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秉謙

陳秉謙,字鳴佛,1893年出生在山西省晉城縣西北鄉(今澤州縣陳溝鄉)山耳東村,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5年2月,當選為政協內蒙古自治區第一屆委員會副主席。1958年12月24日因病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秉謙
  • 出生地:山西省晉城縣西北鄉
  • 出生日期:1893年
  • 字號:字鳴佛
人物簡介,生平經歷,

人物簡介

陳秉謙,字鳴佛,1893年出生在山西省晉城縣西北鄉(今澤州縣陳溝鄉)山耳東村。
從1927年至1941年,追隨傅作義先生,為傅作義所率部隊的參謀長。
1941年後,在綏遠省工作,任綏遠省民政廳廳長、秘書長等職。晚年患腦血管病,半身不遂,以半殘之軀,促成了北平、綏遠起義。
1949年綏遠起義後,歷任綏遠省首席參事、綏遠省政協副主席、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內蒙古自治區社會主義學院院長,政協內蒙古自治區第一屆委員會副主席。
抗美援朝期間,他將父親給其遺留的四兩黃金、陝壩的九畝九分房基地和呼和浩特市的一所院子變賣後,捐獻給了國家,支援抗美援朝,並將自己的兒子送上了戰場。
1954年,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1955年2月,當選為政協內蒙古自治區第一屆委員會副主席。
1958年12月24日因病逝世。

生平經歷

陳秉謙出身於一個商人家庭。他的童年是在自家私塾中度過的。1900年義和拳傳到山耳東村,在封建政府的縱容下,山耳東村部分村民出於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本能反抗,參加了義和拳,殺死了本村27個天主教徒。之後不久,在外國勢力的干預下,晉城縣政府鎮壓各村參與義和拳的農民,山耳東村作為晉城殺死天主教徒最多的村莊之一,被縣政府列入重點鎮壓的村莊。經過陳秉謙的父親陳榮毅與本村村民的積極努力,以陳秉謙的叔叔為首的60多戶村民的性命算是保住了,但為安撫教民及賠償教民的房產,陳家賴以起家的“增盛祥”字號的資金被全部抽空。同時,壺關縣令趁陳榮毅處理教案不得分身之機,將陳家在壺關入股的鹽店分文不給,連同財產一同轉讓給了他的親信經營,從此,陳家經濟一蹶不振。這些事,對陳秉謙的童年影響很大。
1909年,陳秉謙的父親陳榮毅到太原參加拔貢考試,看見山西陸軍國小堂管理嚴格,孩子們在這裡學不壞,又不出飯費和學雜費,就寫信讓陳秉謙到太原參加陸軍國小堂的招生考試。辛亥革命爆發後,陸軍國小堂解散,學生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到社會上找了事做。1912年,陸軍國小堂復學,兩期學生合為一期,兩班學生不過百名,歸併為一班,一同升入保定軍校第五期。在保定軍校,陳秉謙有幸結識傅作義先生,並義結金蘭,對他的一生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陳秉謙是在同學樊賡燦的撮合下與傅作義先生結識的。
陳秉謙與傅作義早在山西陸軍國小時就是同學,傅作義是第一期,陳秉謙是第四期。因陳秉謙來自鄉間,不善交際,在山西陸軍國小堂和保定軍官學校,除與同鄉的五位同學和編在一處上課睡覺的幾位同學比較接近外,同學間的社交活動很少問津。在保定軍校,傅作義在四連,陳秉謙在五連。雖說同在山西陸軍國小堂和保定軍校學習,但到臨近軍校畢業時,兩人還不相識。陳秉謙有個同學叫樊賡燦,定襄人,在騎兵科,與陳在清河預備學校時是同連同班,關係比較好。一日,樊與陳提議,聯絡曾正毅、趙廷英、傅作義等十三人結交換帖。第二日,十三個人就在保定城內吃飯照相,成了拜把的兄弟。兄弟是兄弟,接近的更接近了,不接近的還是那樣各自矜持著。
保定軍校畢業後,閻錫山向保定軍校電調了八九十名學生,訓練期滿後,陳秉謙分在學兵團,先後任班、排、連長。
1924年,樊鐘秀分路進攻晉東南,閻錫山兵力不敷,令各縣辦理民兵,陳秉謙由學兵團連長被派為晉城縣民兵指揮。樊鐘秀從遼縣攻入,晉城無事。1925年,晉北作戰,陳秉謙帶的補充營被撥歸第八團,編為第二營,陳秉謙成了傅作義的部屬。這時,傅作義已經代替謝濂,任第四師師長。半年之後,傅作義因檢閱部隊到第八團。有一天,傅作義在陳秉謙的老鄉家中吃飯,陳秉謙也在場。談話間,傅作義與陳秉謙談了許多軍事上的事,對同學們進入社會後的情況進行了評論。不久,陳秉謙就任了四師上校參謀長。
當時,國民革命軍北伐,閻錫山倒旗易幟,任第三集團軍司令。北伐軍向奉軍進攻時,張學良駐紮在保定,閻錫山為策應北伐軍,向石家莊出兵,截斷奉軍後方,決定奇襲涿州。這個任務,最後落在了傅作義的頭上。陳秉謙與傅作義一起制定了奇襲涿州的詳細計畫。經過6天的晝夜急行軍,取得了奇襲涿州的勝利。奪取涿州後,晉軍一時趕不上來,閻錫山電令第四師“死守涿城,以待反攻”。奉軍組織了重兵和200多門大炮,日夜進攻。在攻城不下的情況下,又派人入城說降,傅作義置之不理。到了將近3個月時,吃飯成了嚴重問題,守城門的外層士兵常有跑出城投降的情形。全師人數除傷亡三分之一外,患浮腫及大便不下的病人很多。
傅作義決定只身前去保定見張學良給大家換回糧食,託付陳秉謙和幾位團長維持秩序。過了三四天,傅作義又回到城內,安頓部隊。過了半個多月,部隊徒手開駐通縣改編,陳秉謙任參謀,仍在師部辦事。在通縣住了幾個月,保定被晉軍反攻占領,北京吃緊,黑龍江督軍吳俊山向張作霖說:“北京附近兵力已少,對第四師監視困難,留在那裡危險很大,趕快交給我,把他們開赴黑龍江吧。”這訊息傳出後,原第四師的三個團長都跑了,陳秉謙趁到北京交涉車皮之便,跑到天津法國租借地長發棧,假充商人,與朱命三(朱錫章,字命三,猗氏人,與傅作義同為保定軍官學校五期同學,時任中校參謀長,守城期間,專門負責與外面派來的代表聯繫和交涉)聯繫。陳秉謙走後,部隊一夜之間跑了許多。師部一人未剩。未及跑走的,被關到車內拉到了黑龍江。陳秉謙在天津長發棧,每月由原師部出納科長茹志成從傅作義的棉花莊子裡給他送200元房飯費。陳秉謙以商人身份作掩護,每日與棉花客商來往。
有一天,朱命三忽然由北京跑來向陳秉謙說:“傅作義已離開保定,今天可到天津。”第二天,陳秉謙與傅作義在南培蘭的寓所見了面。這時,北京已很緊張。他們到後,即與南培蘭商量開展直魯軍部隊招納、軍師旅長委任等工作。在南培蘭寓附近,又租了個大院,派流落在天津、北京的軍官到涿州附近收容由通州跑出躲到涿州的士兵二三百名,藏在租界內,日本人供給手槍等武器。接著,張作霖被炸,天津市治安岌岌可危,京津交通斷絕,日本人說閻錫山已到北京了。南培蘭與傅作義商量,讓陳秉謙到北京見閻錫山,報告天津情形,請示接收天津辦法。閻錫山的妹夫薄以泉向法領事館辦一護照,說是領事館派人到大使館去聯絡,汽車上插的是法國旗。又派一河北人與陳秉謙同行,免得陳秉謙的山西話惹麻煩。由津到京途中,直魯軍、奉軍散布沿路,見車就開槍,把陳秉謙搜尋一空。陳秉謙晚上10點才到北京,北京已由晉軍接防。進城後,直到鐵獅子胡同,閻錫山已經睡覺,聽說陳秉謙是天津傅作義派來的,就讓他在寢室報告了天津的情形。閻錫山說:“你明天再來吧,我與你安頓。”
第二天上午10點多鐘,閻錫山接見陳秉謙。閻錫山說:“已與傅去電,委託他為警備司令,與諸玉璞交涉接防,由他與南培蘭全權辦理。我派李生達軍開津,歸他指揮。因交通關係,到達還需數日。在這幾天中,要好好注意,尤其在外交方面,要妥為應付。今天你就回去。也許你到後已接收了。”
離開鐵獅子胡同已12點了,沿路未見一兵,直魯軍已退走,天將黑了返回到天津。旗已換了,收編的部隊已有一部換了臂章在街維持,但租界則滿布電網機槍,任何人不準進入,誰也不知警備司令部在哪兒。陳秉謙用電話簿上第一號的號碼找到了朱命三。這時,朱已代理副官長了。朱命三派車把陳秉謙接到了警備司令部,才知與閻錫山談話後,閻錫山的電報發出,拂曉前傅作義就帶著若干便衣隊進入都督府,當了天津警備司令。
警備部成立之初,編制龐大,陳秉謙深感自己再在傅作義部當參謀長已經不適宜了,就推舉正在活動此位子的崔正春接替自己的職務。陳秉謙向傅作義說,自己其貌不揚,不善交際,不適於當參謀長。並說:“崔曾在保定軍校當教官,認識的人多,當參謀長很合適。”傅作義稍為客氣了幾句,便說:“也好,你就在這幫我吧。”
不當參謀長後,陳秉謙在精神上倍感輕鬆。天津人際關係複雜,傅作義的事情又多,應付很費勁。自從當師參謀長後,與傅作義相處一年多,陳秉謙主要是為傅作義主持行政事務,在人事關係上也能為傅作義略事調和,但兩人在性格上矛盾很多,加之涿州之戰、警備天津,更使傅作義罩上了一層神秘的光環,陳秉謙在傅部更覺壓抑。不當參謀長,與傅作義的關係遠些淡些,仍不失為攀龍附鳳,精神上好多了。同時,陳秉謙深知,自己與傅作義不是交情有素彼此深知而結合的,而是在一次偶然的談話中談的投機而結合的,“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由此當了傅作義的參謀長。過了些時間,閻錫山任傅作義為第三十五軍司令,陳秉謙又任了第三十五軍的參謀長、副軍長。從此,陳秉謙作為傅作義的影子,代表傅作義多次參加國民黨中央和閻錫山召開的會議,如秋林會議、洛陽會議等,協商處理軍內行政事務,為傅作義部隊的發展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中原大戰後,陳秉謙隨同傅作義移駛綏遠。
綏遠期間,陳秉謙協助傅作義進行了有名的長城抗戰。1933年4月,日軍攻陷嘉峰口、古北口後,直逼北平北郊長城各口,陳秉謙與傅作義率領部隊在懷柔、昌平一帶與日軍西義一師團激戰兩晝夜,挫敗了敵人的銳氣。1933年5月17日至23日,與日軍惡戰七晝夜,取得了長城抗戰的勝利。為了紀念在長城抗戰中陣亡的將士,在陳秉謙的主持下,修建了綏遠歸綏的“華北第五十九軍抗日陣亡之將士紀念碑”,並代表傅作義主持了紀念碑的落成典禮。1935年,日軍唆使滿偽軍進犯綏遠,傅作義不顧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主張,率部毅然進行了綏遠抗日,陳秉謙協助傅作義制定了“全勝要放長時間,斷其一指則要乾淨利索,想辦法把西瓜切開來吃,分而食之”的作戰方略。11月中旬,一舉擊潰了侵略綏東經格爾圖的敵偽軍,並進而三百里雪夜奔襲,取得了震驚中外的百靈廟大捷。12月初,又收復了大廟,擊斃了惡貫滿盈的小濱大佐等29名日本顧問,逼蒙軍四旅反正。
“七七事變”後,陳秉謙追隨傅作義參加了與八路軍合作的平綏路東段各戰役和平型關戰役、忻口會戰、太原守衛戰等,有幸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彭德懷、賀龍、關向應等多次接觸。他還代表傅作義參加了秋林會議,接識了薄一波。他深有感觸地說:“***內人才濟濟,乃中華民族之希望也。”1939年初,傅作義部移駐綏西河套後,他又協助傅作義取得了包頭、綏西、五原各戰役的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陳秉謙以為日軍投降,萬事大吉,遂向傅作義告假,回家養病,不料蔣介石又發動內戰,任命傅作義為第八戰區司令,接收綏遠、包頭等地。陳秉謙不願同室操戈,傅作義就留陳秉謙留守河套。1948年3月後,陳秉謙奉命赴北平。北平被解放軍包圍後,各界震驚,人心惶惶,擔心守城將軍重演涿州悲劇,犧牲文化古都。陳秉謙仔細分析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力勸傅作義“沒有給蔣介石當忠臣的理由,歷史自有後人書寫”,並要傅作義當機立斷,直接給毛澤東去電錶明自己的態度,“這個路打通了,就可商討一切。”傅作義答覆:“再研究研究。”陳秉謙又告誡傅作義的長女傅冬菊多做工作,終於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省主席董其武飛到北平見傅作義,陳秉謙到機場迎接,和董其武說:“北平和平解放了,綏遠也一定能得到好處。你回去要勸告部下,穩住局勢。我在北平,對綏遠和平解放也許有點好處。”
1949年春,綏遠的和平解放開始醞釀,傅作義和陳秉謙說:“如果你病體能支,回綏遠一趟,主要說服孫蘭峰,別人服不住他。叫他不要有顧慮,不要抱觀望態度。大家團結起來,意見一致才能生存。”還告訴陳秉謙:“毛主席已定我到水利部。”陳秉謙聽後興奮地說 :“這太好了,真是想不到的好。毛主席這樣的闊達胸襟,真當感激。士為知已者死,當赴湯蹈火,以圖報答。”7月20日前後,陳秉謙與劉庸笙起身去綏遠,因情況惡化,奉命返京等候。7月30日,傅作義告訴陳秉謙:“毛主席知道綏遠情況後將我叫去,說綏遠和平解放必須成功。還說:‘蔣介石越搗亂,我們越團結。還是你親自去吧。如何去法,用何名義,隨時與薄一波政委和聶榮臻司令員聯繫,於三四日內將起義方案擬好。’”傅作義高興地說:“現在已經決定我是綏遠軍政委員會主席,董其武是綏遠省主席。”陳秉謙說:“有了名義,制定好計畫,就比以前好辦多了。”8月28日,傅作義率幕僚乘鐵甲車離平赴綏,並攜帶中共黨中央給綏遠的撥款和大量物資,聶榮臻、薄一波親自到車站送行。綏遠起義成功後,綏蒙黨委書記高克林專程赴京慰問陳秉謙,薄一波、聶榮臻設宴歡慶。之後,陳秉謙起身回綏,參與綏遠省的和平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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