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焯(軍統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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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焯(1898—1950),字空如,浙江奉化人。1916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炮兵科,與白崇禧是同學。1918年任援閩浙軍總司令部少校副官、獨立第二旅團附。1920年任浙軍營長。1923年南下廣州,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1924年任黃埔軍校軍事學科教官;1925年參加東征。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任總司令部參謀處長。1928年,被推選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1932年4月13日,任軍事委員會第二廳銓敘事務處處長,同年9月26日任參謀本部第二廳副廳長。1933年2月22日。任首都警察廳廳長。1935年12月10日,任國民政府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總務廳廳長。1936年升任中將軍銜。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8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後又任軍事委員會新聞檢查局局長。1945年4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1945年9月,任北平市警察局長。1947年7月,任中國國民黨第七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1947年7月22日,被免去北平市警察局長,調回南京,在國防部任職。1949年,陳焯沒有隨蔣介石去台灣,而是開始棄官經商。1950年被處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焯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浙江奉化
  • 出生日期:1898年
  • 逝世日期:1950年
  • 職業:軍人、特工
  • 畢業院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 信仰:三民主義
人物簡介,藏本事件,

人物簡介

陳焯(1898—1950),字空如,浙江奉化人,1916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炮兵科,與白崇禧是同學。先後在浙軍、粵軍中任下級軍官。1918年任援閩浙軍總司令部少校副官、獨立第二旅團附。同年,兼任浙軍講武堂教官。1920年任浙軍營長。1923年南下廣州。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時蔣介石任參謀長。據陳焯妻子卓子仙在2001年3月26日寫給松岙同鄉卓順悌的信云:“陳焯在廣州跟隨孫中山先生時,蔣介石、空如作參謀,三人在一個辦公室。”
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蔣介石任黃埔軍校校長,陳焯任黃埔軍校軍事學科教官;蔣介石兼長洲要塞司令,陳焯兼長洲要塞司令部參謀長。1925年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陳焯任該軍參謀長。曾參加兩次東征。1926年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陳焯任總司令部參謀處長。
1927年8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從南京回奉化,路經杭州。浙軍26軍軍長周鳳岐十分怠慢,觸怒了蔣介石,當時在南京主軍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為應付蔣介石,於9月29日下令免去周鳳岐的26軍軍長職務,旋即於10月8 日任命陳焯為26軍代軍長,1928年1月21日正式任命為26軍軍長。當時考慮陳焯這一任命,一是由於陳焯曾在浙軍任過團附、營長,在26軍有不少熟人;二是由於陳焯是蔣介石的老搭檔,必然受到蔣介石的歡迎。1928年2月7日,陳焯被推選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1928年8月13日,中國國民黨取消縱隊、軍翻號,重編為師,陳焯任第一集團軍第8師師長。同年10月8日任第6師師長。
1932年4月13日,陳焯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二廳銓敘事務處處長,同年9月26日任參謀本部第二廳副廳長。
1933年2月22日。任首都警察廳廳長。
1935年12月10日,任國民政府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總務廳廳長。
1936年1月23日升任為中將軍銜。
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8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副局長。後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新聞檢查局局長。1945年4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
1945年9月4日,陳焯被任命為北平市警察局長。1947年7月,三民主義青年團合併後,繼續任中國國民黨第七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
1947年7月22日,被免去北平市警察局長,調回南京,在國防部任職。
1949年蔣介石離開大陸前夕,陳焯沒有隨蔣介石去台灣,而是開始棄官經商。解放後隱居寧波,1950年馬頭村有人去寧波,在街頭偶遇陳焯,回來向村里匯報後,村里派人去寧波誘騙陳焯,說村裡有要事相商。陳焯一到村里,馬上被扣押,並立即被處決。

藏本事件

1934年6月9日上午10時,日本駐南京領事館通知中華民國外交部,稱副領事藏本英明前日夜晚在送日本駐華公使有吉乘火車赴滬後失蹤,請為調查。領事館同時派員分赴首都憲兵司令部及警察廳,通報了同樣內容與要求。日方態度咄咄逼人,借“尋人”而行侵略之實是其慣技。藏本事件發生時,蔣介石正在江西剿共,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在京主持政務,兩人得此報告後,都是又驚又怕。汪精衛迅速訓示首都憲警機關:“盡全力訪查,務期藏本失蹤事有一著落,以維中日睦鄰邦交。”警察廳長陳焯和憲兵司令谷正倫都是“第一責任人”,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層層布置,派員去日本領事館,詳細了解藏本失蹤經過,及其個性、嗜好、身材、面貌、服飾,又索取近時照片,以資翻印後核查用。警察查問藏本出走原由,是否因某種刺激而自尋短見,諸如公事失誤、同僚矛盾、經濟拮据、身體有病、夫妻失和等。日方肯定藏本一切正常,絕不會自殺。當日12時開始,首都憲警分頭出動,往各處查訪,先是在大街小巷,後是入店鋪旅館,乃至青樓、舞廳、廁所都要問一問、看一看。警察廳督察長陳獨真(曾任陳果夫的保鏢)帶領警員,逐個查詢自日本領事館至下關車站、領事館至藏本住所陰陽營的崗警,8日深夜有否發現過單獨行動的日本人。
10日是禮拜天,憲警奉命放棄休息,繼續查訪,還出動了進口的高級警犬,查訪的地域也擴展到四郊。11日,憲警機關在汪精衛的促令下,迭加措施:憲兵司令部與警察廳,通過報導廣告和招貼,發布重金懸賞尋人啟事:如能將藏本直接尋獲者,賞洋1萬元;能知該員蹤跡報告後因而尋獲者,賞洋5000元。將全境劃分成若干區,由憲兵、警察各級官佐包乾,帶領所部在包乾區內,作梳理式查訪,不得放過任何一個地方。在全市進行戶口總檢查,按保甲對照戶籍冊,挨戶查詢。郊區的江寧縣政府也轉飭各鄉鎮保甲協同尋找。為了一個藏本,出動人力之多、查訪範圍之廣、搜尋之細密,實屬空前,可惜俱是無功而返。
日本媒體趁此機會,大肆進行惡意宣傳,認定藏本被“綁架”“殺害”,矛頭更直指中國憲兵與特工組織。日軍將駐滬海軍多艘日艦駛往南京,停泊下關江面,炮口對準南京城。日本領事館並部署日本僑民撤離。一時謠言四起,人心惶惶。
對於日方的誣衊、恫嚇及無理要求,國民政府一味忍讓。汪精衛一再斥責憲警查訪不力。在“剿共”前線的蔣介石,也拍電報表示“嚴重關切”,轉令“首都軍警妥慎尋訪,使真相早白”。陳焯急如熱鍋上的螞蟻,首都憲警於是傾巢而出,將一應公務全部擱置,集全副精力搜查藏本,並重點盤查形跡可疑者、方言不通者、面貌奇異者,好幾個啞巴、瘋子也被疑為藏本,被“請”進了警察所。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13日早上,明孝陵員工在陵園門口見到一名蓬頭垢面、衣衫不整的中年男子討要水喝,並遞上兩顆金紐扣,請其代買了4隻雞蛋,邊吃邊向山上走去。陵園工人懷疑是藏本,便打電話給警察所。警員接報後上山搜尋,在後山一洞穴中找到該人。警長取出隨帶照片核對,判定是藏本,於是扶持其下山送往首都警察廳。警察廳長陳焯本是認識藏本的,握著他的手好言撫慰,拿出飲料、點心給他充飢,藏本則噓唏涕下,似有滿腹哀怨。汪精衛得報藏本已尋獲,眉開眼笑,以手加額,大呼“所幸無事矣”。他令外交部向日本領事館報告喜訊,並令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等,趕去警察廳慰問藏本。
藏本安全無事,局勢改觀,陳焯等迅速安排了記者招待會,藏本在會上向中外記者表明,他本欲上山自殺,後來改變主意,以致滯留山中。藏本語焉不詳,中外媒體鹹猜測他是接受了上司命令,欲以自殺製造事端,而後貪生怕死,釀成鬧劇。日方轉而陷入輿論被動,十分狼狽。日本領事館迅速接回藏本,不許其與外界接觸,向外稱“藏本氏因體弱不能再行勞動”,並稱藏本出走的動機,“全由家庭及職務升遷太遲之故,又上星期遺失某種公文,為上司詰責,未免難堪,萌生了自殺的念頭”。其後又稱:“經由滬上來京之上海福民醫院松井博士診斷,藏本平素神經質較甚,但雖有憂鬱性質,無特別症候,6月8日夜神經發作,精神異常,乃告失蹤。”6月15日一早,領事館即派員把藏本送上輪船去上海,然後在日警保護下送回日本國內,自後藏本再未露面,真正失蹤了。傳聞為日本人溺死在太平洋中。
藏本事件解決後,警察方面的有功人員都受到獎勵。三天三夜沒合眼、帶隊於紫金山洞中尋獲藏本的首都警察廳調查課長趙世瑞因功於1935年晉升陸軍少將軍銜。警察廳九分局刑偵科科員曾杕被記大功一次。除在《南京日報》、《中央日報》上刊登大幅本人照片及有關尋獲藏本始末外,並獎勵大洋三千元,陳焯晉升為南京孝陵衛區警察九分局科長,名噪一時,被譽為南京“四大偵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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