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衝突之路》是在牛軍指導下由馬榮久所著的有關外交學的博士論文，以1949至1962年間的中印領土爭端作為分析個案，闡述印度在中印領土爭端演進過程中相關的政策及其決定因素、相應的策略及其變化動因，從而為此一階段中印邊界問題和領土爭端的發展趨向，以及1962年邊境戰爭的最終爆發提供一種解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通向衝突之路
- 副題名：論印度對華邊界政策中印領土爭端
- 論文作者：馬榮久
- 導師：牛軍
基本信息,內容簡介,
基本信息
副題名
論印度對華邊界政策與中印領土爭端（1949-1962）
外文題名
論文作者
馬榮久著
導師
牛軍指導
學科專業
外交學
學位級別
博士論文
學位授予單位
北京大學
學位授予時間
2008
關鍵字
中印關係 領土問題 對外政策
館藏號
D822.335.1
館藏目錄
2010\D822.335.1\2
內容簡介
本篇論文以1949至1962年間的中印領土爭端作為分析個案，闡述印度在中印領土爭端演進過程中相關的政策及其決定因素、相應的策略及其變化動因，從而為此一階段中印邊界問題和領土爭端的發展趨向，以及1962年邊境戰爭的最終爆發提供一種解釋。 首先，依循地緣政治需要和周邊形勢的變化，最大限度地擴張在印度次大陸的政治影響和安全利益，是印度邊界政策的基本出發點。而其中的重要一環就是維護所謂印度同中國西藏和新疆接壤的北部邊境的安全。基於此，印度政府一方面竭力支持所謂西藏的高度“自治”，以及形成一個事實上的印中之間的“緩衝區”；另一方面，通過外交的或者軍事的手段，想方設法單方面在中印邊境存在爭議地區確定一條邊界線，並要求中國政府予以承認、至少是默認。 尤為關鍵的是，在印度決策者看來，西藏局勢的演變、尤其是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係的任何變化，都可能對印度北部邊境安全以及印度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構成嚴重挑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度邊界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與西藏局勢的變化、尤其是與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衝撞，十分緊密地糾纏在一起。因此，在同中國的邊界問題和領土爭端日益凸顯出來——這同時意味著中國政府沒有也不可能默認其單方面主張的邊界線——的時候，印度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擱置策略已經處於改變的前夜，而隨之發生在中國西藏的叛亂事件，以及中國政府平叛的有關舉措，客觀上起了印度邊界政策從擱置到升級變化的催化作用。 其次，印度政府制定與實施其邊界政策包含著強烈的國家威望的訴求，甚至賦予某一特定行動超出其實際重要性的威望。獨立後的印度是一個民族主義情緒相當濃厚的國家，文明自豪感、歷史榮譽感與政治抱負等，是影響它的對外關係的重要因素。在印度決策者看來，印度爭做世界大國和擴大國際威望的努力，既需要中國的合作，同時又面臨來自同樣是亞洲大國的中國的挑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於印度而言，中印領土爭端遠遠超出了爭議領土本身，而是對於印度作為一個“歷史的存在”的挑戰，牽涉到國家的尊嚴和自尊心。 印度領導人刻意地認為，同中國的領土爭端關乎印度的國家威望，但是追求國家威望的政策卻走過了頭。其中的要害是印度領導人的“受害者心理”。正是基於所謂“受害”的敏感與恐懼，印度決策者一味誇大中方敵意和威脅，以及相應的己方權力與威望受損的程度；與此同時，印方傾向於高估自己的立場，而對中方的主張趨於不加理性分析地簡單否定。從一定意義上說，印度決策者的“受害者心理”促使其不能忍受邊界問題繼續被擱置而邊界主張不被默認。進而，它拋開談判解決爭端的做法，採取外交上的壓服，甚至不惜訴諸武力，升級爭端，脅迫對手屈服。 第三，尼赫魯政府的邊界政策與印度國內政治的發展緊密地糾纏在一起。一方面，尼赫魯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邊界政策，一直以來就受到國大黨內部的右翼、反對黨派以及其它政治勢力的挑戰。當中印領土爭端凸顯以後，這種挑戰直接轉化為強大的政治壓力，甚至堂而皇之地被用來實現政治權力鬥爭的目標；另一方面，尼赫魯政府在邊界問題上推行公開外交，並且經過情緒化和不負責任的媒體推波助瀾，導致公眾輿論的巨大聲浪。其中既大唱反華的高調，也不乏指摘政府的聲音。面對著已經造成的被動局面，印度政府尾隨而不是引導輿論。可以說，印度政府升級領土爭端的做法既適應國內政治權力鬥爭的需要，又迎合了所謂公眾輿論的熱切期待。同時，它也服從於印度領導人對於權力和威望的訴求。 論文最後論述了印度邊界政策與中國政府在應對爭議邊界問題上的政策和立場上日漸顯露出的對立與衝撞。這一點與1962年10月20日中印邊界戰爭的爆發直接聯繫在一起。印度使用武力、升級爭端的做法，不僅對於中國的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構成了實質上的威脅和侵犯，同時也對於中國的國家威望形成了直接挑戰。中國方面的反制措施無疑是對於印度政府升級爭端的強烈回應。 基於本文的研究，作者認為，在充分兼顧有關歷史根據和各自的現實利益的情況下，邊界問題上的決策者需要政治勇氣、有所超越。這無疑是一個有關各方實現相互理解和諒解、協調利益衝突的過程。而在此過程中，領土爭端應被避免成為國家間權力鬥爭的衍生物或者為其提供“合法機制”。同時，領土爭端的最終解決必然涉及到雙方“互諒互讓，有取有舍”。這不僅需要兩國政府的共識，而且需要兩國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兩國政府都不能不對此予以慎重考慮，要做充分的、健康的輿論引導和宣傳。 需要著重指出的，對於未來中印邊界問題的解決，任何一方的政策制定者必須徹底擺脫“受害者心理”，代之以全面、客觀和冷靜地看待領土爭端，並在理解彼此關切、互諒互讓的基礎上，尋找解決問題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