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主要以韓國現代史上每個歷史轉換期的代表性“事件”為關鍵字，按照月份來解讀整個韓國現代史的發展，是一部在“昨天”和“今天”的關聯中來展望“明天”的歷史書，兼具學術性與通俗性。作者的歷史觀並不停留在對一般歷史事件的解讀上，而是著重於歷史對現實的映射，並且通過反思歷史來展望未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那時今日:透過事件解讀韓國現代史
- 譯者：許萌
- 出版日期：2014年5月20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309105698
- 作者：朴泰均
-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 頁數：283頁
- 開本：32
- 品牌：復旦大學出版社
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作者簡介
朴泰均，男，1966年出生於首爾，博士畢業於韓國國立首爾大學歷史系，現任國立首爾大學國際大學院教授、韓國國際交流財團韓國學事業本部諮詢委員等。曾任國立首爾大學國際韓國學研究所所長、和平統一研究院資料出版室室長、韓國統一部政策顧問等。曾多次赴歐美國家以及中國、日本等國訪問研修，2007年赴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研究，並為該校師生講授韓國近現代史。主要著作有《韓戰：沒有結束而應該結束的戰爭》、《友邦與帝國：韓美關係的兩個神話》、《原型與變相：韓國經濟開發計畫的起源》、《一起讀東亞近現代史》等多部。
媒體推薦
本書寫法獨特，譯文較為流暢，可供一般讀者了解韓國現代歷史。誠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說，韓國與中國的歷史往來雖然有著數千年的歷史，但實際上中國人和韓國人相互間的了解卻並沒有想像的多，甚至有時候誤解的成分會多一些。雖然不期望此書能夠解開韓國人與中國人之間所有的誤解，但至少它可以成為一個令中國人更好地了解韓國的良好契機。
圖書目錄
中文版序
序言 回望歷史感慨萬千，再看今朝誰人知曉
1月 歲初的希望
1946年朝鮮共產黨支持三國外長會議協定
1949年“反民族行為特別調查委員會”開始行動
1958年駐韓美軍部署核武器
1962年第一個經濟開發五年計畫發布
1968年普韋布洛號（Pueblo）被劫持事件
送走1月：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Special Record
《朝鮮日報》報導的四黨集會（1946年1月9日）
萬斯特使訪韓歸來的匯報（1968年2月20日）
2月 二月無花草
1945年為處理戰後問題召開的雅爾達會議
1947年台灣現代史的不幸——“二二八事件”
1968年經濟成長的象徵——京釜高速公路
1972年尼克森和毛澤東的會面
1977年韓國臨時行政首都規劃的發布
送走2月：同一事件的兩面性
3月 春來不似春
1946年美蘇聯合委員會會議開幕
1948年有關金九南北協商提案的報導
1960年“三一五”選舉舞弊
1970年鄭仁淑被殺事件
1970年日本赤軍派“淀號”劫機事件
送走3月：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結果評歷史
Special Record
美蘇聯合委員會的第五號聲明
4月 一路踏春而行
1948年反對成立南北獨立政府的“四三事件”
1954年力圖結束戰爭的協商——日內瓦會議
1970年呼啦啦坍塌的臥牛公寓
1980年舍北流血事件
送走4月：擺脫“唯我主義”的歷史觀
Special Record
停戰協定序言和與政治會議相關的第60項
5月 最是無情時
1952年李承晚的權欲——釜山政治風波
1956年威脅自由黨的第三屆總統選舉
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
1966年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1973年家庭禮儀準則的追加項——處罰
送走5月：回歸
6月 六月心難安
1945年沖繩島戰役
1950年央行的成立——韓國銀行
1950年商談韓戰事宜的金日成和史達林
1964年反對韓日協定——“六三事件”
1973年破格提案——“六二三宣言”
送走6月：錯誤釀成的悲劇
Special Record
史達林給哥特瓦爾德的信（1950年8月27日）
金鐘泌和美國的孽緣
7月 前行不忘駐足
1945年世界上最早的核試驗
1951年持續兩年的停戰談判
1968年簽署《防止核擴散條約》
1976年《機器人跆拳V》上映
1976年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
送走7月：君子大路行
Special Record
1975年金日成訪華
8月 夏末蓄勢而待
1941年水豐大壩建成發電
1949年蘇聯核試驗成功
1959年在日朝鮮人的北送工程
1964年疑點重重的北部灣事件
1971年南北分裂後首次紅十字會談
送走8月：比歷史更可怕的是記憶
9月 誰人可預測
1945年韓國民主黨創立
1969年卡扎菲軍事政變的成功與沒落
1969年住宅彩票發行的日子
1978年朴正熙的夢——飛彈和核開發
1999年朝鮮宣布北方分界線（NLL）無效
送走9月：保守意識形態的錯綜複雜
10月 一切似有徵兆
1945年李承晚回國
1945年聯合國成立
1950年韓軍突破三八線
1966年詹森和羅斯托訪問韓國
1976年丟臉丟到了全世界——韓國門事件
1979年釜馬民主運動的爆發
送走10月：正名
Special Record
“獨立促進中央協定會”成立後李承晚召開的記者招待會（1945年11月5日）
11月 歲末悄然將至
1926年曆經四次變更的 “韓文節”
1962年金鐘泌—大平正芳記錄的真相
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
1968年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
1977年在世界拳擊比賽中實現逆轉的洪秀煥
送走11月：敵對式共處
12月 皆有不忍人之心
1950年悲慘離世的金奎植
1952年戰俘歸還協定
1955年因間諜嫌疑被處死的朴憲永
1971年聖誕節的悲劇——大然閣賓館火災
送走12月：韓美關係，難堪的真相
Special Record
李承晚釋放“反共戰俘”與韓美關係
附錄
主要事件年表
韓美關係大事年表
停戰體制年表
序言 回望歷史感慨萬千，再看今朝誰人知曉
1月 歲初的希望
1946年朝鮮共產黨支持三國外長會議協定
1949年“反民族行為特別調查委員會”開始行動
1958年駐韓美軍部署核武器
1962年第一個經濟開發五年計畫發布
1968年普韋布洛號（Pueblo）被劫持事件
送走1月：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Special Record
《朝鮮日報》報導的四黨集會（1946年1月9日）
萬斯特使訪韓歸來的匯報（1968年2月20日）
2月 二月無花草
1945年為處理戰後問題召開的雅爾達會議
1947年台灣現代史的不幸——“二二八事件”
1968年經濟成長的象徵——京釜高速公路
1972年尼克森和毛澤東的會面
1977年韓國臨時行政首都規劃的發布
送走2月：同一事件的兩面性
3月 春來不似春
1946年美蘇聯合委員會會議開幕
1948年有關金九南北協商提案的報導
1960年“三一五”選舉舞弊
1970年鄭仁淑被殺事件
1970年日本赤軍派“淀號”劫機事件
送走3月：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結果評歷史
Special Record
美蘇聯合委員會的第五號聲明
4月 一路踏春而行
1948年反對成立南北獨立政府的“四三事件”
1954年力圖結束戰爭的協商——日內瓦會議
1970年呼啦啦坍塌的臥牛公寓
1980年舍北流血事件
送走4月：擺脫“唯我主義”的歷史觀
Special Record
停戰協定序言和與政治會議相關的第60項
5月 最是無情時
1952年李承晚的權欲——釜山政治風波
1956年威脅自由黨的第三屆總統選舉
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
1966年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1973年家庭禮儀準則的追加項——處罰
送走5月：回歸
6月 六月心難安
1945年沖繩島戰役
1950年央行的成立——韓國銀行
1950年商談韓戰事宜的金日成和史達林
1964年反對韓日協定——“六三事件”
1973年破格提案——“六二三宣言”
送走6月：錯誤釀成的悲劇
Special Record
史達林給哥特瓦爾德的信（1950年8月27日）
金鐘泌和美國的孽緣
7月 前行不忘駐足
1945年世界上最早的核試驗
1951年持續兩年的停戰談判
1968年簽署《防止核擴散條約》
1976年《機器人跆拳V》上映
1976年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
送走7月：君子大路行
Special Record
1975年金日成訪華
8月 夏末蓄勢而待
1941年水豐大壩建成發電
1949年蘇聯核試驗成功
1959年在日朝鮮人的北送工程
1964年疑點重重的北部灣事件
1971年南北分裂後首次紅十字會談
送走8月：比歷史更可怕的是記憶
9月 誰人可預測
1945年韓國民主黨創立
1969年卡扎菲軍事政變的成功與沒落
1969年住宅彩票發行的日子
1978年朴正熙的夢——飛彈和核開發
1999年朝鮮宣布北方分界線（NLL）無效
送走9月：保守意識形態的錯綜複雜
10月 一切似有徵兆
1945年李承晚回國
1945年聯合國成立
1950年韓軍突破三八線
1966年詹森和羅斯托訪問韓國
1976年丟臉丟到了全世界——韓國門事件
1979年釜馬民主運動的爆發
送走10月：正名
Special Record
“獨立促進中央協定會”成立後李承晚召開的記者招待會（1945年11月5日）
11月 歲末悄然將至
1926年曆經四次變更的 “韓文節”
1962年金鐘泌—大平正芳記錄的真相
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
1968年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
1977年在世界拳擊比賽中實現逆轉的洪秀煥
送走11月：敵對式共處
12月 皆有不忍人之心
1950年悲慘離世的金奎植
1952年戰俘歸還協定
1955年因間諜嫌疑被處死的朴憲永
1971年聖誕節的悲劇——大然閣賓館火災
送走12月：韓美關係，難堪的真相
Special Record
李承晚釋放“反共戰俘”與韓美關係
附錄
主要事件年表
韓美關係大事年表
停戰體制年表
文摘
普韋布洛號（Pueblo）被劫持事件
韓美關係出現裂痕
1968年1月23日，游弋在東海上收集情報的美軍普韋布洛號被朝鮮扣留，朝方認為普韋布洛號侵犯了朝鮮領海。這一事件在當時的國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後來美國總統詹森回憶說1月23日普韋布洛號被扣留的那個早上，是他所經歷的1968年全年最混亂的時刻。
當時令美國政府倍感棘手的是隨普韋布洛號一起被扣留的還有82名美國人。對於美國政府來說，保障本國國民在外的安全問題是非常敏感的，當務之急是如何讓82名美國人平安返回美國。事件發生後，詹森政府原本試圖通過蘇聯解決這一問題，但當發現蘇聯對朝鮮的影響力並不如想像的那么大之後，美國只能直接站出來和朝鮮進行面對面的對話。經過一番艱難的外交談判，美國最終不得不承認了普韋布洛號侵犯朝鮮領海的錯誤行為，而幾乎是在一年之後，直到1968年12月23日船員們才全部被遣返（《東亞日報》1968年12月23日）。
這一事件對韓美關係亦產生了重大影響。美國在和朝鮮直接對話的過程中，詹森政府和朴正熙政府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間隙。1月21日，在普韋布洛號被扣留事件發生前兩天，朝鮮特種部隊襲擊了青瓦台，美國政府對青瓦台襲擊事件不僅充耳不聞，還毫不引以為然，只傾力於和朝鮮直接對話解決普韋布洛號事件。不僅如此，詹森政府和朝鮮政府談判的過程中排斥了韓國政府的參與。因此，為了美國兩肋插刀而派兵越南的韓國政府，在美國的這種態度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背叛”。
不久便有傳聞稱，朴正熙總統對美國的該種行為大為惱火，並制定了針對朝鮮的秘密計畫，要對朝鮮施行報復性攻擊等等。詹森政府急忙派遣塞勒斯·萬斯作為總統特使直接與朴正熙總統談判，竭力勸阻朴正熙政府的報復攻擊行為。在疲於應對越南戰爭的同時，詹森政府並不想讓朝鮮半島成為第二戰場，如果朝鮮半島真成為第二戰場的話，美國就無法要求韓國向越南增兵了。
抵達韓國的萬斯特使暗示撤出駐韓美軍的可能性並以“美國只在韓國成為受害者時再來幫助韓國”為由向朴正熙總統施壓，朴正熙總統也以“撤回在越南的韓國軍隊”來強硬回應。萬斯警告朴正熙不要越過不能逾越的紅線並回應說韓國可以撤回駐越軍隊。從越南戰爭中獲取巨大經濟利益的韓國政府是不可能從越南撤兵的。最終朴正熙總統順從了美國的勸告，美國也接受了韓國的要求，同意發布聯合聲明，並確定召開“每年例行國防部長會議”（《京鄉新聞》1968年2月15日）。但是，由於朴正熙政府是被迫接受了美國的要求，韓國出兵越南戰爭時期形成的美韓“蜜月期”至此正式結束，之後韓美關係開始急速惡化。
當時的駐越美軍司令官大言不慚地聲稱戰爭已經到了最後階段，只要再投入兩萬名兵力就能取得勝利。於是詹森政府希望通過韓國向越南增兵來解決這一問題，並且要求韓國駐越兵力和人口的比例必須和美國一致。
1968年1月普韋布洛號事件發生後，詹森政府和朴正熙政府圍繞增兵問題展開拉鋸戰。但青瓦台襲擊事件和普韋布洛號事件引發的朝鮮半島安保危機使得韓國政府無法再向越南增加兵力。這一時期韓美關係上出現的裂痕，在1969年尼克森主義登台後正式發展成為韓美之間的巨大矛盾。
到現在停戰體制內也充斥著各種不安定因素。2010年發生了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事件，這甚至讓我們產生了錯覺，仿佛是回到了1968年的安保危機。不同於美國和韓國的是，朝鮮隨時發表宣言表示將不再遵守停戰協定，這加劇了停戰體制下的不安定局勢，朝鮮半島安保危機隨時都有可能捲土重來。
停戰協定如果不能正常運轉，那么就有必要制定新的安保條約以實現永久性的和平。因為危機重重的大環境下，即使是一次錯誤的判斷，也有可能將整個朝鮮半島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我們絕不能容忍子孫後代繼續置身於悲慘不幸的境地。不管怎么說，停戰協定簽訂到現在已經過去了60年，也許現在是時候為反反覆覆的危機畫上最終的句號了。
送走四月：擺脫“唯我主義”的歷史觀
“強大的國家，有爭議的社會（Strong State, Contentious Society）”是由夏威夷大學社會學系的具海根教授擔任責任編輯的某書的標題，不知道這句話是不是最能表現韓國社會的情況。一般說來在政府力量強大的國家，公眾社會的力量就會很弱。強權政府內很難形成公眾社會，或者公眾社會被強權政府所控制。相反在形成強大公眾社會力量的國家，政府就無法發揮出強大的力量，因為公眾社會監督並牽制了政府的行為。在經濟開發獨裁時期普遍需要強權政府，但在民主主義和多元化的社會裡卻更需要公眾社會力量的強大。
但韓國社會卻同時具有了這兩個方面。政府力量強大的同時公眾社會的力量也非常強大，有時公眾社會和政府間也會發生深度的聯繫。致力於建設強權政府的政府部門必將和公眾社會發生糾紛。在中國，政府力量強大，公眾社會的力量弱小；在日本，政府力量薄弱，公眾社會的力量強大。韓國社會的情況在東亞地區來說是個例外。美軍政廳和與之對抗的濟州島4·3抗爭，李承晚政府和4·19革命，朴正熙政府和釜馬抗爭，全斗煥政府和1987年6月抗爭等等，都能看出是強大的兩個政治主體同時在發揮作用。
從韓國的歷史來看，4·19革命順應了長期持續的知識分子和公眾社會的抵抗史發展的趨勢。按照布魯斯·卡明斯的《Korea’s Place in the Sun》（韓語版譯為《布魯斯·卡明斯的韓國現代史》）一書的說法，這些抵抗事件是無法忍受不公正的韓國的古老傳統“美德（Virtue）”。大韓帝國末期萬民共同會的活動、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時期獨立運動的傳統以及4·19革命之後的釜馬抗爭、光州抗爭、1987年的6月抗爭、最近的燭光示威等對不公正的抵抗運動一直貫穿在韓國的歷史潮流中。
這種現象在朝鮮半島範圍內來看雖然稱得上獨特，但在世界歷史上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50年代世界分裂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1955年又形成了第三世界。雖然冷戰體制下由於意識形態的不同世界被劃分為三大類，但在50年代的東亞國家內卻出現了共同的現象，即都致力於建設強有力的政府。第一世界在韓戰前後通過麥卡錫主義和清共（Red purge）運動使政府的力量達到了最大化，第二世界在鞏固共產主義體制的過程中憑藉史達林和毛澤東強有力的領導也確立了政府的強有力地位。在韓國，濟州島4·3抗爭時期的屠殺慘案，居昌屠殺良民慘案，光州屠殺慘案等都是政府在維繫其強權統治的過程中因理念上的矛盾而發生的事件。
第三世界情況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有所不同，和理念相比更致力於以民族主義為基礎走出第三條道路，他們共同追求的就是在強有力的政府領導下推進國家經濟開發計畫。韓國雖然屬於第一世界，但從50年代諸多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都樹立了“強權政府”這一現象來看，應該拋棄意識形態將韓國的強權統治放在這一共同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
強權政府統治下，公眾社會期盼現狀能有全新的改變，這一改變往往從周邊地區開始發生。1952年埃及的納賽爾政變和1956年匈牙利起義的出發點都在於公眾社會不滿意強權政府的統治。這一趨勢以1959年卡斯楚的古巴革命和1960年韓國的四一九革命收尾，公眾社會通過革命推翻了強權政府的統治。越南共產黨的活動，1968年歐洲的6·8革命以及捷克的布拉格起義也是公眾社會抗拒冷戰後登台的極權統治政府的有力的表現。
另外，也發生了1972年韓國的維新體制與當時美國，日本以及歐洲內興起的新自由主義背道而馳的現象。1972年菲律賓的馬科斯發布了禁嚴令，1973年智利的皮諾切特通過政變推翻了阿連德政權，如果考慮到這些歷史事件的話，韓國的維新體制也可以說處在同一時代的共同潮流內。無力逃離越南戰爭泥潭的美國在1969年發表了尼克森主義，失去了對開發中國家的控制權。美國控制權的弱化給予了親美獨裁政權一定的自主許可權，也為韓國和菲律賓的領導層強化獨裁政權提供了機會。雖然智利因美國的介入而與韓國和菲律賓的情況有所不同，但從自由主義政權崩潰和權威主義體製得到強化這一點來看，都是同一時期發生的類似情況。
1978年伊朗革命以後相繼發生了1979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民主革命，韓國的釜馬抗爭及1980年光州抗爭等一系列革命運動。70年代石油危機發生之後經濟狀況日益惡化，點燃了在獨裁政權統治下苟延殘喘的民眾的憤怒之火。石油危機導致石油價格上升，隨後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導致企業倒閉或進行傭工調整，失業問題也隨之蔓延開來。雖然公眾社會尋求改變現狀的世界性趨勢因里根政府實施新冷戰政策而止步 不前，但80年代中期以後還是相繼發生了菲律賓民主革命（1986）、韓國六月抗爭（1987）、台灣民主化運動（1988）以及中國的天安門事件（1989）。同時，在社會主義圈內，1989年柏林圍牆被推倒後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垮台。越南戰爭後走下坡路的美國和入侵阿富汗之後從內部開始垮台的蘇聯都無力阻止周邊地區發生的自由化潮流。
從70年代末開始一直到90年代初，自由化和民主化兩大潮流模式並行發展，即在第一世界同盟國的開發中國家中進行的民主化運動和第二世界國家內開展的自由化運動。雖然這兩大潮流模式的特徵因意識形態的不同而不同，但卻具有相同的目標，都力圖在極權主義統治下實現民主和自由，改變受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獨裁的現狀。
應當將韓國現代史放在世界史的潮流中去理解，這樣也能找出韓國歷史的普遍性。這並非韓國獨有的歷史，在世界史的潮流內能找到韓國歷史的位置。在世界發展的大潮中尋找韓國的特殊性不單是歷史學也成為韓國所有學科的最終目標。
必須首先指出世界歷史的普遍性的理由是，迄今為止，看待韓國歷史的視角依然受到“唯我主義”歷史觀的嚴重影響。國小，國中，高中甚至於大學的歷史教育都只專注於韓國歷史。雖然在世界史和韓國史發生直接聯繫時會提及世界史，但將韓國史放在世界史中理解的努力還遠遠不夠。甚至在敘述韓日關係時也只是努力選擇特定的案例，只去重筆墨地描述韓國給日本帶來的影響。
當然這種努力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為了尋找日本占領時期被歷史官員歪曲的韓國歷史的意義，一定程度上需要“唯我主義”的歷史觀。“只有我們的韓文才……”“只有我們的金屬活字才……”“只有我們韓國的儒教思想才……”等在日本占領時期不論是誰都想說出這樣的話語。在建立近代歷史的過程中，對於遭遇過殖民統治的韓國人來說，更是迫切需要這樣的歷史觀了。
但現在的時代需要全新的歷史觀。誰也不能反對歷史已經步入“世界化的時代”，世界化趨勢並不只是口頭上的表達，韓國人需要有所行動，構建世界化的歷史觀，而不是一味的沉浸在自以為是的小世界裡固步自封。在世界史中找出韓國歷史的特殊性，同時也在世界史中發現歷史的普遍性，這才真正是塑造韓國品牌所要走的道路。在“全球本土化（glocal=global+local）”的觀點下地域差異被忽視，有些人完全拿西歐的東西作為標準，有些人卻只看重韓國的東西。要克服這兩種極端必須同時弄清世界史的普遍性和韓國史的特殊性。必須同時認識四三抗爭，韓戰，四一九革命以及韓國的社會運動所具有的世界史的普遍性和韓國的特殊性，這不僅為經濟成長，也為民主化進程和社會發展模式方麵塑造韓國品牌提供了契機。
韓美關係出現裂痕
1968年1月23日，游弋在東海上收集情報的美軍普韋布洛號被朝鮮扣留，朝方認為普韋布洛號侵犯了朝鮮領海。這一事件在當時的國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後來美國總統詹森回憶說1月23日普韋布洛號被扣留的那個早上，是他所經歷的1968年全年最混亂的時刻。
當時令美國政府倍感棘手的是隨普韋布洛號一起被扣留的還有82名美國人。對於美國政府來說，保障本國國民在外的安全問題是非常敏感的，當務之急是如何讓82名美國人平安返回美國。事件發生後，詹森政府原本試圖通過蘇聯解決這一問題，但當發現蘇聯對朝鮮的影響力並不如想像的那么大之後，美國只能直接站出來和朝鮮進行面對面的對話。經過一番艱難的外交談判，美國最終不得不承認了普韋布洛號侵犯朝鮮領海的錯誤行為，而幾乎是在一年之後，直到1968年12月23日船員們才全部被遣返（《東亞日報》1968年12月23日）。
這一事件對韓美關係亦產生了重大影響。美國在和朝鮮直接對話的過程中，詹森政府和朴正熙政府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間隙。1月21日，在普韋布洛號被扣留事件發生前兩天，朝鮮特種部隊襲擊了青瓦台，美國政府對青瓦台襲擊事件不僅充耳不聞，還毫不引以為然，只傾力於和朝鮮直接對話解決普韋布洛號事件。不僅如此，詹森政府和朝鮮政府談判的過程中排斥了韓國政府的參與。因此，為了美國兩肋插刀而派兵越南的韓國政府，在美國的這種態度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背叛”。
不久便有傳聞稱，朴正熙總統對美國的該種行為大為惱火，並制定了針對朝鮮的秘密計畫，要對朝鮮施行報復性攻擊等等。詹森政府急忙派遣塞勒斯·萬斯作為總統特使直接與朴正熙總統談判，竭力勸阻朴正熙政府的報復攻擊行為。在疲於應對越南戰爭的同時，詹森政府並不想讓朝鮮半島成為第二戰場，如果朝鮮半島真成為第二戰場的話，美國就無法要求韓國向越南增兵了。
抵達韓國的萬斯特使暗示撤出駐韓美軍的可能性並以“美國只在韓國成為受害者時再來幫助韓國”為由向朴正熙總統施壓，朴正熙總統也以“撤回在越南的韓國軍隊”來強硬回應。萬斯警告朴正熙不要越過不能逾越的紅線並回應說韓國可以撤回駐越軍隊。從越南戰爭中獲取巨大經濟利益的韓國政府是不可能從越南撤兵的。最終朴正熙總統順從了美國的勸告，美國也接受了韓國的要求，同意發布聯合聲明，並確定召開“每年例行國防部長會議”（《京鄉新聞》1968年2月15日）。但是，由於朴正熙政府是被迫接受了美國的要求，韓國出兵越南戰爭時期形成的美韓“蜜月期”至此正式結束，之後韓美關係開始急速惡化。
當時的駐越美軍司令官大言不慚地聲稱戰爭已經到了最後階段，只要再投入兩萬名兵力就能取得勝利。於是詹森政府希望通過韓國向越南增兵來解決這一問題，並且要求韓國駐越兵力和人口的比例必須和美國一致。
1968年1月普韋布洛號事件發生後，詹森政府和朴正熙政府圍繞增兵問題展開拉鋸戰。但青瓦台襲擊事件和普韋布洛號事件引發的朝鮮半島安保危機使得韓國政府無法再向越南增加兵力。這一時期韓美關係上出現的裂痕，在1969年尼克森主義登台後正式發展成為韓美之間的巨大矛盾。
到現在停戰體制內也充斥著各種不安定因素。2010年發生了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事件，這甚至讓我們產生了錯覺，仿佛是回到了1968年的安保危機。不同於美國和韓國的是，朝鮮隨時發表宣言表示將不再遵守停戰協定，這加劇了停戰體制下的不安定局勢，朝鮮半島安保危機隨時都有可能捲土重來。
停戰協定如果不能正常運轉，那么就有必要制定新的安保條約以實現永久性的和平。因為危機重重的大環境下，即使是一次錯誤的判斷，也有可能將整個朝鮮半島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我們絕不能容忍子孫後代繼續置身於悲慘不幸的境地。不管怎么說，停戰協定簽訂到現在已經過去了60年，也許現在是時候為反反覆覆的危機畫上最終的句號了。
送走四月：擺脫“唯我主義”的歷史觀
“強大的國家，有爭議的社會（Strong State, Contentious Society）”是由夏威夷大學社會學系的具海根教授擔任責任編輯的某書的標題，不知道這句話是不是最能表現韓國社會的情況。一般說來在政府力量強大的國家，公眾社會的力量就會很弱。強權政府內很難形成公眾社會，或者公眾社會被強權政府所控制。相反在形成強大公眾社會力量的國家，政府就無法發揮出強大的力量，因為公眾社會監督並牽制了政府的行為。在經濟開發獨裁時期普遍需要強權政府，但在民主主義和多元化的社會裡卻更需要公眾社會力量的強大。
但韓國社會卻同時具有了這兩個方面。政府力量強大的同時公眾社會的力量也非常強大，有時公眾社會和政府間也會發生深度的聯繫。致力於建設強權政府的政府部門必將和公眾社會發生糾紛。在中國，政府力量強大，公眾社會的力量弱小；在日本，政府力量薄弱，公眾社會的力量強大。韓國社會的情況在東亞地區來說是個例外。美軍政廳和與之對抗的濟州島4·3抗爭，李承晚政府和4·19革命，朴正熙政府和釜馬抗爭，全斗煥政府和1987年6月抗爭等等，都能看出是強大的兩個政治主體同時在發揮作用。
從韓國的歷史來看，4·19革命順應了長期持續的知識分子和公眾社會的抵抗史發展的趨勢。按照布魯斯·卡明斯的《Korea’s Place in the Sun》（韓語版譯為《布魯斯·卡明斯的韓國現代史》）一書的說法，這些抵抗事件是無法忍受不公正的韓國的古老傳統“美德（Virtue）”。大韓帝國末期萬民共同會的活動、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時期獨立運動的傳統以及4·19革命之後的釜馬抗爭、光州抗爭、1987年的6月抗爭、最近的燭光示威等對不公正的抵抗運動一直貫穿在韓國的歷史潮流中。
這種現象在朝鮮半島範圍內來看雖然稱得上獨特，但在世界歷史上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50年代世界分裂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1955年又形成了第三世界。雖然冷戰體制下由於意識形態的不同世界被劃分為三大類，但在50年代的東亞國家內卻出現了共同的現象，即都致力於建設強有力的政府。第一世界在韓戰前後通過麥卡錫主義和清共（Red purge）運動使政府的力量達到了最大化，第二世界在鞏固共產主義體制的過程中憑藉史達林和毛澤東強有力的領導也確立了政府的強有力地位。在韓國，濟州島4·3抗爭時期的屠殺慘案，居昌屠殺良民慘案，光州屠殺慘案等都是政府在維繫其強權統治的過程中因理念上的矛盾而發生的事件。
第三世界情況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有所不同，和理念相比更致力於以民族主義為基礎走出第三條道路，他們共同追求的就是在強有力的政府領導下推進國家經濟開發計畫。韓國雖然屬於第一世界，但從50年代諸多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都樹立了“強權政府”這一現象來看，應該拋棄意識形態將韓國的強權統治放在這一共同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
強權政府統治下，公眾社會期盼現狀能有全新的改變，這一改變往往從周邊地區開始發生。1952年埃及的納賽爾政變和1956年匈牙利起義的出發點都在於公眾社會不滿意強權政府的統治。這一趨勢以1959年卡斯楚的古巴革命和1960年韓國的四一九革命收尾，公眾社會通過革命推翻了強權政府的統治。越南共產黨的活動，1968年歐洲的6·8革命以及捷克的布拉格起義也是公眾社會抗拒冷戰後登台的極權統治政府的有力的表現。
另外，也發生了1972年韓國的維新體制與當時美國，日本以及歐洲內興起的新自由主義背道而馳的現象。1972年菲律賓的馬科斯發布了禁嚴令，1973年智利的皮諾切特通過政變推翻了阿連德政權，如果考慮到這些歷史事件的話，韓國的維新體制也可以說處在同一時代的共同潮流內。無力逃離越南戰爭泥潭的美國在1969年發表了尼克森主義，失去了對開發中國家的控制權。美國控制權的弱化給予了親美獨裁政權一定的自主許可權，也為韓國和菲律賓的領導層強化獨裁政權提供了機會。雖然智利因美國的介入而與韓國和菲律賓的情況有所不同，但從自由主義政權崩潰和權威主義體製得到強化這一點來看，都是同一時期發生的類似情況。
1978年伊朗革命以後相繼發生了1979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民主革命，韓國的釜馬抗爭及1980年光州抗爭等一系列革命運動。70年代石油危機發生之後經濟狀況日益惡化，點燃了在獨裁政權統治下苟延殘喘的民眾的憤怒之火。石油危機導致石油價格上升，隨後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導致企業倒閉或進行傭工調整，失業問題也隨之蔓延開來。雖然公眾社會尋求改變現狀的世界性趨勢因里根政府實施新冷戰政策而止步 不前，但80年代中期以後還是相繼發生了菲律賓民主革命（1986）、韓國六月抗爭（1987）、台灣民主化運動（1988）以及中國的天安門事件（1989）。同時，在社會主義圈內，1989年柏林圍牆被推倒後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垮台。越南戰爭後走下坡路的美國和入侵阿富汗之後從內部開始垮台的蘇聯都無力阻止周邊地區發生的自由化潮流。
從70年代末開始一直到90年代初，自由化和民主化兩大潮流模式並行發展，即在第一世界同盟國的開發中國家中進行的民主化運動和第二世界國家內開展的自由化運動。雖然這兩大潮流模式的特徵因意識形態的不同而不同，但卻具有相同的目標，都力圖在極權主義統治下實現民主和自由，改變受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獨裁的現狀。
應當將韓國現代史放在世界史的潮流中去理解，這樣也能找出韓國歷史的普遍性。這並非韓國獨有的歷史，在世界史的潮流內能找到韓國歷史的位置。在世界發展的大潮中尋找韓國的特殊性不單是歷史學也成為韓國所有學科的最終目標。
必須首先指出世界歷史的普遍性的理由是，迄今為止，看待韓國歷史的視角依然受到“唯我主義”歷史觀的嚴重影響。國小，國中，高中甚至於大學的歷史教育都只專注於韓國歷史。雖然在世界史和韓國史發生直接聯繫時會提及世界史，但將韓國史放在世界史中理解的努力還遠遠不夠。甚至在敘述韓日關係時也只是努力選擇特定的案例，只去重筆墨地描述韓國給日本帶來的影響。
當然這種努力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為了尋找日本占領時期被歷史官員歪曲的韓國歷史的意義，一定程度上需要“唯我主義”的歷史觀。“只有我們的韓文才……”“只有我們的金屬活字才……”“只有我們韓國的儒教思想才……”等在日本占領時期不論是誰都想說出這樣的話語。在建立近代歷史的過程中，對於遭遇過殖民統治的韓國人來說，更是迫切需要這樣的歷史觀了。
但現在的時代需要全新的歷史觀。誰也不能反對歷史已經步入“世界化的時代”，世界化趨勢並不只是口頭上的表達，韓國人需要有所行動，構建世界化的歷史觀，而不是一味的沉浸在自以為是的小世界裡固步自封。在世界史中找出韓國歷史的特殊性，同時也在世界史中發現歷史的普遍性，這才真正是塑造韓國品牌所要走的道路。在“全球本土化（glocal=global+local）”的觀點下地域差異被忽視，有些人完全拿西歐的東西作為標準，有些人卻只看重韓國的東西。要克服這兩種極端必須同時弄清世界史的普遍性和韓國史的特殊性。必須同時認識四三抗爭，韓戰，四一九革命以及韓國的社會運動所具有的世界史的普遍性和韓國的特殊性，這不僅為經濟成長，也為民主化進程和社會發展模式方麵塑造韓國品牌提供了契機。
序言
中文版序
本書在韓國出版已經快一年了。值此一周年之際，欣聞其中文版本即將在中國大陸出版，筆者深感榮幸。巧合的是，今年及明年分別是甲午中日戰爭爆發以及《馬關條約》簽訂120周年。120年前，東亞的國際關係隨著甲午戰爭這一歷史事件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120年後的今天，東亞的國際關係也正在發生著重大轉變。本書圍繞韓國現代史進程中的國際關係及朝鮮半島的國際關係不惜重筆濃墨。由此來看，在甲午中日戰爭和《馬關條約》120周年之際出版此書的中文版，意義尤為重大。
筆者的研究方向主要為韓國近現代史、美韓關係等，但由於非常重視中韓關係的發展，因此書中對台灣二二八事件、1972年毛澤東與尼克森的歷史性會面以及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都有重點論述。另一方面，書中針對越南戰爭、古巴飛彈危機、巴勒斯坦問題亦有論述。這也是為了令長期以來受冷戰思維影響的韓國人能夠更加正確、更加客觀地認識過去以及現在的國際問題。
不僅如此，筆者也希望此書中文版的出版能夠幫助中國的讀者朋友們客觀地認識韓國、了解韓國。韓國與中國的歷史往來雖然有著數千年的歷史，但實際上中國人和韓國人相互間的了解卻並沒有想像的多，甚至有時候誤解的成分會多一些。雖然不期望此書能夠解開韓國人與中國人之間所有的誤解，但至少它可以成為一個令中國人更好地了解韓國的良好契機。即使能夠發揮這樣一點小小的作用，筆者也將不甚欣慰。中韓建交已經20餘年了，在此也衷心祝願今後兩國關係能夠取得更加飛躍性的發展。
最後，向欣然同意出版此書的復旦大學出版社、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積極推進此書出版並負責組織翻譯的復旦大學邢麗菊教授以及參與翻譯的許萌女士、馬安平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特別是邢麗菊教授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在人文學層面促進中韓關係的發展，真誠期待她的努力能夠培育出更多豐碩的成果！
是為序。
朴泰均
2014年3月於首爾大學國際大學院研究室
本書在韓國出版已經快一年了。值此一周年之際，欣聞其中文版本即將在中國大陸出版，筆者深感榮幸。巧合的是，今年及明年分別是甲午中日戰爭爆發以及《馬關條約》簽訂120周年。120年前，東亞的國際關係隨著甲午戰爭這一歷史事件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120年後的今天，東亞的國際關係也正在發生著重大轉變。本書圍繞韓國現代史進程中的國際關係及朝鮮半島的國際關係不惜重筆濃墨。由此來看，在甲午中日戰爭和《馬關條約》120周年之際出版此書的中文版，意義尤為重大。
筆者的研究方向主要為韓國近現代史、美韓關係等，但由於非常重視中韓關係的發展，因此書中對台灣二二八事件、1972年毛澤東與尼克森的歷史性會面以及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都有重點論述。另一方面，書中針對越南戰爭、古巴飛彈危機、巴勒斯坦問題亦有論述。這也是為了令長期以來受冷戰思維影響的韓國人能夠更加正確、更加客觀地認識過去以及現在的國際問題。
不僅如此，筆者也希望此書中文版的出版能夠幫助中國的讀者朋友們客觀地認識韓國、了解韓國。韓國與中國的歷史往來雖然有著數千年的歷史，但實際上中國人和韓國人相互間的了解卻並沒有想像的多，甚至有時候誤解的成分會多一些。雖然不期望此書能夠解開韓國人與中國人之間所有的誤解，但至少它可以成為一個令中國人更好地了解韓國的良好契機。即使能夠發揮這樣一點小小的作用，筆者也將不甚欣慰。中韓建交已經20餘年了，在此也衷心祝願今後兩國關係能夠取得更加飛躍性的發展。
最後，向欣然同意出版此書的復旦大學出版社、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積極推進此書出版並負責組織翻譯的復旦大學邢麗菊教授以及參與翻譯的許萌女士、馬安平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特別是邢麗菊教授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在人文學層面促進中韓關係的發展，真誠期待她的努力能夠培育出更多豐碩的成果！
是為序。
朴泰均
2014年3月於首爾大學國際大學院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