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語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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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在《將負量概念引入哲學的嘗試》( Essa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Grandeur in Philosophy)中，康德構想了一個有十分程度的吝嗇、而又力爭十二分程度的兄弟之愛的人，與另外一個有三分程度的吝嗇並且有能力達成七分程度慷慨目標的人——而這個人只做出了四分程度的慷慨行為——相對比。他得出結論，雖然按照行為來衡量——二比四——前者不可辯駁地要比後者低劣，但實際在道德上，他比後者更為高尚。我們或許應該使用一種類似於此的算術式的價值評估來評判科學著作……社會科學明顯是處在一個有十分程度的吝嗇的陣營里，而且，如果我們知道如何以康德的方式來將它們必須克服的社會力量的因素考慮進來，我們無疑就能夠更為準確地對它們的價值進行評估。當所討論的問題是一個其影響遍及所有社會科學學科的特殊目標時，這一點就更確真無疑了。這種特殊的目標，即語言，是整體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在索緒爾的研究中，它是通過對其所有內部社會變數的排除而建構起來的；或者按照喬姆斯基的觀點，它是由賦予語法的形式屬性以優先權——這種優先權損害了功能性限制——而建構起來的。

在這種學術研究成為流行時尚之前，我就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工作——即以確立“關於文化的一般理論”為目的，停留在對《普通語言學教程》的方法論的“解讀”之上的研究(所幸它沒有發表)。因此，對於這一具有至高權力的學科所施加的最為可見的支配性影響，我可能比別人更為敏感，無論它是涉及理論著述的文字手稿，還是按照表面意義對概念所作的機械轉換，或者是所有不假思索的借用——這種借用割裂了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與操作的方法(modus operandi)，導致了一種預料不到的、有時是荒謬的再解釋——所作的機械轉化。但是對時髦品味的反抗，絕不是一種注定要認可無知的拒絕：最初是索緒爾的著作，然後是——當我開始接近於察覺到作為執行的話語(和實踐)模型的不足之處時——喬姆斯基的著作(他的著作認識到了生成性傾向的重要性)，在我看來就是包含一些基本問題的社會學。

這一點仍然是不可否認的，即除非我們超越作為純理論的結構語言學意圖之中所固有的限制，否則這些問題就無法發揮它們全部的影響。現代語言學的全部命運實際上是由索緒爾的初創行為(inaugural act)所決定的；通過這種初創行為，他把語言學的“外部”要素與內部要素區別開來，並且通過為後者保留語言學的頭銜，排除了所有在語言與人類學之間確立一種關聯的研究，排除了講說它的人的政治歷史，甚至是語言講說區域的歷史，因為所有這些事物不能對語言知識本身有所增益。儘管結構主義語言學被假定為源自語言被賦予的自治性(這種自治是相對於該種語言生產、再生產和使用的社會條件而言的)，但它如果不實施意識形態的影響，即將一種科學性的表象賦予給對歷史產品的自然化，即賦予給象徵性的對象，它就無法成為占支配地位的社會科學。語言學場域之外的音韻學模型的改變，對各種象徵性產品、親屬關係分類體系、神話系統或者藝術作品而言，具有使其初創過程普遍化的效應，正是這種初創過程通過把語言方式與其生產和運用的社會條件分離開來而使得語言學成為了最自然的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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