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論

《辨奸論》是北宋文學家蘇洵創作的一篇散文。文章採用對比映照的手法,以古論今,抓住斯人“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等“不近人情”的行為,斷定斯人是大奸,必然亂國禍民,表達了作者對其人其事的厭惡、否定之情;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但又未點明王安石。全文內容筆鋒犀利,多論斷而少事實依據,雖說是“見微知著”,但有牽強附會和強詞奪理之感,可作為古文觀覽的另類一閱。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辨奸論
  • 創作年代:北宋
  • 作品體裁:散文
  • 作者:蘇洵、一說邵伯溫
  • 作品出處:《邵氏見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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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原文

辨奸論1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2。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3。月暈而風4,礎潤而雨5,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6,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7,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8?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9,而利害奪其外也10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11:“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12:“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13,與物浮沉14。使晉無惠帝15,僅得中主16,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17。非德宗之鄙暗18,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19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20,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21,私立名字22,以為顏淵、孟軻復出23,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24。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25,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26,食犬彘之食27,囚首喪面28,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29,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30,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31:“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32,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33,悲夫!

注釋譯文

詞句注釋

  1. 辨奸:辨析奸邪。論:文體名。
  2. “事有”二句:意謂事理和人情都有它必然如此的一面。
  3. 靜者:指深得清靜之道、超然恬靜的人。見微而知著:看到事物的細微徵兆,就能知道它的發展趨向和結果。
  4. 月暈而風:月暈出現,就要颳風。月暈,月亮周圍的光環。
  5. 礎潤:石基濕潤。礎,柱子下面的石墩。
  6. 推移:發展變化。
  7. 疏闊:寬大廣闊。這裡有渺茫難以捉摸的意思。
  8. 孰與:表示選擇,哪裡比得上。天地陰陽之事:指自然界的各種現象。
  9. 中:內心。
  10. 奪其外:謂左右其行動。
  11. 山巨源:山濤,字巨源,晉初名士,“竹林七賢”之一,任吏部尚書,選用官員,他都各為品評。王衍:字夷甫,官至尚書令、太尉。有盛才,容貌秀美,好玄言,喜老莊,以清淡為事。
  12. 郭汾陽:即郭子儀,因平定安史之亂有功,封為汾陽郡王。盧杞:字子良,唐德宗時宰相。容貌醜陋,為人貪殘。
  13. 不忮(zhì)不求:不嫉妒不貪求。
  14. 與物浮沉:隨波逐流的意思。
  15. 使:假使。惠帝:晉惠帝司馬衷,性痴呆。
  16. 中主:中等才能的皇帝。
  17. 眩世:欺世。眩,迷惑。
  18. 德宗:唐德宗李适。鄙暗:鄙陋昏庸。
  19. 二公:指山濤和郭子儀。二子:指王衍和盧杞。容:或許。
  20. 夷:伯夷。齊:叔齊。二人均為孤竹君之子。商亡後,他們誓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之上。
  21. 相與:互相勾結。造作言語:謂製造輿論。
  22. 私立名字:謂自我宣揚,自我標榜。
  23. 顏淵:孔子的弟子。在七十二弟子中以德著稱,後世儒者尊為“復聖”。孟軻:即孟子,先秦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後世儒者尊為“亞聖”。
  24. 異趣:志向不同。
  25. 浣(huàn):洗濯。
  26. 臣虜:奴僕。
  27. 彘((zhì):豬。
  28. 囚首喪面:披頭散髮如同囚犯,頭不梳臉不洗如同居喪的人,形容不注意修飾。
  29. 鮮:少。奸慝(tè):奸邪。
  30. 濟:成就。未形之患:尚未顯露的禍患。
  31. 孫子:名武,戰國時齊人,軍事家,著有《孫子兵法》。
  32. 斯人:這個人。
  33. 知言:有遠見之言。

白話譯文

事物有必然的發展趨勢和結果,道理有它正確的答案。天下只有頭腦客觀冷靜的人,才能從細微的現象和變化中,看到未來的徵兆。月亮周圍出現大光環,即是要颳風了,石墩上面返潮濕潤,即是要下雨了,這是人人皆知的。人事的發展變化,情理和形勢之間的因果關係,也是空疏渺茫難以盡知,千變萬化而無法預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然而即使是賢明的人,對身邊的世事也會有察覺不出來的時候,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喜好和憎惡的情感攪亂了他們的思想,而利害得失的考慮又支配了他們的判斷。
從前,山巨源看見王衍,他說:“將來貽誤天下百姓的,必定是這個人。”郭汾陽見到盧杞,他說:“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孫都將一個也留不下來。”從今天的情況說來,一些事情道理確實是可以預見到的。不過,在我來看,王衍這個人,他的相貌談吐,確實具備了欺世盜名的條件,然而他不忌恨別人,不求貪圖,只不過隨波逐流而已。假使晉國當時不是惠帝這樣的昏君當政,而遇上哪怕只是有中等才幹的君主,那么即使有千百個像王衍這樣的人,又能憑什麼搞亂天下呢?盧杞的奸惡陰險,確實也足以敗壞國家,然而這個人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談不足以蒙蔽社會。若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他又憑什麼會得到重用呢?由此說來,山巨源、郭汾陽二公預料的王衍、盧杞二人的未來,或許未必一定就是那種結局。
現在有這么一個人,嘴上講著孔子和老子的言論,效仿伯夷和叔齊的行業,搜羅聚集了一些貪圖虛名和不得志的人,相互製造輿論,私下裡互相標榜,以為自己是顏淵、孟軻再世。而骨子裡卻是陰險毒辣,與一般人的意趣背道而馳,我看他們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體的角色,其禍害豈是言語能講得清啊!臉髒了不忘要清洗,衣服髒了不忘要浣淨,這是人的最普通的至理常情。這個人現在卻不是這樣,穿的是像奴僕穿的衣服,吃的像豬狗吃的食物,頭髮蓬亂得像囚犯,滿臉污垢髒似居喪,卻又滿口高談《詩經》《尚書》之中聖人的言論,難道還合乎情理嗎?大凡為人處世不近人之常理常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賊的,正是豎刁、易牙、開方這一類的人啊。用其蓋世的好名聲,來相助成就其尚未實現的禍心,雖然這世上有願意勵精圖治的明主,有喜賢愛才的宰相,也不免受迷惑而要舉拔、重用他。如此,這種人將予天下帶來禍患,則是必然是毫無疑問的,他的危害就不只是王衍、盧杞二人能比得了。
孫子說:“善於用兵的人,沒有顯赫的功績。”假使這個人將來不被重用,那我所說的就算是錯了,而這個人就會有懷才不遇的嘆息了,這樣誰又能知道給國家造成的禍害的就是此人呢?如果不是這樣,天下就將要被他禍害,而我卻得了個先見之明的美譽,那就太可悲了!

創作背景

北宋熙寧二年(1069年),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以“變風俗,立法度”為己任,倡導了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運動。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起過積極的作用,但由於它觸犯了大地主階層的利益,再加上自身的不徹底性和執行中的種種缺陷,一開始就遭到不少權貴的激烈反對。後經“元祐更化”,變法終於破產,但斥罵之聲幾乎千年不絕。不僅有人把北宋之亡歸罪於變法,而且王安石本人也被斥之為禍亂天下、“敗國殄民”的千古罪人。
蘇洵與王安石一向不和。據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說:“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王安石之母死於嘉祐八年(1063年),則此篇作於王安石任宰相正式推行新法之前。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載,見於南宋呂祖謙編選的《宋文鑒》,《古文觀止》列於蘇洵名下。這篇文章最早見於邵伯溫所寫的《邵氏聞見錄》。邵伯溫說:“《辨奸》一篇,為荊公發也。”蘇洵在王安石實行變法之前三年便死了,故學術界認為此文顯系偽托,冒蘇洵之名,以攻擊王安石。清代李紱蔡上翔力辯此篇乃南宋初年道學家邵伯溫託名蘇洵的偽作,這一爭議尚無定論,即使屬於偽作,它反映新舊黨爭的背景仍沒有多大不同。

作品鑑賞

文學賞析

這是一篇優缺點都很明顯的文章。它的優點主要有兩方面,一在內容上,一在寫作上。內容上,文中提出“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這話很深刻。所謂“靜者”,就是不為“好惡”所亂,不為“利害”所奪的人,也就是在審視人事時能保持冷靜、客觀而又有見識的人,這種人才能發現本質、預見前知,這話很有道理。文中又說:“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這話也頗帶警策。所謂“不近人情”,也就是矯情,也就是大悖人性,這類人固然也有性格乖僻的,不過確也有本性險惡、另懷深心的。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要以見微知著的銳識去辨認那些不近人情的奸人,以防為其所害,這不論是作為理論,還是經驗,對於指導人們去防範、揭露政治生活中的騙子的偽裝,都是有意義的。在寫作上,論述的中心雖是“辨奸”,筆墨所指處處針對王安石而言,可是自始至終都沒有點出王安石之名。這樣寫,讀者同樣清楚文鋒之所向,但它又使文章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而非僅為責叱個人所局限,同時又讓讀者能體會到一種惝怳含蓄之趣、匣劍帷燈之妙。這是運虛寫實、以虛指實的寫法,用筆高明。文中句式整散結合,時有排比,顯得詞鋒銳利,咄咄逼人。末尾用選擇句,如駿馬注坡而收韁,看似退後一步,實則是以頓宕收煞,激起有餘不盡之意,顯得精警而感慨,有一唱三嘆之妙。
這篇文章的缺憾也是很明顯的,那就是對王安石的指斥、比類是不恰當的。王安石誠然有忙於讀書、治事而忘了盥洗、不講究飲食等等毛病,但是否到了“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的地步有待商榷。即使如此,這不一定算是確切意義上的“不近人情”。如果因新法失敗,以及新法中弊端不少,就斷定王安石是奸人。這些結論,恐怕讀者都很難認同。文中還把王衍、盧杞以及豎刁、易牙、開方這些奸惡嬖醜同王安石相類比,更屬不倫。文章的作者在以他的理論來攻擊所謂的“今有人”、“斯人”的時候,顯然帶有很大的意氣與私憾,這也恰好有違作者自己所說“靜者”的立場。所以《辨奸論》提出的觀人之法雖然有意義,但文中影射和攻擊王安石的取向卻是不可取的。

名家點評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十一:荊川嘗論韓非子《八奸》篇,謂是一面照妖鏡,余於老泉此論亦云。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佑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已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
清·儲欣《評註蘇老泉集》卷三:“不近人情”四字,遂為道學正傳,其不近人情愈甚,則其為道學愈大矣。余讀《論語》《家語》諸書,夫子生平無一不近人情之事,無一不近人情之言,而後之號為顏、孟復出,且駕顏、孟而上之者,若此何也?
清·徐乾學《古文淵鑒正集》卷四十七:識見明到要從學問中得來,非億中也。晦菴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彼遇神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兵革財利為先務,引用奸邪,排擯忠良,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禍亂極矣。”
清·吳楚材《古文觀止》卷十:介甫名始盛時,老蘇作《辨奸論》,譏其不近人情。厥後新法煩奇,流毒寰宇,見微知著,可謂千古觀人之法。
清·王應鯨《唐宋八大家公暇錄》卷四:不近人情,敗壞天下,非明眼人,未易覷破。(儲同人語) “見微知著”四字,是一篇主腦。即辨字的本領,從荊公之不近人情上,料其為奸,必亂天下,正老泉之見微知著處。而所以能先知,則原於一靜,蓋靜則靈,明自然之理,非億中也。
清·林雲銘古文析義》卷十四:老泉料荊公止在不近人情處看出,以豎刁、易牙、開方為比,要知此三人之不近情止是圖利,而荊公卻是圖名。原其始,亦非以禍人為心者,但以自許太過,而新法試行於鄞邑,又頗有效,以故執持愈堅,不知天下非一邑可概,且奉行之人,又未必人人如我。蓋緣平日未嘗向人情物理上細心體貼,以致如此,便是不近人情的流弊。豎刁輩是甘為真小人,猶盜賊手挾刀劍戮殺人者,荊公是要作偽君子,猶庸醫苦泥方書,藥殺人者。不可謂盜賊是殺,庸醫非殺也。奸慝之名,宜不能免,文中推見至隱,憂時之意,直與洛陽聞鵑同調,其先幾特識,更堪雙絕千古矣。但篇末“巨盧”二字,余向疑無所考據,較諸善本皆同。或雲犬之大者,夫犬何以有衣?果爾,則當云:衣巨盧之皮也。且下句用“犬彘”矣,上句復用田犬,豈不重複。一日偶讀朱晦菴《宋名臣言行錄》,內載:“衣臣虜之衣。” “臣虜”二字出秦文,對“犬彘”何等精切!然後知“巨盧”乃字之訛也。凡經朱夫子手定之書,必無差錯。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六十三:虛拈辨字領局,其神直注信而用之者。援揣比例,情詞危切,而寄意尤在起結間。神情遙照,以警夫傾信而誤用者。

作者簡介

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號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宋仁宗嘉祐初年與蘇軾、蘇轍同到京師,為歐陽修韓琦所稱重,薦之於朝廷,任秘書省校書郎、文安縣主簿等職,留京參與編撰《太常因革禮》,書成而卒,追贈光祿寺丞。蘇洵的文章深受《孟子》《戰國策》的影響,長於策論,其政論、史論辭風穎銳,行文簡潔而有情致,有《嘉祐集》。
邵伯溫(1057年—1134年),河南洛陽人,字子文,邵雍之子。元祐二年(1087年),以經行薦,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紹聖中,監永興軍鑄錢監。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乃上書累數千言,請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等。歷任知陝州靈寶縣、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知果州、提點成都路刑獄等職。南宋初,除利路轉運副使。後奉祠,提舉太平觀而卒。著有《易辨惑》《邵氏聞見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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