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竹波

鄭竹波（1921——），漢族，江蘇丹陽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南京軍區空軍原政治委員、南京軍區黨委常委。正兵團職。1938年參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鄭竹波
• 外文名：ZhengZhuBo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蘇丹陽
• 出生日期：1921年
• 職業：軍人、將軍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獲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獲獨立功勳榮譽章。
• 軍銜：1955年被授予空軍上校軍銜
• 軍銜：1962年晉升為空軍大校軍銜

生平履歷

抗日戰爭初期，曾任丹北人民抗日自衛總團科員，新四軍挺進縱隊3支隊8大隊政治指導員、4團青年幹事，澄武錫三抗會自衛團政治協理員。

皖南事變後，曾任鎮江縣副縣長，蘇中第5分區丹北獨立團政治處副主任、特務第3團政治處主任，華中第2分區特務營政治委員。經歷了皖南事變後的艱苦歲月，參加蘇南反“清鄉”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曾任蘇中軍區政治部聯絡部科長，中共華中第2地委社會部科長，華中軍區第2軍分區溱潼獨立團政治處主任，第3野戰軍29軍86師258團副政治委員。參加淮海、渡江、上海、福州、漳廈等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第29軍86師258團政治委員，空軍11師幹部部部長、政治委員，空軍27師政治委員。

1965年11月至1968年11月，任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政治部主任。

1978年1至1978年10月任空軍第8軍副政治委員。

1978年10月至1983年5月，任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政治委員。

1983年5月至1987年1月任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

1987年3月離職休養，現任江蘇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第一副會長。

　　

受邀進京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大閱兵

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

94歲的丹陽籍新四軍挺進縱隊老戰士、原南京軍區副政委、南京軍區空軍政委鄭竹波，受黨和國家邀請，於8月下旬進京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大閱兵系列活動，並參加9月3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閱兵典禮。

此次受閱的老兵代表方陣為132人，代表著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等抗戰部隊，方陣位置列於開道機車方陣之後，是受閱第一方陣，鄭老的位置處在第一排中間。

“進京前，國家授予的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章在南京已經頒發。進京後，相繼受到了中央軍委首長的接見以及地方黨政機構和民眾團體的慰問，接著就是參加了兩次大閱兵預演排練。”鄭老動情地說，閱兵大長國威軍威，參加閱兵的老兵們十分珍惜機遇和榮譽，倍感勝利來之不易。同時，作為一名當年參加新四軍挺進縱隊的老兵，十分懷念昔日的戰友和烈士們。“我參加這一重大活動，也是代表挺進縱隊的所有將士參加受閱，勝利和榮譽永遠屬於大家，屬於孕育挺縱發展壯大的丹陽人民！”

和參加紀念活動的老同志們合影留念

鄭老說，此行最大的感受就是抗戰勝利來之不易。當時中國雖大卻積貧積弱，日本雖小卻科技、軍事力量遠超中國。落後就要挨打，這是歷史的必然。“這就警示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強國強軍富民發展之路”。現場中外來賓和參加閱兵隊伍掌聲如雷，顯示了中國人民愛好和平、與世界人民一道建設新的世界秩序的強有力姿態，也展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保衛祖國領土、領海、領空和世界和平的強大實力”。最後，鄭老說，作為一個曾經參加過丹北地區抗戰的老兵，雖然年紀大了，精力有限，但“今後還要繼續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媒體訪談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對話鄭竹波

鄭竹波簡歷：江蘇丹陽埤城人。1921年9月出生，1938年參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曾任丹陽抗日自衛總團科員，新四軍挺進縱隊第3支隊8大隊政治指導員、第4團青年幹事，澄武錫三抗會自衛團政治協理員，經歷了皖南事變後的艱苦歲月，參加了蘇南反“清鄉”鬥爭；解放戰爭時期，曾任蘇中軍區政治部聯絡部組織科科長，華中軍區第2分區溱潼獨立團政治處主任，第3野戰軍29軍86師258團副政治委員、政治處主任。參加了淮海、渡江、上海、福州、漳廈等戰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第29軍86師258團政治委員，空軍航空兵團政治委員，航空兵師幹部部部長，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軍區空軍指揮所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軍區空軍政治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空軍上校軍銜，1962年晉升為空軍大校軍銜。曾榮獲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和獨立功勳榮譽章。1987年3月離職，現任江蘇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第一副會長。

溫煦的陽光透過玻璃窗滿滿地照進室內，我們坐在江蘇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第一副會長、南京軍區空軍原政治委員鄭竹波老人的家中，聽他給我們講述抗戰的狼煙烽火。94歲高齡的鄭老，健談強記，往事的序幕在我們眼前一一拉開。

三個渠道參加自衛團

　　 記者：鄭老，您是在什麼情況下參加革命的？
鄭老：1937年7月，日本軍國主義製造了盧溝橋事變，這是繼1931年“九一八”以後，日本鬼子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十月底、十一月初，鬼子加緊對上海的進攻，上海戰事吃緊。我是江蘇丹陽人，當時還在鎮江讀中學。學校考慮學生的安全，就宣布停課。離開學校的那個晚上，在我們的房子裡發現了傳單，傳單上寫了兩句話我至今記得：“破釜沉舟，爭取最後勝利”，當時的心情既驚奇又沉重，我們對學校生活都很留戀，卻又無可奈何。
鬼子來了以後，殺人放火無所不為，僅靠國民黨從上海潰退下來的散兵游勇是不行的。人們到處流浪，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那個時候並不懂得什麼革命不革命，但是知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丹陽有個老黨員叫管文蔚，1938年5月剛從國民黨的監獄出獄，他就在家鄉成立了丹陽抗日自衛總團（簡稱自衛團），保家衛國 。我是通過三個渠道參加自衛團的，一個是管文蔚的三弟管文炳是我的體育老師；再一個，我們莊子所在的鄉也成立了幾個自衛分團，分團推薦了我；同時自衛總團也正式招募。17歲那年，我如願以償開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記者：當時，全國各地的抗日運動風起雲湧，您在自衛團中是如何成長起來的？

94歲高齡的鄭老精神矍鑠。

鄭老：自衛團剛成立那時，裝備不行，彈藥不足，隊伍戰鬥素養差，必須開展政治教育工作。我在自衛團里有個重要的經歷，就是參加了政治工作幹部訓練班，簡稱（“政訓班”）。自衛團先後辦了三期政訓班，我是第二期的學員，第三期的工作人員。政訓班主要是吸收當地的知識青年、學校老師、私塾先生、失業工人以及青少年知識份子參加。在政訓班雖然只有幾個月時間，但是我們學習了社會發展史、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共產黨救國的十大綱領、國民黨政府發表的戰爭勝利的戰況，還有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時局的聲明等等政治軍事常識。我們畢業後，就分到各個分團去當團長和指導員。參加政訓班意味著我真正地參加抗日了。

記者：自衛團的戰鬥力是怎么提升的？您參與的重要戰鬥有哪些？
鄭老：1938年7月1日，自衛團配合進攻滬寧鐵路上的新豐車站讓我印象深刻。新豐車站是在南京、丹陽之間的一個小車站，鬼子比較少，防衛力量薄弱。新四軍的老二團（相當於一個營的力量）事先經過仔細的偵查，然後決定攻下這個車站。有自衛團的配合，再加上天時地利，消滅了一大波鬼子。有一篇文章說打退了丹陽鬼子的真元，這是沒有的事。日軍的武器裝備和戰鬥力我們比不得，實力懸殊，我們能做的也就是給他們弄個絆子下個套之類。當初我們想用設路障、毀橋樑來阻止鬼子下鄉，但是收效甚微。可那個時候我們還是堅持，能拖住一刻是一刻，初期就是這樣。
等我們被編入新四軍以後，受到了共產黨的領導，那就不一樣了。他們派了老紅軍、老幹部等各類骨幹到自衛團里來，對自衛團進行改造、強化、穩固，自衛團的戰鬥力慢慢提高了，也能在正面戰場上奮勇殺敵了。

一個會議奠定思想基礎

　　 記者：是什麼樣的機緣讓您今後從事政治工作呢？
鄭老：1938年7月，自衛團改編成丹陽游擊縱隊，兩個月後，又改編為新四軍挺進縱隊，我也成了新四軍挺進縱隊三支隊八大隊政治指導員、四團青年幹事。1939年5月，我入了黨。同年10月，我因參加新四軍首屆青年代表大會，到了皖南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恰巧，那裡正在舉行新四軍成立兩周年的紀念活動，場面大、人數多、氣氛熱烈，我被那種氛圍深深感染。
當時，在聽了項英副軍長做的指示和袁國平做的報告後，增強了對抗戰勝利的信心。通過聽首長報告、分組討論、參觀訪問、取經學習，讓我擴大了眼界，提高了自己的政治水平。其中有一條指示我記憶猶新：若干年以後，打敗了鬼子，一般人可以回家，但是共產黨員不能回家。這是我從前聞所未聞的，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使命感油然而生，讓我深切了解到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所在，也更加認識了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可以說這段經歷對我的成長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記者：日軍的奸詐狡猾人所共知，新四軍不僅要正面作戰，很多時候還要打游擊。在整個抗日戰爭階段，有沒有讓您印象尤為深刻的人或事？
鄭老：多年抗戰，我對黨談不上有什麼貢獻，只是在任丹陽縣副縣長時發展的兩個黨員至今令我十分驕傲。1943年，鬼子到丹北地區清鄉，開始是軍事掃蕩，接著是政治統治、文化滲透、經濟掠奪。特務增加據點，妄圖由點的控制實現面的占領，隨後企圖消滅我們的抗戰力量。那時候我是團政治處的副主任，清鄉的風聲緊起來後，團政委跟我說：“老鄭啊，你暫時離開副政委的崗位，負責情報工作，偵查鎮江、丹陽、常州鬼子的情況。”
2月28號晚上，埤城的兩個地下黨員印根生和張恆山連夜派政治交通處的人給我們送來情報，埤城大批的鬼子天黑以後就要到了。聽到訊息後，我們快馬加鞭把這個情報送到領導機關，那時已經是凌晨一兩點。經過研究商量，我們三百多人就在這個鎮的東北方一個叫王家埭的地方隱蔽了起來，那裡地形偏僻且民眾條件好。天蒙蒙亮時，部隊剛在新的營地駐紮好。槍聲便從西南方由遠及近、由疏到密地響起來了，但是敵軍不知道我們的具體方位，只是無目的地打槍。倘若那天我們沒有得到情報，我們就會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一直到下午四五點左右，鬼子沒發現我們，就退回據點了。
這一次，兩個新黨員立了一大功。這個情報救了我們三百多人的性命，這也體現了組織工作的重要意義。

兩次遇險絕處逢生

　　 記者：抗日戰爭時期的鬥爭很複雜，那時不僅日軍肆意橫行，偽軍也時有出沒，您作為政治幹部，有沒有遇到過什麼危險呢？
鄭老：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皖南事變，日軍對蘇皖地區頻繁的掃蕩更是讓戰爭雪上加霜。那時我是鎮江縣副縣長，4月，鎮江縣常備隊屢有戰士叛變，先是韋押才、殷裕龍，後來殷金波也和他們混到一起，去了埤城，服務日軍，危害人民。我們商量認為，前兩人需要鎮壓和打擊，但是殷金波情節尚不嚴重，可以加以爭取。
那年六月，警衛員翟華從據點把殷金波騙了出來，鬼子發現後出來追擊，我們立刻轉移。到了下午三四點，翟華出去偵查敵情，我押著殷金波去老鄉家休息。因為對殷金波抱著爭取的態度，所以沒有把他綁起來，當時我又累又渴，加上沒吃中飯，整個人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就打起了瞌睡。我是被刀子砍醒的，殷金波趁我睡著之際拿起桌上老鄉給我們用來削桃子皮的刀朝我頭上猛砍。我趕緊拿起駁殼槍抵擋，屋裡的老鄉也出來拉拽，菜刀落在了地上，殷金波奪路而逃，我顧不上疼痛，出門追擊，追出不遠，警衛員翟華剛好偵查回來，殷金波正好“撞在了槍口上”，被立即處決了。當天晚上我被送到一個中醫家裡搶救，這箇中醫曾經在日本學醫，是個愛國人士，很同情我們抗日的同志，在他的救治下，我才撿回了一條命。
在這之前，我也曾在偽軍中遇過一次險，1940年，我在蘇南澄（江陰）、武（武進）、錫（無錫）三縣抗敵委員會（簡稱三抗會）的抗日自衛團七支團擔任政治指導員，戰士張銀生請假未歸，我就去他家裡找他，誰知張銀生已經秘密叛變，投降了偽軍，他把我抓到了據點。偽軍的翻譯正在向我問話，鬼子迎面走來，聽說我是新四軍就摸摸我的虎口，他不知道我是幹部，不常用步槍，虎口沒有普通士兵的那些粗糙的老繭；他又看了看我的額頭，新四軍長期帶著軍帽，額頭顏色會略白一些，但是鬼子不知道我們自衛團里戴帽子的時間並不多。加上我身穿便衣，還帶著偽“良民證”，鬼子搖搖頭，笑了笑就走了。大約過了三個小時，我們黨支部做民政工作的同志組織當地有影響力的人來保我，我就這樣逃脫了虎口。
鄭老說參加革命前曾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八個字深深打動，今年，中央下發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檔案中的22條宣傳口號里，也收錄了這句話，他的戎馬歲月被這份責任牽引始終。
我們不知道鄭老在回顧自己人生旅程中內心會湧起怎樣的波瀾，但當我們看到他左臉上幾道深深的傷疤，聽完他語氣平緩的講述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少年從軍，戎馬一生，歷經風雨，仍豪情依舊。這是怎樣的人生境界？
採訪結束後，鄭老起身送我們出門，在門口，老人張開臂膀與我們擁抱告別。回望站在門前向我們揮手的鄭老，不高的身影卻顯得無比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