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激進與保守:張岱年與綜合創新文化觀》還從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中的反思中，闡明張岱年先生在晚年倡導綜合創新的文化觀，是一種建立在文化的民族主體性立場上，對於中國文化發展方向的正確把握。綜合創新的文化觀以文化的“可離析性”和“可重構性”兩大原則為基礎，為中國未來的文化戰略建立起了方法論和價值論的基礎。張岱年先生是當代中國最有代表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他的學術貢獻涵蓋了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化等許多方面。《超越激進與保守——張岱年與綜合創新文化觀》以張岱年先生的綜合創新文化觀為對象，梳理了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幾種有代表性的文化觀點，如激進西化派、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和文化保守主義、調和派等，指出，張申府和張岱年先生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提倡的“創造的綜合”超越了簡單的中西對峙，無論從文化觀念和方法論上均有很大的突破。《超越激進與保守:張岱年與綜合創新文化觀》視野宏闊，以張岱年的綜合創新文化觀為主線，串聯和分析了20世紀中國不同立場的文化觀念，有助於我們對全景式地了解中國近一百年來的文化歷程，並觸發我們對於中國未來文化發展方向的思考。
基本介紹
- 書名：超越激進與保守:張岱年與綜合創新文化觀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09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4831547, 9787534831546
- 作者：乾春松
-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 頁數：284頁
- 開本：16
- 品牌：中州古籍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超越激進與保守:張岱年與綜合創新文化觀》為中國哲學前沿叢書之一。
作者簡介
乾春松，哲學博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動態》雜誌主編，2003年起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孔子學會秘書長，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曾在哈佛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天主教大學訪問研究。
一直致力於儒家思想和近現代哲學的研究，提倡“制度儒學”的研究進路。主要作品有：《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2003）、《制度儒學》（2006）、《儒學概論》（2009）等，並有編著、論文多種。
一直致力於儒家思想和近現代哲學的研究，提倡“制度儒學”的研究進路。主要作品有：《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2003）、《制度儒學》（2006）、《儒學概論》（2009）等，並有編著、論文多種。
圖書目錄
總序
引言
第一章 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與後五四的中國政治
第二章 中國近代文化的第三條道路：從調和論轉向創造的綜合
第三章 作為兄長和早期思想指引者的張申府
第四章 關於“全盤西化”、“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討論
第五章 創造的綜合和文化的創造主義：張岱年30年代的文化觀
第六章 20世紀末期的文化景觀
第七章 張岱年的綜合創新文化觀
第八章 張岱年和後“批林批孔”時期的儒學觀重建
第九章 文化主體性和民族精神的重建
第十章 綜合創新文化觀的繼承與闡揚
第十一章 綜合創新能否成為文化戰略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引言
第一章 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與後五四的中國政治
第二章 中國近代文化的第三條道路：從調和論轉向創造的綜合
第三章 作為兄長和早期思想指引者的張申府
第四章 關於“全盤西化”、“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討論
第五章 創造的綜合和文化的創造主義：張岱年30年代的文化觀
第六章 20世紀末期的文化景觀
第七章 張岱年的綜合創新文化觀
第八章 張岱年和後“批林批孔”時期的儒學觀重建
第九章 文化主體性和民族精神的重建
第十章 綜合創新文化觀的繼承與闡揚
第十一章 綜合創新能否成為文化戰略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文摘
（一）學衡派的思想源頭
與新文化運動直接繼承歐洲的啟蒙思潮不同，學衡派的思想基礎是以白璧德為代表的新人文主義。所謂“新人文主義”是“以英國詩人和評論家M．阿諾德的文學和社會理論為基礎於1910—1930年間在美國開展的一個評論運動”①。他對當時的機械化大生產持批評態度，重視道德觀念，重視繼承優秀的人類文化傳統。
吳宓等人在哈佛學習的時候，深受白璧德的影響，而白氏的人文主義，主要的攻擊點是在以培根為始祖的科學主義和盧梭的浪漫主義，並提出實證的人文主義。他說：如果與這種人文主義相對照，“則彼科學及感情的自然主義之錯誤立見。蓋其所主張，實證不足，又惑於想像，溺於感情，將舊傳之規矩，盡行推翻，而不知凡個人及社會之能有組織，能得生存，其間所以管理制裁之道，決不可少。故今者既已將身外之規矩推翻，則必求內心之規矩以補其缺也”②。
完美的人文主義是“須融匯從古相傳之義理而受用之，並須以超乎理智之上而能創造之知覺工夫，輔助其成”③。他們反對那種泛濫的人道主義，而是站在精英主義的立場，試圖從訓誡和選擇中確立人文主義的精神，即調停理智和浪漫，取得一種中道。在這種立場的影響下，學衡派反對啟蒙的價值觀和進步觀，認為世界文化具有統一性。文化的歷史統一性，“則今欲造成中國之新文化，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
與新文化運動直接繼承歐洲的啟蒙思潮不同，學衡派的思想基礎是以白璧德為代表的新人文主義。所謂“新人文主義”是“以英國詩人和評論家M．阿諾德的文學和社會理論為基礎於1910—1930年間在美國開展的一個評論運動”①。他對當時的機械化大生產持批評態度，重視道德觀念，重視繼承優秀的人類文化傳統。
吳宓等人在哈佛學習的時候，深受白璧德的影響，而白氏的人文主義，主要的攻擊點是在以培根為始祖的科學主義和盧梭的浪漫主義，並提出實證的人文主義。他說：如果與這種人文主義相對照，“則彼科學及感情的自然主義之錯誤立見。蓋其所主張，實證不足，又惑於想像，溺於感情，將舊傳之規矩，盡行推翻，而不知凡個人及社會之能有組織，能得生存，其間所以管理制裁之道，決不可少。故今者既已將身外之規矩推翻，則必求內心之規矩以補其缺也”②。
完美的人文主義是“須融匯從古相傳之義理而受用之，並須以超乎理智之上而能創造之知覺工夫，輔助其成”③。他們反對那種泛濫的人道主義，而是站在精英主義的立場，試圖從訓誡和選擇中確立人文主義的精神，即調停理智和浪漫，取得一種中道。在這種立場的影響下，學衡派反對啟蒙的價值觀和進步觀，認為世界文化具有統一性。文化的歷史統一性，“則今欲造成中國之新文化，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
後記
我第一次見到張岱年先生是1990年的上半年，當時我碩士即將畢業，做的是關於“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學”的題目。我的碩士導師葛榮晉先生對張先生素來敬仰，而我又是葛先生的開門弟子，可能是出於讓名家肯定的念頭，葛老師便請張岱年先生為我的論文作評閱。我就拿著論文到中關園他那狹小的家裡。正如許多人所描述的一樣，張先生熱情地接待了我，並送了我一本他當時出版不久的《中國哲學範疇要論》，並簽上了大名。不過幾天后拿到評語，發現張先生對我的論文評價不是很高，主要的意見是說對王畿的觀點分析不夠。對這個評語葛老師可能有些不太滿意，所以他讓我又請石峻先生寫了一個評語，石公對我的論文倒是比較肯定。
碩士畢業後，我便去了北外和社科院，一直不敢對張先生有所打擾。但或許是前世有緣，1998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讀在職博士研究生，導師是方克立先生。眾所周知，方克立先生是張岱年先生綜合創新文化觀的積極支持者和闡發者。
碩士畢業後，我便去了北外和社科院，一直不敢對張先生有所打擾。但或許是前世有緣，1998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讀在職博士研究生，導師是方克立先生。眾所周知，方克立先生是張岱年先生綜合創新文化觀的積極支持者和闡發者。
序言
當回首20世紀近百年來中國哲學的摸索和研究歷程並前瞻和期望一種新的可能之際，中國哲學的一些研究者們開始自覺地尋找改變現狀和獲得新的契機的途徑。人們常說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學問和學術，但是，作為我們這個時代學問和學術一部分的中國哲學是什麼呢？我還不知道用什麼合適的詞來概括它的類型。一定的跡象顯示了觀察的方法和研究的方式的多樣性，不過要說到在這種多樣性中究竟有何種“典型”範式和原創性恐怕就令人躊躇和惶恐了。人們不時地都在抱怨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缺陷並相信發現了導致問題的根源，但深思熟慮地檢討和反省則非常罕見，在驚人的說法中卻是驚人的輕率和漫不經心。
在此姑且拿“中國哲學”這一術語的正當性問題來說。相應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認同感的增強，大家對運用西方範式理解和解釋中國哲學所產生的許多生搬硬套的不良影響深感不安。在人們開始對運用西方範式和觀念觀察中國哲學這種常見方式產生懷疑的時候。
在此姑且拿“中國哲學”這一術語的正當性問題來說。相應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認同感的增強，大家對運用西方範式理解和解釋中國哲學所產生的許多生搬硬套的不良影響深感不安。在人們開始對運用西方範式和觀念觀察中國哲學這種常見方式產生懷疑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