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醫千年

越醫千年

越醫千年,紹興中醫藥創造了無數個傳奇:研製了世界上第一個非處方藥,制定了第一部格式化的新醫案,誕生了最早期的中西醫匯講沙龍,創立了獨樹一幟的紹派傷冷。是御醫主產區,也是醫書高產地——《景岳全書》、《中國醫學大成》、《珍本醫書集成》等煌煌巨著為中國醫藥文化寫了上濃彩重墨的一筆……而所有這些傳奇的創造者,也被人們賦予了一個共同的名字——越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越醫千年
  • 類型:紹興中醫藥
  • 地區:吳越春秋時代越國
  • 作品:《景岳全書》、《中國醫學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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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你知道嗎,長壽詩人陸游是一個備受歡迎的“赤腳醫生”,文壇奇才徐渭兼曉醫術,並寫下了醫書《素問注》,而魯迅不但一生為一家老小求問中醫藥,而且還親自收輯驗方。然而,由於他們文名太大而掩蓋了醫名,很少有人知道他們在妙筆生輝之外,還有妙手回春的一面。
這就是有著“士比鯽魚多”美譽的紹興,燦爛得令人眩目的歷史文化遮蔽了其醫藥方面的輝煌。事實上,在水鄉、橋鄉、酒鄉、名士鄉等林林總總的桂冠之外,紹興完全可以當之無愧地加上一個稱號--名醫之鄉。
“不為良相,則為良醫”,這是古來許多讀書人的普遍理想。在紹興這片浸淫著耕讀之家傳統的土地上,不但盛產文人墨客、高官師爺,也盛產名醫良方,並形成了鮮明的越醫文化。資料表明,《中國醫學百科全書·醫學史》記載的古今107位中西醫名家中,紹興籍醫家就有10人;國家“十五”規劃重點圖書民國名醫精華項目中所選的13位醫家的21種圖書中,紹興醫家撰寫的醫籍就占了7種。可以說,越醫文化是古越文化的重要一脈,並在我國燦爛的中醫藥文化中獨樹一幟,一脈流芳。

越醫溯源

紹興古稱越,是吳越春秋時代越國的都城,歷經兩千多年而城址未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深厚、發達的越醫文化一路呵護、滋潤、福佑。
《史記·貨殖列傳》說:“江南卑濕,丈夫早夭。”江南水鄉,日照水蒸,潮濕溫熱,疫病叢生。古時的紹興被稱為南蠻之地,並不是像現在這樣人人嚮往的宜居之地。
哪裡有病魔的壓迫,哪裡就有醫藥的反抗。越醫正是在和惡劣的自然環境鬥爭中屢敗屢戰,愈挫愈勇,蔚成一脈。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越人求醫問藥的記載。《吳越春秋》卷十載,越王句踐為鼓舞士氣,對士兵說:“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以醫藥,給與糜粥,與之同食。”可見當時就有越醫活躍的身影。
迄今尚存的“禹餘糧”、“採藥徑”等,依稀可見當時求醫問藥的履痕。
古越砭石、唐代瓷枕……紹興博物館存列的這些出土文物,則明確見證著那個時代的“醫療生產力”。
學而優則仕,學而“良”則醫。古時,儒醫釋道本是一家,所以古越歷史上的一些名流大腕,往往也是杏林名家:魏伯陽撰《周易參同契》,首創氣功養生學;王充撰《養生》十六篇,其“養氣”、“愛精”、“避邪”等說,一直影響至今;陸游“少時好方藥”,中年研究養生之術,晚年更親自行醫鄉里,並作詩曰:“驢肩每帶藥囊行,村巷歡欣夾道迎。共說向來曾活我,生兒多以陸為名。”可見其對自己的醫術是頗為自得的。文壇奇才徐渭原是一個老病號,久病成醫,對醫藥也頗有研究,曾留下了醫書《素問注》。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曾赴東瀛學醫的魯迅對中醫藥似乎頗多不恭,曾在《父親的病》一文中對中醫做過辛辣嘲諷。其實魯迅鞭笞的是中醫的謬誤之處,他一生對中醫甚為篤信,無論是呵護家人還是為自己治病,多問中醫藥,他認為“行之有效,即是科學”,曾與人收輯藥方並一一驗證,留下了有效方劑五十首。
越醫真正自立門戶、形成品牌源始於南宋。南宋建都臨安(現杭州),當時河南汴梁(現開封)陷為金國,一批太醫院御醫陸續南渡來到臨安、紹興。從此代代相傳,原來一些宮庭秘錄、驗方也就慢慢流傳到民間,這從越醫名家張景岳、何廉臣、胡寶書等人的許多習用方藥中可以看出和南宋宮方的淵源。
自此,皇家醫藥的權威性和紹興民間草根醫藥的創新性合二為一,終於洶湧澎湃成為中華醫藥文化的重要一脈,奔騰不止,生生不息。

越醫傳奇

一個流派的形成,一個品牌的崛起,不外乎兩大標誌:一是出人,二是出書。正是三朝御醫戴思恭、一代宗師張景岳、紹派傷寒奠基人俞根初以及《景岳全書》、《通俗傷寒論》為代表的名家和巨著,支撐起了千年越醫品牌。
三朝御醫戴思恭
明朝的戴思恭是所有從醫者的驕傲,作為三朝御醫,他有一項特權:遇到天氣不好的日子,可以不用上班。當時管這叫做“風雨免朝”;見了皇帝,可以不下跪,叫做“朝見免跪拜”。這是那些老資格的文官武將也不敢想像的特權。醫生做到這份上,也真是夠牛的了。
戴思恭牛在有真本事,有例為證:一次,皇后得異疾,舌出不能收,戴氏應召敷以消風散,立愈。這樣的傳奇多了,真是不牛也難。
戴氏在理論上也頗有建樹。他在學術上繼承了丹溪學派“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觀點,並有所發揮,提出“陽易亢,血易虧”氣血盛衰理論,強調顧護胃氣,辨證精到,施治圓活。著有《證治要決》、《推求師意》、《本草摘要》等,被譽為“國朝之聖醫”,名震朝野。
三品正教傅懋光
也是明朝,也是一個紹籍御醫,名傅懋光。傅是一個自學成才的典型,少時為生活所迫走上了學醫之路。當時東北一帶流行時疫,傅制方救人,“所活甚眾”而“不取其利”,一時醫譽大震。返回京師後,又遇時疫,傅再展身手,並一舉打進宮庭。
正應了“機會屬於有準備之人”的名言。明萬曆四十五年,朝鮮國派遣內醫院御醫就醫藥學有關問題就質於明太醫院,明朝庭對此甚為關注。經過調查發現,傅氏曾任太醫院教習官,又在東北一帶治過疫疾,學驗俱豐,遂被任命為正教。傅懋光主持講學期間,和朝鮮醫官一問一答,對答如流,並留下了答辯紀要《醫學疑問》,為天朝掙足了面子,創造了中醫藥中外交流的一個成功範例,同時,他自己也官升一級。
傅氏的鴻運遠沒有結束。後來因多次為皇上治病有功,接連封官晉級,直至“正三品”。傅氏用自己堅實的足跡,丈量了在那個時代“一個醫官能走多遠”的里程。
一代宗師張景岳
張景岳無論于越醫還是於整箇中醫史,都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也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高峰。
二十多年前,浙江醫界就成立了張景岳研究會。浙江中醫藥大學副校長連建偉教授說:“張景岳與其《景岳全書》,論其整體性,全面性,辨證性,至今無人能超越。四百年前的《景岳全書》,現在還是中醫藥大學的教科書。”
張景岳軍人出身,足智多謀,用兵不拘一格,這一點也影響到他的醫藥觀。在長期的實踐中,結合研究《內經》,針對傳統的中醫觀點“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他大膽地提出“陽非有餘,真陰不足”等理論,提倡溫補之說。這是中醫藥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舉。
張景岳在制方用藥方面也頗有特色。他認為“用藥如用兵”,創八陣之說,自製新方,屢見奇效。其中如左歸丸、右歸丸、濟川煎、玉女煎、兩儀膏等著名方劑,至今仍為臨床醫生喜用。
張景岳主張對症下藥,靈活用方。一日,有一小孩誤將鐵釘吞入喉中,劇痛難忍,命在旦夕。他用活磁石一錢,朴硝二錢,並研為末,令以熬熟豬油加蜜和調藥末,囑小兒服之。豎日,小兒解下一物,藥護其外,釘在其中,苦痛立失。
此雖為牛刀小試,但由此可見張氏圓活施治的縮影。他總結道:硝非磁石不能使藥附釘,磁石非硝不能逐釘速出,非油無以潤,非蜜未必吞。四藥相輔相成,共同為力也。張景岳選方用藥之靈活,由此可見一斑。
張景岳是醫界知行合一的典範,他精通《易經》,主張醫易同源,先後用30年時間編成《類經》,對《內經》分門別類,詳加注釋。晚年將其畢生臨證經驗進行系統總結,著成《景岳全書》,終成一代宗師。

越醫流派

江河不棄涓流。越醫在漫長的求索過程中,形成了幾大不同凡響的流派,其中紹派傷寒是越醫不朽的代表作。
紹派傷寒徑以紹興命名,緣於其因地制宜的地方性,獨樹一幟的創新性,以及前赴後繼的可持續性。它以俞根初首創《通俗傷寒論》而得名,以胡寶書等人的靈活推廣運用而崛起,以何廉臣等人的發展完善而勃興。如果說中醫藥文化是一座連綿起伏的山脈,那么紹派傷寒則是其中一座卓然獨立的奇峰。
俞根初是紹派傷寒的創始人
俞根初世居山陰陶里,行醫近半個世紀,擅傷寒時症,日診百數人,大名鼎鼎,婦孺皆知。他憑著勤奮、務實、謙遜的精神治學、實踐,持之以恆,撰成《通俗傷寒論》,紹派傷寒因此發端。
俞根初勤於讀書,博採眾長但並不泥古,同時更看重臨證實務經驗。何秀山評俞根初:“其學術手法,皆從病人實地練習、熟驗而得,不拘於方書也,一在於其經驗耳。”俞根初自己也說:“熟讀王叔和,不如臨證多,非謂臨證多者不必讀書也,亦謂臨證多者乃為讀書耳。”
如果說俞根初是紹派傷寒的奠基者,那么稍後的胡寶書則是一個勤奮的實踐者、賣力的推廣者和機靈的發揮者。
胡氏是醫學世家,胡寶書7歲起即隨家人學醫,年未及冠,就已能代祖應診,可謂神童。他精研經典及諸家之說,結合自身實踐,提出了“豎讀傷寒,橫看溫病”的理論,辨證重濕,施治主化,用藥輕清,制方透靈,治病以樸實、穩健見長,豐富了紹派傷寒的學術思想。
作為一個以臨床見長的實踐家,胡醫聲名遠揚,廣受患者追捧,日診百數人,高時多達三百人。為此,他世居的昌安門外菖蒲漊輒見舟楫塞港,車馬堵道,鎮上隨之而開設的藥鋪達7家之多,水果攤、雜貨攤亦因之雲集,小小菖蒲漊儼然成了熱鬧的集鎮。由於就診者多以船來,船多時無法靠岸,胡寶書發明了就船應診法:即令眾船有序排列,胡下船連續診治,上岸後一一處方分發與人,分毫不差。儼然一所“水上醫院”,蔚為水鄉一景。
紹派傷寒有明顯的地方性,與一般中醫流派有所不同,其前後醫家無明顯的師承關係,這在中醫史上是一個特例。當然紹派傷寒並不是異想天開,空穴來風。事實上,紹派傷寒更多的是俞根初、胡寶書們從每日百數個病人的臨證實踐中摸索出來的。可以說,紹派傷寒是實踐的產物,是因地制宜的產物,是實事求是的產物。
後人如是評價紹派傷寒——
一、紹派傷寒的形成標誌著中醫學對外感熱病的認識和治法上的又一創新。它不是對傷寒派、溫病派的簡單折中,而是以對傷寒經典的深刻理解,對外感病的實質深入鑽研,汲取吳中溫病學派的學術精髓,結合紹地特殊地理人文特點後提出的,有其獨特的理論和獨特的辨證用藥方法,豐富了祖國醫學理論,為平息傷寒、溫病學派之爭作出了貢獻。
二、在紹派傷寒學術體系的形成過程中,造就了一大批臨床經驗豐富,又有創新精神的醫家,他們以俞根初、何廉臣、曹炳章、邵蘭蓀、胡寶書為代表,提高了紹興醫家的聲譽,確立了越醫的整體群像和地位,也為當時紹地人民的衛生健康立了大功。
三、越醫在傳統的望、聞、問、切四診的基礎上,結合溫病學察舌、驗齒等經驗,望診特重望目,六經辨苔,首創腹診,豐富了診斷方法。又根據紹地卑濕、紹人喜飲酒水的習俗,喜選用質地輕清的芳香藥、鮮品、生品及藥汁,其用藥特色為醫林中人重視。

越醫世家

中醫講究私承,越醫也不例外。隨著越醫群體的崛起,越醫專科世家也日益勃興,精彩紛呈。石門檻錢氏女科和下方寺“三六九傷科”是其中的佼佼者。
錢氏女科,世居山陰石門檻,又稱石門檻女科,迄今已二十二代。有《大生秘旨》、《胎生要訣》存世。宋高宗趙構在紹興行宮暫留期間,后妃、嬪染疾,每延錢氏女科診治。
錢氏女科所創之生化湯,婦人皆知,為婦科之常用方,藥店備為通行官方,不必就醫診治,這是我國最早的“非處方藥”,也是全世界最早的“非處方藥”。
“清明時節雨瀟瀟,路上行人跌一跤,借問傷科何處有人,牧童遙指下方橋。”
紹興“三六九”傷科,自南宋迄今,相傳數十代,歷八百多年,其名家喻戶曉,名噪浙東北。“三六九”傷科源於河南少林。因“二四七”在下方寺坐診,“三六九”到紹興城內應診,“三六九”傷科即由此而來。
“三六九”傷科的特色是診斷重按摩,手法尚輕靈,用藥精辨證,喜用草藥、生品、鮮品,別具一格。現有相傳為祖師稽幼域所著《下方寺西房秘傳傷科》和王俊林總結歷代祖師之秘傳,結合自己經驗所編著的《跌打大成》兩部手稿傳世。迄今,紹興縣安昌人民醫院等開設的“三六九”傷科依舊十分紅火,每日都有不少遠道病人慕名而來。該院還利用“三六九”傷科品牌,設定“三六九”傷科展館,開闢傷科專門區域,使患者就診的同時,享受到中醫藥文化的薰陶。
此外,顧氏傷科、竹氏婦科、壽明齋眼科、白果樹下董氏眼科、螺螄橋疳科以及下方橋祝氏草科等如滿天繁星,熠熠生輝,名噪一時,造福一方。
現在,石門檻錢氏女科、“三六九”傷科、顧氏傷科均已被列入紹興市文化遺產名錄,受到保護。

越醫三傑

清末民初,西風東漸,風雲激盪。科學、民主、革命猶如颶風,席捲神州大地,也猛烈地搖撼著中國傳統文化。古老的中醫首當其衝,頻頻受到衝擊、質疑。
真所謂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以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為代表的越醫“鐵三角”引領越醫與時俱進。他們結社辦刊,著書立說,中西匯講,義診施藥,倡辦醫校,開創了越醫歷史上最為繁榮、活躍的局面。此時的紹興已成為全國中醫藥學術活動的中心。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也被業界稱為“紹興醫林三傑”。
何廉臣與新式醫案
何廉臣學業精深,於結社辦報、光大紹派傷寒學說、整理古籍、推動中西醫匯通諸方面,頗多建樹。尤其倡導革新醫案,影響甚廣,為中醫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以被同仁推為“越州翹楚”,尊為“醫林三傑”之首,並連任紹興醫藥學研究社社長、醫會評議長等職。
何廉臣家學淵源,其祖父何秀山也是一代名醫。他年輕時赴上海、蘇州等地,遍歷名醫,又悉心研讀西醫譯本。1891年秋因病回紹,開始懸壺賣藥。
何勤奮好學,精於鑽研。他反覆校勘《通俗傷寒論》,內容較俞根初原作增加了三倍之多,對發展、完善紹派傷寒作出了貢獻。此外,他編著的《全國名醫驗案類編》、《重訂廣溫熱論》等書均很有影響,其編撰的醫學著作多達20餘種,可謂著作等身。
何氏的醫德醫風也廣為人樂道。在疫病流行之時,他聯絡同仁,開展義診,施醫施藥,傳為佳話。當時紹興醫界有求診者例先購簽之習慣,猶如今日之掛號。若購快簽,則可以不用排隊,隨到隨診,但診費也高達兩倍以上。認為這是為富貴者開方便之門,故其診所獨無快簽之設,遇病貧者還常常出資相助。
作為醫壇名宿,並不故步自封,而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他積極推動創辦了《紹興醫藥學報》,並邀請基督教醫院的外籍西醫舉行“朔望匯講”。這可能是我國最早期的中西醫沙龍之一,對推進中西醫匯通起到了積極作用。
這裡特別提一下《紹興醫藥學報》,這本醫學刊物聘請名流章太炎、時逸人、惲鐵樵、張汝偉周小農傅懶園為名譽編輯員,其影響已遠遠超出了紹興。曹炳章在“本報繼續出版周年紀念辭”中說:“回憶自去年出版至今未及一年,而本外埠之銷數已達千份以上,全中國二十二行省,已無處無本報蹤跡,且檀香山、檳榔嶼、台灣等地,匯銀訂購者亦紛紛不絕。”可見,《紹興醫藥學報》已成為當時全國性的主流醫藥刊物。
何廉臣向重醫案,“暇時輒筆記醫案,藉以自鏡其得失”。針對重虛輕實、不知所云的醫案流弊,何氏內斟今古,外參東西,大膽創新,設計了“格式化”的新醫案。新醫案分病源、病狀、病所、病變、診斷、療法、藥方、看護等八項,明白易曉,簡便易行,一經問世,即廣為流傳,影響遍及全國。
裘吉生與國醫節
不久前,國內引發了一場中醫存廢之爭。事實上,自西醫東漸之後,對中醫的質疑和爭論就沒有斷過。1929年,當時國民黨中央衛生委員會悍然通過所謂“廢止舊醫以掃除衛生事業障礙案”。以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為代表的越醫聞之挺身而出,特別是裘吉生,聯合群英奔走呼號,為捍衛千年中醫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裘吉生生性剛毅,為人熱忱,曾參加光復會、同盟會,與徐錫麟、秋瑾等均有交往,是一個具有革命精神和革命經驗的醫家。
裘吉生少時曾患肺癆,群醫束手,乃勵志習醫,自治而愈,從此走上了行醫之路,成為杏林高手。1916年孫中山偕胡漢民來紹,胡患赤痢,請裘氏治之,一劑而愈,孫中山親題“救民疾苦”四字相贈。
1929年,裘吉生聽聞“廢止舊醫案”一事後,拍案而起,迅即聯絡同人發文表示堅決反對。作為浙江代表,他赴上海參加全國中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會上,裘吉生第一個站出來自薦赴南京請願繼承發展中醫。他還提議會議當天為“中醫藥界大團結紀念日”,這就是後來“3·17國醫節”的由來。
在南京,裘吉生據理力爭,並上書立法院,尖銳地指出:消滅中醫,“乃外人挾帝國主義借中國內奸走狗實行文化侵略也。”
有意思的是,在請願期間,有達官患病,欲驗中醫藥之實效,召代表治病。代表鹹推裘吉生,裘吉生應手而愈,一時傳為佳話。
由於全國中醫藥界的堅決抗爭和全國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廢止舊醫案”被迫撤消。但中醫一直備受歧視。裘吉生憑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同當局反覆鬥爭,當局終於通過了由他提出的設立中央國醫館的建議。
裘吉生是一個醫學實踐家,一個醫事活動家,也是一個醫普推廣家。他一生搜羅孤本、精抄本、醫稿等3000餘種約2萬冊,但他並不自私,而旨在公開普及。針對舊時醫家秘方秘而不宣的流習,裘吉生章燒了“三把火”:一是成立“流通醫藥書籍有限公司”,以市場化的手段力促醫籍流通公開;二是身體力行,整理古籍,編輯《三三醫報》,更妙的是醫報底面註明“準許翻印,著作權所無”的字樣,這是出版史上絕無僅有的創舉;三是畢其一生,編輯出版《珍本醫書集成》,當時的中央國醫館館長熱情贊其是“最偉大的貢獻”。
曹炳章與《中國醫藥大成》
紹興的儒醫釋道歷來均有著書藏書的傳統,古越藏書樓開創了我國公共圖書館先河。
紹興醫家除了懸壺濟世、妙手回春之外,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痴迷藏書,善於著書立說,戴思恭、張景岳、俞根初、何廉臣、裘吉生等概莫能外,而曹炳章更是箇中翹楚,被人尊為中醫學術理論家。
曹炳章一生節衣縮食,行醫所得,廣購醫書。凡有孤本、秘本,一時難以購得,則想方設法謀求借抄。有時還自己動手裝訂,以致醫案邊緣,全是密密麻麻的鑽孔。如此數十年如一日廣搜博羅,至上世紀30年代,其藏書已近萬種。他也以“書富家貧”為豪,以“終生醫藥,生死書叢”為其一生的寫照。
1934年,曹炳章受上海大東書局之聘,從所珍藏的近萬種醫籍中,精選珍稀名貴版本和自己著述、增訂、圈點、校訂醫籍365種,名曰《中國醫學大成》,共13類1000冊,於1936年編成。當時大東書局在《申報》刊登《中國醫學大成》整版廣告,附有全書1000冊的書櫃照片,輝煌巨著,震撼了海內外中醫界,紛紛預訂。惜受戰亂影響,只刊印出版128種,殊為憾事。
因曹炳章學識淵博,著述宏豐,1931年在中央國醫館成立大會上被推為名譽理事,曾任紹興國醫公會常務主席。期間,他提出“統一病名”和印製“中醫處方新衡舊稱對照表”,廣受業界好評。
曹炳章生性耿直,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清末民初,大量鴉片湧入我國,曹炳章義憤填膺,遂著《鴉片戒除法》。抗戰期間,為抵制日產仁丹,他與諸名醫聯合研製物美價廉的“雪恥靈丹”,其救國救民之心可見一斑。
曹炳章善於博採眾長,他常說:“古人隨證以立方,非立方以待病”,“只有板方,沒有板病”,臨症用方主張加減變通,每遇疑難危病,往往獨具慧眼,進退自如,為病家所信任,也為醫家所樂道。
清末民初,越醫可謂群賢輩出,除了上述“醫林三傑”,還有創辦浙江中醫專門學校的醫學教育家傅懶園,有“小神仙”之譽的紹派傷寒中堅人物邵蘭蓀,有曾任新中國醫學院附屬醫院院長及新中國醫學研究院院長的祝味菊、蘇州國醫學校校長王慎軒等等,不一而足,他們一起構成了滄海橫流中的越醫群像。

越醫豐碑

千年越醫,大家輩出,流派紛呈;
越醫千年,源遠流長,一脈流芳。
紹興市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何信恩說,越醫的產生和興盛是博大深厚的越文化的必然反映,是當地人民反抗惡劣自然條件、追求生存和健康的必然表現,也是紹興勵精圖治、敢於創新的“膽劍精神”的必然結果。越文化哺育了越醫,反過來,越醫文化豐富了越文化,成為越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越醫源於春秋,興於唐宋,盛於明清。浙江省衛生廳副廳長張平認為,浙江中醫藥源遠流長,在祖國醫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越醫是其中傑出代表。
浙江中醫藥大學副校長連建偉教授對越醫頗有研究,他認為越醫是中華中醫藥史上一座魅力獨具的豐碑,概括起來,具有如下五大共性精神:
一是師古不泥。越醫特別講究對症下藥,因證制宜,施治手法不拘一格,普遍具有“輕、靈、透、活”的特點。同時,越醫具有基於實踐基礎上的強烈的質疑精神,清代越醫章楠作《醫門棒喝》,對古醫籍和時弊進行訂正抨擊,就是其中生動一例。
二是敢於創新。從張景岳改寫真陰真陽的辨證關係,凝成《景岳全書》功澤後世,到俞根初澄清“溫邪”、“寒邪”之說,首創紹派傷寒造福一方,都具有高度的原創性。正是這種敢於創新的精神,使越醫在杏林中脫穎而出,自成一派。
三是勤於積累。據不完全統計,歷代越醫所著醫籍多達600餘種,以其鮮明的精品特色、時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引領潮流,飲譽一時,並成為中醫藥文獻寶庫中的瑰寶。
四是醫風淳厚。越醫平時都設有定期義診,疫病流行之際,則更組織大規模的施醫施藥,福祐一方。所以千年以來,醫生一直是越地最具聲望的職業。
五是與時俱進。越醫與時俱進,包容大氣,創辦了早期的中西醫匯講沙龍,提倡中西醫結合,開風氣之先。在社會上懷疑乃至取消中醫的風潮中,越醫站在了捍衛中醫的最前列,並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流淌著中醫文化的血脈;五千年中醫文化的燦爛中,閃耀著越醫文化的光芒。衛生部副部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如是評價越醫:在千年歷史中,越醫形成了重實踐、敢創新、善總結的獨特個性,呈現出流派多、名醫多、著述多的鮮明特點,越醫在中華醫藥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為發展、繁榮中醫藥做出了重要貢獻。

越醫傳承

杏林春暖不避風雨,岐黃薪火代有傳人。解放以後,紹興中醫在豐富的越醫文化浸潤下得到了不斷傳承、創新和發展,進入了一個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全新發展期。
目前,紹興市有7所中醫院,其中三級中醫院2所、二級中醫院5所。紹興市中醫院被列為“國家重點中醫院項目建設單位”,將投入一億元進行擴建改造;諸暨市中醫院成為“全國百家示範中醫院”。共有4箇中醫專科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確定為農村醫療機構中醫特色專科(專病)建設項目單位。全市25所縣以上綜合性醫院、專科醫院,均建立了中醫科、中藥房,縣級以上綜合性醫院均開設了中醫(或中西醫結合)病房;110個鄉鎮衛生院均設中醫門診、中藥房;全市1500家村衛生室中,有50%配備了中藥飲片,75%的鄉村醫生能運用中西醫法治療農村常見病、多發病。
紹興市初步建立起覆蓋城鄉、服務功能比較完善、中醫藥特色比較明顯、與人民民眾需求相適應的中醫藥服務網路,中醫藥服務能力不斷增強。2005年,紹興市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列為浙江省首個“全國農村中醫工作先進市”創建單位,2008年底前將接受考核驗收。紹興市也是“全國農村中醫藥適宜技術推廣示範地區(試點)項目建設單位”。
與此同時,以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指導老師鄭淳理等國家、省、市級名中醫為代表的新越醫群體脫穎而出,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學科帶頭人和結構合理的人才梯隊。紹興市衛生行政部門還通過引進、深造、師承等方式,多管齊下培養名中醫,並對引進中醫藥人才實行政府補貼,此舉開了浙江省先河。
近年來,紹興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越醫文化的傳承和中醫藥事業的發展,成立了“振興中醫中藥工作領導小組”,出台了《關於加快推進中醫藥發展若干意見》,對中醫藥事業發展實行重點扶持,以期引導民眾了解中醫、信任中醫、感受中醫、共享中醫。
紹興市衛生局局長邵田田說:“越醫文化是紹興中醫藥發展的根本和靈魂,紹興中醫藥將努力傳承越醫文脈,吸取越醫精神,打響越醫品牌,再創越醫輝煌,努力把紹興建設成為中醫藥傳承創新的新高地。”
最近,紹興市衛生行政部門正著手實施中醫院中醫藥文化提升工程,啟動紹興中醫古籍經典再造工程,計畫成立市中醫藥文化研究所,打造紹興中醫藥文化特色區塊,創建中醫藥專科特色基地。
千年越醫,越醫千年。歷史文化名城紹興即將迎來建城2500周年,越醫又一次站到了一個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歷史節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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