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組織

邪教組織

邪教組織是指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製造、散發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矇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邪教組織
  • 外文名:Heretical organization
  • 教派:邪教
  • 影響:危害人民,分裂社會
  • 手段:蠱惑、散發迷信
  • 邪教特徵:14種
主要特徵,界定標準,宗教區別,思想來源,社會危害,世界概況,中國邪教,美國邪教,法國邪教,俄羅斯邪教,

主要特徵

社會學宗教學考察,當代邪教是世界新宗教運動的極端產物。當代新生宗教在發端時期,大多具有強烈的反傳統宗教文化的色彩,其後發展的軌跡各異。多數流派規模較小,影響有限,自生自滅。有些教派不斷調整教義、教規,逐漸與主流社會價值體系融合,成為穩健型社會力量。還有一些極端教派一意孤行,奉行反社會、反文明的教義,實施教主極權統治,對信徒強制洗腦和精神控制,摧殘人權,危害社會,成為具有嚴重犯罪性質的極端組織——邪教組織。
宗教學
宗教學者對傳統宗教文化造詣精深,多數人對具有反傳統色彩的新生宗教派別,深惡痛絕,大張撻伐。他們認為“邪教是持不同於公認為正統信仰的宗教團體”。它們“偏離於普遍的道德傳統、公共權力機構、政治、和司法機構所共同遵守與確認的宗教組織及其理念”。
美國學者詹姆斯·路丁和馬西姬·路丁提出14種“邪教特徵”:
(1)宣誓效忠一個全能的領導者,相信他是救世主
(2)反對或禁止理性思維;
(3)通常以欺騙的手段來吸收新成員;
(4)削弱成員的心理防線;
(5)隨心所欲地進行犯罪;
(6)與外部世界隔絕;
(7)領導者獨裁決定成員的事業和生活;
(8)成員為組織或領導奉獻所有的精力和資金;
(9)成員為組織全力工作,卻得不到適當的報酬;
(10)反對婦女、兒童、家庭;
(11)相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
(12)倫理體系的準則是卑賤者將在末日受到審判;
(13)製造神聖和神秘氣氛,財政狀況隱秘;
(14)時常有暴力或潛在的暴力傾向。
傳統宗教是邪教的天敵。宗教學者對邪教銳利的批判,有助於維護傳統信仰理念、倫理道德、社會秩序。但僅以宗教經典為依據界定邪教,標準狹隘,容易引起教派之間的排斥和紛爭。
心理學
現代心理學家重點考察個人的心理體驗,對新生宗教中眾多的膜拜團體,大多數持激烈批判態度。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為美國心理學家瑪格麗特·泰勒·辛格,她曾經治療過3000多例膜拜團體的受害者,對膜拜團體持有強烈批判態度。她提出識別膜拜團體的三個要素:
邪教組織
(1)團體的起源和指導者的作用。
膜拜團體的創始人即教主集權力於一身。教主自稱負有特殊使命和擁有特殊知識,令信徒崇拜自己。而既有宗教的傳教士不會令信徒崇拜自己,只會教信徒崇拜神或抽象的原則。
(2)權力組織結構。
在膜拜團體中,教主一人在上,信徒民眾在下,教主握有最高權力,宣稱自己切斷舊傳統的羈絆,可以解決任何人生問題。這種團體盛行雙重倫理標準:要求信徒在團體內開誠布公,將一切告之教主,同時鼓勵信徒欺騙和操縱本團體以外的人。而既有宗教教育信徒遵循始終如一的道德標準,誠實待人。
(3)膜拜團體使用巧妙的勸誘方法,對信徒實施精神控制和洗腦。
其控制信徒的手法和極權主義如出一轍,要求信徒把自己的時間、金錢和體力等都奉獻給團體所標榜的目標。上述所有做法均為既有宗教所鄙棄。大量社會調查表明,膜拜團體用欺騙手法招募新成員,對其進行精神控制,某些團體所施行的冥想、催眠、誘導意象。精神療法等,嚴重損害其成員的精神健康和心理健康。因此,多數心理學家認為,膜拜團體是邪惡組織,通過欺騙手法吸納成員,用強制灌輸手段進行控制,在暴君式的領導支配下,信徒成為心理虛弱智力低下的人。由於心理學家的調查是建立在個體基礎上,有些相反的案例,如有些人加人膜拜團體後成功地戒毒戒酒,身心康復。因此少數心理學家對膜拜團體的評價持有異議。
社會學
社會學家重點考察團體的社會意義,對形形色色的新生宗教的性質,持謹慎判別態度。大多數社會學家認為,新生宗教棲息在現代社會裡,以其批判現實和對抗主流文化的姿態,向現代文明提出各種質疑和挑戰。新生宗教中大量的膜拜團體處於社會邊緣,是與傳統宗教和主流社會有矛盾的組織。在國際學術界許多社會學家認為,在新生宗教派別中,有些是存在重大缺陷的宗教團體,有些膜拜團體教義極端詭異,具有恐怖的反社會行為和潛在的危險性,但只有極少數破壞性已顯露出來,實際已對社會和人類造成危害時,才能將其視為邪教。

界定標準

1995年12月,法國:“國民議會調查膜拜教派問題委員會”提交調查報告書。該報告書公布了法國綜合情報局制定的識別膜拜教派的10項標準,即:
邪教組織
(1)造成信徒精神不安定;
(2)對信徒有違法的金錢要求;
(3)誘使信徒與其成長的環境隔絕;
(4)對身體健康的侵害;
(5)強制兒童信教;
(6)發表敵視社會的說教;
(7)有擾亂公共秩序的活動;
(8)引起較多的訴訟爭端;
(9)脫離傳統的經濟流通體系;
(10)顯示出介入國家權力的野心。

宗教區別

世紀之交,邪教逆流橫行,宗教與邪教的辨析成為世人矚目的熱點。界定宗教,涉及對宗教本質的認識,因而一直是當代世界宗教學研究領域中的核心命題。隨著宗教哲學宗教社會學宗教心理學宗教人類學等分支學科研究的開展,宗教的定義日益多元化與深化。深人探討宗教的本質與特徵,已成為當代宗教學發展的大趨勢。當代宗教學界的研究領域逐漸超越神學的狹窄視野。許多學者主張,將宗教信仰視為“人生的終極關懷”。它使宗教概念的內涵從神學升華為哲學。這顯然是一種十分寬泛的宗教概念。
西方宗教學家設定多種變數標準模式,將宗教組織分為四個基本類型:教會(Church)、教派(Sect)、宗派(Denomination)、膜拜團體(Cult)。膜拜團體又被稱為邊緣宗教,往往規模較小,制度化程度較低,由卡里斯瑪(Charisma)型教主領導,表現出神秘主義救贖傾向,注重個人精神和神秘體驗,有些採取秘傳方式或封閉式活動。其中有些派別進一步走向極端,成為反社會的邪教組織。因此,依據西方宗教學的理論,邪教組織是一種破壞性的膜拜團體。顯然邪教組織被包含在宗教類型之內,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極端宗教組織。
當代中國宗教學學術界對宗教概念的界定,深入到對宗教要素的探索。呂大吉教授提出宗教四要素說的定義。他認為,宗教從萌芽到成型的發展歷程,可以歸納為“宗教觀念→宗教經驗→宗教行為→宗教體制”的邏輯序列過程。任何一種宗教都是內在要素(觀念和體驗)與外在要素(行為和制度)的綜合和統一。這種結構性的分析方法,將宗教視為一種社會體系,既有作為意識形態的思想觀念和情感體驗,又有作為社會實體的行為禮儀、組織體制。呂教授提出的宗教四要素定義,是一種比較嚴謹的宗教概念。
依據嚴謹的宗教界定,中國主流社會將傳統的制度化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視為宗教組織,並且提出“邪教不是宗教”的命題。這一命題具有相當的社會功利性,因為就社會功能而言,正統宗教與邪教有著質的區別。在治理邪教的工作中,既有利於將邪教驅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護圈,又有利於激勵宗教界人士批判邪教。然而,這一命題在實踐上的積極功能,並不能化解理論界學者的質疑。
隨著治理邪教工作的深人開展,當代邪教具有宗教性已經成為多數人的共識。當代宗教學專家趙匡為先生指出:邪教組織的宗教性,與傳統宗教既有本質的區別,又有一定的聯繫。不了解邪教與傳統宗教的本質區別,就不可能揭露邪教反社會的罪行,不利於消除邪教這一社會毒瘤;如果看不到邪教與傳統宗教存在著一定的聯繫,就不可能充分認識到邪教在民眾中的欺騙性,同樣不利於完全消除邪教這一社會毒瘤。
邪教的宗教性與邪教的起源相關。邪教教主創教時,大量剽竊傳統宗教經典的某些教義,歪曲詮釋,自立派別。邪教組織在傳教活動中,經常利用傳統宗教信仰觀念和祈禱儀式,迅速確立其教主的權威。
如果對邪教具有宗教性的特徵缺乏足夠的認識,就難以認清受矇騙民眾痴迷不悟的複雜因素,就會對教育轉化工作的艱巨性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事實表明,部分痴迷者之所以頑固難化,其癥結在於,他們認為邪教的宗教性說教是“正信”而並非邪說,認為自己信教是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正當行為。
如何促使受矇騙的信徒擺脫教主的精神控制,是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邪教組織通過洗腦灌輸、精神控制等方法,改變信徒的世界觀、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他們逐步喪失與社會交往的能力,在心理上、情感上完全依賴邪教組織。極少數痴迷者不惜以死抗拒社會治理邪教的行動,自殺、殺人,蔑視生命,成為邪教的殉葬品。
與邪教鬥爭的實踐表明,民眾受邪教教主欺騙的原因十分複雜。必須承認,有相當一批民眾因為有某種宗教信仰需求,而受矇騙誤入邪教組織。邪教教義中的宗教內容,既成為滿足他們宗教需求的“精神寄託”,又成為驅使他們效忠教主的“精神枷鎖”。由於“精神寄託”掩蓋了“精神枷鎖”的本質,“精神枷鎖”又通過“精神寄託”來實現其目的。這不僅容易模糊邪教反社會的本質,增加剷除邪教的難度,而且更是一些受矇騙的信徒不願和不敢脫離邪教組織的重要原因,致使邪教組織屢打不散,久禁不止。
在幫助受矇騙的信徒回歸社會的工作中,對於因有信仰需求而誤人歧途的信徒,如何逐步改變其思想信仰中的有害成分,僅僅依靠親情感化、心理治療等方法仍難以有效。信仰的問題十分複雜,涉及的領域、思辨空間十分廣闊。有些問題缺乏實證標準,有些問題如有神論與無神論、唯物論與唯心論等已經爭論了上千年,還將與人類社會長期共存。
江澤民指出:“宗教走向最終消亡也必然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可能比階級和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在社會主義社會,人們對宗教信仰的追求,屬於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對因有信仰需求而誤入歧途的信徒,僅僅以世俗社會的是非準則,以無神論的思辨方式,來打破其精神枷鎖,是一種不切實際的願望。應當正視這部分受矇騙的信徒中存在追求宗教信仰的合理因素,更加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轉化工作。正確甄別邪教教義中某些貌似合理、實則有害的因素,以適當有效的方式,進行耐心細緻的說服教育工作,並引導他們找到健康的、合適的精神信仰。只有這樣,才能幫助他們擺脫邪教的精神控制,重歸正常社會生活。這是整個治理邪教工作中難度很大的關鍵環節。
幫助受矇騙的信徒回歸社會,既是徹底瓦解邪教組織的戰略目的,也是保護受矇騙民眾的人權需求。此項工作,不僅需要依靠政府行政部門,還應動員全社會各階層民眾多方面參與,加強社區建設,培育社會自治能力,逐步提高公民的素質,增強社區的凝聚力,這樣才能形成防範和治理邪教的強大社會力量。
冒用宗教的名義進行傳播的邪教,與宗教有一些相似之處,但是,邪教終歸不是宗教,它與宗教有著本質的區別。
1、宗教教人遵紀守法,邪教則指使成員從事恐嚇、綁架、殺人等違法犯罪活動,擾亂社會秩序。
2、宗教教導人們遵守道德,邪教則使用種種伎倆騙斂錢財,煽動成員拋棄家庭,蠱惑婦女以色情手段拉人下水,邪教頭子還以“傳教”和救人為名玩弄、姦淫婦女,敗壞社會倫理。
3、宗教強調服務社會,邪教則宣傳社會是墮落的,是魔鬼當道的末法時代,煽動成員仇視社會。
4、宗教要求信徒接受黨和政府領導,邪教則攻擊政府是邪惡政府,要建立神的國度來取而代之。
5、宗教有合法登記的團體組織和活動場所,邪教則秘密建立非法組織,沒有公開的活動場所,從事地下活動。
6、宗教教導人們與家庭成員和周圍的人和睦相處,邪教則要求成員向家人和社會隱瞞真相,拋棄家人,遠離社會進行秘密的非法聚會。
7、宗教尊重生命,邪教則蠱惑成員為了升入天堂或者追求圓滿而捨棄生命,甚至殘害生命。

思想來源

第一類,剽竊西方傳統宗教文化資源。
這類邪教教主摘取基督教《聖經》中的隻言片語,編造邪說,自我造神。其始作俑者,歪曲《聖經》,將自己神化為崇拜的偶像,建立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以實現其狂妄的野心。1988年,原“呼喊派”骨幹吳揚明,歪曲《聖經·路達福音》中“被立”一詞,自稱“被立王”,標榜自己是耶穌的化身,建立“被立王”邪教組織。他肆無忌憚地神化自己,妄稱:“耶穌已過時,只有‘被立王’才是唯一真神。”他編造邪教教義,宣揚“末日”邪說,散布“大難就要來臨,人要死去三分之一,只有信‘被立王’才能得救”。該邪教組織對信徒實行嚴格的精神控制,組織嚴密,等級森嚴,成員隱姓埋名,以“靈名”相稱,晝伏夜出,封閉培訓,分散出入。教主吳揚明品質惡劣,以“蒙召”為名,誘騙強姦女性信徒數十人,以“交納奉獻”為名,詐欺錢財數十萬。吳揚明的政治野心十分險惡,叫囂要在2000年之前,“推翻撒旦政權,建立新天新地的神國”。吳揚明被安徽省公安機關逮捕後,該邪教組織公然糾集20000多名信徒,聚眾鬧事,破壞社會秩序。經政府部門綜合治理,該邪教組織已經瓦解。
第二類,假借東方傳統宗教文化資源,摘取佛教、道教、儒學等經典詞句,肆意曲解,編造邪說,自我神化。
這類邪教組織多模仿東方神秘主義修煉方式,如素食、坐禪等,刻意營造盲目崇拜教主的神秘氣氛。舉例言之。1998年,原“觀音法門”骨幹許成江在吉林市舉辦“弘法”學習班,宣講其“潛修”的“圓頓法門”。許成江從《金剛經》等佛教經典中斷章取義,宣稱:“釋跡牟尼預言末法時期,要出現‘圓頓法門’”,自稱應劫而生,是降臨人世的“教主”,5000年下凡一次,渡化眾生。他摘抄拼湊佛教道教儒學經典中的詞句,杜撰《請經論圓頓》,吹噓“圓頓法門”是萬宗歸一的“性命雙修”的功法。他大肆散布“末日”邪說,宣稱“現在地球是魔王統治,末劫就要來臨,只有加入‘圓頓法門’,才能免遭劫難”。該邪教組織以“強身健體、消災治病”為名,發展信徒。教主以“供養”、“圓頓”為名,騙斂錢財。1998年11月至1999年3月,該邪教組織僅在湖南省一地,就聚斂“供養”經費20餘萬元。經依法治理,該邪教勢力已被遏制。
第三類,打著“人體科學”的旗號,將氣功“邪教化”,滋生一批新興邪教組織。
這些冒用氣功名義,具有邪教性質的組織,主要以大城市為活動的基地。氣功是中國傳統醫學的一種養生和保健方法。它通過意念的控制和呼吸的調解,達到強身健體的目的。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股氣功神怪化的熱浪,突破原醫療保健領域,泛濫成災。這些奇異的氣功,以“人體科學”的名義登場,聲稱人體特異功能是氣功的最高階段。形形色色的氣功大師紛紛粉墨登場,故弄玄虛,吹噓自己的特異功能,能透視遙感、預知未來,能奇門遁甲、法力無邊。這種巫術化的氣功浪潮,推動新興邪教勢力的滋生。氣功大師出山,成為“神仙下凡”的同義語。邪教謬論喧囂一時。如:“在人類中,有些特異功能者,或氣功高功夫的大師,這些人就是佛、菩薩、神仙”。舉例言之。1986年,青海話劇團演員張香玉,自稱有“特異功能”,編造“自然中心功”,自青海潛入京城。1989年底,她在京成立“自然中心功研究所”,編造“宇宙語”、“宇宙歌”等邪術,傳授功法,聚斂錢財。一時間,迷惑眾多普通市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依法將她逮捕後,其編造巫術的真相大白於天下。“自然中心功”的法力頃刻士崩瓦解。

社會危害

邪教教主自命為至高無上的“神”,逐漸削弱信徒心理防線,扭曲其正常人格,剝奪其獨立思考能力。教主的政治野心和權利慾望,隨著其勢力的擴張不斷膨脹,策劃或鼓動信徒的精神和行為達到痴迷。
非法斂財
邪教教主通常採用秘密結社的方式,要求信徒斷絕或疏遠與家庭和社會的聯繫,對教主奉獻出自己的一切,包括思想、財產乃至肉體、生命。教主攫取信徒的“捐獻”,非法斂財,驕奢淫逸,肆意揮霍。
邪教教主大肆宣揚世界末日,製造恐慌氣氛,使信徒狂熱盲從。當教主感到其“神”的地位受到威脅,便鋌而走險,以世界末日來臨為號召,煽動信徒暴力相抗,激烈反抗社會,以自殺、槍戰、放毒等瘋狂手段,造成慘烈的社會危害。

世界概況

據統計,全世界邪教組織約有1萬多個,信徒數億人。在未來社會,由於人類情感的需要和人格的變異,邪教組織具有進一步發展擴大的趨勢。
各大洲代表性邪教組織一覽表
亞洲國家
日本
奧姆真理教(Aum Supreme Truth)
印度
韓國
中國
法輪功
呼喊派(地方教會)
三班僕人派
靈仙真佛宗
達米宣教會
中國台灣地區
上帝救世教會(God's Salvation Church)
天道神教
上帝拯救地球飛碟會
歐洲國家
瑞士
太陽聖殿教 (The Order of the Solar Temple)
希臘一
俄羅斯
黑龍教
法國
科學神教
金蓮花騎士教
德國
少年撒旦教
美洲國家
美國
人民聖殿教
(The People's Temple)
科學教會
(The Founding Church of Scientology)
天堂之門教
(Heaven's Gate)
大衛教派
(Branch Davidian)
上帝之子
(Children of God)
關懷基督徒
(Concerned Christians)
墨西哥
秘魯
加拿大
非洲國家
烏干達
恢復上帝十誡運動

中國邪教

相關檔案
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後兩次就關於辦理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問題作出的司法解釋。 2001年03月21日,《人民日報》第十版全文刊登決定內容。
演變軌跡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大潮湧起,中國現代化進程加速。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空前的社會變革引起劇烈的社會動盪。社會轉型時期的複雜局面,形成“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社會土壤,當代中國的邪教就是在社會轉型時期滋生的惡性毒瘤。當代中國邪教有的是本土原有“會道門”的沉渣泛起,有的是國外異端教派的滲透傳播,也有的是新生邪教的滋生蔓延。20世紀80年代邪教勢力大多在偏遠地區活動,90年代新生邪教多以中心城市為基地擴張,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當代邪教勢力呈現出國際化的趨勢。
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為歷史背景,當代邪教現象的演變可分為兩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1979~1992年,境外邪教滲透傳入,境內邪教滋生蔓延
20世紀80年代初,經濟體制的改革起步於農村。改革的成功推動了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也使原有的社會結構迅速解體。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農民已演變成經濟利益各自獨立的不同群體,以黨支部為核心的村級管理控制能力普遍下降。農民對現代社會實行的法制與經濟手段適應性較差。新的基層管理體制建立滯後,人心渙散,弊端滋生。農村改革轉型時期,社會結構的失范,基層權利的弱化,主流價值的失落,使邪教勢力趁機死灰復燃。特別是在落後的偏遠地區,迷信巫術文化傳統久遠,社會土壤深厚,有利於各種邪教勢力的滋生髮展。
據治安部門統計,20世紀80年代以後,全國各地的邪教組織即會道門,每年都以10%~30%的速度增加。全國除西藏外,各省市都有邪教組織活動。其中河南陝西四川雲南等省邪教勢力較為猖獗。其勢力活躍的地區主要是偏遠山區和農村,這些地區大多經濟落後、交通閉塞、傳統迷信文化濃厚。這些邪教組織多數為餘孽勢力的死灰復燃。
如:一貫道子弟龔賢哲,以一貫道經書《金母血書》為教義,自稱“大道師祖”,策劃復辟“先天大道”(一貫道支派)。他在雲南省曲靖楚雄等地秘密培訓骨幹、發展道徒。該邪教組織密謀造反,教主氣焰囂張,聲稱“要立新皇帝,建中華國”,改年號為“頂古永和”。其以身試法,終被懲治。
這一階段,危害最大的邪教組織是土生土長的門徒會。1985年,陝西耀縣農民季三保歪曲《聖經》,自稱是“神所立的基督”,杜撰邪教教義“七步靈程”,宣稱“世界末日來臨”、“信教的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獄”,四處傳播。1989年,季三保在其家中“揀選”“十二門徒”,組織“門徒會”。該邪教組織嚴密、建立秘密據點、單線聯繫、暗號接頭,起初“門徒會”在陝西省、湖北省、四川省交界的偏遠貧困地區,以“教內周濟”、“禱告治病”等方式吸引民眾,勢力迅速蔓延。至1995年,已在15個省120個地(市)的681個縣(市)發展信徒多達35萬人。該邪教散布邪說、蠱惑人心、姦污婦女、詐欺錢財,妄圖改朝換代,其骨幹散布“現在是黑暗當道,魔鬼掌權”,揚言要“推翻黑黨,砸爛黑政府”,煽動信徒鬧事,圍攻政府。經各省公安部門聯合行動,依法懲處犯罪分子,其組織基本被摧垮。
這一階段從境外傳入、勢力最大的邪教組織是“呼喊派”。因其倡導信徒在聚會時,用大聲“呼喊主名”的辦法“釋放靈”,被稱為“呼喊派”。該組織歪曲解釋基督教經典,篡改傳統的宗教儀式,被國內外宗教界視為異端。“呼喊派”一貫敵視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採取全方位、多渠道、大規模的戰略,向大陸滲透傳教。自1979年起,該組織在香港設立專門機構,投人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不斷派遣人員,以旅遊、探親等名義作掩護,入境進行秘密活動。該邪教首先在浙江河南福建三省的農村地區建立組織,並迅速向其他省市發展蔓延,短短几年內波及20個省市,遍布大江南北,受矇騙的信徒達數萬人。“該邪教”多次被查禁取締之後,其骨幹分子又多次改頭換面,東山再起,演變派生出一個個新的邪教組織,如“被立王”、“中華大陸行政執事站”、“主神教”、“全範圍教會”等等。
(二)第二階段:1992~2003年,“功法”型邪教滋生膨脹,成為危害社會穩定的主要毒瘤
法輪功法輪功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變革的主戰場轉向城市。整個社會步入巨大變革的時期。社會結構的變革,必然引起利益格局關係的調整,出現利益主體多元化以及利益表達方式的多樣化。國有企業產業結構重組,大批國企職工下崗,城市弱勢群體擴大;醫療體制改革出台,退休養老基金改制,新的社會保障體制尚不完善,老年群體地位下滑;單位功能退化,社會流動增加,政府直接控制的手段弱化,個人自由度增加,使得原有的社會主流價值觀與日益多元化的價值觀矛盾加劇。拜金主義橫行,權力機關時有腐敗,侵害民眾利益,造成社會矛盾激化。價值的窘困與情感的衝突,形成過渡時期社會心理的無所適從和抑鬱沮喪,“善”發育不良,“惡”畸形膨脹。極少數野心家乘東方宗教文化神秘主義在世界興起、氣功健身熱浪席捲全國之機,假借氣功與宗教的名義自我神化,製造邪教新種,孳蔓成災。
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後,全國各地城市相繼掀起以“特異功能”為旗號的氣功浪潮。這股氣功熱浪打著“人體科學”的旗幟,將氣功神秘化、巫術化。一時間,各種氣功大師紛紛出山,聲稱修煉本門氣功,可以誘發人體特異功能,可以透視遙感、呼風喚雨、預知一切。他們自我神化,蠱惑人心,借傳功收徒,大肆斂財。社會轉型時期,孤立無助的弱勢群體、精神迷茫的失落人群,試圖從神秘主義的信仰中尋找精神寄託或超能力的解脫,成為邪教勢力誘惑矇騙的主要群體。
邪教組織名單
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檔案明確的邪教組織1995年11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轉發<查禁取締“呼喊派”等邪教組織的情況及工作意見>的通知》(廳字【1995】50號),明確“呼喊派”(包括其演變出的“常受教”、“中華大陸行政執事站”、“能力主”、“全能神”等派系)、“門徒會”、“全範圍教會”、“靈靈派”、“新約教會”(包括其演變出的“耶穌基督血水聖靈全備福音布道團”)、觀音法門為邪教組織。 1990年,“全範圍教會”分化出“華南福音使團”(又稱“華南教會”)。1998年4月11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維護社會政治穩定工作的通知》(中辦發【1998年】8號),明確“主神教”為邪教組織。1999年12月22日,公安部一局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國內安全保衛部門下發《關於查禁取締“圓頓法門”邪教組織的通知》,認定“觀音法門”演變的“圓頓法門”為邪教組織。
公安部認定和明確的邪教組織1995年8月28日,公安部在給安徽省辦公廳《關於對“被立王”組織依法定性的批覆》(公政【1995】第470號)中,認定“被立王”為邪教組織。)1995年12月15日,公安部在給中組部、中宣部、高法院、高檢院等10個部門《關於邪教組織活動的情況通報》(公政【1995】第691號)中明確“靈仙真佛宗”、“天父的兒女”、“達米宣教會”為邪教組織。1996年3月19日,公安部在向中央領導的要情專報《吉林省公安機關查處韓國邪教組織“世界以利亞福音宣教總會”的滲透活動》中,明確“世界以利亞福音宣教會”為邪教組織。1997年5月6日,公安部在給吉林等1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關於將“統一教”定性為邪教組織的批覆》(公政【1997】第290號)中認定“統一教”為邪教組織。1999年3月12日,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下發《關於查處邪教組織“三班僕人派”有關問題的通知》(公安部【1999】第165號),認定“三班僕人派”為邪教組織。

美國邪教

根據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大學心理學教授瑪格麗特·辛格在寫給白宮的一份報告中估計,美國的邪教組織在高峰時期多達2000—5000個,有1000—2000萬人不同程度地捲入了邪教活動。美國《新聞周刊》的報導認為,全國現有邪教組織700—5000個。1998年,在美國成立的“千禧年觀察研究中心”的資料庫里就保存著1200多個邪教組織的檔案。美國對於邪教進行了長期而堅決的打擊。他們依靠新聞媒體對邪教進行揭露,提醒人們不要上當受騙。

法國邪教

基本概況
根據法國國民議會邪教調查委員會發表的統計報告,此項調查統計,法國共有邪教團體172個,其中具有危險性的團體約有40多個,5千人以上的邪教團體10餘個,成員在50萬人以上,大部分是不滿30歲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有刑事犯罪前科。按其教義劃分,這些邪教團體可分為四大類:
(1)以“耶和華見證人”為代表的末世派,鼓吹世界末日,煽動信徒為教主獻出一切;
(2)以“科學神教”為代表的療病傳教派,打著治療心理、生理疾病,甚至可治癒絕症的旗號,誘騙信徒;
(3)撒旦魔鬼派宣揚“魔鬼終將統治地球,只有按教主的言行去做方能避難”;
(4)外星生命派宣稱他們與外星人已建立聯繫,散播外星人來地球的謠言,或鼓動信徒去外星居住。
法國針對邪教組織的打擊力度在強化。首先,在政府各部門建立反邪教機構。法政府於1998年12月成立反邪教部際委員會,直接向總理負責,協調政府各部委的反邪教行動,並擬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反邪教信息中心。議會不定期舉行邪教問題專門委員會會議,發表邪教專題報告。各法院設立專門審理邪教案件的法官。同時,法國輿論和一些民間團體配合政府的反邪教行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法國媒體經常揭露邪教的社會危害,呼籲公眾保持警惕。
法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邪教組織的頭目追求的不外乎兩個目標:一是“性”,二是“金錢”。法國有兩大反邪教民間組織,一個是“保護家庭和個人協會全國聯盟”。另一個是“反精神操縱資料、教育和行動中心”。這兩個民間組織在蒐集邪教組織、救助受害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99年,這兩個組織就美國發表人權報告批評法國打擊邪教一事,分别致信美國駐法大使和美國國務卿,表示強烈抗議,批評美國人權政策的“虛偽和傲慢”。
法國政府在打擊邪教時首先受到信仰自由、政教分離等原則的約束,迴旋餘地有限。因此,政府在處理邪教時態度比較謹慎,司法當局根據現行法律,對邪教分子的詐欺、偷逃稅等行為定罪量刑,基本按個案處理。為加強反邪教力度,政府擬適當修改1936年的《解散戰鬥團體和私人民兵組織》的法律,對“科學神教”等某些極端危險的邪教組織予以解散。但此舉操作程式複雜,實施難度較大,處理失當易陷於被動。在處理邪教問題上,法國受到美國的壓力。
美國國務院1999年9月發表一份《人權報告》,指責法、德兩國打擊“科學神教”是“破壞信仰自由”。美國國會議員還寫信給歐洲委員會,要求歐洲國家禁止出版揭露邪教危害的報告。美國司法當局將“科學神教”等邪教組織作為非營利性團體進行管理,並給予免稅待遇。“科學神教”在美國發展迅速,在華盛頓洛杉磯設有兩個總部,擁有信徒1000萬,美國不少政要和社會名流都信奉“科學神教”。因此,該邪教組織肆無忌憚,頻頻對法國政府施壓,甚至對反邪教機構的成員公開進行人身威脅。
法國與歐洲其他國家合作打擊邪教難度也較大。歐洲各國歷史、文化、宗教、哲學思想差異較大,對如何界定邪教和採取對應措施認識不同。因此,法國在打擊邪教問題上尋求與這些國家合作難度較大。如法國議會邪教問題調查委員會不斷呼籲各國聯手制邪,但《歐洲反邪教公約》迄今仍處於擬議階段,尚未開始起草。
發展情況
1954年,美國科幻小說作家羅恩哈伯德創建“科學神學教會”(簡稱“科學神教”),在法國有大約1萬名教徒。
20世紀60年代,吉貝爾·布爾旦在世界各地遊走,到過以色列印度日本等國,回國後在法國東南部沃克呂茲省的山洞裡隱居了幾年。
1967年,布爾旦出山創立“金蓮花騎士教”(亦稱為“曼達羅姆教”)。該教的教義是個大雜燴,拼湊了印度教、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的教義。布爾旦對教徒說,每天發1.5萬聲“奧姆”之音,就能成為信徒;每天發聲3億次,就能成為“宇宙之音”的傳達者。
1978年,太陽聖殿教923名信徒在蓋亞那集體自殺,引起法國政府對邪教問題的警覺。法國內政部情報總局開始建立邪教資料資料庫。法國議會和政府的反邪教機構先後發表了五份邪教專題報告,全面、系統、深入地分析了法國的邪教情況,一方面對政府內部在嚴懲邪教問題上達成共識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為政府採取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1993年,“保護維爾東湖泊和景點協會”以“宇宙救世主”塑像系非法建築為由,向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拆除。
1994年12月,法院作出拆除塑像的判決。“金蓮花騎士教”提出抗訴,但被駁回。
1994年,太陽聖殿教總部遷至法國。
1995年12月,太陽聖殿教的信徒在法國伊澤爾省韋科爾高原上再次發生集體自殺事件,造成包括3名兒童在內的16人死亡。
1995年,法國成立反邪教部際委員會,加大了打擊邪教的力度。
1996年9月,里昂輕罪法庭審判“科學神學教會”欺詐案。
1999年9月,馬賽法庭審理一樁“科學神教”傷人致殘的案件,法媒體一直跟蹤報導,向公眾詳細揭露了“科學神教”利用受害人的輕信騙財傷人的劣跡。
1999年11月,法國南部馬賽市法庭以詐欺罪判處“科學神學教會”馬賽地區負責人扎瓦耶德拉馬爾和另外4名邪教骨幹分子有期徒刑和罰款。判決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社會上要求進一步嚴懲科學神教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1999年,巴黎和馬賽兩地的法院關於“科學神學教會”的案卷神秘失蹤。法國法務部調查後認為,該教信徒在法院系統內部供職並伺機作案的可能性極大。
2000年6月,最高法院批准了地方法院對於“金蓮花騎士教”的判決。
2001年4月17日,格勒諾布爾市輕罪法庭開庭審理“太陽聖殿教”集體自殺案。
2001年6月,法國國民議會以絕對多數贊成票通過了一部反邪教法《阿布—比爾卡反邪教法》。
2001年7月,地方法院限令有關方面在9月15日前摧毀“金蓮花騎士教”塑像,摧毀時間限制在48小時之內。
2001年9月5日,法國南部上普羅旺斯阿爾卑斯省小城卡斯特蘭納,邪教組織“金蓮花騎士教”教主吉貝爾·布爾旦的巨型塑像被摧毀。
2002年2月,法國政府反邪教部際委員會在其年度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對“邪教”的定義,即邪教是一種“組織形式專斷、帶有一定宗教目的(不論宣布與否)、其行為危害人權和社會平衡的團體”。這一報告還將邪教組織分為“溫和”、“有一定危害”、“極端危險”三大類。報告建議政府依法對極端危險的邪教組織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以遏制其擴張勢頭。
2002年2月25日,法國共和國檢察官克里斯汀·福雷提請法院,對邪教組織“科學神學教會”判處30萬歐元的罰款,並對其巴黎大區分會主席馬克·沃特判處一年徒刑,並罰款12000歐元。這是法國自頒布《阿布—比卡爾反邪教法》後對邪教組織進行的首次公審,受到法國司法界和輿論的關注。
2002年4月19日,法國政府有關部門發表一份措辭嚴厲的特別公報﹐譴責國內邪教組織繼續猖獗活動﹐並表示將加大打擊邪教非法活動的力度。
2003年5月7日,巴黎地方法官指控總部設在美國的邪教組織“科學神學教會”兩名頭目涉嫌欺詐和非法製藥。

俄羅斯邪教

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之後,一些邪教組織在俄羅斯境內逐漸興起並開展活動。作為當今社會的“毒瘤”,邪教組織日益猖撅的活動對俄人民生命和財產、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和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
基本情況
據有關機構初步統計,活躍在俄羅斯境內的邪教組織近百個,信徒有上百萬之多,其中70%是青年。僅曾製造駭人聽聞的東京捷運毒氣案的日本邪教組織“奧姆真理教”在俄的信徒和追隨者最多達10萬之眾。韓國人文鮮明創辦的“統一教”伸向了政府官員,曾為俄內務部官員舉辦培訓班,單獨召集高校校長聚會,組織信徒在文化宮和俱樂部傳道,過不道德的群居生活。“新世紀”、“聖母瑪麗婭會”、“世界末日組織”等西方邪教和在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等地活動的“大白兄弟會”在俄也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廣招信徒。
除國外邪教勢力不斷滲入外,俄本土邪教組織的活動也屢禁不止。其中規模最大的當屬基地在西伯利亞的創立於90年代初的“聖約書教會”(或譯為“最後的聖約書神廟”),教主謝爾蓋·多洛普(或譯為塞爾基·托羅普,維斯薩里昂)曾任國家警察小隊長,因為信奉神秘,不務正業,被警察局開除。囚長相與耶穌有幾分相似,便以“耶穌基督”自稱,大肆宣揚“世界末日論”,鼓勵和誘導信徒自殺,在西伯利亞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太陽城。聖約書教會有數千個信徒,據稱是俄羅斯本地最大的邪教團體。
“黑龍教”的教主瑙緬科是莫斯科高爾畢人學文學系學生,該教在莫斯科、彼得堡頓河羅斯托夫等地信徒達數千名,且多為知識分子。他們經常利用網際網路進行聯絡,還舉行殺人活祭的秘密宗教儀式,並涉嫌在公共場所實施爆炸。擁有多學科博士學位的俄自然科學院院士格拉波伏依自稱“上帝唯一的兒子”,降臨人間“救苦救難”,並以能讓在2004年別斯蘭恐怖事件中死去的孩子復活為名騙取錢財,雖其後被俄警方逮捕,但此事在俄社會中引起巨大轟動。
俄邪教組織主要通過製造“世界末日論”、“災難說”或開辦各種所謂的培訓班、學習班來吸引信徒。成立之初,邪教組織追求的主要是信徒數量,將發展對象定位為普通百姓,後隨著影響擴大,逐漸把重心轉移到富商和政客身上。邪教組織借神秘主義建立教主的絕對權威,對信徒進行精神控制,切斷其與外界的聯繫,並要求信徒放棄正常生活,“捐出”私有財產,以達到非法斂財的目的。有的邪教組織利用民眾對現實社會或政府的不滿,大肆鼓吹反社會的思潮,甚至用爆炸、投毒等極端的手段危害社會,以實現其不可告人的政治陰謀。
現實原因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治、經濟生活經歷了劇烈動盪,新舊價值體系和文化觀念發生強烈衝突,民眾普遍產生了嚴重的失落感和信仰危機,不少人基本生活無法得到保障,經歷著失業、輟學、病痛和不公待遇,精神受到嚴重創傷,絕望地認為自己是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的“犧牲品”,企圖藉助某種超凡的力量改變自己的命運,從而引發性格異化,成為邪教組織侵襲的對象。青年因處於生理和心理的不穩定期,道德觀念和人生觀尚在形成之中,對邪教的“免疫力”更弱,更易成為邪教活動的犧牲品。
應對之策
邪教對青少年的侵蝕很早就引起了俄社會關注。1995年初,莫斯科成立了“強化安全區”,加強街頭巡邏,參加值勤的警力大大增加,同時對莫斯科的100多個外國代表機構也建立了24小時的值勤和監控制度。1996年,俄羅斯衛生部即曾下發過有關邪教組織的詳細清單。俄羅斯聯邦杜馬曾致信當時的總統葉爾欽,提請國家對此予以重視。因邪教多以職業培訓和學習班為掩護,司法機關難以依法對其一予以打擊或取締,客觀上助長了邪教組織的囂張氣焰。
進入90年代後半期,俄政府加大了對邪教團體的防範和打擊力度。
首先,俄加快了反邪教的立法工作進度:1995年,俄通過法案,限制在俄設立有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以及損害教徒身心健康的組織的法案,俄杜馬於1997年通過了《有關通德宗教權利和宗教結社》的聯邦法律,為限制邪教活動提供了法律依據。該法律宣布俄羅斯只承認俄東正教伊斯蘭教、佛教和猶太教為宗教,同時還承認一些西方主流宗教和基督教團體的存在。其他任何宗教組織包括基督教團體在內,只有成立15年後才能獲得國家承認並開展宗教活動。其次,俄司法機關加大了對邪教的監視和控制力度,加強國際合作和情報蒐集,密切關注、及時把握跨國邪教組織頭目的動向,並選擇時機出動警察、軍隊甚至是特種部隊對邪教分子予以打擊。1995年初,莫斯科成立了“強化安全區”,加強街頭巡邏,參加值勤的警力和次數增加了50%以上,對駐莫斯科的 100多個外國代表機構也建立了24小時的值勤制度。
再次,俄新聞媒體在反邪教活動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報導邪教殘害教眾的事實,揭露其真實面目,促使民眾認清其邪惡本質,幫助那些誤入歧途的信徒及時與之劃清界限。此外,東正教教會積極利用自身影響,廣泛宣揚教義,引導信徒追求真正的心靈慰藉,抵抗邪教的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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