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中衰

道鹹衰世一般指本詞條

嘉道中衰是指清國經乾隆後已經開始走下坡,吏治敗壞,武備廢,國庫空虛。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在與英國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開啟西方殖民主義侵華之序曲,國勢進一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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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清國統治者以少數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幾代帝王勵精圖治,使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個高峰。但清朝在乾隆年間之後,吏治迅速敗壞,官無不貪,吏無不惡,清朝國勢日非。乾隆五十九年,朝鮮使者記錄:“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洪亮吉陳述乾隆末年時說:“士大夫漸不顧廉恥,”“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時則有節禮生日禮,按年則又有幫費,升遷調補之私相饋謝者尚未在此數”。
嘉慶、道光時期,在清朝統治下的封建社會中,土地高度集中,財政極度匱乏,吏治極端腐敗,軍備嚴重廢弛,這個封建國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隨之而來的,則是在全國範圍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同時又面臨著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如南方的白蓮教,京畿的天理教,東南海上的騷動,採礦的封禁,錢糧的虧空,八旗生計鴉片的流入,河漕的難題等等。但是嘉慶都把上述問題作為個案看待,他沒有也不可能從制度上去加以解決。
嘉慶帝嘉慶帝
道光即位之初,中國正面臨最重的內外危機。在內已經走下坡,史稱“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現於吏治腐敗,武備張弛,國庫空虛,民眾反清鬥爭頻頻;在外,西方列強勢力東侵,鴉片荼毒國民。道光頗想有一番作為,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圖中興。他雖然朝綱獨斷,事必躬親,以儉德著稱。但內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運,禁菸等均無起色。勤政圖治而鮮有作為。

表現

貪污腐化

清代封建統治集團的奢侈腐化之風實自乾隆朝開始。乾隆帝當政六十餘年,既為清朝建立了不世功業,亦留下了衰落疲敗的種因。乾隆中期以後,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億之侈,驛騷之繁,轉十倍於康熙之時”。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歲生辰,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十餘里中“剪彩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每數十步間一戲台,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撫之貢物,爭奇鬥巧,“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
此後,在皇太后八十壽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壽辰時,“京師巨典繁盛”,與皇太后六十壽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競相效仿。嘉慶道光時,河吏的奢侈,是當時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風的明顯例證。清代漕運依賴運河,故而列朝對河政十分重視,國家財政撥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後,國家每年費帑數百萬,真正用於運、黃、淮河治理之費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皆供河吏揮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饌。為燒一碗豬肉,要殺五十餘頭豬,取其背肉一臠,余皆棄之。一盤駝峰,必得殺三、四峰駱駝。河督終日置酒高會,參加河督宴會的人,鮮有能終席者。因為每次宴會,往往歷經三晝夜而不能畢。官場中的奢侈不是個別現象。道光時,一個陝西糧道在他迎來送往時,“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錢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
在官場中的奢侈之風日益蔓延時,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慶時某閣臣,其家“奢汰異常,輿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京師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瑰麗,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懷柔郝氏,乾隆曾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饌,一曰之餐,費至十餘萬”。乾隆帝的驕奢淫逸,開一代奢侈之風,而貴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奢靡之風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慶帝、道光帝曾力加矯正,然無濟於事。

吏治敗壞

吏治敗壞與清王朝幾乎是相始終,這與清王朝直接承接明朝末年腐敗的官場文化有關。清王朝既是少數民族,必須對中原士子大加籠絡。康熙年間就有所謂的南北黨爭。清代的貪污問題是長期的,康熙晚年,官場奢侈腐敗之風已經興起。雍正時大力改革使得吏治稍得控制。乾隆時,奢靡之風又捲土重來且愈來愈甚。乾隆六巡江南,地方沿途大興土木,豪華與排場空前,糜費特甚。可謂極盡奢華之能事。
乾隆中葉以後,吏治的嚴重敗壞成為清朝封建統治極端腐敗的明顯象徵。當時,權臣專擅,結黨營私,欺矇粉飾;官吏昏聵無能,貪贓枉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權臣的專擅,前有和珅,後有穆彰阿。和珅,滿洲正紅旗,少貧無籍,為一普通官生。後來,依靠祖先功業,承襲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1757年,爆發雲貴總督恆文和雲南巡撫郭一裕的“金爐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選入鑾儀衛,充當了皇帝轎旁的一個小侍從。因他相貌英俊,口齒伶俐,應對乖巧,深得皇帝賞識。從此,他官運亨通,平步青雲,在短短的十來年中,竟從一個轎旁小侍從變成了“寵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寵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寵威福由己,植黨營私,內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門。和珅恃寵肆意排斥異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納賄者則為周旋”。和珅的專橫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囂張。當時,乾隆帝雖禪位於嘉慶帝,但仍以太上皇名義執掌朝政,政務完全依賴於和珅,和珅成為出納帝命之人。和珅恃寵專擅“甚於前日,人皆側目,莫敢誰何雲”。
道光朝的大學士穆彰阿,固寵竊權,“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內呼朋引類,廣植私黨,“門生故吏遍於中外”。清中葉以後,龐大的封建官僚機構,因大批官員的尸祿保位和昏憒無能而運轉不靈。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為保位貪榮而故作庸懦者。嘉慶時,各部院衙門“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甚至問一事,則推諉於屬員,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各省督撫“或於應辦事件,藉口行查,經年累月尚未完結,其廢弛積習,猶為牢不可破”。
道光畫像道光畫像
道光時的大學士曹振鏞津津樂道於“多磕頭,少說話”的為官之道,將國事政事置諸腦後,以保一身一姓之尊榮富貴。在嘉慶道光時期的大批朝廷官員中,還有大批不學無術的庸劣之輩。道光時的閩浙總督慶瑞,與司道幕友宴會,“較力唱曲,俗語村言,無所不說,不學無術,殊不自重”。直隸總督桂良,“其胸中蘊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屬如市井”。
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員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陝西雁平道章荊凡,終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發審案,亦令書吏在外勸言,從不提審。即便提審,也是“兩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鈍言澀,獄不能折”。穆彰阿當政時,因各地知府率兼稅收,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員為外任,而旗員“多不識字,聽信幕友家丁,恣為奸利”。乾隆中期以後,官場中更形成了種種層層相因的陳規陋習。當時下級官員覲見上司時,要饋送銀錢;年節生辰,要進送禮品;官員外放,要通賄吏部官員及京中大員;欽差及督撫大員赴任途經地方,地方官員必須饋贈盤費。這樣,上至閣老大員,下至胥吏差役,都從這種陋習中獲取厚利。因為“州縣有千金通融,則胥役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於是,各級官員層層受賄,狼狽為奸,幾乎是無官不貪污,無吏不行賄。正如時人所說,清中葉以後的官員,廉與不廉的分別,只在於“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
因此,乾隆中期以後,揭出不少的大貪污案。乾隆寵臣和珅,在當政的二十多年中,攬權納賄,積聚起驚人的財富。當和珅在乾隆帝死後,被嘉慶抄家時,對和珅家產總數的最低估算也達“數千萬兩之多,最多達到億兩左右”。還有些官吏,為了填滿欲壑,竟到了玩視民瘼的令人髮指的地步。嘉慶時,廣東英德縣知縣陳寅,於審辦案件並不隨時完結,以致數年之內,在押病斃人犯共有數十餘名。這種情況並不是廣東一省才有。地方官員推遲案件的審結,是因為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贓,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牽連眾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輾轉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詐使費,有錢則正犯縱令他逸,無錢則旁人亦被牽連,必至賄賂已通,欲壑已滿,始肯審結一案。而由縣詳府,由府詳司詳院。一杖責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長途解送,因此拖斃人命”。
1790年禮部侍郎尹壯圖上疏道:“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及至乾嘉之際,隨著王朝的盛極而衰,吏治腐敗問題表現得更加突出。嘉慶時期,爆發了白蓮教、天理教等農民抗爭,社會衝突激化,更使政府財政大受衝擊。嘉慶五年八月曾談到追賠的原因:“年來辦理軍務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將次完竣,一切善後事宜均需籌撥款……理應按限完交”。嘉慶帝無奈地說:“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賴?甚至大缺一萬,中缺八千,形諸白簡,此非彰明較著者乎?…… 朕澄敘官方,首先責己,力行節儉,永杜貢獻。諸大吏受任既重,養廉又優,貢獻之費已除,權門之索又絕,必應清白乃心,為國宣力。然而風氣未移,俗態猶故,時有在朕前借端嘗試,巧言利國,實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這時鴉片開始流入中國,而中國的白銀開始大量外流,使中國對外由出超國變為入超國。嘉慶帝屢申禁令,一旦案發,“失察賣放之監督及委員吏役人等一併懲辦不貸”。道光四年進口鴉片高達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九箱,“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道士、僧尼,隨在吸食,置買菸具,為市日中”。至道光年間終於發生鴉片戰爭。

軍務廢馳

八旗勁旅早年在關外所向披糜,戰無不勝,但康熙平定三藩之亂”的戰鬥中,八旗兵軍紀已散,軍力已大不如前,“八旗將佐,居家彈箏擊築,衣文繡,策肥馬,日從子弟賓客飲”。以漢人為主的綠營開始堀起,朝廷一有戰事,便主要依靠綠營兵。乾隆元年諭:“八旗從前風俗,最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齒日繁,漸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稅,即恣意花銷……而兵丁閒散惟知鮮衣美食,盪費成風,旗人貧乏,率由於此。”嘉慶年間八旗和綠營均已腐敗,喪失戰鬥力,嘉慶曾隨乾隆閱兵,所見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平定白蓮教時,八旗請纓赴戰,卻四處搶劫,“其在京諳達、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其歸自軍中者,無不營置田產,頓成殷富”。嚴如煜說:“教匪之役,前後八九年,兵調十數省,其中勁旅勇鷙敢戰者固自不少,而矯捷堅實可恃,必以黔兵為第一。……各省提鎮大營之兵,所駐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風俗華靡,平時未嘗遠出城郭,一旦負槍荷戈,走山路數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寧,又且飲醇啖肥,習以為常,山內包米雜糧,食不下咽,先自飢疲,與猾賊追逐百數十里,鮮不病乏者”。
費正清說:“1800年左右的中國經濟不僅與歐洲經濟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而且結構不同,觀點迥異。………技術水平則仍停滯不前,人口增長趨於抵消生產的任何增加。簡言之,生產基本上完全是為了消費,陷入剛好維持人民生活的無休止的循環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純節餘和投資是完全不可能的。”

八旗生計

清軍入關,滿族人口大量湧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區。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閒散人口,清政府進行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八旗官兵因此獲得一部分旗地。兵丁份地大多數靠本人帶同家屬從事耕種,後多迫於生計被典押出去。清統治全國以後,八旗兵丁生計日漸拮据。
嘉慶帝在位期間,八旗生計問題的進一步嚴重化,由於生計異常艱難,風氣墮落,旗人中違法亂紀的事件不斷發生,就連宗室子弟不少也混跡其中,即如嘉慶御製《宗室訓》中就抱怨說:“近年以來,不肖子弟越禮踰閑,乾犯憲章者亦盡見迭出,所為之事,竟同市井無賴。”最典型的事例,是不少旗人甚至宗室貴族背離忠君事上的傳統觀念,崇拜上帝,私習洋教。如嘉慶十年閏六月,刑部查禁洋教時獲悉,宗室圖欽等四人私習洋教,而且堅決拒絕出教,這種情況使嘉慶震動極大,指出:圖欽圖敏本是罪人蘇努子孫,理宜安分守法,乃敢私習洋教,雖經刑部再三開導,始終執迷不悟,情屬可惡,因而令革去紅帶子,發往伊犁枷號六個月後充當折磨差使;旗人魁敏和窩什布二人削除旗籍,發伊犁枷號三個月後充當折磨差使;俱永遠不準釋回,如有滋事之事,即行正法。旗人魁敏、窩什布等堅不出教的態度對嘉慶震動極大,從而對以後禁止西洋教有很重要的影響。這種狀況,不僅動搖著八旗這一清王朝的柱石,而且也干擾著整個社會的穩定,因而嘉慶不得不對八旗生計問題給予更多的關注。
儘管嘉慶帝對此傾注了大量的精力,終因不能觸及八旗制度本身,從而限制了其效果。清王朝雖採取了種種措施,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計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陷於貧困的境地。

土地兼併

清中葉以後,隨著地主階級政治、經濟勢力的日益鞏固和發展,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開始了對土地的瘋狂兼併。滿洲貴族在入關後,即以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田等名義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清廷雖然正式下達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後滿洲貴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權繼續廣占良田。乾隆時,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莊即達六七千萬畝。滿族大官僚亦競相搶占土地。乾隆時當政二十年的大學士和珅占地數千頃,道光時的大學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萬多畝。漢族大官僚對土地占有的數目亦十分驚人。嘉慶時的兩江總督孫玉庭,在山東占田三萬餘畝。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併動輒成千累萬。乾隆時直隸懷柔郝氏,“膏腴萬頃”。道光初年,直隸滄州袁氏占田二千頃。在貧瘠的陝甘地區,大地主往往乘農民破產逃亡之機,大量占奪民田。“遂有一戶而田連數萬畝,次則三、四、五萬至一、二萬者。”
這時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擁有的大量資金來搶購土地。嘉慶時,湖南衡陽因經營山場、販賣木材致富的木商劉重偉,其子孫田至萬畝。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併,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而廣大農民則因失去土地而流離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撫楊錫紱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嚴重情況。他說:“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
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後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的嚴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或淪為佃戶和僱工,或成為耕無田、居無所的流民。淪為佃戶的農民被迫承受地主階級高額地租的殘酷剝削。當時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戶六),一般是對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農除了向地主交納正額地租外,往往還得向地主繳納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種節令時日,農民要向地主繳納雞、豕、魚、帛等等應時之物。除此而外,農民還需負擔清廷的各種捐稅。
這樣,農民終歲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階級剝奪去了。一遇水旱災害,農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納地租捐稅。許多人不得已而背井離鄉,成為流民。淪為流民者,有的不顧清廷的禁令,進入東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區。他們披荊斬棘,艱苦備嘗,還要設法應付官府的驅逐,顛沛流離,難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鎮街頭,沿街乞討。嘉慶時,北京城內,淪為乞丐的流民達十萬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階級對農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剝削,將廣大農民逼得走投無路,也極大地束縛、摧殘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正是清中葉以後,社會經濟凋敝、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

起義四起

  • 白蓮教大起義
嘉慶元年(1796年)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而這次起義卻是嘉慶年間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嘉慶年間的白蓮教起義,前後持續了9年零4個月,最早參加者多為白蓮教徒。參加的人數多達幾十萬,起義爆發於四川、湖北、陝西邊境地區,鬥爭區域遍及湖北、四川、陝西、河南、甘肅5省,甚至還波及到湖南省的龍山縣。白蓮教起義軍在歷時9年多的戰鬥中,占據或攻破清朝府、州、縣、廳、衛等204個,抗擊清政府從全國16個省徵調的兵力,殲滅了大量清軍,使清軍損失一、二品高級將領20多人,副將、參將以下的軍官400多人。清政府為鎮壓起義,共耗費白銀2億兩,相當於當時清政府5年的財政收入。從此,清王朝從所謂“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財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沒落的深淵。
  • 天理教民變
嘉慶十八年(1813年)在河南、直隸、山東三省交界地帶和京畿地區爆發了以林清、李文成為首的天理教民變。造反的教民先後攻占了河南滑縣,直隸長垣,山東定陶、曹縣等地。秘密活動於京城大興、宛平一帶的天理教徒在宮中太監的接應之下攻入皇宮,“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嘉慶皇帝還裝模做樣地為此下詔“罪己”,並在臨終前告誡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變”。平變之後,混戰中射在隆宗門上的一個箭鏃,一直被保留了下來。嘉慶希望這個箭鏃能夠對愛新覺羅皇室的子孫們保持一種緊迫:務必寬仁愛民,勿為“害民之虐事”。儘管天理教民變沒有嘉慶初川陝白蓮教民變的規模,但其深入皇宮的事實確實讓滿清感到驚悸不安。
經過乾隆、嘉慶兩朝統治階級的殘酷鎮壓,農民起義軍遭到了嚴重的損失,至道光前期,基本上處於停滯和積聚力量的時期。因此,這期間的農民起義無論從參加人數、起義次數和影響來看,都無法與前相比擬。
  • 趙金龍領導的瑤民起義
湖南衡、永、郴、桂陽四州郡,歷來都是漢、瑤兩個民族居住區。由於清統治者推行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當地官吏和漢族地主對貧苦瑤民進行殘酷盤剝,不斷激起瑤民的怨恨和反抗。趙金龍領導的瑤民起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當時,湖南、廣東的一些天地會員在官府的支持之下,屢次搶劫瑤寨的牛、谷。於是趙金龍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二月底,與趙福才率領瑤民700餘人,在兩河口殺死20餘名天地會員。次年正月,江華知縣林先梁等為防止局勢擴大,率兵圍捕趙金龍等人。在這種情況下,趙金龍忍無可忍,率眾據永州長塘的夾衝起義。永州鎮總兵鮑友智等率兵千餘人直逼夾沖,擊斃起義軍300餘人,掘了他們的祖墳。一月下旬,起義軍進入藍山縣,並計畫進占九嶷山為起義大本營。

湖南巡撫吳榮光聞藍山告急,命提督海凌阿等進剿。海陵阿由寧遠至藍山,一路上恃勇驕橫,也不偵探地形,冒雨由小路深入,結果中了義軍的埋伏,海陵阿等被擊斃。道光帝又派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進剿。同時又下令帶兵將領,務必將起義軍誘至山外平野之處聚而殲之。

三月初,清軍兵分南北兩路,對藍山起義軍形成夾擊之勢。起義軍糧草斷絕,被迫出山,並準備東進至常寧縣的洋泉鎮,以重整隊伍,結果被羅思舉等合圍。起義軍消耗很大,企圖以詐降鬆懈清軍鬥志。但羅思舉不準義軍投降,命令清軍加緊進攻,先後消滅義軍6000餘人,趙福才、趙金龍等人也先後戰死。這次起義終於失敗了。
  • 曹順領導的先天教起義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初,山西趙城爆發了曹順領導的先天教起義。這是清代前期最後一次,規模較大的反清起義。
先天教淵源於八卦教中的離卦教。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二月,山西忻州人王寧因離卦教屢遭清廷鎮壓,故將他所在的一支離卦教改名為先天教。王寧本人在教內被尊為“總當家”,該教“每年四季之首做會斂錢分用”,完全是一個以斂錢為目的的宗教迷信組織。當年秋天,先天教被清廷破獲,王寧等被絞決。
此後,表面具結改悔的王寧之徒韓鑒,又在趙城一帶重興先天教,發展教徒。道光二年,韓鑒收曹順為徒。十四年,韓鑒因年老力衰,將教權交給曹順掌管。曹順掌教後,一改教內只知斂錢漁利的作法,利用當時因土地兼併和官吏敲榨勒索而激化起來的階級矛盾,引導教徒走上反清起義的道路。他自稱釋迦佛轉世,能知人前生,信服者日益增多。
道光十五年二月,曹順與其徒秘密策划起義,並定於當年八月十五中秋節之日,在平陽府、霍州、洪洞縣、趙城四地同時起事。不料,三月初起義機密失泄,趙城知縣楊延亮下令捉拿曹順等人。瞬時形勢異常緊張。曹順和他的徒弟經過緊急磋商,決定提前舉行反清起義,並預先派人把住交通要道,截阻清廷的來往文報;又封韓鑒子韓奇和徒弟張汶斌為領兵元帥,攻打趙城,然後再分頭攻取霍州、洪洞縣城,再合兵攻取平陽府。   三月初四日夜晚,韓奇率部分起義者秘密進入趙州城,與早已等候在那裡的教徒裡應外合,一舉攻破縣衙門,將楊延亮及其家屬、幕僚30餘人全部殺死。次日,他們又分兵攻取霍州和洪洞縣城,均被清軍和當地鄉勇擊退。當日晚,曹順獲知起義失利的訊息後,立即驚惶失措地逃命,其他起義者也放棄了趙州城。三月二十二日,當曹順和其他幾名起義者在山東曹州觀城縣一座破廟中躲避時,被巡查的清兵捉獲。曹順被解至趙城,在楊延亮墓前“摘心至祭”。
曹順起義的訊息震動了清山西地方當局。在巡撫鄂順安的命令下,清軍急速前往圍剿,但未到趙城,起義已失敗。

評價

乾隆末期以後,“盛世”之謂已徒有虛名。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預示著清皇朝日漸衰落的命運。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後,農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白蓮教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從嘉慶元年開始,歷時九年,使清廷耗銀二萬萬兩,嚴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
在繁榮的背後卻隱藏著日益凸顯的種種社會危機,因此“嘉道中衰”並非偶然,而“嘉道中衰”也不是一個轉折,而是一個盛世背後隱藏的危機的延續。這種危機不是經濟危機,軍事危機,而是體制上的腐朽。道光年間,爆發了鴉片戰爭,天朝上國的大門就此被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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