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所主張的，是正面看待外來文化的存在，正面看待自己的文化傳統，在相信自己文化傳統優秀成分的同時．積極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建設自己的新文化——“雜種文化”，這才是健康的文化選擇。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雜種文化論
- 外文名：Hybrid culture theory
- 主張者：加藤周—
- 地區：日本
概述,論述,
概述
剛剛從歐洲歸來的加藤周一不僅看到了日本不同於西方的地方，同時看到了地處亞洲的日本所發生的與亞洲其他國家不同的重要變化——日本在西化的路上已經走了很遠。“在亞洲，只有日本使西方文明以這種方式紮根。日本既不同於馬來半島，也不同於印度和中國。當我從國外回到日本時，較之西歐與日本的不同，這種不同更加強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明治以來致力於“脫亞入歐”的一系列物質努力和發生在戰後精神世界的一系列變化，促使他把注意力從單純的“傳統的日本”或“西化的日本”轉向“雜種”的日本。他說：“我傾向於認為，日本文化的特徵在於這兩種因素深深交織，彼此難分難解這種狀況本身。”“即如英法文化是純種文化的典型的話，日本文化就是雜種文化的典型。”
論述
“雜種性”，是加藤周一對日本現代文化特徵的一個概括。
加藤在《日本文化的雜種性》中說，明治維新以來大量傳入的西洋文化，已經深深地根植於日本社會。即便是一個國粹主義者想要讚美日本傳統文化，寫文章使用的也大都是鋼筆，而非毛筆。更為要命的是，用於讚美的辭彙竟也少不了借用西洋的概念。當然，日本人並沒有因此而變成西洋人，依然喜歡穿和服睡榻榻米，愛喝大醬湯。因此，日本的現代文化既不能稱之為全盤的西洋化，也不能僅僅定位於“穿和服睡榻榻米”的傳統文化上，而是一種“雜種的典型”。
《日本文化的雜種性》發表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這本來是一種相當直觀的描述，應該說符合一般人對日本現代文化現象的觀察。但問題是，加藤將日本現代文化以此定性為“雜種”，還是對日本知識界造成了不小的衝擊。因為在日本現代化的過程中知識界始終涌動著兩種類型的“純化”思潮。一種是國粹主義，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二次大戰期間對“天皇制神聖化”的種種宣傳。另一種是基於近代化理論的“歷史主義”。這種“歷史主義”認為，世界史是單一線性發展的歷史過程，任何國家都按同一順序向前發展。近代以來西洋處於歷史進程的領先階段，而日本則處於落後。因此，日本的現代化，就是不斷地消除自身的前近代性和西洋化的過程。
關於戰爭時期國粹主義所造成的惡果已是世人皆知，戰後日本知識界對其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但動輒就將引發戰爭的原因歸結為日本的前近代性，這種言論看似進步，加藤卻從中發現了後一種“純化”的傾向。且此種“純化”言論因為有了批判戰爭罪行的大義名分，主宰了戰後知識界的話語空間。而人們對其中的危害性似乎還認識不清，警惕不足。這正是加藤深為擔憂之處。因此，他特別指出“日本文化的雜種性”特徵顯然是有所針對性的。
加藤認為，後一種“純化”造成了認識上的雙重誤區。其一，對日本現實問題的把握容易失之於簡單化。當時的小說電影裡只要母女一發生衝突，女兒就說母親是老封建。加藤反問，難道實現了現代化之後母女間的矛盾會永遠消失嗎？日本的許多問題並不全是由前近代性造成的，反而更多是在現代化過程產生出來的。具體到戰爭時期的“天皇制神聖化”問題，他指出，當時承擔“國民精神總動員”工作的知識分子主要的並不是從事傳統文學研究的國文學者，而是京都學派的哲學家。這些哲學家經過西洋哲學的嚴格訓練，在協助進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工作時援用的方法論都是地道的西洋哲學。所謂的“超國家主義”也是用舶來的零件拼裝而成的。因此，如果在挖掘和批判戰爭原因時僅僅看到前近代性，沒有看見這種拼裝，無疑會漏掉問題的一個重要側面。
其二，將西洋過於理想化，好像每個英國人都能說一口和BBC播音員同樣標準的英語，行為舉止也都像貴族學校寄宿生一樣彬彬有禮。可以說，正是這種誤會助長了“歷史主義”的泛濫。當然，資本主義制度發源於英國，因此英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沒有像日本那樣遭受外來文化的強烈衝擊，在文化傳承上沒有明顯的斷裂。在這一意義上，相對於日本文化的雜種性，加藤認為英國是“純種文化的典型”。但這並不意味著英國文化沒有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只是程度深淺不同而已。加藤強調說，他對“純種”和“雜種”兩個詞沒有賦予任何褒貶的意思。“純種”自有其長處和不足，“雜種”也是如此。日本和英國是兩種不同的現代化形態，“雜種文化”沒有必要對“純種文化”抱有自卑感。
這樣他就將現代日本與現代英國由歷史進程的先後關係改變為並列關係，從而否定了“歷史主義”單一的進化史觀。加藤的“雜種文化論”不單是日本文化論，也提供了一種多元文明史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