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順通

陳順通，鄞縣人，1897年1月農曆丙申年臘月年出生於浙江寧波，

民國初期一代船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順通
• 出生地：浙江寧波
• 出生日期：1897年1月農曆丙申年臘月
• 籍貫：鄞縣人

人物信息

陳順通，鄞縣人，1897年1月農曆丙申年臘月年出生於浙江寧波。

源長輪徵用受領證

北伐期間，父親陳順通先生在中國國民黨元老張靜江先生的領導下，有陳果夫先生、陳立夫先生安排，負責“東豐”輪為北伐運輸軍火以及革命同志來粵等事宜。北伐戰爭開始後，他曾為革命軍運輸物資，獲得北伐革命三等功勳。

1930年在上海開辦了中威輪船公司，先後擁有“太平”、“源長”、“順豐”、“新太平”等輪。

1937年8月，“源長”輪與其他22艘商船、12艘艦艇、8艘躉船、185艘民用船隻，總計63800多噸，一起作為軍事防禦工事自沉於江陰要塞。

1939年6月為保衛寧波港，“太平”輪自沉於鎮海招寶山下。陳順通以全部船舶，破產而赴國難，表現了一位中國熱血商人的民族大義。

沉船阻敵報國

我的父親陳順通先生乃一介平民，抗戰爆發後，他把僅剩的2艘輪船都自沉航道，以阻止日寇的進攻。父親於1949年11月14日在上海寓所病逝時，我雖然只有14周歲，但每當憶及父親在抗戰中的愛國之舉，我的敬佩之情便油然而起，淚灑雙襟。

1930年，父親在上海創立獨資的中威輪船公司，到抗戰爆發前，我父親所經營的航運業已經是如日中天，成為中國一代船王。中威輪船公司噸位擁有量在中國各大輪船公司的排行名列前茅，成為當時四大輪船公司之一。

“源長輪”自沉江陰

抗戰爆發後，當時的中國政府立即著手進行一項戰時特別措施：封鎖全國的重要江海口。即為實施江陰要塞、黃埔口、閩江口、寧波鎮海、海州、珠江口以及馬當一帶封鎖阻塞工事，而徵用噸位較大的船舶，將它們沉沒於上述重要的船道上，以防止日本海軍的進攻。

此時，中威輪船公司旗下的“順豐輪”、“新太平輪”在抗戰前已租借給了日本公司，抗戰開始後，日方就以種種理由不繼續履行租船契約。父親實際掌控的輪船隻剩下了“源長輪（3360噸）”和“太平輪（3550噸）”，即便如此，我父親還是將他所剩的僅有2艘輪船交由政府徵用，用於抗戰。

1937年8月，日寇的鐵蹄侵犯到上海、南京一線，並且狂言要在3個月內亡我中國。為防止日本艦隊溯江西上進攻南京，在此民族國家存亡危難之際，“源長輪”於8月12日，同其它20多艘船舶一起作為軍事防禦工事自沉於江陰要塞。大量的沉船、石料在長江上構築了一條牢固的阻塞線，日本艦艇無法越雷池半步，只好派飛機對江陰要塞和中國海軍艦艇進行轟炸。保衛江陰封鎖線的戰鬥阻遏了日軍沿江西上的企圖，粉碎了日本3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保護了長江下游軍政機關、工礦企業的安全轉移，為抗日戰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太平輪”自沉家鄉

陳乾康講述“太平輪”自沉的故事

隨著我國一些重要港口的失守，寧波鎮海口的戰略位置顯得越發突出：它成了抗戰時期中國主要的海上對外通道，許多抗戰所需的戰略物資由英法控制上海租界下船運至鎮海口，再駁到小船上，然後通過陸路進入金華等地，再運送到抗戰前線。

1938年年初的一天，“太平輪”悄悄停靠到了鎮海碼頭，它負有一個重要的使命：在必要時立即自沉於甬江出海口的主船道。

1939年6月，為登入鎮海做準備的日軍，開始了新一輪的大轟炸。從6月23日至6月25日的三天裡，日軍飛機連續出動了51架次，投彈300餘枚，給鎮海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鎮海一帶的防衛任務立即緊張起來。

6月27日，“太平輪”的船長同時收到了兩封電報：第一封電報是將“太平輪”沉沒的指令。另一封電報是我父親從上海發來的，要求船長在沉船時掛好國旗，同時務必將“太平輪”的船首指向他的家鄉方向。在“太平輪”上還有十多噸用來壓艙的食鹽。在接到通知後，冠英莊的鄉親們搖著船推著車趕來了，將船上的生活用品和鹽全部運走。

6月28日晚上約8點，“太平輪”在夜色中啟航了，由於缺少了壓艙物，它的吃水很淺，行駛起來似乎有點不穩。鎮海城裡的許多百姓都趕到了碼頭默默地為“太平輪”送行。“太平輪”繞了一個圈，慢慢地開到了甬江口主船道上，然後將它的船首徐徐指向了南方，對著的正是父親的故鄉。甬江水拍擊著“太平輪”巨大的身軀，似乎在給它作著最後的安慰。燥熱的江風下，國旗在呼呼地飄揚，接著，汽笛拉響了。接應船員的小艇開了過來，船長帶人離開了“太平輪”，登上了小艇。沉船命令下達。隨著一聲沉悶的爆炸聲，一股濃煙冒出，“太平輪”像一個醉漢般地搖晃了一下，然後開始慢慢下沉。當時的報導記載說：“在許多人的眷戀里，在許多人的悲嘆里，在許多人的忿恨里，太平輪終於沉下去了。”清晨時分，在鎮海口，人們看到了露出水面的太平輪的煙囪，當潮水退下去時，太平輪的小半個身子露了出來。

嚴詞拒絕日偽勸降

此時，在上海的寓所里，我父親和我母親戴芸香女士等都呆呆地坐在一起，每個人臉上都掛著悲傷的淚水。自沉輪船等於自己毀掉了自己的經營業務，抗戰爆發後，即使有再多的錢，也沒有辦法從國外訂到船舶，沉掉一艘，就是少了一艘，這個損失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我祖母為家族憂心忡忡，不久便與世長辭。我母親雖然目不識丁，但她也會時常向兒孫們念道：“我家是傷在日本人手裡。”

“八一三”淞滬會戰後，上海華界淪陷。不久，日本方面就開始物色人選充當其傀儡。日偽勸降虞洽卿不成，便打起了我父親陳順通的主意。一方面，我父親能說日語，另一方面，戰前同日本航運界、商界都有往來。日本特務和汪偽政府的官員曾多次登門找我父親，要他與日本合作主持上海的航運業，但每次都被我父親頂回去。我父親也多次對我母親說，目前國家民族危難之時，我作為一名中國人，所作所為首先要對得起自己的祖國，其次要無愧於自己的先輩，最後就是要讓我的子孫後代能抬起頭來做人。如果有一天，我外出不能回來，其他沒什麼事情，就是不肯為日本人做事而遭不測。父親的這些話也成為我教育兒孫們的家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聽到這一訊息，我父親激動萬分地對家人說了一句話：“天終於亮了。”抗戰勝利後，父親的義舉受到了當時中國政府的表彰，獲得抗日戰爭二等功勳，並擔任對日索賠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在我父親的身上，我深深體會到：個人的命運和事業是同國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傾巢之下，豈有完卵。國強則民安，國強則民不遭外人欺，國強則民富。

我家的抗戰

江陰阻敵戰中自沉“源長輪”船東的兒子，講述“船王”父親的抗戰情緣。

1937年8月12日，在江蘇境內的長江江陰要塞附近，曾發生“江陰阻敵戰”。

昨天，現年80歲的陳乾康對揚子晚報說“我是源長輪的船東——當年的‘中國船王’陳順通先生的幼子，今年8月12日是‘江陰阻敵戰’發生整整78年的紀念日。我父親的源長輪就是和其他200多艘各種類型的軍艦和船舶，在這一天自沉長江，阻敵軍艦西上的！”

載重3360噸的“源長輪”自沉江陰

讓我們把時鐘撥回到1937年的8月初，把目光投向長江下游“咽喉”所在——江陰。江陰江面最窄處僅1500米，東距長江口約100公里，西距南京約200公里，歷來是扼守長江水道的戰略要地。在“8·13”淞滬會戰全面爆發前夕，蔣介石在南京最高國防會議中決定，在日軍尚未進攻長江流域之前，採取封鎖長江航路，阻滯日軍沿長江向西進犯。

8月初，民國時期中國四大輪船公司之一的中威輪船公司的創始人陳順通先生，把他的載重3360噸的“源長輪”交由政府徵用。陳乾康向揚子晚報記者出具的“徵用輪船受領證”顯示，建造於1918年，當年船齡已有19年的“源長輪”被軍事委員會以“征從江陰防禦工事”的名義徵用。

陳乾康至今仍然記憶深刻，1949年11月14日，父親陳順通在上海病逝前夕，多次深情回憶起自沉船舶的多位船東的愛國之舉。陳順通當時曾告訴陳乾康，“源長輪”於8月12日，同其它200多艘各種規格和大小的軍艦、船舶一起作為軍事防禦工事自沉於江陰要塞。大量的沉船、石料在長江上構築了一條牢固的阻塞線，日本艦艇無法越雷池半步，只好派飛機對江陰要塞和中國海軍艦艇進行轟炸。保衛江陰封鎖線的戰鬥阻遏了日軍沿江西上的企圖，粉碎了日本3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保護了長江下游軍政機關、工礦企業的安全轉移，為抗日戰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抗戰8年期間，陳順通嚴詞拒絕日偽勸降

“8·13”淞滬會戰後，上海華界淪陷。由於陳順通會日語，抗戰前中威輪船公司同日本航運界、商界都有往來。日本特務和汪偽政府的官員曾多次登門，勸說陳順通與日本合作主持上海的航運業，但每次都被陳順通嚴詞拒絕。

陳順通多次說，國家民族危難之時，作為中國人，所作所為首先要對得起自己的祖國；其次要無愧於自己的先輩；最後就是要讓自己的子孫後代能抬起頭來做人。陳乾康至今記得，母親戴芸香在世時，經常用陳順通的這些話語來教育家族的後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聽到這一訊息，陳順通激動萬分地對家人說了一句話：“天終於亮了。”抗戰勝利後，陳順通的義舉受到當時民國政府的表彰，並擔任對日索賠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南京圖書館曾展出了“源長輪”的徵用證

陳乾康告訴記者，2009年南京圖書館舉辦抗戰圖片展覽時，就展出了“源長輪”的徵用證。這張因為年久已經泛黃的徵用證讓家族後人們深感欣慰。

2009年9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辦“歷史的巨輪——百姓抗戰故事”專題展覽，陳乾康隨即將陳順通“沉船阻敵報國”的愛國往事以及相關的歷史資料提供給該館， 該館非常鄭重地予以展出。

陳乾康表示，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今年8月12日是200多艘軍艦和船舶自沉江陰，阻敵西進78周年的日子，他願意通過揚子晚報，回顧這件發生在江蘇境內的歷史事件。陳乾康深情地說到，“在我父親的身上，我深深體會到——個人的命運和事業是同國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傾巢之下，豈有完卵。國強則民安，國強則民富！”

歷史資料記載的“江陰阻敵戰”

1937年8月12日上午8時，江陰江面各艦由“平海號”輕巡洋艦率領進行升旗典禮。在各艦抵達位置之後，各艦同時打開水底門，緩緩下沉。因為水流甚急，第一批各艦下沉時多半被水流沖離理想原位，導致封鎖線並不完整。

當海軍部發現封鎖線並不完整而空隙甚多之後，又徵用民輪、商船沉入封鎖線；在鎮江、蕪湖、九江、漢口、沙市等地繳獲的8艘日籍躉船也先後被拖到封鎖線鑿沉。海軍部又請行政院訓令江蘇、浙江、安徽、湖北各省政府緊急徵用民用小船、鹽船185艘，滿載石子沉入封鎖線的空隙中。這些民船一共使用了30.94萬立方英尺石子，合65020擔。

如果加上1937年9月25日自沉（海戰後）的“海容”、“海圻”、“海籌”、“海琛”艦四艘巡洋艦，在江陰的沉船封江作業之中一共自沉老舊軍艦與商輪43艘；小船、鹽船185艘。自沉船舶200多艘。

資料中記載，商船中有“源長輪”、“廣利輪”等；商輪有“公平”等；躉船有“沙市”等。

船王為阻日軍自沉2艘船 掛好國旗船首指向家鄉

“在許多人的眷戀里，在許多人的悲嘆里，在許多人的忿恨里，太平輪終於沉下去了。”這是1939年6月28日，“太平輪”自沉寧波鎮海招寶山腳下時，一篇報導刊登的文字。

出生在鄞縣雲龍鎮冠英村的陳順通是“太平輪”的主人。抗戰爆發後，他把僅剩的2艘輪船自沉航道，以阻止日寇進攻。

“我父親只是一介平民，每次想到他在抗戰中的愛國之舉，對他的敬佩之情無以言表。”今年80歲的陳乾康是“中國船王”陳順通的幼子，他向記者講述了父親的抗戰故事。

舍家為國　“源長輪”自沉江陰

“這艘船對我家來說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是我父母共同創業的見證”

抗戰爆發後，江陰要塞、黃埔口、閩江口、寧波鎮海、海州、珠江口以及馬當一帶要實施封鎖，需要噸位較大的船舶沉沒在重要船道上，用來防止日本海軍進攻。

“1930年，我父親在上海創立獨資的中威輪船公司。”陳乾康告訴記者，抗戰爆發前，他父親經營的航運公司已經是業內首屈一指，噸位擁有量在當時中國各大輪船公司中名列前茅。

在“8·13”淞滬會戰全面爆發前夕，蔣介石在南京最高國防會議中決定，在日軍還沒有進攻長江流域前，對長江航路採取封鎖行動，阻滯日軍沿長江向西進犯。“1937年8月初，我父親將載重為3360噸的‘源長輪’交給當時的政府。”

1937年8月12日，陳順通的“源長輪”和其他22艘商船、12艘艦艇、8艘躉船、185艘民用船隻，總計63800多噸，一起作為軍事防禦工事自沉於江陰要塞。

“大量的沉船、石料在長江上構築了一條牢固的阻塞線。”陳乾康說，“日本艦艇無法通過長江進入南京，只有派飛機對江陰進行轟炸。這些沉船阻隔了日軍沿江西上的企圖，保護了長江下游的工礦企業和軍政機關。”

“但是誰都不知道，‘源長輪’對於我家來說，是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的。”陳乾康說，“建於1918年的‘源長輪’是我父母親共同創業的見證。在訂購這艘船的時候，父親只有一半的購船款。我母親戴芸香知道這件事後，拿出自己的全部積蓄給我父親，才順利買下‘源長輪’。”

“太平輪”自沉鎮海

“自沉前要掛好國旗，將船首指向自己家鄉的方向”

“那個時候，許多抗戰所需的戰略物資都由英法控制，從上海租界下船運至鎮海口，然後用小船運載，通過陸路進入金華等地，最後送到抗戰前線。”陳乾康說，抗戰全面爆發後，隨著重要港口的失守，守住寧波鎮海口就越來越重要。

1938年年初的一天，陳順通的“太平輪”悄悄停靠在鎮海碼頭。

1939年，日軍為了登入鎮海，又開始了大轟炸。從6月23日至6月25日三天裡，日軍飛機連續出動了51架次，投彈300餘枚。一時間，鎮海一帶的防衛任務更加緊張。

近一年半的準備時間，陳順通時不時會收到“時刻準備自沉”的電報，“一會要自沉，一會又不自沉，這對於我們家來說，真的是種煎熬。這種煎熬，別人沒有辦法體會。”

1939年6月27日，“太平輪”的船長收到了兩封電報，一封電報是“太平輪”沉沒的指令，而另外一封則是陳順通給船長的囑咐，“太平輪”自沉前要掛好國旗，同時將船首指向自己家鄉的方向。

“自沉前，‘太平輪’上還有十幾噸用來壓艙的食鹽。”陳乾康回憶說，“接到船舶自沉的訊息，鄉親們將船上的東西全部運走了。”

1939年6月28日晚上8：00左右，沒有了壓艙物的“太平輪”啟航了，鎮海城裡的百姓都來碼頭為“太平輪”送行。

“後來，有人告訴我父親，‘太平輪’啟航時由於吃水太淺，行駛起來有些搖搖晃晃。”陳乾康說，“‘太平輪’繞了一圈後開到甬江口主航道上，船長將船首指向了父親的家鄉以寄哀思，國旗在燥熱的江風下‘呼呼’作響。”

隨著汽笛的拉響，船長和其他船員離開了他們日夜相伴的“太平輪”。

“砰！”一聲沉悶的爆炸聲後，“太平輪”搖晃了一下後緩緩沉入了江中。

就在“太平輪”自沉時，陳順通和妻子呆坐在上海的住所里，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淚水。“我的母親不認識字，但她說過一句話，我到現在都記得。母親說‘我家是傷在日本人手裡了’。”

“‘太平輪’是我家購置的第一艘輪船。命名它為‘太平輪’，是為牢記我家1924年從寧波來上海定居、創業時，居住在簡陋的南市太平里。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父親以船東的身份進入了航運業。”陳乾康介紹說，“抗戰爆發後，無論多有錢，也沒有辦法再從國外訂購船舶。自沉的船舶對我家來說，不是金錢能衡量的。要塞處沉船延緩了日軍的進攻速度，為軍民及物資的後撤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德行傳家

抗戰8年不做傀儡

“如果有一天，我外出不能回來，就是不肯為日本人做事而遭不測”

“8·13”淞滬會戰後，上海華界淪陷，日軍開始物色人選作為他們的傀儡。“當時，日軍看沒有辦法勸降虞洽卿。我父親會說日語，在抗戰前還和日本航運業及商界有來往，所以日軍就打起了勸降我父親做傀儡的主意。”

日軍特務和汪偽政府官員多次找陳順通，希望他能和日本合作，共同支持上海的航運業。可是，每次都被陳順通頂了回去。

其間，日偽還承諾陳順通，只要他做傀儡，由日偽出面，向日方討回戰前出租給日方的“順豐輪”和“新太平輪”。

陳順通多次和妻子說，作為一名中國人，首先要對得起自己的祖國，再無愧於自己的先輩，“如果有一天，我外出不能回來，其他沒什麼事情，就是不肯為日本人做事而遭不測。”陳順通的這句話對於陳乾康來說，是一份責任。

抗戰勝利“天亮了”

“父親常說，國強則民安，國強則民不遭外人欺，國強則民富”

“天終於亮了。”1945年8月15日，陳順通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激動萬分地說。

抗戰勝利後，陳順通的愛國舉動受到當時中國政府的表彰，獲得抗日戰爭二等功勳。1949年11月，陳順通在上海寓所病故，年僅54歲。

“1936年，我父親出租給日商‘順豐輪’（6725噸）和‘新太平輪’（5050噸）兩艘船。抗戰爆發後，日商既不歸還船舶，也不支付租金。2014年4月，上海海事法院在浙江舟山嵊泗馬跡山港扣押了日商商船三井株式會社所有的‘寶韻輪’，最終迫使日商向我們支付了賠償款。”陳乾康說，“我父親經常說，國強則民安，國強則民不遭外人欺，國強則民富。迫使日商向我們支付賠償款，就是國強的表現之一。”

“抗日的硝煙已經遠去，當年的親歷者也終將離我們漸行漸遠，現在的青年一代無法感受當年戰爭的慘烈與痛苦。”陳乾康最後說，“幸福生活來之不易，我們一定牢記歷史，珍愛和平。”

對日索賠

1940-1949年11月14日，以及陳順通先生過世後， 直至1952年的，陳順通先生生前、身後的對日索賠

對日民間索賠第一案:中國商船被強征 為何求償難

1937年，中國籍輪船“順豐”、“新太平”遭日軍捕拿，後相繼在戰爭中沉沒，由此引發長達70餘年的索賠紛爭，甚至被媒體稱為“對日民間索賠第一案”（精確說，應為船舶索賠勝訴第一案）。這不僅是抗日戰爭期間的眾多悲劇之一，更是牽動當今中日關係敏感神經的事件。

2014年4月19日，上海海事法院以日本三井船舶株式會社未遵照2007年該院判決，支付中日戰爭期間租用兩艘中國籍輪船的租金含利息總計29億日元（現值）為由，執行扣押三井船舶所有的礦砂輪“寶鋼精神”號（Baosteel Emotion，載重量226434噸）事件，想必仍然為許多關心中日關係的讀者記憶猶新。然而，中日雙方媒體對該事件的報導重點不僅南轅北轍，也多未能深入理解其來龍去脈以及背後隱藏的歷史意義。特別是對此求償事件的源起——為何有兩艘中國籍輪船在抗戰初期於日本本土遭到扣押，戰後中威輪船公司與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嘗試向日方要求歸還、打撈兩輪及追討租金為何困難重重知之甚少。本文試圖利用檔案重建這段跨越二戰前後數十年的船舶扣押與索償的歷史。

中威公司為何將輪船租給日商？

兩輪賠償問題的源起，必須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東亞航運業的特殊生態。相較西方各國，當時的日本航運業很早就走出了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谷底。隨著日本航運景氣恢復，對於船隻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在國內造船供不應求之際，日本航運業者擴大租用外籍輪船以滿足所需。在這些外籍輪船的來源之中，當然包括了一水之隔的中國。

與此同時，雖然正逢20世紀前半葉中國輪船航運業發展相對迅速的階段，但中國輪船航運業正面臨缺乏強有力的大型航運企業、船隻老舊、對外國船隻依賴度過高等問題。其中影響最大的還是以英日為主的強力競爭，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華北的經濟影響擴大，許多原本經營華北—東北沿岸航線的中國輪船公司，在日本航商的壓迫下業績更為不振，從而被迫在營運資金上仰賴日系銀行借貸，並逐步依附於日本資本，最後甚至轉型為專門的委託營運（Owner's Managing Agents）公司，將船隻租借給日本業者使用。

中威輪船成立於1930年，創辦人陳順通為浙江鄞縣人，在抗戰爆發前曾擔任上海市輪船業同業公會執行委員，為上海航運界聞人之一。從中威輪船成立到1936年抗戰爆發前夕，該公司陸續添購了4艘輪船，總噸位達12034噸，依據當年上海市輪船業同業公會的調查，在中國籍航運企業中排名第12。

陳順通

被扣事件主角的“順豐”輪，根據台灣“國史館”收藏的檔案顯示，原為1911年德國造船廠建造的鋼質船身貨輪“烏蘇拉立克茂斯”（Ursula Rickmers）號。世界著名的勞氏船舶年鑑(Lloyd's Register of Ships)稱，“烏蘇拉立克茂斯”號在1932年為中威輪船購入之前至少曾轉手三次。

至於“新太平”輪，“國史館”檔案顯示該輪是1902年英國漢米爾頓公司為位於澳大利亞一家公司建造的鋼質船身貨輪“庫令加”號。相較“順豐”號，勞氏年鑑記載“新太平”號在1934年被中威輪船購入之前，僅於1932年換過一次船東。

由此可知，“順豐”與“新太平”皆為相當老舊的輪船，而中威輪船購入它們正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重工業發展尚在起步階段，造船工業技術不足，且輪船航運業普遍資金缺乏的問題。但這兩艘船卻成為中威輪船公司經營近海航線的骨幹，如此也能理解陳順通在戰後亟於尋求索回兩輪的原因。

日本扣押“順豐”、“新太平”的導火線：淞滬戰役

在華北水域的中國籍航運企業受到日本航商勢力壓迫的大環境下，1936年6月16日，中威輪船與日本航運公司大同海運會社簽約，以整船包租（charter）的方式將“順豐”號交予大同海運營運一年。10月14日，中威公司又將“新太平”號以相同的方式租給大同海運專營中日間的不定期貨運船班。

1937年8月，淞滬戰役爆發之後，日本專營在華航運的最大企業—日清汽船株式會社遭戰火波及。8月12日夜間，國軍將停泊於日清汽船會社所屬浦東碼頭的船隻予以扣押。隨著淞滬戰事擴大，國軍又在8月17日至24日間將扣留於浦東的“洛陽丸”等6艘輪船鑿沉於黃浦江中以執行封鎖作戰。

為報復國民政府鑿沉日清汽船所屬船隻，日本海軍決定於8月22日上午10時起扣留停泊於日本本土、各殖民地以及偽滿等地的中國籍輪船。

日軍扣押中國輪船命令。資料來源：JACAR（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Ref.C01005619000，昭和12年《陸支機密大日記》第1冊第1號1/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日本海軍的這道命令，決定了“順豐”與“新太平”兩輪的命運。 8月22日，距離租約到期僅剩不到一個月的“順豐”輪在大阪遭日軍扣押，同時“新太平”輪亦在八幡被扣。無情的戰火，不僅讓“順豐”與“新太平”陷入敵手，中威輪船的另外兩艘貨輪同遭波及。

為了抗日禦侮，中威的“太平”與“源長”兩輪亦在淞滬戰役爆發之初為國軍所徵用，分別自沉於江陰封鎖線與鎮海要塞，以阻塞河道，遲滯日軍攻勢。結果，中威輪船的船隊在抗戰初期就慘遭全軍覆沒的下場。

事實上，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初，已有大量中國籍輪船往來於日本本土水域，但與“順豐”“新太平”同時停泊於日本的中國籍船隻中，卻有相當數量安然無恙，日軍不敢動其一絲一毫。

現存於日本防衛省戰史資料中心的舊日本海軍檔案顯示，當日軍決定扣押中國輪船時，曾特別選定“純支那汽船”，並在相關命令中慎重註明“天津附近置籍之船隻除外”。這段話呈現了日本海軍一方面要報復國民政府鑿沉日清汽船所屬船隻，但又不能株連到實際上已受日資滲透之中國船商的投鼠忌器（以已依附於日資的政記輪船為例，該公司船舶即多登記為天津籍）。在層層考量之下，與日方有租賃關係，但並非日人投資的 “順豐”與“新太平”輪，自然就成了為日軍扣留的首選目標之一。

“新太平”輪

兩輪在戰時的命運與沉沒

日本海軍扣留“順豐”與“新太平”兩輪後，由於日本航運業界對船舶需求孔急，很快就移交負責主管日本航運交通的遞信省，然後又分別於1937年10月與11月間先後以定期租賃的方式將“順豐”與“新太平”交由大同海運經營——等於是還給該會社繼續使用。重返大海的兩輪，隨即投入了日本近海航線，載運北海道與九州出產的煤炭往來於日本各大小港口。

然而，“新太平”的命運多舛，它在遭俘一年多之後，就因遭遇颱風而於1938年10月21日觸礁沉沒於伊豆大島北岸的岡田燈塔附近海岸。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間，急於確認“順豐”及“新太平”兩輪行蹤的中威輪船，終於重新聯絡上大同海運，但大同在當年9月輾轉交給中威輪船的照會卻對“新太平”已經沉沒一事隻字未提，僅稱直到當時為止，一直定期將兩輪的租金交付遞信省。

相較早早便意外沉沒的“新太平”，“順豐”的使用期間較長。大約在1939至1940年之交，日方將它改名為“順豐丸”，並轉用於中日航線，往來於安徽馬鞍山等長江流域的鐵礦區與日本本土之間，運輸高品質的中國產鐵砂供日本國內鋼鐵廠之用。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順豐丸”被日本陸軍徵用為所謂的“A船”（陸軍運輸船），運輸部隊往來於日本本土和南洋戰場之間。但它最後仍然逃不過戰爭的厄運，1944年12月23日，“順豐丸”滿載日本陸軍部隊從新加坡啟航前往婆羅州古晉。25日凌晨1時39分，它於婆羅州西岸的外海30海里處遭美軍潛艇“頰紋鼻魚”號魚雷擊沉，此時距離日本投降僅剩8個多月。

大同海運社史中的順豐等輪資料。出自：田中正之輔『大道：大同生成の由來、環境、その志向と実踐』

戰後國民政府的索賠

1945年8月，二次大戰結束。身為戰勝國一員的中國亦開始著手調查、追討戰時遭日本擄獲、扣押的國籍船舶。根據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於1949年提出的最終統計顯示，確定下落的被日扣押船隻高達123艘、總噸位215998噸。這相當於1935年中國登記有案之輪船總噸位的30.3%。

正因為抗戰期間中國公、民營航運業者損失甚巨，戰後各航商乃成立民營船舶戰時損失要求賠償委員會，向交通部陳情希望能儘速獲得賠償。

1946年5月，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成立，隨即於次月向負責處理戰後對日問題的遠東委員會（Far Eastern Commission）提出賠償原則，希望包括船舶在內的中國資產，凡是能提出正式證明檔案者，均可向日方要求賠償。隨後，遠東委員會於7月18日正式議決通過“被劫物歸還政策”（Restitution of Looted Property Policy），規定所有在日本領海內之船隻，只要能認明原為盟國登記所有而為“日方或其代理人用詐術或壓力所取得”，應即還各盟國。此外，所有日本領海內損壞及沉沒之被劫船隻，如申請國提出要求，即應儘速打撈修理，並復原至被劫時的狀態。

其實，現存於上海及台灣的檔案顯示，至少在1946年7月中，中方就已經打聽到順豐與新太平輪已經沉沒的風聲。只是從目前已知的檔案來看，只明確提到順豐號的沉沒時間與地點，對新太平號的沉沒時地尚無所悉。 因此1946年7月19日，也就是遠東委員會通過被劫物歸還政策的次日，駐日代表團便迅速去函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以下簡稱“盟總”），要求協尋20艘戰時遭日本扣押之中國輪船。在這份清單中，下落仍然不明的“新太平”號正赫然在列。 9月30日，日本政府回報初步調查結果，明白記載“新太平”號已於1938年10月沉沒。但不知何故，盟總似乎直到11月底都還未將收到的訊息轉告中方。

駐日代表團於11月27日去函盟總正式申請歸還。兩天后，民營船舶戰時損失要求賠償委員會向國民政府提出了包括“順豐”與“新太平”在內第一批27艘輪船歸還要求的證明檔案。依據中威輪船提出的償還申請書中英文本，對兩輪的追賠請求主要為以下兩點：

①追還“順豐”與“新太平”兩輪原船，如該兩輪已不存在，則要求按照各輪同級噸位、同等年齡輪船儘速撥賠兩艘。

②由於“順豐”與“新太平”兩輪被扣後，是以定期租賃的形式交與大同海運使用，故中威輪船要求日方支付兩輪自1937年8月被扣起至1946年10月為止之租金。其金額分別為“新太平”號美金2490992元、“順豐”號美金3311414元（按日方使用期間日幣與美金匯率換算）。

這項要求正是長達六十餘年索賠爭訟的原點，日後關於中威輪船與大同海運及繼承了後者的日本航運公司間的法律攻防，都是圍繞著追討這筆租金為核心進行。

大同海運社長田中正之。出自：田中正之輔『大道：大同生成の由來、環境、その志向と実踐』。神戶：大同海運株式會社，1964年。

求償的難點及中方處理陷入停頓的原因

1947年初，“順豐”與“新太平”輪的最後命運越來越清楚。1月14日與17日，盟總先後明確告知中方 “順豐”與“新太平”沉沒的訊息。2月15日，對兩輪完璧歸趙尚抱有最後一絲希望的陳順通致函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上將（Gen. D. McArthur），希望盟軍總司令能同意中威輪船取回兩艘被扣船隻，或是以船齡、噸位相似的同級船隻充作替代，並要求日方繳納租用兩艘輪船的租金。3月22日，中威輪船又透過駐日代表團行文要求盟總指示日本政府打撈“新太平”輪。

但盟總於3月24日的回覆中，不僅清楚告知“順豐”與“新太平”兩輪已於戰時沉沒的噩耗，更指稱該公司要求的替代船隻及繳納租金等要求不符合當前的歸還指令。至於中威輪船3月22日提出的打撈要求，盟總民間財產管理局則在6月9日回函駐日代表團，直陳“新太平”輪在1938年觸礁沉沒後，就為日本遞信省管船局所放棄，部分回收的船隻殘骸也早已賣給橫濱的拆船商拆解，故現實上“新太平”輪根本就已片板不存，更遑論打撈。其次，關於“順豐”輪的打撈事宜，盟總也以該輪沉沒於日本領海以外，不符其打撈規定為由駁回了中威的要求。

儘管如此，中威輪船仍鍥而不捨希望能打撈沉船及追討租金，故多次去函外交部等機構要求協助辦理。國民政府外交部與駐日代表團等機構也儘可能配合中威的請求，向美方以及盟軍總部交涉。只是，被劫物歸還政策的修正自1946年底之後一直因盟國間意見不一而遲滯不前，連帶影響到中國船舶歸還與索賠作業的進展。

1948年7月29日，遠東委員會終於通過修正後的被劫物歸還政策方案，採納了不少中國的意見，特別是取消了原案中飽受各國所詬病的“沉沒船隻打撈費用需在賠償配額內扣除”之規定，改為由日本政府承擔日本領海以內被劫沉船打撈修理等費用。此後，船舶歸還作業進展較為順利，但日本領海以外的被劫沉船打撈能否適用歸還政策的問題，卻因美蘇意見對立而未能列入被劫物歸還政策新案中。因此，順豐輪打撈與追討租金事宜也就繼續懸而未決。

至1950年春，經過努力，日本領海內沉船之中國籍船舶，已有8艘歸還，另有7艘即將修復或核定歸還，但仍有21艘船舶無法打撈修理。至於為數高達69艘的海外沉船，則因盟國間對於沉船打撈修理費用負擔問題的僵局而進展不前。更嚴重的是，盟總轉而要求台灣當局“駐日代表團”同意放棄船隻的打撈與歸還。

1950年8月，盟總來函詢問“駐日代表團”尚未打撈之被劫船舶處理問題，並稱“如二十天內無答覆，即以放棄論”。此時正逢韓戰爆發，日本廢鐵價格高漲，日本廢鐵商有意收購部分沉於日本領海且尚未打撈的中國籍輪船。“駐日代表團”利用這個機會跟盟總最後一搏，在8月29日回函盟軍總部民間財產管理局，聲明所有沉沒於日本領海的中國籍船隻，除了已經歸還或正在談判轉賣者之外，一律不考慮放棄。同時，“駐日代表團”還列出了12艘不願放棄的船隻名稱，其中就包括了“新太平”輪。

儘管“駐日代表團”仍試圖在形式上保留要求打撈及歸還“新太平”等12艘輪船的權利，但盟總的答覆卻相當乾脆。9月25日，盟總再度以日本政府早已放棄“新太平”輪的拖救，且保險商也已將它的殘骸拆解、船貨轉賣為由，變相迫使台灣當局放棄“新太平”輪的打撈與歸還權。

此後，直到1952年台灣當局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對日求償為止，“順豐”與“新太平”輪的租金追討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至於陳順通家族20世紀50年代移居香港後重新展開追討訴訟的經過，則是另一個故事了。（文/蕭明禮）

（作者蕭明禮，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客員研究員、吉首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特聘教授。學術論文《對日求償順豐、新太平兩輪強征案的歷史考察》完整版刊發於2016年第1期《抗日戰爭研究》。）

家族紛爭

中國船王陳順通家族對日索賠獲2.3億，後代陷遺產繼承糾紛

紅星新聞7月17日訊息，2.3億元，中國第一代船王，77年，四代人。

當這些字眼組合在一起時，除了厚重的歷史感和風光的過去，誰能想到，還讓一個豪門家族陷入了內部紛爭。

當2014年4月19日，中國第一代船王陳順通家族歷經77年連續四代對日本的索賠後，終於追索回當年租借“順豐”輪、“新太平”輪的船舶租金及經濟損失。5天后，日本商船三井株式會社將40億日元（當時約合2.3億人民幣）執行款打到了指定賬戶，這也宣告震驚世界的“中威船案”畫上句號，成為國內首例對日民間索賠案勝訴並且獲得賠償金額最大的案件。

相關資料圖片 圖據網路

不過，這一件本應是舉家歡慶、告慰先祖的喜事，此後卻演變成了陳氏家族內部的遺產糾紛。2.3億人民幣賠款的到來，成了撕裂船王家族內部的一把利刃：兩起和繼承權有關的官司隔了三年仍未結束。

一起訴訟由陳順通的小兒子陳乾康和兩個女兒提起，狀告陳順通大兒子陳洽群的幾位子女。

另一起訴訟，則是陳洽群一位並未被家族認可的兒子陳明提起，要求分割賠償款。

2017年5月，曾多次起訴要求確認陳順通遺囑無效但被駁回美國的姐妹，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請再審案件受理通知書。這意味著，船王家族的繼承紛爭還將繼續。

陳順通代書遺囑2頁

7月13日，紅星新聞記者前往上海，追訪船王家族成員，揭開2.3億賠償款背後的家族隱痛。

陳氏家族多年前的家族合影，如今已經很難再有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壹，中國船王的遺囑之爭

事情還得從一個世紀前講起。

作為中國第一代船王的陳順通可能永遠都不會想到，自己闖蕩出的一番成就，後來會遭受如此大的“災難”，甚至導致了家族後人的糾紛。

船王官司：兩艘船被日方租用未還，多年索賠無果

1895年出生於浙江寧波的陳順通，14歲時闖蕩上海灘，由見習水手成長為一名技藝嫻熟的船長。因拯救被軍閥追捕的國民黨元老張靜江，陳被張舉薦為國民航運公司經理，為北伐軍暗中運送軍火。

陳順通

1930年9月1日，陳順通創立中威輪船公司，成為中國第一家獨資海運公司。之後，陳又先後購進“新太平”、“順豐”、“源長”三艘輪船，其中的“順豐”號時為中國最大的貨輪。中威公司船隻總噸位2萬噸，陳順通也成為當時中國第一船王。後來的香港船王、香港前特首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當時曾是其助手。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灘，陳順通曾名噪一時。

發生在船王家族中近一個世紀的對日索賠案，始於1936年。當時，陳順通代表中威與日本大同海運株式會社在上海簽訂定期租船契約，將6725噸的“順豐”與5025噸的“新太平”租給“大同”使用。但一年之後，抗日戰爭爆發，為回響國民政府堵塞航道防禦日本大舉進攻的要求，陳順通將“中威”剩餘的兩艘貨輪“太平”號和“源長”號分別自沉於江陰口與寧波灣航道。而日本“大同”租船期滿後，“順豐”與“新太平”卻下落不明。1939年春，陳順通赴日找到日本大同海運株式會社，對方卻告之輪船均被日本軍方“依法捕獲”。抗戰勝利後，陳順通曾多方求助，並向日方索賠，但都無果。

遺囑紛爭：長子繼承兩船權益，小兒子不認可

1949年11月14日，積勞成疾的陳順通病逝，年僅54歲。這一年，他的大兒子陳洽群30歲，幼子陳乾康14歲，另外三個女兒也尚年輕（原本有四個女兒，長女陳愛麗早年夭折）。幾十年後，讓他的後人發生紛爭的，便是1949年8月8日，病重的陳順通定下的一份代書遺囑。

船王陳順通的家族成員圖譜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這份船王遺囑顯示的內容為：“兩輪之權益及應收未收之租金應全部歸餘子陳洽群繼承並徵得余妻戴芸香完全同意他人不準發生任何異議”。

船王陳順通留下的遺囑成為日後家族成員紛爭的導火索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關於這份遺囑，陳洽群的孫子陳中威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在祖父陳洽群接過曾祖父的索賠接力棒後，上世紀60年代，在日本打官司時，祖父就曾在日本法院提交過這份遺囑，作為證據。而他的父親陳春和伯父陳震在上世紀80年代繼續就中威船案在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訴訟時，這份遺囑也曾作為一份重要的證據。

但82歲的船王小兒子陳乾康並不認可有遺囑的存在。

他對紅星新聞說，母親戴芸香是文盲，連名字都不會寫，寫名字就是畫一個十字，如何做遺囑的見證人？而且，他稱在自己的印象中，父親去世前臥病在床，飯都不怎么吃，那份遺囑是如何寫出來的呢？

1971年陳順通家族親屬證明申請書

陳乾康及兒子陳經緯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陳順通那份寫於1949年8月8日的遺囑是代書遺囑，但代筆人是誰到現在沒有查明。陳經緯後來從檔案館裡找到一份陳順通的親筆書寫的檔案，檔案上陳順通的簽名和遺囑上的簽名並不相似。陳經緯還說，陳洽群在1958年趕赴香港之前，曾在參加上海靜安區法院審理的家族裡另一起繼承糾紛案件時說過，陳順通沒有遺囑，將來財產由母親戴芸香繼承。“船王怎么會寫一份這么粗糙的遺囑呢？”

焦點：長子後輩稱繼承家族使命，小兒子說此前並沒聽說

“當時我祖父繼承的並不是錢，而是家族的使命。”

而在陳乾康看來，那份遺囑剝奪了他和母親姐妹應有的權利，他無法認可。他說，如果不起訴，自己就會喪失更多的權利。

2005年，陳乾康也曾經提出申請，以涉案遺產共同所有人的身份，要求參加在上海海事法院審理當中的中威船案。法院之後回復他，認為原告陳春、陳震是船舶出租人及受指定行使索賠權的人，案件並不涉及除出租人之外的財產所有人以及財產所有權的分割和繼承，因此沒有接受陳乾康的申請。

一份上海海事法院2010年9月25日的筆錄顯示，法官當時告訴來訪的陳乾康等人，家屬之間對陳順通的財產繼承有重大分歧，而陳氏家族財產爭議應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轄。陳乾康的兒子陳經緯告訴紅星新聞，父親之前去海事法院談話，法院當時也曾提出，希望他們克制家族內部的矛盾。“那份遺囑撕裂了整個家族，怎么能夠接受？”陳經緯這樣評價。

陳順通先生題詞與簽字

陳乾康手持船王父親陳順通生前的題字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和兒子住在一起的陳乾康如今早已搬離了陳氏老宅。雖然與陳平同住在上海，但陳乾康卻不知道陳平如今的地址，也不知道對方的電話號碼。

在這起糾紛中，陳乾康和兩個在美國的姐妹，和大哥陳洽群一家變成了一條河流的兩岸，互相對立。

叄：中國船王的遺囑之爭

陳中威認為，陳氏家族這個曾經血濃於水的家族，因為祖父陳洽群的去世才開始有了那道裂痕。但陳乾康認為，心結並非一日而起。

兄弟芥蒂：同為船王之子，命運卻迥異

作為船王的後代，陳乾康的童年時代曾衣食無憂。但是14歲遭遇父親去世，家道中落，大哥陳洽群在1958年為了對日索賠一個人去了香港，陳乾康稱：“父親很多財產當時都在香港，都由大哥接手。”

陳乾康表示，陳洽群剛去香港時，他一直以大哥為傲。對日索賠這件事，一直是陳家的頭等大事。多年之後，陳乾康托人在台灣地區的資料館查到，陳順通當年留下的租船契約、船舶情況表以及曾計算出來的應收船舶租金等證據都完好保留下來。而1958年，陳洽群去香港地區開始漫長對日索賠路時，也把這些資料帶去了香港。“如果大哥那時不去香港，當時是無法索賠的。”

順豐和新太平兩輪當年的船舶國籍證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陳乾康說，當時陳洽群去了香港後，母親、弟弟妹妹以及陳洽群的妻兒全部留在內地。“那個時候大哥在香港接手了祖父留下的財產，用祖父留下的錢打官司，每個月會寄生活費回來，但大筆的錢就沒有寄回來過。”

多年後，讓陳乾康心生芥蒂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同為船王之子，命運卻迥異。

他稱，大哥陳洽群定居中國香港，承繼了父親當年留下的部分財產。而大哥的後代，如今有的留在中國香港，有的定居日本、中國澳門，而自己一直留在上海，做過不同工作，最後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靜居寺接待外賓，並最終在這裡退休，一生平淡無奇。

他說自己記得，父親陳順通臨終之前，曾說過放心不下未成年的孩子們，想要送他們外出念書。“大哥回來時也曾說以後要帶我去香港，但最終並沒有實現。”

陳乾康和大哥陳洽群的昔日合影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陳洽群後人：祖父一直給家人寄錢，打官司花了不少錢

“我的祖父是長兄，他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人。”陳洽群的孫子陳中威並不認可家族間子女的落差是從祖父開始。

他說，曾祖父去世後，很多資金都被凍結在境外，祖父陳洽群在1958年去香港之前，為了支持祖國建設，曾把祖父的一些產業抽調回來，還曾經在上海辦過新中國電瓷廠。後來才在政府支持下，一個人去了香港。

“祖父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他對家裡的照顧關心每時每刻都沒有停止過。”陳中威說，陳洽群拿到了陳順通留在香港的財產後，每個月都給上海的陳氏大家庭匯港幣，負責生活的開支，這其中也包括陳乾康。他稱，當時留在上海的陳家人，大部分都沒有工作，靠著每個月匯來的錢，不管是讀書還是生活，可以過得很好。“我祖父離開21年，就養了（大家）21年。”

陳中威認為，並不存在陳洽群拿了這些錢在外面生活得更好的說法。他稱，為了繼續對日索賠，陳洽群離開妻兒母親多年，跑日本跑了三十幾次，在日本打官司從1964年打到1974年，很多錢都花在訴訟上面了。

陳中威說，父親陳春在世時曾經計算過，陳洽群在日本打官司期間花了大概60萬~80萬美金。而在陳洽群去世後，陳春接手開始在上海當地的法院起訴日方時，從1988年開始到2014年最終執行完畢，花費也非常多。為了打官司，陳洽群曾經變賣過家裡的古董，也曾抵押過香港的房產。“其實輪到我父親打官司的時候，祖父留下的是一個很大的窟窿。”

一直支持中威船案對日訴訟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増認識陳春超過20年。他向紅星新聞記者證實，陳春多年來一直堅持打官司，到後期在資金上確實開始窘迫，一些朋友也因此提供過一些資金幫助。而陳中威還記得父親陳春說過的一句話，“很多做事業的都是白手起家，我是從負數開始。”

陳乾康一家：並沒見過費用清單，打官司也被排除在外

“可是花了多少錢，應該有一個清單，這個我們並沒有看到過。”對此，陳乾康和兒子陳經緯這樣說道。

儘管這場家族對日索賠一直由陳洽群及其後代們主要負責，但陳乾康認為自己也是出過力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他表示，大哥陳洽群在日本打官司時曾被日方質疑主體資格，日本法院要求開具親屬證明書。在中日建交前的1971年11月，陳乾康曾和母親戴芸香一起去辦了證明陳順通和陳洽群親屬關係的公證書，並最終通過外交部發函給上海有關方面，將親屬證明關係書認證後轉交至日本，證明陳洽群是陳順通的兒子。“如果當時沒有這個公證，當時的官司是打不下去的。”

陳乾康和母親戴芸香曾為陳洽群在日本打索賠官司申請公證辦理親屬證明書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陳乾康說，在大哥陳洽群在世時，他曾經和大哥提出過希望幫他一起在國內打對日索賠官司，但大哥並沒有明確表態。大哥中風之後，他的兩位侄子陳震、陳春在國內提起訴訟時，他都是看了報導才知道。這使得他感到疑惑：為什麼同為船王后人，自己好像被排除在外了？

“我們本來是以中威輪船公司的名義去告日本方面的，但後來法律上不適合，所以變成了兩個自然人，一個陳震一個陳春。結果這個時候叔公走出來說要再加訴訟人，如果是這樣，訴訟程式又會再走一遍，時間又會拖長。我父親當時一直苦口婆心地勸，說打贏之後好商量。”對此，陳中威這樣解釋道。

如此看來，陳氏家族因為這起對日索賠案件，早就已經有了內部分歧。

肆：2.3億元和從未被家族承認的兒子

當賠償金姍姍來遲時，暗藏的矛盾開始不可避免地爆發。

2014年當2.3億人民幣的賠償金到賬後，陳乾康和兩個姐妹再次提起再審申請，要求分割遺產。

與此同時，陳洽群去世前也曾留下遺囑，曾提到向日本政府索償成功之所得收益分配，90%要用於恢復先父中威輪船公司及另行獨資組成的中威貿易集團公司。除了動用5%成立兩個基金會，留給妻子錢德倫1.5%，3%交給二妹陳愛珍主管分配給大妹陳愛棣、弟弟陳乾康、小妹陳如麗三人等，0.5%留給了另外一位女士。

官司再起：另一位後代也要求分割遺產

可是，這份遺囑也很快引來爭議。

陳洽群和夫人錢德倫總共生下了十位子女，此外還和另一位黃姓女士生下一子陳明。1948年出生的陳明如今已近70歲。這位退休工人同樣起訴陳洽群的其他子女，要求分割遺產，甚至抵押了房子申請了訴訟保全。“父親當年去香港時，開始每月都給我們寄200元港幣的生活費，父子關係是變不了的。”陳明這樣告訴紅星新聞記者。

陳明內心也有落差，母親當年和陳洽群之間因為誤會，有很長時間無法聯繫。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失去了生活來源的他們曾經度日如年，他稱母親甚至一度要靠賣血養家。最終，陳明成了一名無線電廠的工人。在陳洽群回上海之前，他曾無數次去老宅尋找父親未果。“後來父親回來和我們見面，說過會補償我們。”

陳洽群的遺囑並沒有陳明的名字，但當賠償款來了之後，陳明起訴認為賠償款屬於家庭未經分割的共有財產，作為陳洽群之子，他有權分割。“父親去世前中風好幾年，話都說不出來，如何定下這樣的遺囑？”

陳乾康提出的再審申請沒有被上海二中院受理，並最終被上海高院駁回。於是，他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訴。而陳明的起訴，一審被法院駁回，如今二審判決尚未下達。

對此，陳平說，他們相信法律，一切以法院認定為準。

最高法下達了民事申請再審案件受理通知書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2.3億尚未分配：一部分凍結，一些做公益

這筆2.3億的賠償金到底會如何使用、分配？

陳中威說，按照祖父陳洽群生前遺囑，就是90%要用於恢復祖業，運營公司，這樣陳氏家族成員的利益也能持續保證。“我父親生前經常這么說：如果要分家，這個家就分裂了。”陳中威說，祖父的遺囑里並沒有寫兒子們的名字，卻寫上了兄弟姐妹的名字。

如今，這筆賠償款一部分因為訴訟尚在凍結中，由伯父陳震監督使用。此前，也拿出一部分做公益。陳平還表示，打了那么多年的官司，拖欠的一些債務和律師費都需要償還支付。

不過，陳乾康的想法，仍然和陳洽群一家不同。

他認為大哥訂這份遺囑時，母親戴芸香並沒有去世，當時遺囑上連母親的名字都沒有提，而且訂立遺囑時，他們一家也不在場。“我就只是希望父親留下的遺產，要分就全部一起分，並不是分兩艘輪船的賠償，應該要在家族子女之間按照繼承法公平、公正地分配。”

尾聲：曾經和睦 期待和解

這個從來沒有正式分過家的中國船王家族，曾經很和睦。

這個家族裡的很多成員，戶口地址都寫的是延安中路913弄的一處老宅。這個裡弄里曾經住過不少名人，其中也包括船王陳順通的後人們。

陳氏家族的上海老宅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在陳乾康年輕的時候，他曾經帶著年紀和自己差別不大的侄子陳春、陳震、陳平玩各種新鮮有趣的遊戲，教他們彈吉他，帶他們參加過舞會。當年，陳洽群返回上海之時，還和弟弟陳乾康一家留下數張親密合影。陳乾康兒子陳經緯的名字，也是陳洽群所取。

如今，這所帶著老上海味道的老宅依然保存完好，但陳氏家族的後人們卻已經關係不再。分歧導致曾是一脈相承的船王后人，如今靠打官司來溝通，就連回寧波老家掃墓祭祖都會互相迴避。

“這個家庭曾經幾十年都是團結的。”對於如今的家族紛爭，陳中威感覺很無奈，他說，家族打這場官司，最終並不僅是為了錢，而是為了繼承家族遺願，為中國人出口氣。

陳氏家族多年前的家族合影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在這一點上，陳乾康也是一致的，他告訴紅星新聞，儘管和大哥一家產生了矛盾，但在對日索賠問題上，還是要一致對外。

“我非常希望家族成員和氣相處，把陳氏家族傳承下去，也許還要靠時間來慢慢醫治，希望有一天家族能夠真正和解。”採訪的最後，陳中威向紅星新聞說出了自己的心愿。

（原題《中國船王家族對日索賠贏2.3億陷遺產紛爭 後人呼籲家族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