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紅山摩崖碑刻

在各種文獻中，參差不齊地載有紅山東側斷崖的摩崖碑刻共有七通。它們分別是：“功垂百代”摩崖碑 、“安藏碑記”摩崖碑、“恩澤藏峙”摩崖碑、“用昭萬世”摩崖碑、“異域流芳”摩崖碑 、“雍正七年”摩崖碑、新見的兩通摩崖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藏紅山摩崖碑刻
• 地點：西藏紅山
• 數量：共有七通
• 代表：“功垂百代”摩崖碑

政治文化

概述

紅山東側斷崖的山勢地形大致呈一梯狀石坡，長有各種雜草、矮叢植被，許多岩石裸露，由路面自下而上共有四級台地，再往上就是布達拉宮的白宮外圍牆了，第四級台地距城市路面約高有20米左右。

摩崖碑刻

在各種文獻中，參差不齊地載有紅山東側斷崖的摩崖碑刻共有七通。它們分別是：

“功垂百代”，摩崖碑

位於第四級台地上，記載了康熙五十九年清出兵征剿侵擾西藏的準噶爾部，由李麟率領的中路清軍征戰情況；

“安藏碑記”摩崖碑

與“功垂百代”摩崖碑相鄰，位於第四級台地上，碑文中見有“撫遠大將軍王，駐節西寧……和“平逆將軍……專征……”等字樣，款銘有“大清康熙五十九年……”字樣；

“恩澤藏峙”摩崖碑

也在第四級台地上，位於“安藏碑記”摩崖碑南側稍許，碑文中見有“欽差協理西藏軍務……”及“駐防……大多四川省東川營……步隊……”和“……等公立”字樣；

“用昭萬世”摩崖碑

位於第一級台地西壁，高出路面近2米，記載了清為驅逐準噶爾部出藏，康熙五十九年用兵西藏，定西將軍噶爾弼率領的南路清軍征戰情況；

“異域流芳”摩崖碑

與“用昭萬世”摩崖碑緊連，也位於第一級台地西壁，內容基本是南路將士和駐守西藏官兵的記名，款銘見有“大清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仲春月吉日駐藏各蒙古四川雲南伍千名兵丁公立”字樣；“雍正六年”摩崖碑，位於第二級台地稍偏南絕壁上，記載了雍正五年西藏發生內亂，翌年清兵進藏安撫的情況，為欽差吏部尚書查朗阿等人所制；

“雍正七年”摩崖碑

與“雍正六年”摩崖碑刻於同一絕壁岩面，只是位置在上，主要是一首四句四言賦，款銘“……欽命料理藏務陝西永昌副將錫三馬紀師題並書”字樣。

新見的兩通摩崖碑

新見的兩通摩崖碑，皆位於第三級台地上，距地面高約15米左右，辨識研讀得知碑題名稱分別為“流芳百世”摩崖碑和“永戴千龝（秋）”摩崖碑，相鄰同刻於坐西向東的一石壁面上，碑帽、碑身邊沿陰刻線清晰，基本具備“碑”的形制。碑題“流芳百世”與“永戴千龝（秋）”字形較大，書刻方向從右向左，皆為陰刻漢文楷書橫列。現兩碑被一大幅蓮花生陰刻摩崖造像基本覆蓋，施以黃、綠等重彩油漆，遠視、近觀或乍看，皆只見蓮花生大師端坐結印呈法態，由於重彩逐年不斷施加，油漆厚重，石壁面坑凹裂紋幾乎都被填平，滑亮反光，但深壓在下的大、小陰刻漢字，仍可隱約識出，但大多數模糊不清。

規格碑文

面向該二通摩崖碑所在石壁，

“流芳百世”

“流芳百世”摩崖碑位右，通高176．5厘米；碑帽最高處35厘米，最寬處91．5厘米；碑身高141．5厘米，寬84．5厘米；碑題“流芳百世”四字高依次各為9．4厘米、13．5厘米、11．2厘米、11．2厘米；寬依次各為13厘米、11．6厘米、9．8厘米、13．8厘米。碑身部分從右向左分別在6豎行不同的位置上，可辨識研讀出一些字的偏旁和字句，它們是“…彳（偏旁）……張……”；“……郎口（偏旁）……”；“……景麟（開）化……”；“……感戴……”；“……地方軍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德政碑”；“大清康熙六十年季春月……”字樣。

“永戴千龝（秋）”

“永戴千龝（秋）”摩崖碑位左，通高178厘米；碑帽最高處36厘米，最寬處91．5厘米；碑身高142厘米、寬84．5厘米；碑題“永戴千龝（秋）”四字高依次各為13．2厘米、13厘米、13．4厘米、10．2厘米；寬依次為10．5厘米、10．1厘米、10．5厘米、12．3厘米。碑身部分從右向左分別在3豎行不同的位置上，可辨識研讀出一些字句，它們是“巡撫雲南福建……兵……副都御史記錄三次楊（盡信？）德政碑”；“……向……”；“大清康熙六十一年季春月吉日立浙江省八旗五百名……”字樣。

誰刻留的摩崖碑

專家認為新見的這兩通摩崖碑是進入拉薩為驅逐準噶爾部的清朝軍兵所刻留。

首先，儘管新見的這二通摩崖碑上能識讀出的內容尚極其有限，但從款銘可得知，其分別刻造於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農曆三月（“季春月”）和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農曆三月（“季春月”），這與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為驅逐準噶爾而第二次出兵西藏，在時間上沒有什麼衝突。另外，同處紅山東側斷崖第一級台地上的另一摩崖碑“異域流芳”摩崖碑的款銘也明示刻造於“大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歲次辛丑仲春月吉日”，這與“流芳百世”摩崖碑款銘示明的“大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季春月……”，在年份上相比較，同屬一年刻造。

其次，從碑文所能識讀出的內容上，新見“流芳百世”摩崖碑的碑身中部以大號漢字楷體由上而下見有“……地方軍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德政碑”字樣，而在“異域流芳”摩崖碑的碑身中部也以大號漢字楷體由上而下見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四川軍務兼理巡撫事加三級記錄三次大老爺年德政碑”字樣，從“字種”（漢字）、“字號”（大號）、“字形”（楷體）、“字位”（碑身中部）。“字序”（由上而下），特別是這一串字元都以“德政碑”三個字結束，相互比較，無論刻款樣式、言詞內容，還是用語風格都基本一致，為同一時期刻造當無疑。

再次，新見的這二通摩崖碑，與另五通摩崖碑（“功垂白代”、“安藏碑記”、“恩澤藏峙”、“用昭萬世”、“異域流芳”）共處紅山東側斷崖處，在刻造地點的選擇及手法上皆為尋找山石岩體較為寬大平整處，稍加以修理就造形刻文，皆為依山勢石形而造的摩崖碑制。另外，這七通摩崖碑在碑的造型風格、書寫形制方面也如出一轍。通碑除內容外，包括碑帽、碑身。其陰刻外圍輪廓線、碑帽呈近半圓形，而左右兩邊，均勻對稱寬大於碑身兩側的豎向輪廓線的交點呈直角。碑題位於碑帽中部，碑面由右向左大號漢字繁體書刻，字距適宜，遒勁有力，刻法諳練，刀鋒明顯。碑身呈長方形，碑文內容皆由上而下從右向左書刻，款式有序，字號大小不一，字形楷、隸、行體分布，皆相間相宜，整個形制布局、內容安排、刻文風格均相一致。對這些視覺共性特徵進行比較，推論分析，這七通碑刻應屬同一時期作品。而上列五通摩崖碑已被考證公認為康熙年間為抗擊蒙古準噶爾部侵藏，清廷第二次用兵西藏時的清軍官兵所刻留。這樣，上述另兩通新發現的摩崖碑，理應也是這次軍事行動的產物，同樣是中央王朝抗擊侵略，恢復邊地，安定西藏的歷史見證，是珍貴的歷史文物。

維護國家統一的歷史見證

紅山新見的二通摩崖碑與已有文獻載錄的另五通摩崖碑，把我們拉回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用兵西藏的那場戰事中，也就聯想到了清廷“驅準安藏”政策及其對西藏的經營主導思想。

17世紀70年代至18世紀50年代，西藏地方發生了幾起作亂邊疆、破壞國家統一的事件。這是與準噶爾部叛亂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清朝代表當時歷史發展的潮流，即徹底實現國家的統一，一舉平定準噶爾部的作亂，打擊了同準噶爾上層合流的西藏地方反動勢力，加強了中央對西藏地方的統治，捍衛了祖國的統一。這是清前期“驅準安藏”政策實施的結果，是清中央歷代經營西藏的主導思想之一。

1677年，準噶爾部噶爾丹自立為汗，四處剽掠。時在西藏出任“第巴”的桑吉嘉措力圖擴張權力，圖謀驅逐和碩特固始汗子孫出西藏，便加緊同噶爾丹勾結。

1688年，噶爾丹進攻喀爾喀蒙古。喀爾喀部請求朝廷保護，清朝派員進藏，要五世達賴派代表勸說噶爾丹罷兵。桑吉嘉措假借已故達賴名義讓濟隆喇嘛前往，而此人陽為調解，暗則唆使噶爾丹擴大叛亂。①不久，噶爾丹推進到內蒙古地區，爆發了更大規模的叛亂。

噶爾丹在烏蘭巴托潰敗後，1690年，桑吉嘉措用達賴領銜偕同噶爾丹等人給康熙帝上尊號。

1693年又以五世達賴名義要求清朝封他本人為“土伯特國王”。

1695年噶爾丹進據巴顏烏蘭，再燃戰火。

1696年康熙帝親征，噶爾丹兵敗自殺。噶爾丹軍中有西藏人參與作戰，康熙帝第二次親征時，從俘虜的西藏人口中始知五世達賴已死多年，康熙帝敕書桑吉嘉措，嚴厲警告。

1705年初，桑吉嘉措欲將拉藏汗趕出西藏，後敗死。清中央封拉藏汗為“翊法恭順汗”，以肯定他維護國家統一的行動。噶爾丹、桑吉嘉措相繼敗死後，噶爾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奪得準噶爾汗位，桑吉嘉措舊部前往乞援，西藏又生亂事。

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派策零敦多布率兵由藏北納木湖突入西藏腹地，12月，入拉薩殺拉藏汗，準噶爾軍隊“茶毒生靈，肆行猖獗 ,蹂躪藏地”，②邊疆大亂。

康熙帝於1718年、1720年先後兩次調軍“驅準安藏”。第一次用兵全軍覆滅。③訊息傳到北京，朝野上下大為震動。但這次失敗卻促使清朝對進軍西藏下了更大的決心，④隸熙皇帝斥責了“藏地險遠，不宜進兵”的奏議，同時也在軍事上進行了規模更大的準備，命第十四皇子胤禵為撫遠大將軍，任全軍統帥，坐鎮青海，居中指揮，調兵三路平叛。⑤一路進抵烏魯木齊一線，牽制準噶爾援藏；其他分南北兩路。南路從四川進兵，康熙帝命川陝總督年羹堯駐守打箭爐（康定），備足糧草。

1719年，滿族定西將軍噶爾弼率軍先進駐理塘、巴塘一帶，為大規模進軍西藏作好準備，4月開始進兵，8月23日兵不血刃，進抵拉薩。北路則由青海進兵，由平逆將軍延信率領，是這次軍事行動的主力，同時另負有從塔爾寺護送七世達賴進藏坐床的重要使命。從這一安排來看，清朝對在西藏建立新秩序和恢復統治已有了初步考慮。北路軍在青海打敗準噶爾叛軍，又在黑河（那曲）擊潰其主力，策零敦多布率殘部逃回伊利，北路軍隨後進駐拉薩。

清軍進入拉薩後，在廣大人民民眾的支持下，開始在西藏重建政治組織工作。先建立由延信為首的臨時軍政府，⑥並消除和清算準噶爾人在西藏的影響，公開處決了在準噶爾軍占領期間擔任第巴並同準噶爾人合作的達孜巴和另兩名噶倫，將被拘留在甲波日寺的六世達賴意希嘉措解送北京。這是為防止可能發生的陰謀所採取的預防之策。同時，還對拉薩三大寺和扎什倫布寺中的準噶爾喇嘛進行清除，對其中的五名加以斬首，其餘盡行監禁。⑦

1720年9月，清朝為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在布達拉宮舉行坐床典禮。這樣，自廢倉央嘉措以來長達14年圍繞真假達賴的爭執宣告結束，格桑嘉措在清朝支持下取得了合法的宗教地位。

1721年春，清朝組建了新的西藏地方政府。為了改變以往權力過分集中的狀況，廢除了第巴一職，而改設幾名噶倫，共同理政。由清朝一手組建並直接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建立起來了。之後，清軍留3000人駐守拉薩，其主力逐由南路撤回。在巴塘、理塘、昌都和洛隆等處留有少量的駐軍。同時，清廷還在西藏通往準噶爾的各要道嚴設關卡，每年夏季組織藏車巡邏防範。這樣，清朝便結束了自固始汗入藏以來蒙古對西藏長達80年的占領和統治。蒙古對西藏的統治權轉移清朝，是清中央在政治和軍事上對蒙古取得支配地位的結果，這符合當時西藏社會自身的發展要求，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清軍入藏和組建噶倫制政權，並非清中央強加於西藏的行動，而是西藏在遭受準噶爾蹂躪以及達賴轉世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清廷為捍衛疆域，安定西藏而採取的行動。

1727年和1750年，西藏又發生了由阿爾布巴和珠爾墨特那木扎勒發起的兩起亂事，但由於西藏地方維護國家統一的力量不斷壯大，都在很短的時間裡就平息了。

平定噶爾丹叛亂後，1709年清朝派員進藏協同拉藏汗辦理西藏事務，加強對西藏地方的管理；平定策妄阿拉布坦騷擾西藏後，清廷暫留軍隊駐藏，安定西藏地方局勢，加強西南邊防；平息阿爾布巴事件後，1728年（雍正五年）清中央在西藏設立辦事機構，派遣駐藏大臣行使中央對西藏地方的行政權力，加強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政府的直接管理；戡平珠爾墨特那木扎勒之亂後，進藏處理善後事宜的四川總督策楞偕駐藏大臣班第、兆惠、舒泰等齊稟《酌定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並得到清廷核准。此章程規定，西藏地方的重大事務“務須遵旨請示達賴喇嘛並駐藏大臣酌定辦理”；西藏官吏的任免應“共同稟報達賴喇嘛並駐藏大臣酌定，俟奉有達賴喇嘛並欽差大臣印信文書遵行”；⑧改革西藏政體，取消郡王制，正式設立噶廈政府，設噶倫四人，“噶倫辦理事務，應在公所”，“噶廈事務，不可一人專行”。⑨這個章程包含安定西藏地方、鞏固西南邊疆，增強祖國統一的積極意義。

清中央在平定西藏割據勢力勾結準噶爾作亂的鬥爭中所採取的一系列治藏措施，無疑是“驅準安藏”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

清朝積極經營西藏，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康熙首次出兵受挫，而他力排眾議，主張再次出兵，務必消滅盤踞西藏的準噶爾武力。他說：“西藏禁止青海、滇、蜀，苟準夷盜據，將邊無寧日”。不但指出西藏對保衛邊疆的重要地位，也說明他心目中的大敵是準噶爾。因為準噶爾雄踞西北，馳突千里，曾橫掃喀爾喀蒙古，接近滿洲門戶，並且他們與分布於從青海到四川、雲南和西藏接境的高原上的和碩特部是同屬厄魯特的分支，雖有矛盾，但畢竟是同宗，所以準噶爾能以少數兵力，襲殺拉藏汗於西藏，同青海和碩特諸部維持和好有關。如果準噶爾一朝據有西藏，黃教勢力落入其手，再與和碩特聯成一片，整個西北、西南的形勢將隨之改觀，這是清朝統治者絕對不容許出現的局面。

清代“驅準安藏”對西藏治理的加強，歷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對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起了促進作用，體現了西藏和祖國增強統一的必然趨勢，是受西藏同祖國不斷增強統一這個歷史發展規律所制約的。全面評價“驅準安藏”，是對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發展規律的應有肯定。

維護國家統一是西藏人民、祖國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驅準安藏”得到各族人民的歡迎與支持。以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對西藏的騷擾來說，青海少數民族首領“皆同心協力，情願派兵隨往”，⑩“各自率所部兵，或數千，或數百，隨大兵……入藏，軍容甚盛”；[11]川藏一線藏族“土司頭人，各率所部民兵作為先鋒”，[12]“工布之第巴等親身前來……帶領工布兵二千名，於工布伽木達地方下營，一同效力”；[13]清軍進抵拉薩後，僧俗人民“得復見天日，紛紛歡悅”，[14]拉薩街頭“歡聲震天”，“共祝……河山鞏固”。[15]“驅準安藏”取得勝利，西藏地方才得到安定、發展。清朝政府的“驅準安藏”政策，客觀上體現了西藏人民、祖國各族人民維護邊疆安定、國家統一的共同願望和要求。

分裂叛亂，人民是反對的。歷史記載，準部割據叛亂使我國西北部、北部廣大邊疆地區生產凋敝，民不聊生。各族人民，包括準部人民“不堪其擾”，紛紛走向內地，許多上層貴族也率領整個部落內遷。策妄阿拉布坦騷擾西藏時全藏大亂，西藏人民“俱不心服”，[16]被準軍驅逐到黑河與清軍作戰的藏軍紛紛逃散，策零敦多布“援散食絕，力竭勢窮，狼奔鼠竄”。[17]全面評價“驅準安藏”，是對人民推動國家統一歷史的應有肯定。

清代的“驅準安藏”，雖是統治者推行的國家統一政策，“雖然像一切戰爭一樣不可避免地帶來種種慘禍、暴行、災難和痛苦”，但它平定了民族分裂勢力，使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以不斷鞏固和發展，“仍然是進步的戰爭”。[18]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當給予歷史的肯定。

民族團結永恆不變的主題

對新發現的此二通摩崖碑刻同其他同型碑刻進行特徵類比，並結合相關歷史事件的發生時空，從而可確認新見二通碑刻刻留的時間，刻留的人、事主體及刻留的原由。在此基礎上推想到和新見碑刻直接相關的清朝“驅準安藏”政策指導下的軍事行動及一系列政治措施，導出有清一代治藏思想的主題內容，從而給“驅準安藏”政策一個全面、客觀、合理的歷史評價。對這一政策的評價與否，或作何評價都直接牽涉到對另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如何看待問題。更涉及到諸如“國家統一”、“民族團結”、“人民對歷史發展的作用”、“中央與西藏地方關係”以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發展的規律”等許多重大問題的基本看法和應持的態度與立場。

從此，在已知的西藏碑刻總數上又增加了二通，對學科內容的充實、學術的發展都有益處。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捍衛國家統一，抗擊入侵勢力的歷史實物見證不應該消逝沉落在時空的長夜中。同時，作為文化遺產、文物古蹟也當予以善待而加以保護，允其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