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亮

鄭培亮

1972年生於山東陽穀; 1991年畢業於聊城大學歷史系; 1995年調入聊城大學美術學院,任講師; 2003年應聘於《中國書法》雜誌,任執行編輯; 2004畢業於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獲碩士學位; 2004年調入山東工藝美術學院,任副教授; 2007年破格晉升為教授; 2007年調入中國書法家協會,現供職於展覽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鄭培亮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山東省陽穀縣
  • 出生日期:1972年10月
  • 職業:書法家、教授
  • 畢業院校: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 主要成就:共同籌建山工藝書法裝飾藝術專業
  • 代表作品:二十世紀中國書法史,兩漢書法藝術研究,從臨摹到創作—墓誌
鄭培亮簡介,門踟躕——鄭培亮,在陽穀,與茂陽老師在一起,與長水老師,與蔣維崧先生,

鄭培亮簡介

鄭培亮,1989年考入聊城師範學院歷史系;1991年獲山東省大學生藝術節書法展一等獎;1992--1994年到山東大學東方書畫研究院讀研究生課程班,師從蔣維崧王長水先生。班中僅有一人。1994年調入聊城師範學院美術系,參與籌建全國第一個書法教育專業,1995年面向山東省招生;1996年承擔山東省教委重點科研項目《二十世紀中國書法史》的寫作任務,兩年後完成,25萬字。1998年由河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1997年開始發表論文,迄今在專業報刊發表30餘篇;;1998年論文《試論二十世紀的隸書創作》獲首屆全國隸書學術研討會三等獎,之後,論文連續入選全國性書法學術研討會;1999年在《書法導報》、《青少年書法》撰寫專欄文章;1999年開始在《書法導報》撰寫"近現代書家研究",共連載50期;1999年獲《書法導報》首屆全國書家作品評展一等獎;1999年10月放棄專業研究與創作,自學日語;2001年考取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2002年任聊城大學書法系主任;2002年完成《兩漢書法藝術研究》,20萬字,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發行;2003年籌建山東工藝美術學院書法裝飾藝術專業,經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批准,次年面向全國招生;2003年提前完成學業與畢業論文,9月中旬任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書法》雜誌執行編輯,2004年調入山東工藝美術學院,任副教授; 2007年破格晉升為教授; 2007年調入中國書法家協會,現供職於展覽部。 。
鄭培亮
鄭培亮先生題:得示齋鄭培亮先生題:得示齋

門踟躕——鄭培亮

下面是我的“成長經歷”、“學書經驗”與“理論研究”了。我還要說明一下,我還不是名家,還沒真正成長起來,所謂“成長經歷”應是一本生活流水賬;“學書經驗”估計也難以說個明白,若干感覺,不妨實話實說,就不要文白夾雜地掉書袋了;“理論研究”姑妄如此稱呼,我不擅長理論研究,諸如考據、思辨,我樣樣不通。與理論研究相比,我更願意在毛邊紙上劃上一通,但我的工作又常與“理論研究”打交道,這些年的確寫了不少東西,多是豆腐塊,因為是份內的工作,深知長篇大論,自個呼悠,無人理睬,極為尷尬。
和許多同道相比,我的生存環境不算太差。從陽穀農村老家,到聊城,再到濟南,最後到了北京,一步步走來,沒感覺費什麼勁。我要感謝我的幾位老師,是他們把我從社會最底層最為艱苦的環境裡,逐漸帶出來的。我不妨說說他們,他們中間既有名家長者,也有默默無聞的人,知道了我向他們學習的過程,也就了解了我的全部。因為我的一切都是他們給予的。

在陽穀

提起陽穀縣,全國人民都知道。縣城不大,經濟條件一般,歷史上也沒出過什麼名人。偏偏施耐庵把武松打虎這一《水滸傳》里最精采的一幕安在了陽穀,陽穀從此名聲大噪。我家就住在武松斗殺西門慶的獅子樓的北面。幾百米,隔著窗戶,踩上凳子就看見了。
人在一個地方生活得久了,感覺不出什麼,一旦離開,便老是懷念。如今跑到喧囂繁華的大都市裡,更是如此。小縣城裡沒有那么多的故事,沒有那么多的汽車與人流,大家生活平靜,走路安詳,日子過得不緊不慢,悠閒自在,沒有大都市裡的焦慮與不安。
我在陽穀上中學時開始學書法。最初是父親喜歡這東西,日子長了,漸受薰陶,拿過毛筆,胡塗亂抹。寫了兩年,便在《中學生報》上發表了兩個字:“墨緣”。字寫得特大,字數多了就寫不成了。縣城太小,歷史上又沒出過什麼文人騷客,我的名聲迅速傳播,到後來儼然以小書家自居了。這段光榮的歷史,我感覺頗有意味。我生性木訥、怯懦,不善與人交往,學習成績也不理想,比如數學,就想不起來是否及格過。沒有書法上一點小小的驕傲,也許我心裡殘有的一點自信就蕩然無存了。我雖然在書法上用力不多,但要感謝書法,是書法常常給我空虛的心靈一點安慰,一點刺激,使我不致於自甘沉淪。
在陽穀上學以及大學畢業後的兩年里,我接觸最多的幾位老師、朋友是:張長欣、李宗行、張玉珠穆紹逸等人。
張長欣先生早已去世了。張先生是縣城裡一位德高望重、循循善誘的長者。老先生從來都是神情安定,談笑自如。我剛開始學書法時,他常常跑到我家裡指導,開始騎個破車,後來是步行,我做小學生的倒是極少去他家。九五年我將家從陽穀搬到聊城,一大早,老先生就拄著拐杖來了,他要送我。我記得當時人不少,車發動時,我從人群里依舊看見老先生的身影,一種眷戀,一種感動,頓時使我視線模糊,不能自已。
李宗行老師也是我的啟蒙老師。他當時教美術、書法。在我的印象里,李老師臉上從無笑容,生活的拮据,疾病的困擾,使他臉上溝壑縱橫,他的形象,很像羅中立的油畫——《父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還很差,中學老師的待遇也比較低,在李宗行老師羸弱的身影里,我們能感受到那個時期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淒涼與無奈。李老師寫一手魏碑,教我的是柳體,多次拿我的書法作業在班裡做示範,每逢國慶,還要貼到校園的報欄里,光我自己的就占去一大半。每天上學放學,我最愛經過的地方就是報欄,那裡能找到“感覺”。最不願去的卻是教室。
玉珠先生畢業於山東師範大學,記憶力很好,在小縣城裡,屬得上傳統意味頗為濃厚的文人。張先生愛背《書譜》,我們一群人聚到一起,他總是極為陶醉地講起《書譜》,旁若無人。別人未必聽得懂,不愛聽他也看不出來,只管一段段地講下去。我覺得他該到大學裡做個教授。他對我恩寵有加,逢人便夸,甚至誇得有點離譜。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真心盼我有點出息,可惜我總是使人失望。
紹逸兄是我的摯友。我本應喊他老師,後來熟了,就稱兄道弟了。紹逸是真有才氣的人,我自嘆不如。他藏書多,眼界高,就是手生。他從部隊轉業到陽穀景陽崗酒廠,不幾年,酒廠就不行了,連續多年開不起工資。紹逸夫妻二人都在廠里,生活困難可想而知。夫妻兩個常常給人做點小活勉強度日,哪有清閒習字做畫?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們在他租來的斗室里,談藝論道,縱橫古今,那種愜意,常常使我們忘記了暑熱與嚴寒。光陰荏苒,一晃就是十餘年,紹逸兄依舊如故,厚道、善良、有謙謙君子之風。看到他生活處境不佳,我總是替他抱怨,現 在想來,解決不了什麼實際問題,人各有各的難處。好在他現 在情況有所好轉,我心裡才算有了些許寬慰。上蒼不公,常使善良之人陷於困頓,醜惡之人得以騰達,縱使我輩扼腕悲嘆,又能奈何!
在陽穀,我的老師、朋友還不少,這裡不能一一細說。地方小,偏僻封閉,也有它的好處,那就是人情溫暖,情意真摯。地方大了,反倒人情淡漠,甚至文人相輕,相互傾軋,人活著,缺少真實與自然,改頭換面,偽裝自己,雖然獲得一份名利,但也的確疲憊。回憶在家時,師友相聚,切磋琢磨,或濁酒一杯,縱論人生藝術,無所顧忌,其樂融融,那種善意的批評與鼓勵的目光,常使我眷戀不己。

與茂陽老師在一起

認識於茂陽老師是在1989年。那時,我剛上大學。聊城師範學院校園不大,新生們到了不久,就對校院角角落落里的名人逸事、奇聞趣談耳熟能詳了。其中之一便是有關茂陽老師的。傳聞版本不一,內容大致相近,均是此人長得如何清俊剛健,做事灑脫,不拘小節,等等。據說一日與朋友聚會,酒至半酣,興致大發,捉筆賦詩,濡墨題壁,轉眼間,潔白無瑕的牆壁上就黑雲密布了。至於鄭師母回來後如何教訓的,不得而知。這等事情屬實與否,我後來一直沒有問過,但相處久了,反倒覺得眾人小題大做。這有什麼奇怪的?
那時茂陽老師剛過而立之年,已是正處了。手下五、六千號人,又是評比,又是演出,忙得不亦樂乎。大學生們私下都稱其為“於教頭”,因為他還掌握著我們的生殺大權,誰犯了事,做了弊,或者戀愛過火,都要由他“批捕”。於是在他身後便聚集了一批心存畏懼的追星族。別人如何懼怕不清楚,我是怕得要死。我那時剛從鄉村來到城市,有生以來,只見過大隊書記,哪裡見過這樣的大人物?一日,我與一友醞釀數天后,下決心拜訪,請他看字。撥了兩次電話(開始不知道拿話筒),通了,傳來一聲音:“來吧”,於是便過去了,沒想到,我們的“教頭”先拿了幾張他寫的字請我們提意見。因為沒有思想準備,腦子霎時就懵了。我記得很清楚,他自個在那裡一張張清點作品,“這張還湊合…這張不咋樣,對不?”突然,他抬頭目不轉睛地看著我——我其時已經感覺到自己氣都喘不上來了,於是在一片令人窒息的緊張之中,極其自然地把他的話接上了——“是是是,不咋樣!”說完,我就幾乎崩潰了。
我在上中學時,因有“家學淵源”,手裡頗有幾本鋼筆字帖,另有一本啟功先生的小冊子,沒白沒黑地描摹,直到“遭遇”茂陽老師以後,才知道要臨摹古帖,於是從唐楷、魏碑,後來是隸書,一本本地寫起來了。每過一個星期,抱上一卷,到辦公樓去找他,總是被他痛快淋漓地表揚一回。至於缺點,說的很少。他的客人多,不管是何方來賓,只要我去了,就大力舉薦:“這是我們聊師的書法家,才氣大了!”每每遇到這種場合,我都是面紅耳赤的一路狂奔到食堂,自個犒勞一頓土豆燉骨頭,欣欣然之餘,又有點飄飄然,真覺得自個有點才氣了。現 在我還保留著幾張當年寫的字,不堪卒讀,真想倒抽一口涼氣。忽然明白,這大概是現 在提倡的“激勵教學法”!
人不能老是回憶過去。一回首,就感覺恐懼。這光陰流逝得太快,想都來不及,一轉眼,14年了。當年茂陽老師剛剛三十出頭,與我現 在的年齡差不多。他的女兒那時剛上國小,現 在居然走出中國海洋大學的校門,率領一家公司的員工們,走南闖北,在天上飛來飛去了。我象她那么大的時候,還沒見過火車。十多年了,我做了什麼?進修,教學,考研,讀書,摹了一堆黑糊糊的字,寫了一批於國於民毫無價值的文章,還辦了一堆糊糊塗塗的事。除了年紀長了,皺紋深了,老婆有了,孩子大了,似乎再也沒有可圈可點的事跡了。為人,處事,寫字,作文,均欠長進,說我愧對師恩,絕不為過。
1994年我們在聊城大學組建了全國高校中第一個書法教育專業,至今已形成本科、碩士與成人教育的完整體系。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上,茂陽老師對傳統的珍惜與尊重,對流行時尚的抵制,對不同流派的寬容,對基本功的重視,對學生個性的區分,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許這只是一個方面,而於生活的灑脫、治學的嚴謹、創作情性的張揚,極其為人的寬厚、大度所共同形成的一種人格上的魅力,對我的影響則是更為久遠。
2002年,茂陽老師到了山東工藝美術學院,公務之餘,還是像往常一樣,讀書,寫字,還帶著幾名書法研究生,雖然更忙了,但心情不錯。2003年,我們經過廣泛的調研與論證,在山東工藝美院又設立了中國書法裝飾藝術專業。目 前,設立書法專業的高校有十幾所,本科生與研究生的招生數量每年都在數百人以上,各院校在人才培養的目標與方式上大同小異,繼承傳統藝術是中心的議題。但現 在的問題是,面對浩瀚博大的傳統藝術,我們既要繼承,更要使之發揚光大。現代社會的發展日新月異,傳統藝術的生存與發展環境與古代社會已大不相同,幾乎所有的傳統藝術門類都在面臨現代社會轉型的問題,繼續發展還是淘汰消亡成為事實上的嚴峻的課題。茂陽老師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與一些專家的強烈呼籲和理論研究不同,他開始思考如何在實踐中進行探索,增設中國書法裝飾藝術專業就是這種探索的結果之一。書法藝術與現代裝飾相結合,並不是狹隘意義上的研究裝裱技術,而是利用現代科技,如何把傳統書法藝術嫁接到不同的套用材料與載體上面,用一句最通俗的話來概括,那就是使得傳統書法告別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賞,走向現代生活。另外,當前高校里培養的書法專業人才,由於種種原因,大都面臨一個實現就業的問題,現代社會很難容納這么多的專業藝術人才,許多畢業生並不能按照自己的願望找到合適的位置,很多人被迫改行,另謀出路。一些院校現 在仍然擴招書法專業,勢必使這一問題更加凸顯。茂陽老師的考慮是,既要發現藝術創作人才,又要培養藝術套用人才,既要提高學生的素質,又要使之掌握生存的技能,二者不可偏頗。如果說1994年設立中國高校第一個書法教育專業開了現代書法教育的先河的話,那么,將傳統書法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嘗試,也同樣具有理論上的前瞻性,其開拓性的意義在不久的將來便會體現出來。
山東工藝美術學院座落在鬱鬱蔥蔥的千佛山北坡上,拾級而上,不過十分鐘就到山頂了。站在山頂上,望齊煙九點,真是頓覺心胸闊大。山下城市裡車流滾滾, 一片喧囂,而在半空中,竟有這樣一處寧靜的校園,不能不令人心曠神怡了。叼上一支煙,悠然望南山,再寫不出一筆好字來,實在對不住這靈山秀水了。今 年是2004年,再過十年,我們在這裡會收穫什麼,又有何等的變化,真是不好預測。事情要一件件去做,總不能天天憧憬吧。

與長水老師

我曾於一九九二—一九九四年在山東大學東方書畫藝術研究院進修。二○○一年又到山東大學讀研究生,與山大還是頗有緣份。
我認識的山東大學第一位教授是王長水老師。長水老師個子不高,身體健壯,面色紅潤,說話直來直去,脾氣也大,但心腸軟得不行。當時山東大學還沒有專門的書法專業,因為蔣維崧先生的影響,研究、喜好書法的教授頗多。長水老師便是其一。他從六十年代開始跟隨蔣維崧先生學習書法,數十年堅持不輟。嚴格來說,我是長水老師的弟子,管蔣先生,則應稱師爺。現 在圈子裡也把我列為蔣維崧先生的弟子,是沒弄清楚。或者是說起來嫌麻煩。但我是從不敢自稱是蔣先生的弟子。人雖糊塗,輩份還要搞清楚。
我在聊城時,因有茂陽老師的督促,寫字還算老實,大學畢業到了社會上,就開始信馬由韁,粗野起來。那是在九十年代初,我開始學習“民間書法”,不講筆法,任筆為體。我這裡絕無賅斥“民間書法”的意思,。而是對年青的學子們,在還沒有掌握傳統書法的基本要素的情況下,過早地染指“民間”,弊大於利,是不科學的。作為作者個人的創作,師法經典抑或習法“民間”,都無可厚非,關鍵是不要把個人的理念強行灌輸給他人,特別是年青作者。我是深受“民間書法”之苦,卻又從內心裡喜歡“民間書法”的樸拙與稚趣。當一個人對“民間書法”還缺少必備的審視、提練、整理的能力時,大臨“民間書法”無疑於浪費時間。我說這些,可能連當代提倡研究“民間書法”的人也不會渴力反對。
來到山大學習,我遭遇到長水老師的激烈批評。剛開始,我還無法接受,時間長了,才悟出這個理。我開始一筆一划的臨習,老老實實的像個小學生,寫《鄭文公》,寫《張遷》,但不再一味追求提按與頓挫,以及所謂的金石氣息,而是努力回到其真實的面目。這種審美上的改變一直影響到我現 在。我甚至在許多文章里,都涉及到清代碑學的得失,探討清代一些書家在師法碑版過程中的一些失誤。書法本來就是寫字的藝術,當一些碑派書家嘔心瀝血地探尋不同古人的“筆法”時,已經失去了“寫”這一基本的範疇和規定。我不知道我這話是否說得有些絕對,但我始終堅信,書法就是“書”和“法”的結合,脫離“書寫”,散漫狼籍,不修邊幅,沒有規矩,沒有法則,不成其為“書法”,至於脫離文字這一基本載體,當屬另類。
從認識長水老師到現 在,也有十年了。這些年來,我們師徒二人,已經沒有了客套與虛假的恭維,他會直截了當地批評我的字,毫不保留地談論他的感受。有時他的批評,讓我難以接受。但他在外面,卻是大談特談我的“成就”,老師愛護弟子,自古以來都是如此。
2001年夏天,長水老師陪同蔣維崧先生去青島,回來後,兩個人都病了。蔣先生恢復得很好,長水老師卻上了手術台,心臟上搭了四根“橋”。手術後,長水老師醒過來了,看見我在床邊陪侍他,很艱難地抓住我的手,看了我很長時間,不肯鬆開。去 年他知道我經常胸悶,催促我及時檢查,再見到我時,聽說還未去醫院,劈頭蓋臉就訓上了。
長水老師的字,多是自娛,寫碑,也寫帖,諸體都要嘗試。60多歲了,仍舊小學生一樣勤學苦練,每次去他家,他總是抱出一大摞,讓我逐個提意見,不提不高興。曹師母“家教”甚嚴,牆上劃一評比圖,表現好的掛一小紅旗,長水老師的孫子處處皆優,唯獨長水老師除了學習表現好,其他表現都一般,特別是打掃衛生。看來積習難改了。曹師母常說我:“你比老王強不哪裡去!”我和長水老師聽了,大笑不止。

與蔣維崧先生

提起蔣維崧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當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書法篆刻藝術家,是山東大學資歷甚深的學者、教授。幾十年來,蔣先生致力於學問、書藝的探求,學富藝高,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在當今書壇輕視傳統少講繼承風氣日盛的局面中,蔣先生以傳統技法為根基,以才華學養為神采內涵,其風神峻朗的書法藝術卓然高標,對中國書法的繼承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正確的實證與導向作用。
在山東大學綠樹成蔭的校園裡,只要談到蔣先生,大家臉上通常都會呈現出一種肅然起敬的神情。許多人未必知道蔣先生的名字和齋號,但無論長幼,大家都習慣地尊稱他為蔣先生。在這所人才輩出、文人擅場的百年老校里,從孔子的塑像到圖書館、學人大廈,乃至於小樹林中的奇石上,外處都有先生的手跡,在人們的心目中,先生已成為這所校園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的一種象徵。
先生的書法,最常見的是金文。相比而言,我私下裡更喜歡看他寫行草書。先生的行書多寫錄古人詩詞,尤以李白、杜甫、韋應物、蘇東坡、陸游、楊萬里等人的詩詞為多,蔣先生說,這些詩人都是他喜歡的,寫錄他們的詩詞能和自己的性情吻合起來。看著蔣先生一手拿著古人的詩集,一手輕捻毛筆,心無掛礙,任情恣性,其高情深致,學問情操,一寓於書,那種神遊晉唐的超逸優遊、從意適便,那種不染半點世俗塵埃的古雅之風,那種輕鬆愜意寫來的筆底風光,以及那飄然而至的書卷清香,都使我迷戀不已。松雪齋有詩“古墨輕研滿幾香,硯池新浴燦生光,北窗時有涼風至,閒寫黃庭一兩章”,此情此景,借來形容先生的從容揮灑,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和許多年青的學子一樣,我也曾懷著急切的心情,期盼能夠有機會得到先生的教誨。但先生年事已高,足不出戶,常人難得一見,也不便打擾。幸運的是,我卻因為工作、學習的關係能夠經常陪伴先生。1993年秋天,我辭去家鄉的工作,背上行囊,告別家人,盲然地來到山東大學東方書畫藝術研究院學習。我那時正如醉如痴地寫一種粗野草莽的魏碑,用又細又軟的長鋒羊毫橫塗豎抹,甚為得意。我記得先生第一次看我的“大作”,沒有批評我,而是微笑著說:“北碑是個好東西,但好東西對你也許無益。”我記住了先生的話。我當時並不懂,但還是按先生的話去做了,改弦更轍,從頭開始,從一筆一畫的基本功開始,從二王一系的法書墨跡開始,老老實實地練基本功。但我至今依然喜歡寫北碑,寫得不好,但至少不再鼓努造作、故求形勢了。有一次我問先生:“近現代名家裡,您以為誰寫的魏碑可以參考?”先生沉吟片刻,說:“你可以看一看梁啓超的字。”我馬上回去找到梁啓超的作品,反覆琢磨,也沒有發現什麼。直到數年以後,我寫《二十世紀中國書法史》,資料見得多了,眼界也相對開闊了一些,再把梁啓超的行楷書與近現代許多書法名家相比,梁的字雖然風格不象其師康有為那樣鋒芒畢現,但在溫文儒雅的外部表情中,滲透著北碑雄強質樸的神情,那是一種雅化了的經過文人精雕細琢、提煉加工以後的北碑。我似乎有所體悟。但我不知道這種理解先生以為正確與否。
2001年我又回到山東大學讀研究生,而且我的小家與蔣先生寓所同在山大南路,上課的教室就緊鄰文史哲研究院的辦公室,於是我便很樂意地做起蔣先生的通訊員,先生訂閱的報刊,來往的信札,辦公室都讓我給先生帶去。這是我與先生過從最為密切的兩年,也是我收穫最大的兩年。去 年我寫畢業論文,只要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我就跑到先生家裡,先生是每問必答,從不因為我這個小學生的打擾而吝惜時間。很有趣的是,先生很少正面回答我提出的問題,總是微笑著,有時說上幾個字,話很少,卻突然使我豁然開朗,有所感悟;有時,他會慢慢地站起來,從書架上拿出一本書,又用極快的速度翻到某一頁,指給我看。每到這個時候,我總是大為汗顏,一是驚嘆先生記憶力好,二是責怪自己懶惰,讀書少,又不願意跑到圖書館查資料。我後來總結先生為什麼總是停留片刻再回答我的問題時,猜測有兩個原因,一是他要啟發我,讓我多思考,更不要懶于思考,二是我蹩腳的陽穀國語,鬧得先生一時有點聽不懂,可能需要一定的時間“翻譯”一下,是否因為這些,我沒有問過。
蔣先生有兩個愛好,一是聽京劇,二是看足球。京劇名家中,他說最喜歡楊寶森,楊的唱腔工穩典雅,不疾不徐,正像先生寫字一樣,優遊從容。說到足球,那球場上的爭奪拼搶、奔騰狂嘯,恐怕像他這個年齡的人沉迷其中的就不多見了。但先生看得津津有味,饒有興致。不用說世界盃、德甲、意甲,連國內的甲A 聯賽的進程他都一清二楚。我不清楚老人家為什麼一面喜歡楊派唱腔的平正,一面又喜歡足球場上的跳躍騰挪,而且這中間又與書法是否有其內在的關聯?先生的書法,雍容靜穆,細微處,極富錯落參差之美和輕重緩急的節奏變化,許多人學他的字,但寫來形容枯槁,神情萎困,我想,這大概不僅僅是學問修養不到的問題吧。這裡不是刻意尋找三者的所謂的內在聯繫,這未免牽強附會,我只想說明一點,一名學者、藝術家,他不是為學問而學問,為藝術而藝術,他首先是一位真誠的熱愛生活的人。
今年秋天,我離開濟南,來到北京。臨行前,先生反覆囑咐我要為人謙和、做事嚴謹,不要忘了讀書習字,先生語重心長的話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每到這個時候,我都不免陷入深深的眷念之中。先生年齡大了,生活上需要照顧,其實我在他身邊也沒做過什麼,但現 在遠隔千里,連跑腿的小事也給先生做不了了。我總覺得自己無法盡力,愧對先生對我的關心與呵護。有時想一想,先生需要什麼?什麼也不需要,老人家從來都是淡泊名利。寫上兩篇辭藻華麗的文章讚美他?似乎用不著。也沒必要。這讓我常常感到惶恐與內疚。我不知道我還能做什麼。
五、反省與檢討
這個小題目很像小學生打了架,挨了批評,交給老師的檢討書。我也到了該好好反省與檢討的時候了。
算一算,我學書法也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不值得炫耀。明白人會說,寫了二十年,才寫成這樣。所以我感到慚愧。
但我的一生注定要與書法緊密伴隨。因為,轉行乾其他的事情,我更不行。還不如靠書法勉強度日,以後也來個倚老賣老,寫上某某時年八十有幾。從學識,從功力,從悟性,從各個方面,都注定了我成不了氣候。像蔣先生那樣,是在青年時期就打下了極為札實的國學根基,可我連《唐詩三百首》也背不下來。這種差距,還是表面上的,而深層次的,則是傳統文化在我這一代人身上已經無力承繼。
論功力,我自個最清楚。有一次我看到蔣先生早年抄錄的沈尹默的文章,字字惟妙惟肖,草法精緻極了。這種功夫,沒有幾個能下得了。老先生能深入進去,就有勇氣與能力走出來,獨樹一幟。這一點我不敢望其項背。
悟性不好說。悟性再好,學識不到,功力不到,悟性也談不上。
書法到我這一代,真正地出現了危機。
不是說書法被人冷漠了,而是書法作者被人冷漠了。遭遇冷漠的原因,在於作者自身。
在我發表的一些文章里,多次說到書法的危機。不是杞人憂天,是存在著的現實。我對各種“流派”的熱情探索都缺少興趣,缺少關注。我覺得當代人更多的應是如何去承繼,而不是創新。創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絕非反對創新,而是創新需要根基,需要環境,需要積累,不是推倒重來。能在古人的基礎上,有所變化,而又不是離經叛道,已經是了不起了。
無論行家對我的“謬論”贊同與否,我相信行家們會有一個共識,創新的確太難。
我歡迎更多的人投入到創新的行列,也真切地期望當代人創作出不同於古人的作品。
從這個方面來說,我也不算得是根深蒂固的保守與頑固。
但我個人,的確無力創新,我寧願躺在故紙堆里,作繭自縛,品味古人的樂趣。或許有一天,有人冒出一句,“你的字還真有點漢魏風骨”,那樣我會感天謝地,兩眼放光,激動失眠。
慢慢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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