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轉折中國1976-1982
-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 頁數：372頁
- 開本：16
- 品牌：人民出版社發行部
- 作者：謝春濤
-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010074771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
內容簡介
《轉折中國1976-1982》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剛發表時，鄧小平並沒有注意，後來得知有人對這篇文章反對得很厲害，才找來看了看。之後，很快就明確表示了支持。
恢復高考的訊息傳遍全國後，圖書館、新華書店人頭攢動，成為最擁擠、最熱鬧的地方。蒙滿了塵土的舊課本，一時間洛陽紙貴。社會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輔導班、補習班。然而，就在很多緊張複習的同時，也有人心有餘悸，他們擔心難以通過政審，再一次被大學拒之門外。
針對“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胡耀邦遵照黨一貫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兩個不管”，即：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過來。
1976-1982年，是中國終結“文革”走向改革的重要歷史轉折時期。這一時期黨和國家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給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重大決策越來越顯示出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剛發表時，鄧小平並沒有注意，後來得知有人對這篇文章反對得很厲害，才找來看了看。之後，很快就明確表示了支持。
恢復高考的訊息傳遍全國後，圖書館、新華書店人頭攢動，成為最擁擠、最熱鬧的地方。蒙滿了塵土的舊課本，一時間洛陽紙貴。社會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輔導班、補習班。然而，就在很多緊張複習的同時，也有人心有餘悸，他們擔心難以通過政審，再一次被大學拒之門外。
針對“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胡耀邦遵照黨一貫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兩個不管”，即：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過來。
1976-1982年，是中國終結“文革”走向改革的重要歷史轉折時期。這一時期黨和國家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給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重大決策越來越顯示出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圖書目錄
一、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兩個凡是”方針的提出和推行
鄧小平等的抵制和鬥爭
“特約評論員”文章的發表
堅定和有力的支持
討論的全面展開
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
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轉折
中央工作會議突破原定的議題
關於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的討論
改革開放和民主法制建設的呼聲
鄧小平的“主題報告”
偉大歷史轉折的實現
三、平反冤假錯案和各項社會關係的調整
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艱難起步
胡耀邦針對“兩個凡是”的“兩個不管”
“六十一人案”和天安門事件的平反
平反冤假錯案的大規模進行
“文革”前歷史冤案的清理
四、民主法制建設的恢復和加強
國家正常領導體制的恢復和重建
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初步開展
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第四部憲法的制定
政治體制改革的起步
五、“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提出和貫徹
“文革”後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面
恢復和發展經濟的種種努力
調整經濟的重大決策
調整和建設的成就
六、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興起
當代農民的偉大創造
萬里支持鳳陽大包乾
農村政策的開始調整
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推行
城市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
財政和商業體制的改革
七、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的建立
歷史轉折時期面臨的新抉擇
決定開放與試辦經濟特區
四個經濟特區的崛起
初上國際經濟合作舞台
八、國際戰略的調整和對外關係的發展
取得突破的中美和中日關係
中美建交與鄧小平訪美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
中蘇關係的初步改善
國際戰略的重大調整
九、“一國兩制”構想與祖國統一大業的推進
毛澤東等領導人實現國家統一的努力
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提上日程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初步會談
“一國兩制”的內涵及理論貢獻
十、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和文教科技事業的發展
“科學的春天”
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
文藝事業恢復生機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十一、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和加強黨的建設的努力
揭批“四人幫”對黨的建設的破壞
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良好開端
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
黨規黨法的制定和實施
黨的建設指導方針的提出和確定
十二、新時期軍隊建設方針的提出和貫徹
1975年的初步整頓
軍隊建設的撥亂反正
新時期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確立
十三、統一戰線工作的恢復和加強
再度重視統戰工作
調動原工商業者的積極性
僑務政策的調整與落實
民族宗教工作走上正軌
十四、《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
《決議》形成的兩個階段
對歷史問題的科學評價
社會主義建設基本經驗的總結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兩個凡是”方針的提出和推行
鄧小平等的抵制和鬥爭
“特約評論員”文章的發表
堅定和有力的支持
討論的全面展開
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
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轉折
中央工作會議突破原定的議題
關於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的討論
改革開放和民主法制建設的呼聲
鄧小平的“主題報告”
偉大歷史轉折的實現
三、平反冤假錯案和各項社會關係的調整
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艱難起步
胡耀邦針對“兩個凡是”的“兩個不管”
“六十一人案”和天安門事件的平反
平反冤假錯案的大規模進行
“文革”前歷史冤案的清理
四、民主法制建設的恢復和加強
國家正常領導體制的恢復和重建
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初步開展
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第四部憲法的制定
政治體制改革的起步
五、“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提出和貫徹
“文革”後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面
恢復和發展經濟的種種努力
調整經濟的重大決策
調整和建設的成就
六、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興起
當代農民的偉大創造
萬里支持鳳陽大包乾
農村政策的開始調整
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推行
城市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
財政和商業體制的改革
七、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的建立
歷史轉折時期面臨的新抉擇
決定開放與試辦經濟特區
四個經濟特區的崛起
初上國際經濟合作舞台
八、國際戰略的調整和對外關係的發展
取得突破的中美和中日關係
中美建交與鄧小平訪美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
中蘇關係的初步改善
國際戰略的重大調整
九、“一國兩制”構想與祖國統一大業的推進
毛澤東等領導人實現國家統一的努力
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提上日程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初步會談
“一國兩制”的內涵及理論貢獻
十、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和文教科技事業的發展
“科學的春天”
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
文藝事業恢復生機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十一、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和加強黨的建設的努力
揭批“四人幫”對黨的建設的破壞
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良好開端
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
黨規黨法的制定和實施
黨的建設指導方針的提出和確定
十二、新時期軍隊建設方針的提出和貫徹
1975年的初步整頓
軍隊建設的撥亂反正
新時期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確立
十三、統一戰線工作的恢復和加強
再度重視統戰工作
調動原工商業者的積極性
僑務政策的調整與落實
民族宗教工作走上正軌
十四、《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
《決議》形成的兩個階段
對歷史問題的科學評價
社會主義建設基本經驗的總結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文摘
一、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兩個凡是”方針的提出和推行
1976年10月，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從而結束了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粉碎“四人幫”後，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急切盼望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生活秩序。中共中央順應民心，採取了許多結束混亂局面的措施，包括揭批和清查“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奪回被他們篡奪的各項權力；堅決制止部分地區的武鬥，創造安定的政治局面；整頓生產秩序，恢復和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等。這一切，使黨和國家的工作出現了新的氣象。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華國鋒等領導人對黨和國家工作的領導，與廣大人民民眾的願望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距離。這主要表現在廣大人民民眾希望儘快為天安門事件等重大歷史冤案平反，儘快恢復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和廣大老幹部的工作，而華國鋒等領導人卻因為對這些案件和領導人的處理是毛澤東生前所決定的，遲遲不給予平反和改正。他們沒有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沒有認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關係，不能夠正確解決既要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這一難題，以為既然要繼承毛澤東思想，就不能否定和改正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和決定。出於這樣一種認識，在粉碎“四人幫”後的很長時間內，華國鋒等領導人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延續著“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毛澤東晚年的一些重要錯誤。
早在1976年10月26日，粉碎“四人幫”僅僅半個月後，華國鋒就針對廣大於部民眾關於鄧小平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要求提出：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的路線；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
11月18日，汪東興在全國宣傳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主張繼續放映以批鄧為主題的電影《決裂》等。他堅持說這都是毛主席講過的，批示過的，不會錯。
11月30日，當時的北京市委主要領導在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說：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甚至還說：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
1977年1月8日前後，在廣大幹部民眾自發舉行的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活動中，出現了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呼聲，引起了華國鋒等領導人的不滿。汪東興不準《人民日報》多發紀念周恩來的文章，批評《人民日報》的社論稿稱周恩來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違反了毛主席審查過的悼詞，是要把中央撇開。他還說：定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事件是誰說的呀？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的嘛！你們要翻案，翻誰呀！翻毛主席嘛！
在華國鋒1月21日的一個講話草稿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一段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制止，不能容忍”。
稍後，上述思想又被寫進了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名義發表的社論里。經華國鋒批准於2月7日發表的題為《學好檔案抓住綱》的這篇社論，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從而提出“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
同年3月10日至2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是全面貫徹“兩個凡是”方針的一次會議。在會前起草會議檔案時，葉劍英曾向華國鋒提出，要把對鄧小平的提法寫得好一點，以利於他快一點出來工作；天安門事件是個冤案，必須平反。但這些意見未被接受。華國鋒在會上發表的長篇講話，仍然把天安門事件說成是反革命事件，說有少數人貼大字報，發表演說，把民眾的注意力引到天安門事件問題上來，這種做法是完全錯誤的。還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這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和其他反革命勢力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任何藉口。他還在會上強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
“兩個凡是”方針的提出和推行，嚴重妨礙著平反冤假錯案和恢復老幹部工作，妨礙著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歷史進程。對於“兩個凡是”方針的實質，鄧小平在1980年6月27日指出：“‘兩個凡是’的觀點就是想原封不動地把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思想堅持下去。”
鄧小平等的抵制和鬥爭
刊有“兩個凡是”方針的《學好檔案抓住綱》社論發表後，受到了廣大幹部民眾的廣泛批評。事先並不知情的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耿飈尖銳地指出：“登這篇文章，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去辦，什麼事情也辦不成了。”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不顧壓力，力爭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的工作。陳雲在3月13日的書面發言中表明了自己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民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志逝世後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於混在民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關於恢復鄧小平工作的問題，他明確指出：“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王震也在會上發言指出：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所以“四人幫”千方百計地、卑鄙地陷害他。現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切希望鄧小平早日出來參加領導工作。天安門事件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是全國人民階級覺悟和路線鬥爭的覺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現。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
陳雲和王震的發言受到壓制，沒有能夠在會議簡報上登出，但很快流傳開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
在廣大幹部和民眾的壓力下，華國鋒不得不表示要在適當時機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並說民眾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他讓人與鄧小平談話，提出恢復鄧小平工作的條件是要鄧小平寫個檔案，寫明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4月7日，鄧小平對一位中央負責人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我出不出來沒有關係，但是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4月10日，鄧小平給中共中央寫信，明確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5月24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兩位同志的談話中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民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史達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7月10日至21日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在會上的講話中，鄧小平表明了自己對出來工作的態度。他說：“坦率地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就不能夠有私心雜念，就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應該老老實實地履行黨員的責任，聽從黨的安排。”
鄧小平還進一步闡述了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指出：“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報告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提出要調動黨內外、國內外的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在20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但是，報告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反而肯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踐。鄧小平則在大會閉幕詞中強調要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民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等優良傳統和作風。
在反對“兩個凡是”方面，鄧小平首先推倒的是過去長時期以來對知識分子和“文革”前17年教育工作的錯誤估計。8月8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面是紅線。”“如果對十七年不作這樣的估計，就無法解釋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關於對知識分子的估計，他說：“我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反對社會主義的是極少數，對社會主義不那么熱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1977年9月19日，在同教育部主要負責人談話時，鄧小平還針對對知識分子和教育工作作出錯誤估計的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明確指出：“《紀要》是毛澤東同志畫了圈的。毛澤東同志畫了圈，不等於說裡面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系。”鄧小平的上述言論，推倒了壓在廣大知識分子頭上的兩座大山，也打開了“兩個凡是”的一道缺口。
在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方針的同時，聶榮臻、徐向前、張鼎丞、陳雲等人也公開發表文章，強調了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重要性。聶榮臻在9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題為《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一文中指出，我們學習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實質，學習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基本原理當做行動指南。堅決反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些詞句當做脫離時間、地點和條件的教條。9月19日，徐向前在《人民日報》發表《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指出，我們決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樣，不管路線是非，誰的權力大就跟誰跑。9月20日，張鼎丞在《人民日報》發表《整風在延安中央黨校》，提出分清是非的標準是以客觀實踐的效果為標準，而不以自己主觀的片面的框框亂套，順我者是，逆我者非，自己說了算。9月28日，陳雲在《人民日報》發表《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批評一些領導機關和黨員幹部缺乏根據實際情況解決具體問題的實事求是精神，報刊上有些文章還是不懂得區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字句和實質，用它作為分析具體問題的指南。上述文章，在實際上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
10月，中共中央黨校復校開學。葉劍英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談到理論要密切聯繫實際時指出：“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麼理論！決不能把理論同空談、吹牛甚至撒謊混為一談”。此後，根據中央的要求，在主持工作的副校長鬍耀邦的領導下，中央黨校組織力量對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史，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史進行研究。胡耀邦提出了研究應遵循的兩條原則：一是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二是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根據這兩條原則編寫出來的《關於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干問題》，於1978年春天印發學員閱讀、討論。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800多名中高級幹部在討論中思想活躍，觸及了“文化大革命”歷史中一些重大的是非問題。儘管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出統一的正確結論，但通過討論，用實踐標準來檢驗路線是非、檢驗真理的觀念，對學員們，並通過他們對更大的範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為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興起作了思想準備。
“特約評論員”文章的發表
堅持和反對“兩個凡是”雙方的分歧，實質上是思想路線的分歧，焦點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用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還是以領袖的指示言論為標準，以此來剪裁豐富的社會實踐。歷史的發展，已經提出了弘揚作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的實踐標準的要求。
從1977年下半年開始，少數思想比較活躍的理論工作者逐漸提出了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思想。8月25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的《理論工作者必須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一文，批評了一些人錯誤的是非標準，說“他們對待是非，不是以客觀實際為準，而是以‘小道訊息’為準，以某些‘權威’的意見為準，以報紙刊物上的提法為準。一句話，以‘風’為準”。12月25日，《理論動態》發表的邵華澤的《文風和認識路線》一文，明確提出“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檢驗工作好壞、水平高低的標準是看實踐”。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張德成的《標準只有一個》一文，強調“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社會實踐”。並說，馬克思主義是真理，但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如果把理論也當做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就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了。但是，由於針對性不強，分量不夠，上述文章沒有引起大的反響。
1978年4月，剛剛從中央黨校畢業、新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楊西光，在《光明日報》哲學專刊第77期大樣上看到了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的文章。他意識到了這篇文章的重要性，當即決定從哲學專刊上撤下來，組織力量修改，加強現實針對性，放到第一版發表。恰在此時，文章作者、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到北京開會，便利用在北京的時間作了修改。與此同時，楊西光得知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同志正在寫作同一主題的文章，就請他們幫助修改，並要求文章先在《理論動態》刊出，再作為《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公開發表。4月下旬，胡福明修改後的校樣送到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研究組組長孫長江根據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的意見，將胡福明的文章和他本人此前已經寫好的同一主題的文章“捏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稿子，文章的題目也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間，吳江、楊西光等人也參與了文章的修改，最後，由胡耀邦審定。
“兩個凡是”方針的提出和推行
1976年10月，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從而結束了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粉碎“四人幫”後，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急切盼望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生活秩序。中共中央順應民心，採取了許多結束混亂局面的措施，包括揭批和清查“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奪回被他們篡奪的各項權力；堅決制止部分地區的武鬥，創造安定的政治局面；整頓生產秩序，恢復和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等。這一切，使黨和國家的工作出現了新的氣象。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華國鋒等領導人對黨和國家工作的領導，與廣大人民民眾的願望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距離。這主要表現在廣大人民民眾希望儘快為天安門事件等重大歷史冤案平反，儘快恢復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和廣大老幹部的工作，而華國鋒等領導人卻因為對這些案件和領導人的處理是毛澤東生前所決定的，遲遲不給予平反和改正。他們沒有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沒有認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關係，不能夠正確解決既要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這一難題，以為既然要繼承毛澤東思想，就不能否定和改正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和決定。出於這樣一種認識，在粉碎“四人幫”後的很長時間內，華國鋒等領導人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延續著“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毛澤東晚年的一些重要錯誤。
早在1976年10月26日，粉碎“四人幫”僅僅半個月後，華國鋒就針對廣大於部民眾關於鄧小平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要求提出：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的路線；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
11月18日，汪東興在全國宣傳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主張繼續放映以批鄧為主題的電影《決裂》等。他堅持說這都是毛主席講過的，批示過的，不會錯。
11月30日，當時的北京市委主要領導在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說：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甚至還說：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
1977年1月8日前後，在廣大幹部民眾自發舉行的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活動中，出現了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呼聲，引起了華國鋒等領導人的不滿。汪東興不準《人民日報》多發紀念周恩來的文章，批評《人民日報》的社論稿稱周恩來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違反了毛主席審查過的悼詞，是要把中央撇開。他還說：定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事件是誰說的呀？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的嘛！你們要翻案，翻誰呀！翻毛主席嘛！
在華國鋒1月21日的一個講話草稿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一段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制止，不能容忍”。
稍後，上述思想又被寫進了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名義發表的社論里。經華國鋒批准於2月7日發表的題為《學好檔案抓住綱》的這篇社論，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從而提出“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
同年3月10日至2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是全面貫徹“兩個凡是”方針的一次會議。在會前起草會議檔案時，葉劍英曾向華國鋒提出，要把對鄧小平的提法寫得好一點，以利於他快一點出來工作；天安門事件是個冤案，必須平反。但這些意見未被接受。華國鋒在會上發表的長篇講話，仍然把天安門事件說成是反革命事件，說有少數人貼大字報，發表演說，把民眾的注意力引到天安門事件問題上來，這種做法是完全錯誤的。還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這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和其他反革命勢力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任何藉口。他還在會上強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
“兩個凡是”方針的提出和推行，嚴重妨礙著平反冤假錯案和恢復老幹部工作，妨礙著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歷史進程。對於“兩個凡是”方針的實質，鄧小平在1980年6月27日指出：“‘兩個凡是’的觀點就是想原封不動地把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思想堅持下去。”
鄧小平等的抵制和鬥爭
刊有“兩個凡是”方針的《學好檔案抓住綱》社論發表後，受到了廣大幹部民眾的廣泛批評。事先並不知情的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耿飈尖銳地指出：“登這篇文章，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去辦，什麼事情也辦不成了。”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不顧壓力，力爭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的工作。陳雲在3月13日的書面發言中表明了自己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民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志逝世後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於混在民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關於恢復鄧小平工作的問題，他明確指出：“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王震也在會上發言指出：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所以“四人幫”千方百計地、卑鄙地陷害他。現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切希望鄧小平早日出來參加領導工作。天安門事件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是全國人民階級覺悟和路線鬥爭的覺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現。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
陳雲和王震的發言受到壓制，沒有能夠在會議簡報上登出，但很快流傳開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
在廣大幹部和民眾的壓力下，華國鋒不得不表示要在適當時機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並說民眾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他讓人與鄧小平談話，提出恢復鄧小平工作的條件是要鄧小平寫個檔案，寫明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4月7日，鄧小平對一位中央負責人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我出不出來沒有關係，但是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4月10日，鄧小平給中共中央寫信，明確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5月24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兩位同志的談話中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民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史達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7月10日至21日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在會上的講話中，鄧小平表明了自己對出來工作的態度。他說：“坦率地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就不能夠有私心雜念，就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應該老老實實地履行黨員的責任，聽從黨的安排。”
鄧小平還進一步闡述了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指出：“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報告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提出要調動黨內外、國內外的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在20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但是，報告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反而肯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踐。鄧小平則在大會閉幕詞中強調要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民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等優良傳統和作風。
在反對“兩個凡是”方面，鄧小平首先推倒的是過去長時期以來對知識分子和“文革”前17年教育工作的錯誤估計。8月8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面是紅線。”“如果對十七年不作這樣的估計，就無法解釋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關於對知識分子的估計，他說：“我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反對社會主義的是極少數，對社會主義不那么熱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1977年9月19日，在同教育部主要負責人談話時，鄧小平還針對對知識分子和教育工作作出錯誤估計的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明確指出：“《紀要》是毛澤東同志畫了圈的。毛澤東同志畫了圈，不等於說裡面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系。”鄧小平的上述言論，推倒了壓在廣大知識分子頭上的兩座大山，也打開了“兩個凡是”的一道缺口。
在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方針的同時，聶榮臻、徐向前、張鼎丞、陳雲等人也公開發表文章，強調了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重要性。聶榮臻在9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題為《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一文中指出，我們學習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實質，學習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基本原理當做行動指南。堅決反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些詞句當做脫離時間、地點和條件的教條。9月19日，徐向前在《人民日報》發表《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指出，我們決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樣，不管路線是非，誰的權力大就跟誰跑。9月20日，張鼎丞在《人民日報》發表《整風在延安中央黨校》，提出分清是非的標準是以客觀實踐的效果為標準，而不以自己主觀的片面的框框亂套，順我者是，逆我者非，自己說了算。9月28日，陳雲在《人民日報》發表《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批評一些領導機關和黨員幹部缺乏根據實際情況解決具體問題的實事求是精神，報刊上有些文章還是不懂得區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字句和實質，用它作為分析具體問題的指南。上述文章，在實際上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
10月，中共中央黨校復校開學。葉劍英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談到理論要密切聯繫實際時指出：“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麼理論！決不能把理論同空談、吹牛甚至撒謊混為一談”。此後，根據中央的要求，在主持工作的副校長鬍耀邦的領導下，中央黨校組織力量對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史，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史進行研究。胡耀邦提出了研究應遵循的兩條原則：一是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二是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根據這兩條原則編寫出來的《關於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干問題》，於1978年春天印發學員閱讀、討論。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800多名中高級幹部在討論中思想活躍，觸及了“文化大革命”歷史中一些重大的是非問題。儘管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出統一的正確結論，但通過討論，用實踐標準來檢驗路線是非、檢驗真理的觀念，對學員們，並通過他們對更大的範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為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興起作了思想準備。
“特約評論員”文章的發表
堅持和反對“兩個凡是”雙方的分歧，實質上是思想路線的分歧，焦點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用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還是以領袖的指示言論為標準，以此來剪裁豐富的社會實踐。歷史的發展，已經提出了弘揚作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的實踐標準的要求。
從1977年下半年開始，少數思想比較活躍的理論工作者逐漸提出了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思想。8月25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的《理論工作者必須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一文，批評了一些人錯誤的是非標準，說“他們對待是非，不是以客觀實際為準，而是以‘小道訊息’為準，以某些‘權威’的意見為準，以報紙刊物上的提法為準。一句話，以‘風’為準”。12月25日，《理論動態》發表的邵華澤的《文風和認識路線》一文，明確提出“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檢驗工作好壞、水平高低的標準是看實踐”。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張德成的《標準只有一個》一文，強調“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社會實踐”。並說，馬克思主義是真理，但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如果把理論也當做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就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了。但是，由於針對性不強，分量不夠，上述文章沒有引起大的反響。
1978年4月，剛剛從中央黨校畢業、新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楊西光，在《光明日報》哲學專刊第77期大樣上看到了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的文章。他意識到了這篇文章的重要性，當即決定從哲學專刊上撤下來，組織力量修改，加強現實針對性，放到第一版發表。恰在此時，文章作者、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到北京開會，便利用在北京的時間作了修改。與此同時，楊西光得知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同志正在寫作同一主題的文章，就請他們幫助修改，並要求文章先在《理論動態》刊出，再作為《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公開發表。4月下旬，胡福明修改後的校樣送到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研究組組長孫長江根據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的意見，將胡福明的文章和他本人此前已經寫好的同一主題的文章“捏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稿子，文章的題目也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間，吳江、楊西光等人也參與了文章的修改，最後，由胡耀邦審定。
後記
1976-1982年，是中國終結“文革”走向改革的重要歷史轉折時期。這一時期黨和國家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給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重大決策越來越顯示出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本書力求從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經濟建設方針、國際戰略和對外關係、軍隊和國防建設、統一戰線工作、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文教和科技事業、對外開放、國家統一等方面，儘可能全面地反映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82年9月召開中共十二大這一轉折時期波瀾壯闊的歷史，展現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災難中走出，開闢在改革開放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所作出的艱辛努力。
本書是中共中央黨校校級科研課題“十一屆三中全會與偉大歷史轉折”的研究成果。課題由中共黨史教研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教研室承擔，謝春濤主持。具體編寫分工是：謝春濤：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轉折；王海光：平反冤假錯案和各項社會關係的調整，民主法制建設的恢復和加強；蓋軍：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興起；許劍波：“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提出和貫徹，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和文教科技事業的發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恢復和加強；柳建輝：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的建立，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和加強黨的建設的努力。
本書力求從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經濟建設方針、國際戰略和對外關係、軍隊和國防建設、統一戰線工作、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文教和科技事業、對外開放、國家統一等方面，儘可能全面地反映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82年9月召開中共十二大這一轉折時期波瀾壯闊的歷史，展現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災難中走出，開闢在改革開放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所作出的艱辛努力。
本書是中共中央黨校校級科研課題“十一屆三中全會與偉大歷史轉折”的研究成果。課題由中共黨史教研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教研室承擔，謝春濤主持。具體編寫分工是：謝春濤：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轉折；王海光：平反冤假錯案和各項社會關係的調整，民主法制建設的恢復和加強；蓋軍：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興起；許劍波：“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提出和貫徹，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和文教科技事業的發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恢復和加強；柳建輝：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的建立，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和加強黨的建設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