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澤沛(1913～1941)，重慶江津人。中共黨員。1933年9月入復旦大學教育學系學習，歷任共青團上海滬東區委委員、滬西區委組織部長，共青團江蘇省宣傳部部長。1936年4月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囚禁於工部局華德路監獄。在獄中，鄒澤沛化名李中，與一同被捕的共青團江蘇省省委書記許亞等人一起成立了共青團獄中臨時支部及民眾性組織“同難會”，鼓勵難友堅定信念，領導和發動難友與監獄當局作鬥爭。1941年7月在獄中病亡。
基本介紹
- 所處時代：民國
- 民族族群：漢族
- 出生地：四川江津
- 出生時間：1913年
- 去世時間：1941年
- 主要成就：共青團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1913年，鄒澤沛出生在四川省江津縣(今重慶市江津區)龍門場沱灣街144號。父親鄒德銘和母親王氏在當地經營一家專營烤酒和榨油的商號——“興義社”，維持全家生活。三年後，母親生下弟弟鄒澤錫。這時，商號生意開始暗淡，父親又生了重病。
商號生意雖然不景氣，但鄒家仍希望有人通過讀書出人頭地。鄒澤沛7歲時，父親將他送到一德鎮高等國小讀書。由於讀書認真，深受老師和同學喜歡。
1927年秋，鄒澤沛考入江津中學。入學時，學校正鬧學生運動。鄒澤沛積極參加集會和遊行，並帶頭高喊“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他還與黃宇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作者注)等同學一起傳閱進步書籍。
快要畢業那年，發生了“籃球事件”，將鄒澤沛推到風口浪尖。這年上期，鄒澤沛給龍門國小校長黎昌輝寫信，說他將帶回八九個同學，欲與國小老師開展籃球比賽。黎昌輝欣然答應並表示歡迎。
一天，鄒澤沛帶著同學回到龍門場，卻見校門緊閉，不見人影。一問才知，校長黎昌輝聽說他在江津中學是“領頭鬧事”的“涉紅”分子，於是拒絕球賽並關閉校門。鄒澤沛不堪受辱，領頭砸了校門和窗戶，並寫下“打倒言行不一的校長黎昌輝”等標語滿街散發。
之後，學校將鄒澤沛告到縣政府，江津中學責令他回龍門場當面向黎昌輝道歉。但在道歉過程中，黎昌輝傲慢無比，惡語譏諷，又造成糾紛。在江津中學無法立足的他，只好返回龍門場，在場上招了十多個學生，辦起了私立國小。
“興義社”商號的生意愈加難做，鄒澤沛父親臥病在床，商號的事全由二弟鄒澤錫摸索著打點。父親多次將鄒澤沛叫到床前，告誡他不要惹是生非，好好學做生意。但他哪裡聽得進，對家人說只想到成都讀書，父親堅決不允。無奈之下，他只好求助二弟暗中支持。臨走時，他送給二弟一本書，封面上寫有一句贈言：要得人類解放，貧雇家當家作主。
鄒澤沛首先來到成都高等師範學堂學習，不久離開成都到了北平。之後，他來到上海，考入復旦大學教育系。
鄒澤沛入學不久就參加了黨組織領導的“教聯”，接著入了團。“教聯”屬於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領導，在黨內受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領導，成員有黨員，也有傾向共產黨的積極分子。當時，“教聯”的主要任務是：發展革命勢力，在教育界開展革命活動，同時對革命教育進行研究，對反動教育展開批判。
鄒澤沛一邊學習，一邊積極參加學潮，策動學生運動。他常到街上宣傳演講，由於聲音洪亮，吐詞清楚，口若懸河，常常吸引一大群市民傾聽並贏得掌聲。
“要讓同濟大學燃起革命之火，而且越加旺盛，這就要發揮團組織的作用……”已入黨的鄒澤沛接到上級指示，要他到同濟大學組建團組織。他立即來到同濟大學，代表組織與同濟大學的李欣、陳平及唐英之三位團員接上了關係。不久，同濟大學團支部成立，鄒澤沛對團支部工作進行部署。
這一年，鄒澤沛給家裡寄回一封信和照片。信中話不多，只說他在復旦大學讀書。照片中，他身穿白色學生裝，手扶腳踏車，腳穿皮鞋，很洋氣。其實，早有訊息傳回老家，說他在上海不僅沒讀書，而且參加了“亂黨”組織。父親鄒德銘痛心疾首，病情加重。
走上職業革命生涯
由於工作努力，鄒澤沛被調往江蘇省團委工作，並任上海滬西區團委書記。當時上海無市一級組織，各區工作由江蘇省委直接領導。不久，他又被任命為滬西區委組織部長。由於出色的演講口才和宣傳鼓動能力，1936年1月，他被任命為共青團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鄒澤沛非常關心上海各個大學團組織的工作，常去參加支部生活，並幫助制定發展組織計畫。他帶去《團員常識》《民眾的團》《反對左傾關門主義》等學習材料讓大家學習，對團員政治思想水平和鬥爭能力的提高起到了很大作用。當時，同濟大學團組織負責人李欣想去紅軍大學求學，他認為在白區總是作隱蔽鬥爭，不能大顯身手。鄒澤沛了解李欣的想法後，找他促膝談心：白區工作屢遭破壞，你若走了，誰來堅持白區工作？再說，你在鬥爭中學習，可以積累豐富的鬥爭經驗……在鄒澤沛的勸說下，李欣打消了去紅軍大學的念頭，繼續留在白區從事革命活動。
一次，鄒澤沛通知李欣前來領取宣傳革命的印刷品。這是一項極為保密的工作，鄒澤沛囑咐李欣先去大新公司買日用品，然後用日用品的包裝盒裝宣傳品。李欣按此方法將宣傳品進行了包裝，在返回途中，遭到敵人搜查。敵人掀開背包看了看，沒發現可疑的地方，就放行了。由於鄒澤沛的細心安排，李欣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監獄中的鬥爭
1936年4月1日深夜，共青團江蘇省委遭到破壞，鄒澤沛不幸在公共租界被捕。與鄒澤沛住在一起的共青團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許亞同時被捕。
兩人被收押在新閘捕房。因當局不了解他們的真實身份，為了搶功，沒有將他們引渡給國民黨警察署，而是直接由捕房向公共租界的法院起訴。審訊中，許亞、鄒澤沛鎮靜自若，對答如流。由於鄒澤沛言辭縝密，邏輯性強，捕房前後四次提訊，都未找到破綻。最後，捕房只能根據抄獲的一些證據，宣判他們是共產黨重要分子，以“危害民國罪”判處八年徒刑。宣判後，鄒澤沛等人被監禁於上海提籃橋監獄。
上海提籃橋監獄又稱西牢，是當時遠東最大的監獄。這裡的政治犯不多，都集中關押在一棟房子裡。西牢當局對政治犯採取了嚴密的隔離措施，牢房前是一條走廊，走廊的東西兩頭安裝了堅實的鐵門。鐵門平時緊閉，牢房每間僅3平方米，每人一個號子。
在獄中，鄒澤沛化名李文新。他認為，應該把監獄中的政治犯組織起來同敵人作鬥爭，並加強他們的教育和理論學習，提高思想覺悟，以便更好地從事革命工作。這一構想得到大家贊成。他們利用早晚放風的機會，秘密地交流意見，經過協商，最終在政治犯中成立了“同難社”，訂立了章程，確定了活動內容，並選出許亞、鄒澤沛等為領導人。二人還創辦《同難生活》雜誌，以此為陣地，開展鬥爭。
這些政治犯中，有七人曾在共青團江蘇省委工作。於是，許亞、鄒澤沛又暗中籌建團支部，他倆被選為支部負責人。支部建立後，團結了西牢政治犯，加強了大家的聯繫，推動了同監獄當局的鬥爭。同時還進行了階級教育、氣節教育和政治理論學習，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
獄方害怕政治犯進行政治活動，他們規定除了《聖經》等宗教書籍可供閱讀外，其他內容的書不準閱讀，更不準犯人親屬送入。於是，“同難社”向獄方提出要求，準許親屬擴大送書範圍，準許用被捕時身上的存款買書等。經許亞、鄒澤沛等多次鬥爭，獄方終於同意了他們的“讀書要求”。
政治犯的家屬起初以送《三國演義》《水滸》等書作試探，然後有計畫地送入哲學、經濟學等書籍。恩格斯、列寧的著作，新經濟學大綱，唯物辯證法教程等十多種書籍，陸續被送進西牢，甚至還夾帶了《論持久戰》單行本。這些書在政治犯中秘密傳閱，有的難友風趣地把監獄稱為“香港大學”。
鄒澤沛能言善辯，口鋒凌厲，無論是對政治犯的教育還是面對監獄當局的鬥爭，他都出色地完成任務。在每次放風中，他總會找人談話、辯論，在未說服對方之前，不肯罷休。他的講話通俗易懂，大家很喜歡聽他講理論，因此稱他為“理論家”。在他的幫助下，獄中許多同志經受了鍛鍊，接受了馬列主義教育。
其間，鄒澤沛給黃宇齊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他在上海的生意蝕了本，很困難，希望能寄錢給他，這實際是在暗示對方他已被捕。1939年初冬，鄒澤錫收到一封來自上海提籃橋監獄的信。信中稱鄒澤錫為“表弟”，寫信人自稱“表兄李文新”，講述了他正在監獄，希望儘可能寄錢給他等內容。鄒澤錫一眼認出這是大哥鄒澤沛的筆跡，從而證實了黃宇齊早前暗中傳來的信息屬實。鄒家人忍著悲傷，寄錢到監獄。53歲的父親得到這個訊息，更是捶胸頓足，三天后溘然長逝。
鄒澤沛並不知道父親離世，他在獄中仍堅持鬥爭。他的身體本就瘦弱，加上營養不良，忘我工作，特別是獄方的折磨，使他罹患了肺病。敵人發現他是“頭目”後，對他的折磨和拷問更加狠毒。
鄒澤沛的病情日益嚴重，他向獄方提出購藥的請求，獄方根本不予批准。他整天咳嗽不止，有時竟咳出血塊。1941年7月的一天深夜，年僅28歲的鄒澤沛在獄中病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時任湖北省委統戰部長的黃宇齊在多種場合講述鄒澤沛在獄中鬥爭的英勇事跡。1959年9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頒發了由毛澤東簽署的“字第01306號”《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不久，江津縣和龍門鄉兩級黨政負責人將“紀念證”送到了龍門場沱灣街144號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