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浩（1917～1996）安徽旌德人。民國23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旌德縣中心區區委書記、丹南縣委青年部長、如西縣委組織部長、句容縣委副書記、博山市委書記、合肥幹校副教導主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譚浩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安徽旌德
- 出生日期：1917
- 逝世日期：1996
簡介,人物生平,
簡介
譚浩（1917～1996）安徽旌德人。民國23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旌德縣中心區區委書記、丹南縣委青年部長、如西縣委組織部長、句容縣委副書記、博山市委書記、合肥幹校副教導主任。
人物生平
在長期從事黨的民眾工作中，團結和爭取廣大民眾支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1949年5月，譚浩隨軍過長江，歷任蕪湖市軍管會三區區委書記兼區長、皖南行署工商處副處長。1952年初，調上海工作，歷任華東紡織管理局處長、辦公室主任、副局長，上海市電機工業局副局長，上海市儀表電訊工業局副局長、黨委副書記、局長、黨委書記，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領導成員。1991年12月離休。
譚浩是1960年初上海市儀表電訊工業局創建時首任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分管技術、基建、財務等項工作。其時，歸口企業的絕大多數技術力量薄弱，產品水平不高，“大躍進”後更是企業管理混亂，產品質量急劇下降。1961年起，譚全力協同書記兼局長的蘇展，大力開展以產品質量為中心的整頓企業管理，並充分調動科技人員的積極性。1962年下半年，譚又全身心支持蘇展借人民大舞台舉行全局各級管理人員大規模的培訓活動，實效顯著，使行業的基礎管理和專業化生產水平上了一個新的台階。1963年1月，蘇展調任北京工作後，譚浩實際上肩負起主要領導責任，始終堅持以質量、品種為中心，持續加強企業管理，重視發揮技術人員的作用。譚在各種場合反覆強調：“在儀表局，完成任務的好壞，要從質量和品種上衡量”。
1964年底前後，“四清”運動逐步開展。在局黨委常委擴大會上，蒞任未久的黨委主要負責人率先批判“新產品工作上有洋框框”；工作中存在著“依靠誰的問題”。黨委有的成員也隨著系統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種種表現，諸如“不走民眾路線；對技術人員使用觀點不正，走專家路線；只強調質量、品種，產量不注意”等。譚浩從建局以來生產技術面貌顯著變化的實踐中，堅信往昔領導工作的路子是走對的，譚實事求是地據理力證。在此後的工作中，儘管領導層中分歧日趨公開化，譚依然反覆強調“在質量與產量有矛盾時”，應“保證質量”。在一次黨委擴大會議討論1966年計畫和今後三五年規劃中，譚發言中斷然指出：“1966年的產值，主要還是考慮在質量、品種的基礎上，不宜增長過高。1965年9月，譚全力支持技術部門在上海展覽館舉辦全局新產品展覽會，藉以推動產品質量、品種的進一步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間，譚浩遭到迫害，一度在局屬無線電廠勞動。在困境中，譚對黨的信念堅定，伺機為黨的事業作點貢獻。譚目睹當時剛上馬的黑白電視機質量不穩定，滬上傳媒反響強烈，心緒難平，便設法到商店了解用戶反饋意見，回廠再做車間工人和技術人員的工作，一起研究和動手改進，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終於攻克了難點，使電視機質量穩步提高。
1978年3月，譚浩重新擔任上海市儀表電訊工業局的黨政領導工作。譚由黨委副書記兼副局長而後接任局黨委書記。譚對黨撥亂反正，持續深入地糾正“左”的錯誤，深受鼓舞。在黨委會和局務會議上，譚反覆強調：“以質量、品種為中心的思想不能動搖。產量、質量發生矛盾時，應以質量求產量。各部門遇到實際問題，要敢於承擔責任，言行一致”。當上海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學習討論時，譚浩用連續6個半天的時間，召集了有局屬各公司黨委書記參加的黨委會專題學習會，每次親自主持。聯繫行業興衰過程的實踐，學習氛圍熱烈認真。譚在歸納發言中，深有感觸地說：“不解決這個問題，思想解放不了。為了加強我們黨的思想建設，這次學習是個起步”。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黨的中心工作轉移的戰略決定，譚浩團結一班人，立即從思想上層層發動，工作上迅作部署。要求各級領導首先要好好學習，提高認識，做到“一切言論行動為四個現代化的大目標，及時地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要求“政治部門圍繞生產做好工作”，並打破常規。邀集各公司黨委書記匯報生產。在全局工作的方向目標上，譚結合行業特點，經黨委醞釀，提出“我們應為四個現代化提供技術裝備。要集中力量，打基礎，上水平，保證質量，發展品種”。在對外開放中，譚抓住時機，積極打開技術和外資引進工作的局面。1980年，局黨委剛開始商議同美商合資創辦上海·福克斯波羅公司的可行性問題，經聽取匯報和初步討論，譚當機立斷：“這個項目一定要搞，上去了，對上海儀表工業有利，對國家有益”。 譚浩深切體會鄧小平同志有關“幹部四化”論述的深遠意義，在黨委會議中多次議論商討，為一大批優秀中青年幹部脫穎而出，走上各級領導崗位，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1965年5～6月間，譚親自帶領局的有關處室負責人，考察安徽山區電子儀表小三線的工作，譚走遍了散布在方圓數百里的10餘家企業，吃睡在廠里，傾聽意見和呼聲。譚重視科技人員的重要作用，注意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譚在上海電子儀表工業長期工作中，經歷了行業的興衰起伏，對上海電子儀表工業懷有休戚與共的深厚感情。譚在病重彌留之際，對前去探望他的老戰友、老部下，仍然念念不忘行業發展眷戀之情，令人無不為之潸然淚下。
1949年5月，譚浩隨軍過長江，歷任蕪湖市軍管會三區區委書記兼區長、皖南行署工商處副處長。1952年初，調上海工作，歷任華東紡織管理局處長、辦公室主任、副局長，上海市電機工業局副局長，上海市儀表電訊工業局副局長、黨委副書記、局長、黨委書記，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領導成員。1991年12月離休。
譚浩是1960年初上海市儀表電訊工業局創建時首任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分管技術、基建、財務等項工作。其時，歸口企業的絕大多數技術力量薄弱，產品水平不高，“大躍進”後更是企業管理混亂，產品質量急劇下降。1961年起，譚全力協同書記兼局長的蘇展，大力開展以產品質量為中心的整頓企業管理，並充分調動科技人員的積極性。1962年下半年，譚又全身心支持蘇展借人民大舞台舉行全局各級管理人員大規模的培訓活動，實效顯著，使行業的基礎管理和專業化生產水平上了一個新的台階。1963年1月，蘇展調任北京工作後，譚浩實際上肩負起主要領導責任，始終堅持以質量、品種為中心，持續加強企業管理，重視發揮技術人員的作用。譚在各種場合反覆強調：“在儀表局，完成任務的好壞，要從質量和品種上衡量”。
1964年底前後，“四清”運動逐步開展。在局黨委常委擴大會上，蒞任未久的黨委主要負責人率先批判“新產品工作上有洋框框”；工作中存在著“依靠誰的問題”。黨委有的成員也隨著系統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種種表現，諸如“不走民眾路線；對技術人員使用觀點不正，走專家路線；只強調質量、品種，產量不注意”等。譚浩從建局以來生產技術面貌顯著變化的實踐中，堅信往昔領導工作的路子是走對的，譚實事求是地據理力證。在此後的工作中，儘管領導層中分歧日趨公開化，譚依然反覆強調“在質量與產量有矛盾時”，應“保證質量”。在一次黨委擴大會議討論1966年計畫和今後三五年規劃中，譚發言中斷然指出：“1966年的產值，主要還是考慮在質量、品種的基礎上，不宜增長過高。1965年9月，譚全力支持技術部門在上海展覽館舉辦全局新產品展覽會，藉以推動產品質量、品種的進一步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間，譚浩遭到迫害，一度在局屬無線電廠勞動。在困境中，譚對黨的信念堅定，伺機為黨的事業作點貢獻。譚目睹當時剛上馬的黑白電視機質量不穩定，滬上傳媒反響強烈，心緒難平，便設法到商店了解用戶反饋意見，回廠再做車間工人和技術人員的工作，一起研究和動手改進，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終於攻克了難點，使電視機質量穩步提高。
1978年3月，譚浩重新擔任上海市儀表電訊工業局的黨政領導工作。譚由黨委副書記兼副局長而後接任局黨委書記。譚對黨撥亂反正，持續深入地糾正“左”的錯誤，深受鼓舞。在黨委會和局務會議上，譚反覆強調：“以質量、品種為中心的思想不能動搖。產量、質量發生矛盾時，應以質量求產量。各部門遇到實際問題，要敢於承擔責任，言行一致”。當上海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學習討論時，譚浩用連續6個半天的時間，召集了有局屬各公司黨委書記參加的黨委會專題學習會，每次親自主持。聯繫行業興衰過程的實踐，學習氛圍熱烈認真。譚在歸納發言中，深有感觸地說：“不解決這個問題，思想解放不了。為了加強我們黨的思想建設，這次學習是個起步”。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黨的中心工作轉移的戰略決定，譚浩團結一班人，立即從思想上層層發動，工作上迅作部署。要求各級領導首先要好好學習，提高認識，做到“一切言論行動為四個現代化的大目標，及時地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要求“政治部門圍繞生產做好工作”，並打破常規。邀集各公司黨委書記匯報生產。在全局工作的方向目標上，譚結合行業特點，經黨委醞釀，提出“我們應為四個現代化提供技術裝備。要集中力量，打基礎，上水平，保證質量，發展品種”。在對外開放中，譚抓住時機，積極打開技術和外資引進工作的局面。1980年，局黨委剛開始商議同美商合資創辦上海·福克斯波羅公司的可行性問題，經聽取匯報和初步討論，譚當機立斷：“這個項目一定要搞，上去了，對上海儀表工業有利，對國家有益”。 譚浩深切體會鄧小平同志有關“幹部四化”論述的深遠意義，在黨委會議中多次議論商討，為一大批優秀中青年幹部脫穎而出，走上各級領導崗位，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1965年5～6月間，譚親自帶領局的有關處室負責人，考察安徽山區電子儀表小三線的工作，譚走遍了散布在方圓數百里的10餘家企業，吃睡在廠里，傾聽意見和呼聲。譚重視科技人員的重要作用，注意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譚在上海電子儀表工業長期工作中，經歷了行業的興衰起伏，對上海電子儀表工業懷有休戚與共的深厚感情。譚在病重彌留之際，對前去探望他的老戰友、老部下，仍然念念不忘行業發展眷戀之情，令人無不為之潸然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