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理札雅

阿拉善旗第九代十任札薩克和碩親王，號銳蓀，公曆1906年（光緒三十一年）1月6日出生在阿拉善旗定遠營。童年時代在阿拉善王府中度過，10歲以後跟隨父母居住北平，先後就讀於求實中學和北京大學，學習蒙、漢、英、法文，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對國文歷史有所研究。興趣廣泛，騎馬、打槍、射箭是他的三大愛好，蔣介石、戴笠、朱紹良、張學良都送過他漂亮的手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達理札雅
• 別名：銳蓀
• 國籍：中國
• 民族：滿
• 出生地：阿拉善旗定遠營
• 出生日期：1906年（光緒三十一年）1月6日
• 職業：政府官員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 代表作品：《愛吾廬詩草》

社會背景

20世紀早期中國正處在大變革大動盪大改組的年代，當時北平是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西方的民主進步思想和科學文化知識傳入中國，我國的進步人士紛紛在北平等地集會結社、組建黨派、倡導新學、宣傳革命。在新環境、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響下，達理札雅廣開見聞，思想進步，政治開明。居京期間曾經擔任過袁世凱的侍衛武官。1928年前後在奉軍仕官隊學習軍事，和少帥張學良締結金蘭，與奉軍名將于學忠、宋哲元亦有交往。社會實踐和廣交朋友，極大地豐富了他的社會閱歷，開闊了政治視野，對人間的冷暖炎涼有了深刻的體會，為以後在政治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奠定了基礎。

人物簡介

1925年，達理札雅19歲時，在北平與光緒皇帝之弟愛新覺羅·載濤的次女金允誠結為伉儷，生有六女一子。金允誠才貌雙全，詩文、繪畫、音樂樣樣精通，有《愛吾廬詩草》傳世。1931年，經國民政府批准，達理札雅承襲阿拉善旗札薩克和碩親王。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北平羅王府舉行了就職典禮。1932年在定遠營舉行了襲位大典，次年全家回京居住，1934年返旗親政。至1949年廢除札薩克王公制度，共擔任旗王18年。

勵精圖治 革新旗政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正處於軍閥混戰、政權更迭、民不聊生之際。在黑暗政治的影響下，阿拉善旗先後發生了獨立隊攻打定遠營、戊辰政變、馬仲英之亂、南寺格根事件等重大歷史事件，對阿旗政治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連年的乾旱又使牧民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面對阿旗嚴重的政治動盪、官吏不和、經濟衰敗、旗民貧困的局面，達王滿懷雄心和抱負，毅然回旗親政，對阿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進行了一系列變革。

在王府機構設定方面

運用民國政府賦予蒙旗的自治權利，改革王府機構，撤銷印房，成立阿拉善旗政府，下設政務、財政、秘書、教育四處，管理行政事務；將司法機構聽差處改為理事官廳（法院）；設稽查局辦理警務維持治安，負責地方稅收工作；以36個巴格為基層行政機關，管理牧區行政事務，加強了磴口四壩等三個總管公署的管理職權。

人事和社會改革方面

針對王府官員思想守舊、各自為政的狀況，勸退一批思想保守和年齡較大的官吏，選拔任命羅恩克巴圖、羅巴圖孟柯、陳愛爾德尼巴圖等一批效忠王爺、文化層次較高的中青年人士擔任旗政府各級官佐。聘用具有行政工作經驗、文化程度高的漢人擔任旗府秘書長和秘書，負責對外公文起草事宜。廢除前清的跪拜大禮，實行鞠躬禮節。革除封建屬民制度，旗民身份平等。發布禁菸、禁賭、禁娼令，嚴查盜匪及一切奸佞小人不法行為，保障全旗各界人士安居樂業。

經濟上發展實業

，推行財政稅收改革。1935年對教案進行清理，收回磴口等地全部土地所有權，與教堂簽訂契約，徵收土地租糧，充實府庫。擴大地方財源，設立鹽務所，加強鹽業管理，確定合理的池租，租給西北鹽務局經營開採湖鹽。整頓賀蘭山煤炭開採業，將河拐子（烏達）煤礦收回自辦開採，古拉本等小礦出租開採。對定遠營城內近百家商號作坊加強管理，制定收稅辦法，徵收稅金。裁減府衙差役，縮減王府開支。

厲行軍事改革，

壯大地方軍力。抗戰時期，為加強邊疆防務，抗擊侵略，1936年成立阿拉善旗區防司令部，親任少將司令。以親王兵馬隊為基礎，1937年成立阿旗保全總隊，下設8個保全大隊、24箇中隊，兵員約2000人左右。通過與張學良、關麟征將軍的私交關係，充實了武器裝備。舉辦軍事訓練班，培養軍事骨幹人才，增強了部隊戰鬥力。1938年以後達理扎雅被軟禁蘭州，抗戰勝利後，1946年恢復阿旗區防司令部，達王晉升為中將司令。阿拉善旗保全部隊在維護旗政、守衛邊防、確保地方平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49年9月23日和平起義後，部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

興辦學校

培養人才。達王執政後，為改變阿旗文化落後的狀況，在夫人金允誠的協助下，在阿旗定遠營、磴口先後興辦了定遠營旗立完全國小、初級女子國小、蒙文國小、磴口初級國小等，招收王公官吏子弟、旗民子女和牧區兒童入學，學習現代文化知識。舉辦簡易師範班，培養師資。保送本旗高小畢業生到外地中學和師範深造。阿旗教育事業的初步發展開啟了民智，培養造就了一批棟樑之才，他們成為新中國成立後阿旗各行各業的管理者和建設者，為阿拉善的繁榮昌盛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熱情相邀 赴旗唪經

西藏班禪活佛和達賴喇嘛為藏傳佛教始祖宗喀巴的兩大弟子，兩大教派歷史上常有衝突發生。1923年九世班禪因前後藏發生武裝衝突而被逐離藏，流亡北平、南京等地，尋求國民政府和地方勢力的支持。1934年，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勢力日益猖獗的情況下，國民政府擔心班禪為日寇劫持和利用，於是為班禪設立西陲宣化使公署，加封西陲宣化使圓覺大師尊號，派出一個營的護衛隊護送班禪返藏參政。1934年冬季，九世班禪從百靈廟起程，行轅一行數百人赴青海玉樹途經寧夏。阿拉善旗札薩克和碩親王達理札雅深知九世班禪的宗教地位和政治作用，為尋求黃教上層的支持，派人熱情誠摯邀請九世班禪赴旗唪經。

為迎接九世班禪一行，達王以藏傳佛教的最高禮節歡迎九世班禪蒞臨，全旗各級官員市民及36個巴格的大部分牧民，扶老攜幼數月內陸續到定遠營，向班禪叩頭獻禮，祈求摩頂賜福。據記載，1935年（民國24年）二月十八日，班禪大師應邀到阿旗南寺宣化，全寺500多名喇嘛及牧民參加了盛況空前的歡迎儀式。晚間舉行了跳神大會、“千僧”誦經和舞龍耍獅活動。同年班禪大師離定赴藏途中，在青海玉樹縣圓寂。

班禪蒞臨阿旗宣化唪經，並饋贈達王新式福特小轎車一輛，增進了蒙藏兩地宗教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對親政不久的達理扎雅也是政治上的庇護和支持。

政治傾軋 軟禁蘭州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由於國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東三省淪陷倭寇。日本帝國主義實行滅亡中國必須首先吞併滿蒙的政策，魔掌伸向內蒙各旗。日本特務機關進駐阿旗定遠營，刺探軍情，收集情報，並施展威脅利誘手段迫使達王就範。1936年冬，傅作義部隊在綏遠奮起抗日，百靈廟大捷將全國抗日情緒推向高潮。同年十一月下旬，國民軍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征和副師長杜聿明率部到定遠營，驅逐日本特務機關，以防日寇勢力深入西北邊疆。達王積極配合中央軍行動，與關、杜兩位將軍相處十分融洽，關麟征並贈給達王武器數百件。因西安事變發生，關部撤離阿旗解決西安事變。

寧夏和阿旗地界相臨素有矛盾，寧夏軍閥馬鴻逵久有吞併阿旗之心，國民政府對省旗採取製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的手段。西安事變的爆發，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國民政府為安定抗日後方，鞏固國防，於1937年春成立軍事委員會駐阿旗定遠營軍事專員辦事處，主要任務是監視阿旗，調解省旗糾紛。少將專員鄭子獻以中央大員自居盛氣凌人，與達王關係極不融洽，後因嫖娼無地自容而悄然離旗。鄭狀告達王“驅逐中央機關，圖牟投靠日寇”，為達王軟禁蘭州埋下了伏筆。1937年“七·七”事變時，阿旗正召開烏日斯大會，在狂歡慶祝之時，由於達王身穿滿清朝服，按清制接受旗民叩拜，馬鴻逵借題發揮，向國民政府進言，說達王追隨滿洲帝國，投靠日本，這又成為軟禁達王的促進因素。全面抗戰開始後，參牟總長陳誠到寧夏安撫馬鴻逵，堅定馬部抗戰信念；邀請達王赴南京晉見蔣介石，欲拉住達王團結抗戰。達王考慮不周，深恐一去不返，回絕與陳誠、蔣介石見面。

1938年二月二十四日，馬鴻逵執行國民政府命令，由馬騰蛟指揮一旅三團兵力包圍定遠營城，將王府守軍全部繳械，經馬鴻賓和馬鴻逵之母以及蒙藏委員會駐寧夏調查組組長劉柏石從中斡旋，經多次協商，達理扎雅與馬鴻賓達成協定，以保證達王全家安全為由，將達王挾持軟禁銀川、蘭州7年之久。

在蘭州軟禁期間，達王及夫人金允誠與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以誠相待、爭取信任,加之鹽商之子張欽武破費家產，疏通門路,取得了國民政府要人的初步信任。國民政府對達理札雅採取拉攏懷柔政策，保持親王尊號，任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行政院顧問、寧夏省政府委員等職，允許過問旗政。達王談吐文雅，善於交際，在軍政界廣結善緣。1939年春，經朱紹良、關麟征、張治中將軍協助支持，達王去重慶謁見蔣介石。達王曾多次向國民政府申辯冤情，推翻誣陷不實之辭，揭露馬鴻逵的擴張野心。又經旗內官佐聯名上書，陳述全旗軍民對達王的深厚民族感情，強烈要求達王回旗執政。1944年八月，達王獲準回旗，受到政府官員和旗民的熱烈歡迎。1945年達理扎雅任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

和平起義 走向新生

在達理扎雅被軟禁蘭州期間，寧夏軍閥馬鴻逵的勢力進入阿旗，1939年在定遠營設立“寧夏省駐定遠營辦事處”，在城外漢民區強制推行保甲制度，清查戶口，徵兵徵稅，欺壓旗民。1942年設定“寧夏省軍警聯合督察處駐定遠營督察分處”，嚴厲稽查糧油進出，實行糧食封鎖政策，使百姓處於饑寒交迫的境地。設立“富寧公司”控制商業貿易，牟取暴利，殘酷掠奪剝削牧民，使中小商販紛紛破產倒閉。寧夏軍閥對阿旗的控制和掠奪空前激化了省旗矛盾，雙方幾乎到了劍拔弩張的程度，成為和平起義的內在誘發因素。

達理扎雅在國民政府中屬於地方派勢力，常常受到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的排擠和利用，思想上與國民政府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思想開明，以保旗安民為己任。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代表也有來往，對共產黨並無惡感，對人民革命具有同情心。這是發動和平起義的思想基礎之一。

1948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三大戰役”的偉大勝利，蔣家王朝滅亡已經指日可待。1949年1月傅作義率部起義，4月國共和談代表、 達理扎雅的老朋友張治中脫離國民政府。百萬雄師橫渡長江、解放南京，西北蘭州、寧夏解放已經為時不遠。1949年2月17日，達理扎雅主持召開秘密會議，商討和平起義大計，形成四項決議，穩定旗政準備起義。1949年7月15日召開第二次秘密會議，會上宣讀了張治中規勸達理扎雅起義的信函，並成立阿旗和平解放指揮部，先後向蘭州、銀川等地派出代表，表明阿旗和平起義的政治態度。

在起義前夕，達王婉言謝絕了國民黨軍令部長徐永昌讓其出走台灣的要求，拖延應付寧夏兵團防守賀蘭山的計畫，迫使德王、李守信的“蒙古自治政府”出走草地，粉碎了馬鴻逵特務營的譁變，為和平起義掃清了障礙。1949年8月，達王派起義代表到蘭州歡迎西北野戰軍和晉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員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遞交達王親筆信，表明了起義的態度。9月21日又派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國南戈壁省，讓蒙方將和平起義之事轉告中共。9月22日達王派代表去銀川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九兵團，並拜見楊得志司令員，呈遞了達理扎雅署名的阿旗代電及禮物。9月23日，阿拉善和碩特旗札薩克達理札雅代表全旗，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毛澤東發去致敬電，宣布脫離國民政府，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日，在定遠營召開民眾大會，當眾宣布阿旗和平起義。開展消除國民黨影響的活動，派人分赴牧區巴格宣布旗政府訓令，穩定民心，安心生產。從此飽經滄桑的阿拉善旗在以達理扎雅先生為首的阿旗官員的領導下，回到了人民的懷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各民族大團結作出了貢獻。

領導社會主義建設

和平解放以後，在中共寧夏省委和阿旗工委的領導下，達理札雅帶領阿旗政府工作人員執行《寧夏省委處理阿旗問題八條辦法》，落實參加起義人員一律按革命幹部對待、保護各族人民財產、牲畜不受侵犯等政策，穩步推進民主建政和部隊整編工作。1950年5月寧夏省阿旗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達理扎雅擔任政府主席，建立了蘇木巴格基層政權。將阿拉善旗騎兵保全總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阿旗人民保全總隊，隸屬寧夏軍區領導。

1949年9月至1952年，在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光輝照耀下，達理扎雅先生從一個封建王爺轉變為新中國的革命幹部，先後被任命為寧夏省人民政府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夫人金允誠女士擔任了阿旗婦聯主任和寧夏省婦聯副主任。達理扎雅先生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和《共同綱領》，積極維護阿旗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旗工委的領導下，作為旗政府的主要領導，參與決策，組織實施了鎮壓郭栓子叛亂，爭取德王、李守信殘部1000多人投誠，協助破獲了特務組織。在牧區推行牧主牧工兩利政策，將自己和親屬的牲畜捐給國家，改善牧民生活。自願放棄磴口縣17萬畝土地地租，使磴口縣順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帶頭將定遠營周圍和賀蘭山沿山的土地自願分給農民，實現了定遠營和沿山地區的農業合作化，逐步完成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民主改革中，達理扎雅廢除了“寶德阿勒巴”和“烏拉”制。在建立國營商業、財稅統一、文化教育、醫療衛生、抗美援朝捐獻和修建青藏公路中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為此黨和政府給予了他很高的榮譽：1953年當選為寧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1956年，先後擔任寧夏省蒙古自治區（州）主席、甘肅省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長和甘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6年，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和額濟納旗劃歸內蒙古自治區，達理扎雅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巴彥淖爾盟盟長和阿拉善旗旗長。在巴彥淖爾盟工作期間，參與領導、團結帶領全盟各族人民戰勝了1957年的特大旱災，取得抗災保畜的勝利。擔任河套與巴盟機構合併委員會主任，完成了行政機構組建工作，領導了營建盟府巴彥高勒市的工作。參與了三盛公黃河引水樞紐工程及“二黃河”的開挖以及三盛公黃河大橋的建設工作。在牧區草原建設、抗災保畜、營林治沙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營建總長196公里8.7萬餘畝的防風御沙林帶，阻止了騰格里沙漠的東移。以身作則，配合地方黨政搞好民族工作，營造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蒙冤逝世 平反昭雪

正當達理扎雅先生在黨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統一戰線工作勤奮工作之際，史無前例的“文革”開始，有著封建王公歷史背景的達理扎雅在劫難逃，他的家庭受到衝擊查抄，財產被劫持一空，歷代王陵遭到挖掘破壞。由於周總理的過問，年老體衰、身患疾病的達理扎雅和夫人在北京休養。不久，林彪、“四人幫”的走卒派“紅衛兵”從北京將其揪回內蒙批鬥，於1968年11月8日在巴盟二中批鬥時含冤逝世。

1979年2月13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在呼和浩特為達理札雅先生和夫人金允誠女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為其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對其子女親屬和受株連的親友表示了親切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