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中游擊區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之“八省十五個地區”中一塊獨立的游擊區。閩中地處福建沿海兩個中心城市—福州和廈門之間，腹地為興化灣平原。這裡交通方便，人口稠密，文化發達，經濟富饒，是國民黨統治福建省的中心地帶。雖然土地革命戰爭前期，中央主力紅軍沒有經過這個地區，但這個地區並非沒有開展游擊武裝鬥爭；相反卻是福建大革命時期建黨的三個地區之一，也是最早開展武裝鬥爭的地區之一。自1928年3月在閩中莆田縣的廣業山區成立第一支農民游擊隊後，這個地區的武裝鬥爭就此起彼伏、持續不斷地向前發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閩中游擊區
- 時代：游擊戰爭
- 成立時間：1928年3月
- 地區：1928年3月
概論,注,
概論
1986年第二期《黨史研究》發表的閻景堂《關於“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幾個問題》的文章，從“游擊區”必須具備的幾個基本條件（黨的領導、武裝力量、游擊根據地、國共和談和編入新四軍等），論證了閩中與其他十四塊游擊區並駕齊驅，提出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是“八省十五個地區”的新說，糾正了“十四塊游擊區”的傳統說法。
一、從三年游擊戰爭前的武裝鬥爭史看，閩中是塊獨立的游擊區
閩中地處福建沿海兩個中心城市—福州和廈門之間，腹地為興化灣平原。這裡交通方便，人口稠密，文化發達，經濟富饒，是國民黨統治福建省的中心地帶。雖然土地革命戰爭前期，中央主力紅軍沒有經過這個地區，但這個地區並非沒有開展游擊武裝鬥爭；相反卻是福建大革命時期建黨的三個地區之一，①也是最早開展武裝鬥爭的地區之一。自1928年3月在閩中莆田縣的廣業山區成立第一支農民游擊隊後，這個地區的武裝鬥爭就此起彼伏、持續不斷地向前發展。1930年，福建省委先後派軍事幹部陳華、黃琬到莆田，把原有的游擊隊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三軍第二○七團。莆田的毗鄰仙遊縣也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八團。當時的省委書記羅明說：“據我的回憶，閩中當時以莆田為中心進行過武裝鬥爭。有一天，我與一位同志去莆田游擊區，參加過一夜的游擊戰爭。敵人增派部隊來包圍時，我們在現場通知游擊隊撤退到山區。以後，閩中是成立了特委，由鄧子恢擔任書記。”②
1930年10月，福建省委常委兼軍委書記王海萍偕省委巡視員鄧子恢到莆田建立閩中特委之後，即把紅二○七團改編為福建紅軍游擊隊第二支隊，“準備有計畫的進攻敵人，在莆田、仙遊、福清、惠安一帶游擊，打擊海軍與消滅當地民團常備隊，創造這幾個縣的赤色區域”，並在“莆田廣業山區開始土地革命。”③
同年12月底，紅二支隊在莆田外坑遭到敵人重兵包圍，領導人在突圍中被捕犧牲，年輕的外坑蘇區慘遭摧殘，武裝鬥爭第一次失敗。1931年2月，福建省委常委專門召集閩中黨組織的領導人王於潔等到廈門省委機關總結閩中武裝鬥爭失敗的經驗教訓，並作了《決議》，確定莆田仍恢復黨的縣委建制，要求縣委克服失敗觀念，吸取經驗教訓，繼續組織武裝鬥爭。
外坑失敗後，經過一年多的組織發動，這個地區的武裝鬥爭又蓬勃地開展起來。據《福建工農報》1932年3月29日報導：“莆田、仙遊、永春……農民起來鬥爭，原有的游擊隊後因領導不好。故無形失敗，現該三縣均恢復起來，而仙遊游擊隊戰爭發動更有成績，曾組織領導民眾，打入捐稅局，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這個地區的游擊武裝鬥爭，吸取了以往的經驗教訓，採取穩步發展的方針，得到了鞏固和發展。1933年5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向中央所作的《關於福州的工作報告》中說：“現莆田、福安、連江三縣的游擊隊，各擴大到五十人左右，在布置春荒鬥爭中成分上有很大的改造，尤其反土匪流氓的鬥爭，得到了極大的收穫。現在游擊隊是可說才真正成為工農的武裝，才相當能夠執行游擊戰爭的任務。”
1934年4月，由於福州中心市委遭敵特破壞，市委主要領導人叛變。莆田中心縣委和仙遊縣委亦遭牽連而被摧殘。事件發生後不久，福州中心市委常委（原莆田中心縣委書記）王於潔立即回到莆田整頓了黨組織，重建了游擊隊，並在莆田農村連續發動武裝暴動，以配合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鬥爭。與此同時，福州中心市委宣傳部長黃孝敏和互濟會主任劉突軍也撤退到福清，把福清縣委整頓改組為中心縣委。
閩中是塊有黨的堅強領導，有過蘇維埃政權的老游擊區，小規模的游擊戰爭從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就開始，並一直堅持下來。而進入三年游擊戰爭時，其武裝鬥爭既不像蘇區那樣由正規戰轉為游擊戰，也不像新游擊區那樣從頭開始拉隊伍打游擊，而是由原來的游擊戰爭向更高的水平過渡和發展。
二、從三年游擊戰爭的歷史成績看，閩中也是偉大的第二戰場的一部分
1934年冬，國民黨集中主要兵力“追剿”長征紅軍，並對各蘇區進行軍事“清剿”。而地處敵人統治中心和福建沿海交通樞紐的閩中地區，反動武裝力量卻相對薄弱（從福州至泉州約200公里的公路幹線只駐一個師）。閩中黨組織便利用敵人的這一空子，在敵後積極開展游擊戰爭，使敵有後顧之憂，以鉗制敵人的力量。
這時，在王於潔、潘濤等領導下，莆田全縣武裝骨幹集中組成了一支可統一指揮的紅軍游擊隊，於同年12月奇襲了常太楓葉塘鎮，摧毀了這個地區的反動堡壘，一舉繳獲20多支槍、子彈數千發，從而壯大了紅軍的力量，打響了閩中三年游擊戰爭的第一槍，開闢了常太游擊根據地。與此同時，黃孝敏、劉突軍也在福清成立一支30多人的工農紅軍福清游擊大隊。到了1935年3月，閩東遊擊區的西南團陷敵重圍，部隊被迫解散。連江縣委書記魏耿、西南團團長楊采衡和共青團連江縣委書記陳雲飛率骨幹20多人渡海撤退到福清，加入了福清游擊大隊。接著，福清中心縣委派陳雲飛打入羅漢里匪窟，爭取了劉阿和所部，從而開闢了羅漢里游擊根據地。
同年5月，莆田和福清兩個中心縣委在鬥爭中聯合起來，成立了閩中特委，並把兩支游擊隊統一改編為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從此，閩中地區兩支武裝游擊隊和兩塊游擊根據地，在特委統一領導下協同作戰，主動出擊，使敵人疲於奔命。10月初，第一支隊在肅清羅漢里根據地範圍內的土匪、民團之後，隊伍發展到100多人，於是首次遠距離行軍至莆田，襲擊大洋田糧處。當時國民黨《莆田日報》對此作了如下報導。“本月5日4時，田賦處大洋分櫃被劫，匪眾八十餘人，綁去鋪差方春霖一名，繳去糧務隊快槍八桿”。“據聞該案系永泰屬一都之土共所為，查該股土共約百餘人，槍械齊整，占據一都，將近三日”。
大洋被游擊隊襲擊之後，國民黨駐軍第九師第四十九團團長夏德貴立即電告“綏靖司令部’，說永泰、莆田、福清三縣邊區有共黨百餘“出沒騷擾”，並“派該團曾營長率本部進剿”，還“函三區專署派永泰保全隊協助包抄”。④但結果是一個營的正規軍和一個連的保全隊被游擊隊不足一個連的兵力擊退於福（清）永（泰）邊的一都。而當四十九團在福莆永邊“清剿”一無所獲之際，第二支隊卻在莆田常太根據地周圍打土豪、攻民團、殺惡霸，搞得轟轟熱烈。尤其是1936年1月公開鎮壓惡霸、鋪差韓覲侯之舉，影響更為廣泛。當時還貼出署名“中國人民抗日義勇軍閩中第二支隊”的布告，宣傳支隊宗旨：“本隊是抗日民族自已的武裝隊伍，徹底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反對賣國賊及一切軍閥漢奸出賣東北四省與華北華南，誓死保衛中國領土完整，爭取民族自由解放，凡是擁護我們抗日的個人和團體，都是我們的兄弟，我們應團結起來。反對我們抗日及壓迫民族的人，是漢奸賣國賊及其走狗，我們在廣大民眾擁護及要求下，決以革命紀律制裁之”。
第二支隊在莆田的一系列革命行動，使敵人不得不把第四十九團從福清調到莆田來“清剿”。這次對莆田根據地的“清剿”，由敵夏德貴團長親自指揮，時間持續達三個月，除正規軍外，還有壯丁隊百餘名，保全團一個中隊，“分四路由下宮、漈兜、渡口、外坑等處進兵兜剿”。儘管敵人採取“三光”政策，但根據地軍民團結一致，不屈不饒地頑強鬥爭，使敵人無計可施，連國民黨報刊也哀嘆無可奈何。如“進剿”際川時，敵兵看到的是：“該村鄉民似完全匪化，當軍隊未進剿之前，早已遷往高山，牆壁上貼滿反動標語；迨軍隊撤返渡口村休息時，忽發現右翼之外坑村山口有匪共三十餘人向軍隊射擊。”⑤又如“進剿″外坑時，因游擊隊和民眾事前撤到山上，敵人“只焚雷光熙之樓房一座”，又“將該山四面放火焚燒”；當游擊隊為救護民眾而“冒火衝出與剿共軍激戰約有兩小時之久”後成功地撤去時，敵人只好以“卒因山深林密，且天色已晚，未便窮追，至被其趁機逃入深林中脫去”⑥為由而自圓其說。
閩中兩支游擊隊不僅敢在山地上同數倍於己之敵打游擊戰，牽著敵人的鼻子團團轉，而且還把游擊戰爭打到福廈公路幹線和福州市郊。1936年初，正當敵人集中兵力“清剿”莆田常太根據地的第二支隊時，第一支隊即沿著福廈路北上，連克閩侯大義鄉和滬嶼鎮的民團、保全隊，前者打垮民團一個中隊，繳槍20多支，後者擊斃負隅頑抗之敵9人，繳獲步槍60多支和機槍一挺。在兩戰告捷後，又於1936年2月下旬，在福廈路的閩（侯）福（清）交界地段部署了一場漂亮的伏擊戰（即河村橋伏擊戰），俘獲福建省銀行副總經理韓疆士等7名國民黨要員和一批槍枝、現鈔、黃金、銀元等物。這一仗打得乾淨利落，使國民黨福建當局大為震驚。當敵人從福州派出憲兵四團和省保全一團聯合趕到出事地點企圖“兜剿救援″時，游擊隊早已挾帶“肉票”揚長而去。繼而敵又調駐莆田之第九師四十九團和駐福清的保全五團配合包圍；省府還“派飛機一架，在出事地點附近偵察。鐵甲車兩輛亦駛往協助逡巡”，“綜計各路兵力，當在三千以上”。⑦敵人如此興師動眾卻奈何不得游擊隊。為了打破敵人對羅漢里根據地的“清剿”，王於潔親自趕到永泰後溪，沿莆永邊的山區小路，把第一支隊帶到莆田常太根據地同第二支隊會師。就這樣，敵人歷經三個月的多兵種“清剿”，以不得結果而告終。
敵人對羅漢里根據地的“清剿”被粉碎之後，閩中特委決定把兩支游擊隊合併整編為一支隊伍，繼續活動在福廈公路的莆田地段上。游擊隊先襲擊了駐莆、仙交界長嶺路段上的保全隊一個排，斃敵8名，繳槍8支。繼而攻入設在莆田第三大集鎮黃石的國民黨區署，擊斃巡官和區警4名，繳槍30多支。1936年下半年，國民黨駐軍第九師換防，由第八十師二三九旅旅長錢東亮部進駐閩中（旅部先設莆田，後遷泉州）。錢東亮一到莆田，立即命令所部第四七八團團長李鼎彝親自率兵主持“剿共”。游擊隊則運用“敵進我退”的靈活機動戰術，從常太根據地撤到莆永邊的仙溪。而當敵人再次部署兵力分三路撲向莆永邊的根據地仙溪時，游擊隊又機警地提前撤出，並沿著原第一支隊所在的福莆永邊的根據地殺回馬槍，直插敵之後方，再次奇襲福廈公路上的官口鎮，鎮壓了該鎮反動聯保主任潘德仁，“散發了抗日救國傳單”⑧。就這樣，閩中紅軍游擊隊與強大的敵人巧妙周旋，反覆較量。在堅持不懈的鬥爭中，不僅保存了自己的力量，還擴大了政治影響，使敵人不得不承認閩中紅軍游擊隊的存在，從而接受閩中黨組織提出的談判條件。
三、從國共和談和部隊改編的結果看，閩中游擊隊同樣是新四軍的組成部分
同兄弟游擊區的情況一樣，閩中游擊區的黨組織是在長期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繫的情況下，獨立領導開展游擊戰爭的。直到1936年秋，閩中特委書記王於潔幾經輾轉才與廈門市工委取得聯繫，由廈門市工委幫助同南委接通關係。因此，閩中特委自1936年秋即開始歸南委直接領導。但由於交通阻隔，南委只能用把《救國時報》定期寄到莆田秘密通迅處的辦法，讓閩中特委領導人了解全國的革命形勢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1937年2月，閩中特委領導人從《救國時報》上了解到“西安事變”的情況和黨中央關於“聯蔣抗日”的新方針後，正召集特委會議研究貫徹，不幸由於叛徒出賣而被國民黨憲兵特務所圍捕，造成特委領導人集體犧牲的慘重損失。倖存的特委軍事部長劉突軍主持成立閩中工委，接替特委的領導職能。同年4月，閩中工委派黃國璋赴香港與南委接頭，姚鐸代表南委指示閩中工委“可以選擇有利時機和國民党進行合作抗日的談判”⑨。閩中黨組織根據南委的指示精神，從中華民族的切身利益出發，於8月12日向國民黨地方當局和駐軍發出和談倡議，並主動派出代表進城與國民黨莆田縣黨務指導員黃士豪和縣長夏濤聲先後舉行談判。經過一番鬥爭，在閩中黨組織堅持要保留紅軍原有人員幹部、保持黨的獨立領導等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下，於8月28日初步達成協定。但是在隊伍改編的番號問題上，國民黨方面提出要把游擊隊納入當地駐軍第八十師編制。由於閩中工委領導人對抗日形勢的估計不夠全面，認為“日寇可以隨時席捲而入閩，整個福建的漢奸政權可以做內應”，“這次不出去，我們的政治生命就完結，民眾對我們（會）不信任”，⑩終於同意把閩中紅軍游擊隊200多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十師特務大隊，劉突軍和楊采衡分別任正、副大隊長，部隊下山駐莆田城郊。11月，國民黨方面又藉口金門淪陷、閩南告急，要把特務大隊調往泉州。而閩中工委領導人在不知道漳浦已發生何鳴事件的情況下，片面認為去泉州可以爭取恢復安南永根據地”，又可表示我方的合作誠意，結果上了國民黨頑固派“調虎離山”的當，犯了類似閩南何鳴的錯誤，埋下了“泉州事變”的禍根。
12月，閩中工委代表黃國璋到香港與南委接頭後，了解到《中共中央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域工作指示》的精神，遂意識到部隊進城駐紮是一大隱患。當時南委採取兩項應變措施：一是把閩中工委劃給閩粵贛省委領導，以便及時指導工作；二是鑒於劉突軍已公開露面，不宜再做秘密工作的情況，決定閩中工委書記改由黃國璋擔任。1938年1月，黃國璋到達永定，向省委領導人張鼎丞、鄧子恢等匯報了閩中的情況，這是閩中第一次與其他游擊區的黨組織取得聯繫。同年1月17日，省委寫給南委的報告中專門談及閩中的問題：“黃國璋同志已來我處，今下午討論他的工作，很快布置他回去開展那邊的鬥爭。”“但莆田一帶紅色部隊點編宣布歸八十師指揮，為八十師特務大隊，現已開往泉州，駐紮整訓了。這包含有危險性，就是那邊當局企圖變這一部隊為私有物，最低限度有可能被調離閩中，不能達到閩中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極大作用的武裝力量，除我已向項英陳述要和省府和八十師交涉達到能夠為閩中抗戰作民眾武裝的骨幹為將來開展游擊戰爭之用外，南委也儘可能設法爭取這一要求的實現”。
國民黨當局為了不讓閩中赤色游擊隊加入新四軍，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企圖改變這支隊伍的性質。開始是提出要特務大隊擴編為正規營調到浙東抗日，且提拔劉突軍任中校營長，但遭到劉突軍的婉言拒絕。當看到劉突軍不上圈套之後，便下決心重演“漳浦事變”的故伎，一邊秘密殺害劉突軍，把駐泉州的閩中游擊隊包圍繳械，一邊製造“劉突軍不服從命令”的謊言搪塞輿論。國民黨頑固派的這一陰謀遭到共產黨組織的及時揭露。當時閩西南特委（張、鄧、譚率第二支隊北上抗日後，閩粵贛省委改為閩西南潮梅特委，由方方任書記）機關報《前驅》發表三篇評論文章予以揭露。方方還以“樨華”為筆名，親自撰文駁斥頑固派的背信棄義行為：“據說（閩中赤色游擊隊之被繳械）是因為‘不服從命令’；‘不服從命令’的原因說是因為劉突軍同志不肯擔任八十師的營長，共產黨員不做官，怕做官已成為一條罪狀了，而且這種‘罪孽深重’竟致‘禍連’全隊士兵了。這不曉得是新民法，還是新刑法，還是戰時手法？倒值得我們來‘研究’與‘學習’。”⑾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負責人王助、範式人則以合法身份找國民黨福建省主席陳儀據理力爭，迫使對方不得不同意把閩中赤色部隊送交新四軍，讓其赴皖南抗日前線。
閩中游擊區是在不了解中央“八·一”指示精神的情況下，比較早與當地國民黨談判，並把紅軍游擊隊納入國民黨部隊序列；而1937年10月2日國共兩黨達成談判協定，宣布將南方八省各游擊區的紅軍游擊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時，閩中游擊隊早已被編入國民黨部隊。直到1938年1月中旬，閩粵贛省委才正式向項英和東南分局報告了閩中游擊隊的改編問題。3月“泉州事變″之後，新四軍和東南分局才正式確定把閩中游擊隊收編進新四軍。迨至5月，新四軍軍部由岩寺遷至太平縣之後，閩中游擊隊才從福州行軍到軍部報到。所以，在此之前的新四軍編制序列中當然不可能有閩中游擊隊的名稱。由於以上歷史原因，新中國建立後編寫的某些有關新四軍的資料，因單純根據最早的新四軍編制序列，便漏掉了閩中紅軍游擊隊。但另外一些著作則有記述，如1963年由新四軍戰史編審委員會編輯出版的《新四軍抗日戰爭戰史》第26頁註：“軍部特務營由湘南、閩中等地游擊隊編成。”再如《中共黨史資料》第11輯刊載袁偉《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沿革概況》也稱：“軍部直屬特務營，由原湘南和閩中的紅軍游擊隊編成，共八百餘人。”
閩中游擊區和其他游擊區一樣，在中央紅軍長征後的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地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的任務；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們又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精神，和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經過艱難曲折的鬥爭，終於保存了黨組織，保存了武裝力量和大批幹部，並加入新四軍開赴前線抗日。
注
①《中央局報告》1926年12月5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政治報告專輯》（1922-1926）。
②羅明：《談閩中、泉州、漳州成立特委的問題》，載福建省委黨校《黨史資料與研究》1986年第2期。
③原載《福建紅旗》第1期，轉引自《福建革命史畫冊》。
④《江聲報》1935年12月8日。
⑤《莆田日報》1936年3月20日。
⑥《莆田日報》1936年4月8日。
⑦見《福建民報》、《莆田日報》、《江聲報》1936年3月1日至4月12日的報導。
⑧《福清日報》1936年11月27日。
⑨黃國璋：《中共閩中工委在抗日戰爭初期活動的回顧》，《福州黨史資料》1986年第3期。
⑩《中共閩西南特委給閩中黨的指示》1938年3月21日。
⑾3篇評論皆發表於《前驅》第6期，即《泉州事件》、《不幸事件》、《從由“不服從命令”說到“視為土匪嚴予懲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