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波(四川省甘孜州石渠縣國稅局局長)

鄧波常用於人名，鄧波20歲那一年的7月23日，鄧波開始了他的高原之旅。已經在石渠工作了15年。在這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人稱之為“生命禁區”的雪域高原，鄧波付出了人生最美的青春歲月，忠實踐行著“聚財為國，執法為民”的稅務工作宗旨。有同名人物多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鄧波
• 民族：漢族
• 出生日期：1972年9月
• 職業：四川省甘孜州石渠縣國稅局局長

簡介

鄧波，男，漢族，1972年9月出生，中共黨員，現任四川省甘孜州石渠縣國家稅務局局長。

榮譽

鄧波是2005年“四川省勞動模範”、2006年“四川省優秀共產黨員”、“全國稅務系統先進工作者”、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等中央媒體對鄧波同志的先進事跡進行了全面報導。全國稅務系統開展了向鄧波同志學習活動。2007年8月，吳官正同志作出重要批示，中紀委、中宣部將鄧波同志列入全國基層領導幹部作風建設八名先進典型之一。

評價

1992年7月，年僅20歲的鄧波從內地分配到了石渠縣從事稅收工作。石渠縣是四川海拔最高、面積最大、位置最遠，被稱為“生命禁區”的高原藏區，平均海拔4500米、最低氣溫零下40多度。鄧波同志在石渠縣紮根十五年來，克服了生理、生活、生存方面的重重困難，學會了騎馬、說藏語、喝酥油茶、啃生牛肉、用牛糞取暖等生活和生存本領，戰勝了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工作條件。

他熱愛稅收事業和本職工作，勤奮好學，盡職盡責，他每年參加行程達1500多公里的巡迴徵收，十多年在風雪高原跋涉五萬多公里，為國徵稅數百萬元，被人稱為“生命禁區裡的稅收長征”。多年來，父母、孩子遠在千里之外難以照料，妻子臨產時也因工作未能守護。妻子患上嚴重的“肝包囊蟲”病，他因工作需要在妻子手術後的第五天就返回了高原，他幾乎把全部的心血都奉獻給了自己鐘愛的稅收事業。

他秉公執法、廉潔從政，雖然妻子多病，家境清貧，但他始終堅持廉潔自律，從不接受管理對象的吃請和好處。1996年以來，他頂住多方壓力，堅持依法辦事，足額徵收拖欠稅款。有公司領導、建築老闆等委託家人向他說情減免稅款，並許諾給予“感謝費”，都被他嚴詞拒絕了。為此，他妻子受到“牽連”，從保管出納崗位被“發配”到效益最差的門市部站櫃檯。

他始終牢記黨的宗旨，心繫民眾，服務人民，以滿腔熱情為藏區的穩定和發展服好務。他堅決落實稅收優惠政策，每年使上百戶個體戶受益20多萬元。他積極參與地方經濟建設和扶貧濟困等工作，滿腔熱情地捐助失學藏族兒童，幫助孤寡老人，為納稅人排憂解難，被藏族同胞稱為“沖各若里亞巴”(好稅官)。

鄧波在尼呷鎮菊母村看望孤寡藏族阿媽曲機

典型事跡報導

1.鄧波同志簡要事跡（國家稅務總局網站）

石渠縣位於川、青、藏三省（區）交界處，縣城海拔4250米，氣候環境和生存條件十分惡劣，被稱為“生命禁區”。18年前，20歲的鄧波學校畢業分配到石渠縣稅務局工作，在全局的藏漢同志的關心幫助下，他克服高原反應，學會了當地生活習慣，很快地進入了工作狀態。上班沒幾天，局裡安排鄧波到某企業檢查，很快查出近兩年偷漏稅3萬多元的事實。1993年底全國推行稅制改革，鄧波發揮所學專長，連續半個多月給大家講清了增值稅及其他稅種的政策。1995年局裡分來第一台計算機，鄧波又通過短期培訓和自學成為唯一的教員。正是組織和同志們的關愛使他在嚴寒中感受到家庭般的溫暖；工作中的嶄露頭角使他認識到自己的價值。他決心在高原紮下根來！

石渠縣稅源零星分散，近幾年的收入都徘徊在100萬元左右。徵稅的主要方式是縣城集中納稅和鄉鎮巡迴徵收。200多戶個體戶分散在全縣23個鄉鎮，最近的離縣城70多公里，最遠的達300多公里。一年巡迴徵收兩次，少則半月，多則一個月，行程1500公里上下。在巡迴徵收中，鄧波和同事們都自帶帳篷和鍋、碗、柴、米，風餐露宿。10多年累積下來，鄧波和同事們在這條路上行程5萬多公里。一位採訪過鄧波的記者形容說“這是生命禁區裡的稅收長征！”

無論是在工作中，還是在業餘時間，鄧波都愛和當地的藏漢同胞拉家常，交朋友。許多藏族同胞都認識他、熟悉他，稱他為“沖各若里亞把”（好稅官）。

2008年1月，鄧波同志被州局任命為縣局局長。他內抓管理，外樹形象，贏得了上級、社會各界和納稅戶的肯定。納稅人有家裡有什麼事和對稅收想法，都要找鄧波反映，他被納稅人公認為平民局長。

在石渠工作的18年裡，鄧波始終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把事業和責任看的很重，把個人利益看得很輕。1998年6月3日，鄧波的妻子在老家臨產，而他卻正在巡迴徵收檢查的途中。2000年，鄧波的妻子不幸患上被稱為“蟲癌”的肝包囊蟲病。鄧波緊急送妻子到重慶進行手術治療。然而術後第5天，正是全州CTAIS試點運行的前夕，鄧波忍痛告別了妻子返回石渠。

雖然家境窘迫，但他有一顆愛心。2003年7月在長沙乾瑪鄉的工作調研中，他看到一個賣小百貨的藏族婦女帶著5個孩子、兩個老人艱難度日後，立即掏出了身上僅有的300元錢給他們。2004年8月，當他得知蒙宜鄉的達瓦拉姆考上了四川省藏族學校,卻因交不起學費準備退學時，又帶頭並動員大家每人每月捐助20元。2009年7月，他幫助患先天性白內障的五歲藏族小女孩澤仁卓瑪重見了光明。 “5.12汶川大地震”，同樣牽動鄧波的心。他組織和發動全局幹部職工為災區捐款捐物，他說：“現在災區人民民眾需要幫助，我再困難也要儘自己的一份力量。”2010年，緊鄰石渠縣的“4.14”青海省玉樹州強烈地震發生後，鄧波主動請纓，率領6名縣局職工在在地震不到4個小時趕到了救援現場，始終戰鬥在抗震第一線，不僅為震後建立安置點做出了突出貢獻，更為災區幹部職工樹立了榜樣，樹立了信心，堅定了決心，鼓足了力量和勇氣。

18年來，鄧波同志克服了高原藏區工作、生活的種種困難，在平凡的崗位上恪盡職守，勤奮工作，拼搏進取，為完成稅收工作任務作出了積極貢獻；他以高原為家，把藏漢民眾當親人，把納稅人和普通民眾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自覺維護民族團結，維護藏區的穩定和發展。在鄧波同志身上，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境界，體現了高原藏區稅務幹部忠於職守、艱苦奮鬥、無私無畏的精神風貌，體現了當代青年不畏艱難、開拓進取的時代品質。

2.“生命禁區”里的青春之歌——記四川省石渠縣國稅局副局長鄧波

8月，雪域高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扎溪卡草原上，漫山遍野如火如荼地盛開著格桑花。

“沒有經過10個月的霜雪，開不出扎溪卡的格桑花。”人們用這句當地的民間諺語形容來自內地的稅務幹部鄧波，稱他是扎溪卡草原上盛開的最絢麗的格桑花。

20歲那一年的7月23日，鄧波開始了他的高原之旅。那一天，懷揣著分配至石渠縣稅務局的通知書，鄧波乘坐長途客車從成都平原出發，沿著那條以遙遠和艱險聞名的川藏線前行，只覺得山越走越高，路越走越遠，陽光越來越熾熱，空氣越來越稀薄……整整顛簸了5天，終於到了石渠。

至今，鄧波已經在石渠工作了15年。在這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人稱之為“生命禁區”的雪域高原，鄧波付出了人生最美的青春歲月，忠實踐行著“聚財為國，執法為民”的稅務工作宗旨，從一名普通稅務幹部成長為石渠縣國稅局副局長，譜寫了一曲忠誠事業、奉獻高原的青春之歌。從2001年起，鄧波先後被授予“四川省民族地區先進工作者”、“四川省勞動模範”、“四川省優秀共產黨員”等榮譽稱號。

我知道，離不開石渠了

石渠，藏語謂之扎溪卡，意思是雅礱江源頭。這裡位於青藏高原東南邊緣川、青、藏三省區交界處，距離成都1050公里，距離鄧波家鄉蓬安縣1200多公里。

1992年7月，鄧波從四川省稅務學校畢業分配到石渠。當時，他最怵的就是這個遠。

“父母在蓬安，他們身體不好，我又是家裡惟一的兒子。”鄧波說，在學校念書的時候，他就想著工作後常回家看看。

單程要顛簸5天，足以讓這種希望化為泡影。更無奈的是，從康定到石渠，5天才有一班客車。

呆在石渠，鄧波才明白，和“高”比起來，“遠”實在不算什麼。

石渠縣城海拔4250米，比西藏拉薩高6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縣城。因為高，空氣中的含氧量不足內地的一半，即便空身而行，也相當於在內地負重20公斤。因為高，這裡年平均氣溫與中國南極科學考察長城站相仿，冬天最低氣溫比長城站低整整10度。

惡劣的自然環境以一種顛覆生活常識的方式，讓這裡成為令人望而生畏的“生命禁區”：由於高寒缺氧，樹木無法存活，整個縣城看不到一棵樹；蔬菜需要從內地長途運送進來，成為昂貴的奢侈品；由於水管會被凍裂，縣城住房裡沒有衛生間，只能使用旱廁；冬天一覺醒來，裹住脖子的被沿就會哈氣成冰；開水最高只能燒到70多度，就是煮麵條也得用高壓鍋；冬天開水泡茶45分鐘變成冰；一旦感冒很難治癒，嚴重的還會形成高原肺氣腫，危及生命……

據有關部門統計：石渠縣人均壽命僅為58.7歲，比全國人均壽命少12.3歲。因此，在四川有談“石”色變之說，一些人寧可沒有工作，也不願意到石渠去。

從到石渠的第一天起，鄧波感受到了缺氧的痛苦，那是一種從後腦瀰漫到前額的脹痛，隨著心跳陣陣加劇，越到晚上越是強烈，整夜整夜頭痛欲裂、難以入眠。隨後，胸悶氣短、心動過快、流鼻血等一系列的缺氧症狀，也輪番襲來。由於吃不上新鮮蔬菜，沒過多久，他就開始出現嘴皮乾枯、頭髮脫落等現象。

身體漸漸適應後，內心的孤寂卻越來越更難以忍受。縣城全部是泥石路面的街道，兩邊是低矮的土坯房，一條街道，逛不到10分鐘；嚴重缺電，經常收看不了電視；網路不通，報紙也是五六天之後才能收到。

很多時候，鄧波連做夢都在大口地吸氧，吃大盤的新鮮蔬菜，看精彩的電視節目，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在這裡卻成了一種奢望。

面對艱苦的生存環境，鄧波曾經動搖過、傷心過、甚至想一走了之。特別是每一次回到山清水秀的家鄉探親，每一次接到內地同學親友的來信，他的內心都泛起波瀾，不知多少次地自問——難道自己的青春要扔在這片冰天雪地？

在那段最艱難的日子裡，鄧波感受到了藏漢同事們給予的家庭般的溫暖，感到了人與人之間從未有過的親近：第一天到石渠，10多名笑容可掬的同事夾道相迎，縣局局長薛洛是個高大的藏族漢子，他的第一個舉動，就是脫下藏袍披在衣著單薄的鄧波身上，說的第一句話是“來了就好，來了就不要走了”。局裡沒有食堂，第一頓飯是在薛洛家裡吃的，接著，各家各戶都領著他吃“轉轉飯”，端出最好的飯菜款待他；每當他的寢室亮燈的時候，大家主動地來陪他，請到家裡拉家常。下鄉的時候，藏族同事寧可自己少吃一口，也要讓鄧波吃好；寧願自己裹著藏裝席地而眠，也要把床鋪留給他；如果沒有床鋪，大家讓他睡在中間，藏族同事則睡在邊上……

就在鄧波徘徊不定的時候，工作上的嶄露頭角也增添了他的信心。他是當時全局惟一一個“科班”出身的幹部。上班後，他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到一戶企業查賬，很快查出這戶企業近兩年偷漏稅3萬多元，令同事們刮目相看。走上工作崗位不到兩個月，鄧波就被委以重任，率隊開展一年一度的納稅大檢查。第二年底推行稅制改革，許多人弄不懂，鄧波通過短期培訓和自學之後，連續半個多月給大家講解新稅制。1995年局裡分來了第一台計算機，他第一個學會了操作，然後又手把手地教會了全局稅務幹部。其實，他們哪裡知道，鄧波在學校里只上過兩節計算機課……在大家讚許和信任的眼光中，鄧波感到從未有過的成就感。在那一刻，鄧波意識到：石渠需要他。

“也就在那時，我知道，我已經離不開我熟悉的稅務工作，離不開石渠了。”鄧波說，“也許我會少活幾年，但只要我活得實在，活得有意義，我的生命就會延長！”

在鄧波之前，石渠也先後分來幾十名內地大中專生，但大多都超不過三年就離開了。在石渠縣國稅局，只有兩名內地漢族幹部在這裡工作了10年以上，鄧波就是其中一個。

幾年中，鄧波學會了喝酥油茶、吃糌粑、啃生牛肉；學會了用牛糞生火取暖、做飯；學會了日常交流的藏語；學會了在嚴酷惡劣的環境中，像高原氂牛那樣頑強地生存。像許多內地支邊援藏的漢族同志那樣，像長眠在石渠的烈士那樣，在最艱苦的地區，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鄧波選擇了他的人生坐標和奮鬥的基點——為共和國的稅收事業紮根高原，奉獻青春。

1996年6月25日，鄧波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4年後，鄧波擔任石渠縣國稅局副局長。

巡征路上行程5萬公里

鄧波是第一個分配到石渠的四川省稅務學校畢業的高材生，他用所學的稅收理論和納稅服務新理念，為石渠縣國稅局征管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為石渠縣國稅局捧回了一個又一個獎項：1996年獲得“州級征管稽查能手”稱號，1998年被甘孜藏族自治州國稅局授予“一九九八年度打擊偷漏稅先進個人”，而他為石渠縣國稅局贏得的第一個稅收業務獎項，則是在剛剛來到石渠縣國稅局的時候。

那時，稅務幹部收稅是“一個包、一本票、一支筆”，根本沒有納稅資料檔案，稅收征管隨意性比較大，缺乏規範意識。為加強對納稅人的戶籍管理，鄧波加班加點，用一個月時間建立健全了全縣的納稅檔案資料，徹底改變了石渠縣國稅局納稅檔案資料不齊、家底不清、工作不規範的狀況，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國稅局的征管資料單項評比中獲得了三等獎，這是石渠縣稅務局有史以來獲得的第一個稅收業務獎項。

在只有14名國稅幹部組成的石渠縣國稅局，鄧波既是指揮員，又是戰鬥員。儘管他是分管業務工作的副局長，在全員管理模式中還兼任系統管理員、稅收法制、稅務稽查等7個崗位的主副崗，一旦有同志離開工作崗位，他都能頂上去開展工作。

在稅收業務上同事們說他是一把好手，在科技興稅方面，同事們誇他是一個能人。

從2001年綜合徵管軟體CTAIS1.0版試點，到2006年上半年的CTAIS2.0版上線，鄧波一直擔任縣國稅局業務組長，兼任系統管理員。不知熬了多少個通宵，鄧波學會了各個子系統的操作套用和安裝，再手把手地教其他同事操作。少數幹部有畏難情緒，鄧波哪怕陪著到晚上10點不吃飯，也要幫助他倆學會當天的計算機操作課程，硬是把這兩位藏族幹部培養成辦稅服務廳分管納稅申報和稅款徵收的熟練的操作員。通過邊學習邊套用，邊套用邊交流，激發了大家的學習熱情，全局同志都參與到“金稅”工程工作中，今年縣國稅局在“推綜”工作中順利上線。CTAIS2.0版上線的頭兩個月，申報率和入庫率均達到100%。長達半年的艱苦工作，鄧波的體重由140斤下降到120多斤。

有一次，新領來的印表機出現了奇怪的故障——早上打不了發票，中午恢復正常。石渠沒有印表機維修點，送到外地修理至少要五六天，耗費又大。鄧波知道後反覆琢磨，細心的他終於發現，印表機早晨無法工作是由於氣溫較低造成的。於是，他把自己家裡的電吹風拿來，掛在辦公室牆上，遇到低溫就為印表機吹暖風，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

在最艱苦和最危險的地方，鄧波總是和稅務幹部們並肩奮戰。石渠徵稅的主要方式是縣城集中上門納稅和鄉鎮巡迴徵收。鄧波每年都參加巡迴徵收，沒落下過一次，累積下來，他和同事們已行程5萬多公里。甘孜州一位採訪過鄧波的記者形容說“這是生命禁區裡的稅收長征！”

收稅難，難在路途遙而艱險。石渠面積比兩個成都市還大，200多個體戶分散在全縣23個鄉鎮，最近的離縣城70多公里，最遠的達300多公里，中間還要翻越幾座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多數鄉鎮沒有旅店、餐館，每次巡迴徵收，鄧波和同事們都自帶帳篷和鍋、碗、柴、米，出發前，全局留下的同志都要自發地為他們送行，感覺就像是一次遠征。

在雪域高原收稅，經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特別是在終年積雪的冰雪道上行走，讓人膽顫心驚。鄧波記得第一次帶領同事們開展巡迴徵收返回時，有的路段向江邊的傾斜超過30度，在一處上坡路段，他們遇上了冰道，掛著防滑鏈條的車輪依舊滑得像塗了油似的，車輪不進反退，幸虧駕駛員手疾眼快，猛往外一打方向盤，車後輪順勢滑進岩邊的排水溝，而車頭則懸在了江邊。在回來的路上，汽車冒著漫天風雪在白雪皚皚的山路上艱難地行駛。到處是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哪是路，哪是坑。為了不被困在山裡，他和同事們用鐵鍬鏟雪找路；汽車打滑了，他們就脫下外套鋪在汽車車胎下，終於在天黑前趕回了縣城。

外出最怕的是汽車中途拋錨、當“山大王”。2004年11月的一天，鄧波和四位同事乘坐的吉普車拋錨了，四周荒無人煙，風雪瀰漫，他們只能躲在車裡，靠嚼冰雪吃糌粑充飢，靠唱歌講笑話壯膽。嗓子唱啞了，故事講完了，還是不見一個人影。晚上，氣溫降到零下20幾度，凍得渾身直打哆嗦，尤其是腳凍得鑽心的痛，他們裹著大衣和藏袍緊緊靠在一起，把腳伸到同事的懷裡相互取暖，熬了兩天兩夜，直到救援的同志趕到。當保修工把車修好時，車上的機油早就凍了，他們將衣服澆上汽油點燃，待機油解凍後又繼續踏上收稅的路途。

一年兩次巡迴徵收，少則半個月，多則一個月。土石流、塌方、暴雪，隨時可能讓巡迴徵收成為一條“不歸路”。

收稅難，難在語言障礙上。剛開始的幾年，鄧波由於不懂藏語，收稅非常困難，甚至挨過罵、挨過打。1994年3月，鄧波到集貿市場上收一個牛肉攤販50多元的稅，由於語言不通，雙方爭執起來，結果挨了一頓拳腳，直到幾個藏族幹部趕來解圍，才收到了這筆稅款。這件事深深觸動了鄧波，他意識到在藏區收稅，必須從語言、習俗乃至生活方式上與藏族同胞接近。於是，他開始像當年學英語那樣刻苦地學習藏語。

鄧波說，藏族同胞非常善良、淳樸，有時候只要說句“確亞”（你好）、“嘎里若”（慢走），他們立刻會對你笑臉相迎。在每年的稅法宣傳月活動中，鄧波和稅務幹部們都帶著藏漢兩種文字的資料，坐在牧場的草地上，和牧民們講政策，拉家常。有一次，鄧波到縣城的東區去收稅，開百貨商店的藏民布柯一開始不願繳稅，鄧波和布柯拉起了家常，從改革開放帶來的富裕生活，再講到國家的稅收政策，一直聊到深夜。兩天后，布柯來到辦稅服務廳補繳了稅款，他動情地說：“我們翻身農奴不能忘本，自己賺了錢，應該通過納稅來支援國家建設。”後來，布柯成了當地一名義務稅收宣傳員，還成了全縣協稅護稅的先進典型。

鄧波勤奮好學，他通過自學取得了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專業的專科和本科學歷。在他的幫助和影響下，全局幹部學習文化業務、好學上進的的風氣日益濃厚，包括4名藏族幹部在內的8名幹部取得了大專以上文憑。

收稅難，還難在人情關。1996年，縣國稅局查出了某公司2萬餘元的欠繳稅款，恰好鄧波的妻子就在這家公司工作。公司領導向鄧波求情時被他一口回絕。幾天后，鄧波的妻子便從出納保管崗位，“發配”到效益最差的門市部站櫃檯，不僅工作辛苦，而且收入銳減。妻子抱怨他太直率，哪怕應付一下也好些，他卻說：“收稅不是買菜，不能隨便講價。錢多咱就多用，錢少就少用。”

曾經有人不解地問鄧波，你們費這么大的勁，吃這么多的苦，收的稅還不及內地一個稅務所的零頭，有什麼意義？鄧波回答說：“國家既然把這么大一片土地上的稅交給我們收，我們守土有責，一分一厘都是稅，收多收少都是責！”

幫助納稅人就是幫助我們自己

石渠是國家貧困縣，全縣6.5萬人口中藏族占98.5%。這裡屬於典型的遊牧經濟區，沒有骨幹企業，全縣國稅收入基本依賴個體經濟支撐，稅源零星分散，近幾年全縣每年的國稅收入都徘徊在60萬元左右。如何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培養後續稅源，一直是鄧波思考的問題。

石渠十年九災。石渠人至今仍記得1996年那場百年不遇的大雪災。大雪填滿了溝谷，掩埋了公路，積雪達1米多厚，最低溫度達到零下45度。當看到最耐寒的氂牛，成群成群的凍死在雪地里，看到牧民們悲傷、絕望和無助的神情，鄧波禁不住落了淚。那一年，中央和四川省緊急救援，空投了大批救災物資，讓石渠人度過了這個難關。

石渠需要休養生息。2003年，國家出台調高增值稅起征點的政策，當時，縣裡有人擔心財政減收，要求向上級反映暫緩或“變通”執行，對此，主管稅收業務的鄧波態度非常堅決：一定要把這項稅收政策落實到位。他清楚地知道，稅收一頭連著國家的血脈，一頭繫著百姓的利益。在這貧困藏區里，國稅幹部有責任不折不扣地將黨的富民政策落實到位，將黨的溫暖送到千家萬戶。據統計，這項政策執行以來，全縣有133戶個體納稅戶直接受益20多萬元。

無論是在工作中，還是在業餘時間，鄧波都愛和當地的藏漢同胞拉家常，交朋友，噓寒問暖。個體戶們說，鄧波總是笑著打招呼，最常問的兩句話是：“生意還好嗎？有什麼困難嗎？”“對稅務幹部執法有什麼意見嗎？”

2003年10月，內地的一名下崗女工唐曉蓉到石渠做生意，頭一次進貨就遇到大雪降溫，從成都拉來的600斤飲料和啤酒全凍了，如果不及時升溫，那些瓶裝的飲料、啤酒就會凍結爆裂。初來乍到的唐曉蓉不知所措，就在這時，聽說了這件事情的鄧波，立刻把家裡的鋼爐和木炭搬了過去，當時，唐曉蓉的淚水奪眶而出。過了兩天，唐曉蓉帶著兩瓶酒來到鄧波家，她說：“我們非親非故，你這么真心實意地幫我，這兩瓶酒不值什麼錢，是我的一點心意，你就收下吧。”鄧波婉言謝絕了，他說：“只要你們生意做好了，多繳稅，就是對我們工作最大的支持。”

只要是納稅人經營中遇到的困難，即便與稅收無關，鄧波也愛管“閒事”。

一次，他從一位納稅戶那裡得知，縣裡有關部門新出台的貨車停車規定，對個體戶的經營很不利。按照這項規定，個體戶們的貨車不能在馬路邊卸貨，否則將受到處罰。可是，不少個體戶的倉庫就在街道邊上，加上貨車已經翻山越嶺地走了五六天，如果不及時卸貨，直接影響貨物特別是食品蔬菜質量，為此，有的個體戶已經和執法人員發生了衝突。鄧波對這件事情進行調查後，馬上向有關部門反映了這個問題，有關部門重新規定了停車時段，使這一問題得到了解決。個體戶們說：“雖然這只是一件小事情，可是，對於我們來說，卻是實實在在地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2003年，作為縣政協委員的鄧波針對亂收費問題，提出了《關於統一清理行政性收費項目的建議》，被縣政協列為九屆二次會議的第2號提案，引起了縣政府高度重視，全縣當年清理廢除行政收費項目18個。

鄧波在稅收工作中和許多藏漢同胞結下了深厚的友誼。40多歲的藏民打洛孤身一人從青海到石渠做蟲草生意，鄧波每次上班的時候，都要經過他的鋪面和他寒暄幾句。有一天，鄧波發現他的鋪面一整天都沒有開門，覺得不太對勁，敲開門才發現，他已經病倒在床上，一天多沒吃東西，鄧波趕緊買來速食麵和藥品。鄧波臨走時他掙扎著下床，拉著鄧波的手，流著淚，一句話都說不出……

鄧波常常想，在石渠這個生命禁區里，這些常年奔波在高原的販運戶，這些靠做小生意賺點錢的個體戶，他們繳納的稅款雖然不多，但也是在回報國家，奉獻社會。作為一名稅務幹部，一名共產黨員，對於他們的難處，怎么能夠不幫忙?怎么能夠不管呢?

石渠需要加快發展，而發展首先要抓教育。由於經濟文化落後，許多牧民寧肯讓孩子放牛放羊，也不願送去讀書。2005年，鄧波根據縣裡的部署，和稅務幹部們來到全縣最偏遠的蒙沙鄉開展“普初掃盲”工作。他們籌款為這個鄉中心國小100多名學生購置了寄宿的鐵床、床墊、被褥和學習用品，到每個牧區做動員說服工作，鄧波對牧民們說：“再窮也要讓孩子讀書啊，孩子們不上學，藏區哪有希望？”那一年，他們將40多個孩子送回了學校，入學率由原來的40%提高到98.5%。

2004年8月，鄧波從一位藏族幹部的口中得知，蒙宜鄉16歲的藏族小姑娘達瓦拉姆考上了四川省藏族學校，可是讀了沒幾天就因交不起學費準備退學了。鄧波趕緊發動大家每人每月捐助20元，一直到她畢業為止。今年6月，畢業後的達瓦拉姆跟著她父母來到縣國稅局，向每一位稅務幹部們獻上了一條雪白的哈達。

提起鄧波，石渠的許多藏族同胞都認識他、熟悉他，稱他為“沖各若里亞把”（好稅官）。

有一種牽掛是最執著的愛

生命禁區裡的環境固然艱苦，但高原的景色卻美麗動人。鄧波常常望著海水般湛藍天空，飄過大朵大朵的白雲，望著晶瑩潔白的雪峰，映照著一望無際的草原，他說，那一刻，他的心靈仿佛得到了淨化。

在這藍天白雲之下，在雪山草地之間，鄧波知道，自己的青春和愛已經融入了這片土地。在這裡，他付出了青春和汗水，也收穫了事業和愛情。

鄧波的妻子是一位漢族姑娘，提起她，鄧波的內心充滿愧疚。

1998年6月3日，在老家待產的妻子住院臨產，訊息傳來，正準備下鄉巡迴徵收的鄧波猶豫了，這是妻子最需要自己陪在身邊的時候，可是，巡迴徵收工作迫在眉睫，整個計畫又是自己一手編制的。考慮再三，他想，即便請假回家，路上也需要五天甚至更長時間，也許還沒有趕到，孩子就已經出生了，還是等巡迴徵收後再回去。於是，鄧波把心一橫，和同事們踏上了巡迴徵收的征途，由於鄉上的電話幾乎都是“聾子的耳朵”，直到半個多月後返回縣城，鄧波才看到妻子的來信，得知她們母子平安。看著照片上兒子稚嫩的小臉，想起妻子在信中的話：“你可以不回來看我，但你總應該回來看看你的親骨肉吧！”鄧波禁不住潸然淚下。率真豪放的康巴漢子們知道後被感動了，齊聲為他唱起了一首歌“什麼也別說，祖國知道我……”

石渠是我國包囊蟲病高發區。包囊蟲病是一種高原地區人畜共生的寄生蟲病，當地人稱為高原“癌症”。2000年，鄧波的妻子患上了肝包囊蟲病，發現時病體已經有拳頭般大小，一旦病體外囊破裂，將引起排他性、休克性死亡。鄧波借了3萬元錢，趕緊送妻子到重慶進行手術治療。肝區手術危險，需要精心護理。然而就在手術後的第5天，鄧波從電話里得知全州的CTAIS試點即將開通。鄧波是分管領導，又是系統管理員，如果不及時趕回，很可能會影響到全州的試點工作。當時，鄧波心亂如麻，望著臉色蒼白的妻子，望著病床上吊著輸液瓶，鄧波實在是說不出口。細心的妻子察覺到鄧波的焦慮，問道：“是不是工作上有什麼事情？是不是局裡需要你回去？”鄧波點了點頭。妻子的眼淚頓時流了下來，過了一會，她說：“你走吧，不要耽誤工作，這裡的條件好，我會照顧好自己的。”第二天，鄧波忍痛返回了高原。

由於妻子患病的部位緊挨著肝區大動脈，手術無法切除乾淨，如今，她的病體又長到接近手術前的程度。正常人打蛔蟲的時候，每半年服用兩片“腸蟲清”，而她每天都要服用六片。嚴重的藥物副作用折磨著她的身體，看到妻子日漸虛弱憔悴，鄧波心急如焚。

鄧波的父母遠在千里之外的老家，鄧波不僅不能在他們身邊盡孝，兒子出生後，考慮到高原的生活、醫療條件比較差，一直放在父母那裡照看。兒子今年已經8歲了，鄧波卻沒能陪他過一次生日，給他開過一次家長會。鄧波每年只能利用春節回家探望一次，每次回家，望著一年比一年老去的父母，望著一年比一年長大的兒子，鄧波的心裡都有說不出來的痛。每次鄧波返回高原，老人和孩子都要流淚，像是一次生離死別。

高原物價高，鄧波和妻子的工資加起來3000元左右，生活費、取暖費、探親費，再加上妻子的手術治療費及平時的醫藥費，幾乎花光積蓄。如今，鄧波家像樣點的家當，只是一台21寸的彩電和一套沙發。

雖然家境窘迫，但鄧波對貧困的藏族同胞卻是滿腔熱情，傾盡全力。2003年7月在長沙乾瑪鄉的工作調研中，他看到一個賣小百貨的藏族婦女帶著5個孩子、兩個老人艱難度日後，立即和稅務幹部們一起湊了300元錢。鄧波還和同事一道，幫助尼呷鎮孤寡藏族老人翁姆修好了破損的住房，解決了生活的困難……鄧波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們經濟條件再差，也比他們好過，能幫多少就幫多少吧！”

在被稱為“生命禁區”的石渠，在遠離都市的高原藏區，在祖國西南部那條遙遠而艱難的稅收戰線上，鄧波將青春和愛融入了這片土地。在他身上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境界；體現了高原藏區稅務幹部忠於職守、艱苦奮鬥的精神風貌；體現了當代青年人不畏艱難、開拓進取的時代品質。

這，就是一名普通的高原稅官——鄧波在“生命禁區”里譜寫的一曲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