之後，出現了爭先恐後交待問題的局面，查出依法糧食五萬餘斤，很快結束運動。廣大社員滿意，幹部滿意，上級也確認這裡的“四清”搞得徹底。但是，對劣跡斑斑，民憤很大，而上級又認為是工作作風問題不宜追究的某幹部，他卻發動民眾，連開三天大會進行批判鬥爭，並派民兵將其押送縣公安局，推倒了這個長期欺壓民眾，曾毒打過100多位社員，並打死5人手段非常殘暴的“土皇帝”。民眾抒發了怨氣，民心大振。第二年，當“四清”工作團調集人馬，把各大隊的幹部集中到公社進行“大兵團作戰”式的清查時，雷晟生領導的大隊被特許不參加，他便率領大家抓生產，跑來貸款為大隊建了抽水站，打米廠，植樹造林，結果該大隊這一年糧食產量從先前的300斤提高到500斤。他們離隊回京時，大批社員民眾和當地幹部徒步送行十幾里，難捨難分，涕淚縱橫。他實事求是，獨立思考的思想作風，使學生受到深刻的教育，這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學生保護的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帶領一部師生在工廠搞半工半讀試點。他引導學生不搞“打倒一切”和“打、砸、搶”，鼓勵部分學生自立組織，被“造反派”攻擊為“改良主義”，“康有為式”的人物。“四人幫”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惡浪後，他反對“造反派”把所謂的“保皇派”當敵人，而與後者結合在一起。當後者的勢力發展到與對方勢均力齊、同樣把對方當敵人時，他又帶領部分學生力圖阻止，被攻擊為“分裂革命組織”的“陰謀家”。在兩派分割“天下”，都對他進行攻擊的情況下，他雖痛苦萬分，仍堅持認為不能把廣大民眾當敵人，不能打派戰。歷史證明，在“文化大革命”那樣複雜的鬥爭中，他的抉擇是正確的。“軍宣隊”進校及整黨後，他擔任了計畫統計系黨組織的書記，並主持系的全面工作，在兩派的對立情況和無政府主義嚴重的形勢下，他成功地組織了對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批判和對“文革”中“打、砸、搶”及盜竊、貪污行為的清查，從而把廣大師生團結在黨組織周圍。在當時高校中無政府主義那樣嚴重的形勢下，計統系的學生可以在臘月天光著膀子勞動，衝上冒著火苗的儲油罐滅火，把“打、砸、搶”問題徹底清查出來。這種精神面貌，連校軍宣隊也吃驚，派工作組來蹲點調查，並讓他們派人到各處宣講其事跡。更重要的是學生受到了正確的思想訓練。這批學生後來大多擔任了處或副教授以上職務，也有一些司局級副部級和全國人大代表。

1971年人民大學停辦後，他在北京醫科大學附屬人民醫院工作期間作了三件大事：第一、任黨委落實政策小組組長，經過四年的努力，耐心說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