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德

中國防衛科技學院副院長陸德教授是陸定一的長子，亞洲知識管理協會院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陸德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延安
• 出生日期：1942年
• 職業：研究員
• 畢業院校：清華大學

簡介

繼在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電子技術專業畢習後，從事多項科學研究，曾於中國科學院及中國能源研究會工作，期間解決35MERV質子直線加速器技術的難關，及取得兩項能源重大課題研究的突破，這些工作成果，皆獲得國家科技成果最高獎，並破格被提升為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秘書長。從1986年至1994年，陸德副會長到河南工作，期間創立了改革開放以來首家地方性航空公司—中原航空公司；開拓國內首個內陸省對外口岸—鄭州口岸。其後赴河南省政府工作，同時兼任外辦副主任、旅遊局副局長及口岸辦主任三職。自1994年底至2002年底，陸德副會長擔任國家開發銀行信息中心主任（局長）及銀行機關黨委委員。二零零三年退休後，擔任數個省市的高級經濟顧問，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企業發展作出貢獻，及擔任國家開發銀行專家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他在金融管理和信息管理方向開拓出自己的領域,享受國務院特殊專家津貼的陸德也是國家開發銀行惟一的一位”雙高”(高級工程師、高級經濟師)人才。他寫有重要著作和論文40餘篇,是涉及經濟學和信息管理學複合領域的國家第一本《CIO》(信息執行長)的作者。其套用”系統重購原理預測和控制我國物價”的論文,分別被李鵬、朱鎔基兩位前總理批示,並指示作為國家六個部委和系統的學習研究文獻。

名字來歷

陸德他在回憶錄里講述了他的名字的來歷，他說：1942年是陝甘寧邊區最困難的時期，當時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封鎖，停發了軍餉，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在冬天穿的還是單衣。就在環境和條件這樣惡劣的時候，我降生了。因為是早產兒，我剛出生時的何等重僅僅有4.5磅。媽媽沒有一滴奶水，我的體重很快又掉到3.6磅，對於一個新出生的嬰兒來說，這意味著懸在了生死線上。那時所有的中央領導同志，一家一天只能分到一瓶牛奶。朱老總得知我的情況，就把自己的那一份讓給了我們家。因為延安的醫院條件差，沒有嬰兒暖房，朱老總同時又把自己的暖水袋拿出來給我家用。後來李井泉的夫人剛生完孩子就把我抱去，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哺乳。此外，給我餵奶的還有一位“廖媽媽”。

對於這些革命同志在困難時期的無私幫助，父親陸定一很感動，為此給我取名陸德德，一是為紀念朱德，二是提醒自己要以德報德。直到1961年，我準備參軍上大學，覺得“德德”這個名字太小孩子氣，才提出改名字。一次觀看文藝演出中場休息時，父親向郭沫若提出：“我孩子馬上就入大學了，但他覺得自己的名字不合適，請您給他改一改。”郭沫若就問一旁的我什麼名字，我回答：“叫德德。”郭沫若晃著頭想了想說：“就改叫陸德吧，少了一個字，但是意思沒有變，多快好省！”

工作經歷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能源研究會農村能源工作副秘書長，安陽市經委副主任，安陽市外經貿委主任，中原國際貿易總公司副總經理，中原航空公司董事長，河南省外辦副主任，河南省旅遊局副局長，河南省口岸辦主任三職工作，借調中央組織部幹部調配局工作，國家開發銀行信息中心主任，金融機關黨委委員，中國民企國際合作促進會常務副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會理事，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陸德

所獲榮譽

獲國家和省、部級科技獎27次

獲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2次

獲國家級科技最高獎—“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3次

2002年6月，被國務院授予“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江蘇省信息技術學院授予“終身教授”

北京大學授予“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江蘇省政府聘為“江蘇省經濟顧問”

APEC授予“亞洲院士”

陸定一之子：改革不能單純利用黨內力量 要讓人民參與

著名言論

　　

“人民參與改革”

　　

核心提示

鳳凰衛視《寰宇大戰略》聚焦中國改革，中共元老陸定一之子陸德表示，“我們黨的改革 或者我們政治體制這個改革，再也不能在黨內來進行了，要讓人民民眾參與。”“我們是共產黨，民眾的力量是我們的傳統，應該用上，來幫助習總書記來進行這個改革，而再不要單純利用黨內的力量，因為黨內的力量對自己是又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它是徹底不了。”陸德還表示，未來五到十年是中國改革的關鍵年，改革的好不好決定中國今後的前途，對新一屆黨中央，要給它改革的空間和時間，它不容易。

解說

中國新一代領導層將對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進行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可以預期2013年將是中國加速改革的新起點，但改革之路仍然充滿挑戰，除了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阻力之外，未來改革的目標路線圖和時間表如何設定，政府如何逐步退出市場，政府、市場、社會和法制的相互關係如何理清，改革的核心切入點是什麼，這一系列問題都將考驗中國新領導班子的勇氣和智慧。

邱震海：寰宇大戰略，運籌帷幄中，大家好，我們知道中國改革可能會成為2013年的一個內政上的主要的基調或者關健詞，不久之前我們在寰宇大戰略節目當中曾經做過一次討論叫2013年中國的改革走向何方？當時我們是聚焦於2013年能夠做什麼，哪些是做不到的，而且當時我們提出核心的觀點不要把人民對改革的期望值無限拉高，要不然希望越高失望也就越高，但是無論如何改革是需要繼續進行下去的，如果我們跨越2013年，無論是最近的2、3年還是3、5年乃至8年到10年，中國總有一些真正的結構的問題需要改革，所以這是今天這期節目我們關注的焦點，首先非常高興專門從北京趕來的亞洲知識協會的知識管理協會的院士陸德先生，同時也是人民大學的教授任劍濤先生，看看陸教授，您認為中國我們不談2013年了，2013年上周我們談過了，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跨越2013年，您覺得中國改革有哪些深層的問題，需要我們在這個時候予以思考的。

陸德：深層的問題，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政治體制的改革。

邱震海：包括哪些方面？

陸德：包括我們政府要退出市場的管理，包括我們要懲治腐敗，包括我們要解決貧富差距這些問題，同時我們在經濟方面，包括我們的金融貨幣可能以後要成為一個重大的問題，因為我們的貨幣量已經超過美元的總量，而我們的GDP只是美國的1/3多一點，這個將對後期的通脹和銀行的大而不穩提出挑戰。

邱震海：在社會矛盾方面呢？您覺得這個未來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陸德：社會矛盾就是像上一節我們講的，這兩年的群體事件，每年發生量已經是達到了10萬起以上，那么我們的維穩費用已經超過了國防開支的費用，所以這個問題引起了相當的警惕，要解決這個還是我上一節講的，兩大民眾的關心問題，一個是腐敗問題，一個是貧富差距問題。

邱震海：好的，問一下劍濤兄，這個怎么解決？

任劍濤：其實直接切入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我認為未來中國的改革還是執政黨的改革，黨改革的成敗決定改革的成敗。

邱震海：但是這個執政黨改革，你是把它作為最後一步還是最早一步？是2014年1月1號開始還是到2020年才解決？

任劍濤：其實在遞進的改革推進戰略當中，沒有什麼絕對先絕對後，絕對淺層和絕對核心，怎么樣匹配性的來漸進的向前推進，逼近核心，這是改革解決戰略問題。

邱震海：二位非常犀利，各位已經差不多已經把問題的終極問題提出來了，我們看看總書記怎么說，總書記在幾次會議上都強調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來深化改革，這句話一切盡在不言之中，說明總書記明顯的知道改革之艱難，當然後面有一些總書記講的話我們就不再重複了，同時李克強副總理也講到，用改革紅利來釋放內需的潛力，當然這個更多的是講到經濟改革的問題，但到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中國的改革從經濟層面切入，但一切入很快就會切入到與經濟相關的社會，與經濟相關的政治乃至與經濟相關的執政黨這個層面，所以就要看看改革的切入點，目標與途徑。

上次我們在節目當中我們也談到了收入分配機制的改革，當時我們就講到無論是限高還是擴中還是托底，其實一進入的話馬上就會涉及到一個體制的改革，然後還有經濟成長動力的改革，表面上看就是經濟成長動力，但是其實後面也會涉及到國進民退，民營企業一個深層環境的問題，也有朋友說是房地產市場的改革，房地產市場改革我們知道也不光是一個經濟問題，它更主要的是變成一個社會問題，乃至一個政治問題，也有朋友說是政治職能的改革，這當然是過去三十年我個人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一個重大的偏差，就是在政治職能改革不到位，也有朋友說這是工作作風的改變。

任劍濤：工作作風可能是個人工作作風，可能是領導集團的工作作風，也有可能是政府本身表現出來的作風，而作風本身關鍵要兌現為一個解決問題的結果，如果沒有這種結果，我們只是在動機上糾纏的話那也是沒意義的。

邱震海：好，我們看看在12月15號到16號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的過程當中，習近平提出來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他明確提出來改革要有總體方案以及路線圖和時間表，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到底條條道路通羅馬，我們這個不同的途徑以及我們如何來鋪排未來若干年的時間表，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先看看中國市場經濟搞了整整20年了，差不多21年了，這個市場經濟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只是以為市場和經濟組合起來就是市場經濟，但今天我們發現市場經濟除了市場之外，它有一整套的關係，首先是政府，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到底如何理順，然後還有一個社會的關係，然後到了最後才是一個法治的關係，所以市場、政府、社會、法治，這可能是市場經濟四位一體的整個一個配套工程，這箇中間還缺少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就是執政黨，當執政黨一出現的話，我們發現執政黨它四面輻射，它既涉及到執政黨跟市場的關係，也涉及到執政黨跟政府的關係，也涉及到執政黨跟社會的關係，最後也涉及到執政黨跟法治的關係。

所以也許我們談了半天，我們只是在談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政府高度介入市場導致腐敗盛行，然後政府如何退出市場，然後如何培育社會，但到最後我們還需要任何一個市場經濟都涉及到獨立的法治，而一涉及到獨立的法治，我們就會長嘆一口氣，在中國說法治太沉重，因為它涉及到一個政治體制的問題，最後涉及到劍濤兄所說的，執政黨如何轉型如何改革的問題，在這方面但是從2003年之後，包括在2003年當中我們怎么一步一步順著這么一種幾種關係，我們怎么展開我們的改革思路，陸德。

陸德：還是從先易後難，先從市場改革跟政府的關係之間來進行改革。

邱震海：您是說政府要退出市場。

陸德：要退出市場。

“法治不能萎縮”

　　

邱震海：但是政府已經高度介入市場，你怎么讓它退出？說說容易做很難。

陸德：對，就看2013年我們國家對政治體制這個方面的改革拿出哪些措施和步驟，而且它有個辨證關係，和政府之間的關係的解決，也就是間接和直接地對執政黨部分職能的一個改變。

邱震海：執政黨高度介入政府的執政，然後通過政府又高度介入了市場，使社會高度萎縮，更使法治也高度萎縮，這個在過去20年有它的合理性，經濟模式早期成長的規律，但需要轉型了，怎么轉？

任劍濤：涉及到一個執政黨理念問題，這個命題早就提出來，要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但是談何容易，因為革命黨本身，它是獨占一切的一個贏家通吃的結構，而執政黨必須要有權力分享和利益分享的一個機制，最重要轉軌要給出三個條件，第一觀念革命，第二制度改變，第三舉措重新擬定，總之對執政黨本身來說是一個結構性挑戰，不是一個簡單改革的問題。

邱震海：我們在談執政黨自身轉型之前，我們再重新觸會一下我們的沙盤，我們看看，當我們橫貫沙盤出現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其實涉及到黨、政、法的關係，在橫斷面上，在縱觀面上我們會出現黨和市場、黨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似乎是執政黨，用剛才劍濤兄的話來說，是統戰了一切，但是未來如果說即使有一天跟市場的關係理順了，政府跟社會的關係理順了，但是執政黨怎么理順它跟政府的關係？執政黨怎么通過政府來貫徹他的意志，執政黨怎么能夠真正心悅誠服、心甘情願的，不是口頭上而是真正體現在實際行動上能夠服從於法治？這個我想不但是今天中國政治體制遇到的問題，也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文化遇到的問題，二位有信心嗎？

任劍濤：難。

邱震海：能不能做？

任劍濤：期待它可以做到。

邱震海：陸德。

陸德：實現很難，就引一句習總書記的話，這個改革要不斷的前進，沒有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