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方語言學簡史
- 意義：語言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
- 類型：語言學
- 含義：語言學進步
簡介,古希臘語言學,古羅馬語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形成,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青年語法學派,現代語言學,索緒爾與結構主義語言學,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英國語言學派,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當代語言學,喬姆斯基與轉換生成語言學,生成語義學和格語法,序位語法和層次語法,系統功能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
簡介
古希臘語言學 有文字記載的語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當時的語言研究是在哲學研究的範圍內展開的，屬於哲學的一個分支。大約在公元前五世紀，希臘人就對語言問題進行過兩場有名的大論戰。第一場論戰是在“自然發生派”和“約定俗成派”之間展開的。論戰的焦點集中在語言的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係上。“自然發生派”認為，單詞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質，也就是說事物的名稱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質決定的。他們以語言中的象聲詞為依據，得出語言是自然發生的結論。“約定俗成派”則認為，事物的命名是人們在實踐中互相約定的，和事物的性質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語言中的象聲詞是極少數，即使沒有它們也不會影響語言交際。由此，他們認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產物。這場論戰持續了很久。雖然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但它促進了對詞源的研究，對詞的各種關係的分類產生了興趣，可以說是開創了在哲學這個總的框架中研究語法的先河。
古希臘語言學
值得一提的是，戰國末期的荀況（公元前335—255年）曾在其《正名篇》中指出：“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實名。”由此可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學者就持有與“約定俗成派”相類似的觀點。
第二場論戰與第一場論戰有著密切的聯繫。它是在“變則派”與“類推派”之間展開的。爭論的焦點集中在語法結構是否規則這一問題上。“變則派”認為，由於語言是自然發生的，所以也是不規則的，並以語言中許多不規則現象作為立論的依據。“類推派”則認為宇宙間日月的運行、四季的輪轉是有規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則支配的，語言也不例外。它雖然有不規則的現象，但總體來說還是規則的。由於希臘語既有規則的成分，也有不規則的因素，所以論戰的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但雙方都對語法理論的產生有較大的貢獻。“變則派”的貢獻在於他們辨別出了主要的語法範疇；“類推派”的貢獻則在於他們確定了主要的屈折變化形式。
早期的希臘學者對語言的研究主要側重於詞源學、語音學和語法學三個方面。其中語法學所取得的成績最為突出，對傳統語言學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哲學家柏拉圖（公元前428—348年）在“自然發生派”和“約定俗成派”的論戰中持中立態度。他認為，有些詞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質；但有許多詞，其語音形式與意義之間究竟有些什麼聯繫是無法判斷的。他在分析單詞與意義的關係時，把詞分為主詞和述詞兩大類（大致相當於名詞和動詞），是西方語言學史上第一個對詞進行分類的學者。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位堅定的“約定俗成論”者。他認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是有規則可循的。他在柏拉圖的詞類兩分法的基礎上把那些既不屬於主詞又不屬於述詞的詞自成一類（大約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連詞）。他還注意到名詞有格的變化、動詞有時態變化等這樣一些結構上的特徵，並第一次給詞下了定義。
後來的“變則論”者斯多葛學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亞里斯多德的詞類三分的基礎上，進一步把詞分為冠詞、名詞、動詞和連詞。後來又把名詞分為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他們還對動詞的時態和名詞的格等問題進行了細緻的研究，認為名詞有主格、賓格、與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臘時期，對傳統語言學作出較大貢獻的是亞歷山大里亞學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約公元前一世紀）。他在名為《讀寫技巧》的只有15頁的小冊子中，把詞分為名詞、動詞、分詞、冠詞、代詞、介詞、副詞和連詞八大類。這本小冊子對後世影響很大，在此後將近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歐洲的語法學家在分析其它語言時，仍將詞分為八大類，儘管所用的術語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對語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詞法上。最早對希臘語句法進行全面描寫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紀在亞歷山大里亞從事著述的狄斯考魯。他名詞與動詞之間的關係入手，再分析描寫其它詞類與名詞和動詞的關係。同時，對動詞與名詞或代詞在人稱和數的一致關係、對一類詞代替另一類詞的替換關係等問題也進行了研究。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寫為後來區分主語和賓語、區別主從結構等奠定了基礎。
古羅馬語言學 從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希臘的統治地位逐漸由羅馬帝國所代替。到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的統治已相當穩固。在羅馬帝國統治西方文明世界的年代裡，研究語言的空氣比較活躍，並已經了解到古希臘的兩次有名的大論戰，也了解亞歷山大里亞學派和斯多葛學派對語言問題的看法和他們的成果。瓦羅（公元前116—27年）曾對“變則派”和“類推派”的觀點進行過詳細地敘述和說明，同時也對拉丁語法作過大量的分析。他把語言研究劃分為詞源學、形態學和句法學三大部分。在西方語言學史上是他首次把派生結構和屈折結構區分開來，並發現拉丁語的名詞除了有希臘語名詞的五個格之外，還有一個奪格。
古羅馬語言學
昆提利安（公元35—95年）是一位對教育比較關心的學者，在語法方面也有過一些論述。他認為語言的正確運用應合乎推理、應仿效權威和引經據典。在辭彙的發展過程中，意義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辭彙的選用應遵循自然邏輯和類推這一基本原則，即應合乎推理。要判斷現行的用法是否正確，則應求助於那些受過教育的權威人士，看是否能夠得到他們的認可。如果學者之間對某一用法意見不統一，就應在古代的經典中查找證據。這些主張無疑對後來的傳統語言學家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在制定語法規則、對某一用法進行硬性規定時，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到這些原則。
在所有的拉丁語法學家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當屬多納圖斯（約公元四世紀）和普里斯基安（約公元五世紀）。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18卷的語法書可視為拉丁語法的代表作。在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運用特拉克斯和阿波洛紐斯的理論體系和方法對拉丁語法作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和描寫。他基本上全盤借用了希臘學者的語法體系，只是由於拉丁語沒有冠詞而將其改為嘆詞，甚至連瓦羅區分開的派生結構和屈折結構也沒有被他接受。總的來說，絕大多數的拉丁語法學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樣，注重用希臘語法的模式來分析拉丁語法，而對語法理論少有建樹。他們對語言學的最大貢獻就是建立了拉丁語法。
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語法雖然沒有什麼獨特的見解，但它對傳統語法的傳播卻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後來的好幾個世紀中，拉丁語法一直襲用這一模式。在中世紀，其它語言的語法書相繼問世，12世紀中葉就已經有希伯來語語法、阿拉伯語語法、古愛爾蘭語語法等。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幾乎所有的歐洲語言都有了自己的語法。但所有這些語法都是以希臘語法或拉丁語法為模式的。
歷史比較語言學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形成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形成
討論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成就與發展，我們不能忽視古印度語言研究在歷史比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印度的語言研究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就已蓬勃發展，富有成效。巴尼尼（約公元前四世紀）的梵語語法《八章書》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其討論問題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統性以及表述的簡練性是其他語法書無法比擬的。在巴尼尼之後，古印度的語言研究更加興旺，先後出現了十多種語法派別，儘管它們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語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語言研究有兩個方面是西方傳統語言學望塵莫及的：一是對語音問題研究；二是對單詞內部結構的研究。雖然直到18世紀末西方學者才開始大量接觸到古印度學者的語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為古印度學者對梵語語音所作的準確詳盡的描寫才使得梵語同拉丁語、希臘語和其它日耳曼語言的比較成其為可能。
雖然語言學界公認19世紀是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時期，但早在12世紀，冰島一位姓名不明的學者就根據詞形的類似來確定冰島語與英語的關係，進行了語言的比較研究。14世紀初，義大利著名詩人但丁的《俗語論》問世。雖然這是一本討論方言問題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語言的起源問題：不同語言是同一源語經過時間的推移和說話人的移居而造成的。16世紀的斯卡利格（1540－1609年）和17世紀的萊布尼茨（1646－1716年），都對語言的起源問題感興趣，並試圖將語言分成不同的語系。到了18世紀，已經有人收集有助於比較研究的各種語言材料，如德國人帕拉斯的《世界語言比較辭彙》就是一例。18世紀末，西方學者開始接觸並掌握古印度語——梵語。通過比較研究，他們發現梵語和歐洲的幾種主要語言在某些辭彙層次和語法結構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其中，英國學者W. 瓊斯爵士（1746－1794年）在1786年舉行的亞洲學會上宣讀的論文影響最為顯著。在這篇論文中，他根據梵語、希臘語和拉丁語在動詞詞根和語法形式的相似性斷言，這三種語言源於同一原始語言。從而正式揭開了語言學史的新的一頁。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
19世紀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世紀。1808年, 施勒格爾（1772－1829年） 發表了題為《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的學術論文。他強調語言內部結構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語和拉丁語、希臘語、日耳曼語等在辭彙及語法關係方面有著親緣關係，並首次使用了“比較語法”這一術語。19世紀初從事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學者中,最著名是丹麥的拉斯克（1787－1832年）與德國的格里木（1785－1863年）和葆朴（1791－1867年）。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了一本討論古北歐語的語法書，1830年又出版了一本討論古英語的語法書。在這兩部書中他首次使用語音對應關係來比較不同語言中的詞源形式。後來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種對應關係實際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並用例子加以證明的。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語語法》（第二版），用較大的篇幅來討論字母，闡述了德語與其它印歐語言之間的語音對應關係。他所發現的這些語音對應規律被後人稱為“格里木定律”。葆朴的語言研究目的是為了找出語言的原始語法結構。他在《比較語法》一書中宣稱，他的目的在於對有關語言進行比較描寫，探索支配這些語言的規律及其屈折變化的起源。就是在探索原始語法結構的過程中，他發現了比較語法的原理。有人在評價他發現比較語法原理時認為他的發現可以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相媲美。
19世紀中葉的語言學家幾乎都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語言，其中最為著名、影響最大的是施萊歇爾（1821－1868 年）。在他眾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當屬《印度日耳曼語言比較語法綱要》。該書於1861年出版，後來曾再版過四次，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施萊歇爾根據語言的共有特點而將其分為不同的語族，並用譜系樹形圖來表示語言的歷史淵源和體系。他受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影響，認為語言的生命同動植物的生命一樣，都有成長期和衰老期，因此語音的變化是嚴格按照規律進行的，這些規律與自然規律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語言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語言發展史，研究語音的變化規律。在《印度日耳曼語言比較語法綱要》中，他用了約三分之一的篇幅來研究語音。他的這種觀點對後來的青年語法學派的影響尤為明顯。
青年語法學派 青年語法學派產生於19世紀末葉，並在當時的語言學界占統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雷斯琴（1840－1916年）、奧斯特霍夫（1847－1909年）、勃魯格曼（1849－1919年）、 維爾納（1846－1896年）、德爾勃呂克（1842－1922年）等人。青年語法學派認為語言之間的語音對應規律沒有例外，所謂例外是由於不同規律交叉運用或其它因素所造成的。維爾納在1875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專門討論“格里木定律”中的例外問題，認為這些例外實際上是由於重音的變化所導致的。他的這種音變規律後來被稱為“維爾納定律”。青年語法學派還認為語音和形態的變化是由於類推所起的作用。他們強調對現代語言及其方言的研究。青年語法學派的觀點及其研究推動了語言學研究方法的發展，並對同時代學者及後人有很大的影響。
青年語法學派
現代語言學
在19世紀末的語言學界，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語言研究已到達頂點，科學的語言研究方法就是歷史比較法。20世紀初，語言學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折而進入到現代語言學時期。
索緒爾與結構主義語言學
索緒爾與結構主義語言學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1857－1913年），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儘管索緒爾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特別是在印歐比較語言學中作出重大貢獻而在語言學界嶄露頭角，但真正使他享有“現代語言學之父”這一美稱的卻是他在1906年至1911年期間為日內瓦大學的學生開設的“普通語言學”課程。1913年他去世之後，他的兩位同事根據學生所作的筆記和他所留下來的講稿整理出了《普通語言學教程》這部不朽的著作，並於1916年出版。
索緒爾主張把語言和言語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區分開來。他認為語言是抽象的語法規則系統和辭彙系統，它潛存於人們的意識之中，是社會產物，不從屬於某一個人。言語是說出來的話或寫出來的文章，因此運用同一語言的人很少有同樣的言語。言語是由個人通過運用語法規則將語言單位組織起來的結果，因此言語是語言的具體體現，而語言則是對言語的抽象。雖然言語是可以直接接觸到的素材，但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卻應是語言。
他主張將內部語言學和外部語言學區別開來。他雖然承認社會史、文明史等因素與語言發展有很大的關係，但認為這些因素不會觸動語言的內部系統。研究語言內部系統的內部語言學完全沒有必要知道語言是在什麼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在他看來，語言學就是一門研究語言內部系統的科學。
他主張將共時性的研究同歷時性的研究區分開來。在他之前，人們研究語言往往是縱向地追溯語言的歷史，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語言現象，甚至有人認為唯有歷時性的研究才是科學的。索緒爾認為對語言進行共時性的研究，即對語言作出靜態描寫也是一門科學，而且還優於歷時性的研究，因為對說話的大眾來說，歷史變化是很少在考慮之列的。
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在構成關係系統時存在於兩種關係之中，即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之中。組合關係與語言成分的線性排列次序是一致的，而聚合關係則是以語言項目中一定成分的選擇為條件的。
索緒爾認為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體，也就是說語言是一套規則體系，而不是具體的材料。規則體系是相對固定的，約定俗成的，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
索緒爾對現代語言學的貢獻還在於他確立了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所必需的特點。他在《普通語言學教程》的結尾處指出：“語言學的唯一的真正的對象就是語言和為語言而研究的語言。”雖然這段結論性的話語的後半部分在語言學界尚有爭議，但它確定了語言學研究的對象和相應的研究方法，明確了語言學成為一門學科所需的特點。索緒爾對共時語言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後來湧現出的各種學說和流派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他的這些觀點的影響。
布拉格學派
布拉格學派
布拉格學派（Prague School）就是在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一個語言學學派，是結構主義語言學派在歐洲的重要代表。布拉格學派由語言學家馬德修斯（1882－1945年）和雅可布遜（1896年－?）於1926年所創建，而特魯別茨科依（1890－1938年）則被認為是該派的傑出代表。布拉格學派的研究重點是把語言作為一種功能體系來進行研究和分析，在音位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尤為突出。他們認為語音學和音位學應區別開來，因為語音學的研究對象是語音的生理和物理屬性，而音位學的研究對象則是語音在音位體系中的功能。他們根據區別性特徵來確定音位之間的區別。除此之外，布拉格學派也對語言的非語言特點，如交際者的社會背景、交際的主題等問題感興趣。
布拉格學派的語言學思想對後來的語言學家影響很大，其研究成果在語言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其中最使令人感興趣的是：語音中區別性特徵方面的研究；音素與語法形式之間的關係方面的研究；文體變異方面的研究；以及非語言因素方面的研究。
哥本哈根學派
哥本哈根學派
本世紀30年代，在歐洲的丹麥形成了以葉姆斯列夫（1899－1965年）為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Copenhagen School）。他們完全贊同索緒爾的觀點，認為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體。在他看來，音素與意義是獨立於語言而普遍存在的兩種事物，它們本身無結構可言，特定的語言用特定的結構將二者聯繫起來。所以對語言進行描寫就應該是對其結構關係的描寫，而不是對實體的描寫。他認為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其研究對象應該是語言成分之間的各種關係，應該是語言的內部體系，不是語言現象的外部事物。因此，他們試圖建立一門新型的語言學——語符學。葉姆斯列夫的《語言理論導論》就直接反映了他的這種觀點。
哥本哈根學派不僅對語言符號感興趣，而且對其它符號，如交通信號、電報代碼等，也十分重視。因為他們認為語言形式與實體是沒有關係的，語音實體可以用任何其它符號體系來代替。他們否認自然語言是其它非語言符號體系的基礎，並試圖用形式語言來代替自然語言。雖然這些主張並非人人都同意，但對各種人工語言的建立是有一定意義的。
哥本哈根學派認為語言是有層次的。葉姆斯列夫在《語言理論導論》中指出，語言有兩種區別：一種是形式與實體的區別，另一種是內容與表達的區別。這兩種區別的不同組合就產生出四個層次，即內容實體、內容形式、表達形式和表達實體。他認為內容形式和表達形式是屬於語言本身的，而內容實體和表達實體則是語言的外部現實。語言的任務就是溝通內容實體和表達實體並將二者聯繫起來。這一思想對後來的層次語法派影響頗大。
哥本哈根學派認為語言關係主要有三種：一是相互依賴關係，即兩個語言成分相互依賴，互為規定；二是決定關係，即語言成分A可規定語言成分B，但語言成分B卻不能規定語言成分A；三是並列關係，即語言成分既不互相規定，也不互相排斥。
英國語言學派
英國語言學派
英國的共時語言學研究始於語音學和音位學研究。斯威特（1845－1912年）是19世紀下半葉用共時描寫方法研究語音學的傑出代表。他在1877年出版的《語音學手冊》中把音素分為能區別意義和不能區別意義的兩大類。不能區別意義的音素之間的差異是由語音環境造成的。儘管他沒有使用“音位”這一術語，但其概念卻是十分明了的。D. 瓊斯（1881－1967年）繼承和發展了斯威特的理論和學說，並用“寬式音標”和“嚴式音標”來代替斯威特的區別意義和不能區別意義的兩類音素。他在1914年出版的《英語語音學綱要》和在1917年出版的《英語發音詞典》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時至今日仍擁有眾多的讀者。
20世紀初的英國語言學界，弗斯（1890－1960年）對普通語言學理論的建立與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最為突出。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對他影響最大的要屬他的同事、人類學教授馬林諾夫斯基（1884－1942年）。馬林諾夫斯基出生於波蘭，本世紀初他曾對太平洋的特洛布里恩德島嶼上土著居民所使用的語言進行過實地考察。他發現，如果不參照當地的文化背景、風俗習慣，要把當地的語言譯為另一種語言是非常困難的。語言的語義解釋除了依靠語言本身之外，還依賴於使用它的社會。他在《原始語言中的語義問題》一文中提出了“語言是在使用過程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觀點。語言對社會的依賴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a）語言是根據社會的特定要求而發展起來的，所以語言的性質與使用都反映了該社會特定的特徵；b）語言的使用完全依賴於語境，語境對理解語言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認為所謂語義實際上就是參照特定的文化背景對語言所進行的功能分析。
弗斯贊同馬利諾夫斯基關於語言與社會的關係以及意義就是語言在語境中的功能等觀點。雖然他最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是韻律音位學，但在他的整個語言學研究生涯中，他特別重視語言的社會功能，重視語境等方面的研究，並試圖把馬林諾夫斯基的學說發展成為一套語言學的理論體系。弗斯在進行這一嘗試時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果語言項目的意義依賴於語境，那么，首先就必須建立一套能夠將語言材料與語境聯繫起來的語言範疇。為解決這一問題，弗斯提出，任何語言活動的描述都應包括下列範疇：
1. 參與者: 人物、性格及有關特徵。
1）參與者的言語行為。
2）參與者的非言語行為。
2. 有關客體及非言語性、非人格性的活動。
3. 言語行為的效果。
建立語言理論體系所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則是：“意義就是語境中的功能”這一概念應該有其形式上的定義。只有這樣，它才能用來作為貫穿理論體系始終的一條原則，也就是說，它必須可拿來描述所有的語言項目。弗斯用系統的概念來解決這一問題。所謂系統，指的是特定語境中所列舉出的一組選擇，即在特定語境中的一組語言單位。系統中的每一項目都有兩種語境：一是系統中其它可能的替換語境；二是系統所出現的語境。弗斯的這種獨特的語言學理論對英國後來的語言學家影響很大，是系統功能語法的堅實基礎。
美國描寫語言學派
美國描寫語言學派
在共時語言學方面，影響最為深刻、最為廣泛的當屬本世紀初發展起來的美國結構主義派。由於這一學派在語言描寫上取得的成就最大，所以被稱為美國描寫語言學派。
本世紀初，美國的人類學家面臨著這樣一個嚴酷的事實：美國印第安人各部落的傳統文化正在迅速地隨著部落的消亡而趨於消失。在這種局勢下，美國的人類學家決定著手將印第安人的傳統文化在其消失之前載入史冊。要理解並記錄這些傳統文化，首先就必須懂得印第安人各部落的語言。既然所有印第安人的語言都沒有文字，那么，人類學家的首要任務就是為這些語言創造文字元號。由於沒有文字的語言很難進行歷時性的研究，所以美國的人類學家在處理這些語言時一律採取共時性的研究方法。
鮑阿斯（1858－1942年）和他的學生薩丕爾（1884－1939年）是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派——描寫語言學的開路先鋒。鮑阿斯首先提出：語言的結構分析應該在語音、單詞和句法這三個層次上進行。薩丕爾對鮑阿斯體系作了進一步的發展，並首次向人們展示了這樣一個事實：每一種印第安人語言都是一個複雜的語言體系。
美國描寫語言學最重要的人物是布龍菲爾德（1887－1943年）。1933年出版《語言論》被稱為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的“聖經”，是一段時期內每個從事語言研究人員的必讀書。他從行為主義心理學的觀點出發，明確指出：要使語言學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使用科學的方法來分析語言，即對語言進行客觀的描寫，而不套用主觀的臆測。只有能夠客觀觀察到的東西才能進行科學的研究，因此像語義這種不能客觀觀察到的東西應留待以後再分析和研究。此後的美國描寫語言學家無一例外地把語義排斥在語法研究之外，可見這一主張的影響之大。
人類學家的語言研究活動使布龍菲爾德意識到，語言研究應集中在特定語言在特定時期內的體系上，即對語法結構進行共進性的描寫，而不是歷時性的研究。
弗里斯、特雷格、史密斯、弗朗西斯、黑斯、希爾、哈里斯等人，都對美國描寫語言學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美國描寫語言學主要在音位、詞法和句法這三個層次上來分析語言結構。在音位層次上主要討論語言的音位體系、可能的和不可能的音位組合、各音位出現的頻率及位置等問題。在詞法層次上，主要討論單詞的內部結構、詞素、詞素分類及組合等問題。在句法層次上討論的則是詞的分類以及比詞大的結構分析等問題，句法分析中最常用的方法是直接成分分析法。
當代語言學
喬姆斯基與轉換生成語言學
喬姆斯基與轉換生成語言學
本世紀50年代後期，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1928年－ ）的《句法結構》問世在語言學界掀起了一場新的革命，並由此而產生了一個新的學派——轉換生成派。轉換生成派在美國結構主義學派的土壤上產生，並在同結構主義決裂和挑戰的過程中成長起來。
喬姆斯基認為語言研究應致力於探索人的內在的語言能力，不應滿足於對言語行為這種表面現象的觀察和描寫。結構主義研究語言的目的是為了對語言進行分類描寫，而在喬姆斯基看來，語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繹系統，一套有限的語法規則。這套規則既能生成出無限合乎語法的句子，又能解釋各種句子內部的語法關係和語義上的歧義性。既然研究的目的不同，那么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也就大不一樣。
結構主義研究語言的材料是隨機蒐集起來的大量句子。喬姆斯基認為，隨機蒐集的句子是十分有限的，而句子的數量卻是無限的，人們不可能將所有的句子蒐集完全，所以，語言研究的不應是人們的言語行為，而應是人們內在的語言能力，因為正是語言能力使人們能夠不斷地產生並理解新的句子。在研究方法上，結構主義是先蒐集語言素材，然後通過一套發現程式對素材進行分析並找出規則，最後用所得出的規則來解釋語言現象。喬姆斯基認為，既然語言材料是無法蒐集完全的，那么，從零星的語言素材中發現的規則必定是不完整的，無法說明所有的語言現象。因此，語言研究的方法應當同自然科學中的研究方法相同，即先根據觀察作出假設，然後再到實踐中去檢驗或證明假設，並針對實際情況對假設進行修改。這樣多次地進行反覆，直到能夠正確地解釋句子結構為止。
在兒童語言習得的問題上，結構主義接受英國哲學家洛克（1632－1704年）“白板說”的哲學觀點。洛克認為人的心靈的原始狀態只是白板一塊，一切知識和觀念都是後來從經驗中獲得的。由此，結構主義者認為小孩的語言是靠反覆地模仿和記憶，使其成為一種習慣而獲得的。喬姆斯基認為“白板說”的觀點很難解釋這樣兩種現象：一是動物通過反覆訓練之後為什麼不能掌握語言；二是供小孩模仿的句子無論數量有多少，但畢竟是有限的，小孩為什麼能夠理解並產生以前從未聽見過的無限的句子。喬姆斯基贊成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笛卡爾（1596－1650年）的“天賦觀念”說，因此他認為人的大腦中天生就有一個“語言習得機制”，一旦特定的語環境觸發這一機制，小孩就自然能夠獲得某種語言。
喬姆斯基還認為結構主義只是對語言結構的表層進行切分和描寫，所以他們無法解釋為什麼具有相同結構的句子會在意義上有很大的區別等這樣一些語言現象。語言研究不僅應注意表層結構，而且還應注意其深層結構。
喬姆斯基在發展自己語言理論的過程中，主張將語言能力和言語行為區分開來。並試圖說明人的語言能力，試圖用語言研究來說明心理活動，因此，他認為語言學應是心理學的一個分支。
轉換生成語言學在發展過程中曾作過多次修改，經歷了早期理論、標準理論、擴充式標準理論和修正的擴充式標準理論四個階段。最近一個階段的語言理論模式由句法、語音和語義三大部分組成。句法部分包括基礎部分、轉換部分和格部分，基礎部分生成出深層結構，然後通過轉換部分生成出淺層結構，再通過格部分而成為帶有格標誌的淺層結構。帶有格標誌的淺層結構既可通過語音部分而獲得語音表達，也可通過語義部分獲得語義表達。
生成語義學和格語法
生成語義學和格語法
轉換生成學派的興起打破了結構主義的一統天下，使當代語言學出現了一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可喜局面。即使轉換生成學派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也曾有過分裂並由此而產生出了一些新的學派。1965年，喬姆斯基的《句法理論中的若干問題》出版。在該書中，他對《句法結構》中提出的轉換生成理論模式進行了修改和補充。雖然修改後的理論模式（稱為標準理論）中包括了語義部分，但喬姆斯基仍認為語言分析的中心應是句法結構，語義部分只是對深層結構作出語義解釋。《句法理論中的若干問題》問世後在語言學界引起了一場句法和語義的論戰。有不少語言學家，包括一些轉換生成語言學家，對喬姆斯基的“深層結構決定語義”觀點展開了直接的挑戰，由此便產生出了生成語義學派和格語法學派。
喬姆斯基的學生雷考夫、羅斯等人不同意“深層結構決定語義”的觀點，他們認為深層結構就是語義表達，並在喬姆斯基標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生成語義學理論模式。生成語義學理論取消了深層結構這一層次，並認為語義部分而不是句法部分才有生成能力。其理論模式由語義、辭彙、轉換和語音四部分組成。語義部分生成語義表達，語義表達通過辭彙部分和轉換部分而得到表層的短語標記，然後通過語音部分得到語音表達。
格語法學派的主要代表是美國語言學家菲爾墨。他認為標準理論無法說明類似下列兩個句子中名詞短語與動詞短語之間的關係究竟有何區別：
The child opens the door./ The key opens the door.
這種名詞短語與動詞短語之間的功能關係只有用更深一層的語義區別才能解釋清楚。菲爾墨認為第一個句子中各成分之間的關係應為“施事+動作+受事”，而第二個句子中各成分的關係應為“工具+動作+受事”，由此可見，The child 與 opens 的關係完全不同於 The key 與opens 的關係。菲爾墨在《格辨》這篇論文中較為詳細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並提出了格語法的大體模式。後來他和其他一些語言學家又對這一模式作了進一步的修改，使其在70年代的轉換生成語言學中能與轉換生成語法和生成語義學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序位語法和層次語法
序位語法和層次語法
轉換生成學派的崛起同時也促進了其它語言學派的發展。在轉換生成學派的直接挑戰下，原有的語言學派不斷地完善自己並由此產生出一些新的學派。序位語法派就是在結構主義的基礎上通過改進而產生的一個語言學派別。在本世紀初，當美國人類學家正忙於記錄整理那些正在迅速消失的印第安語的時候，美國的一些傳教士則在緊張地從事傳教活動。要把《聖經》翻譯成其它民族的語言，特別是沒有文字的語言，需要大批的語言學人才，於是在本世紀30年代，一些新教教派的傳教士辦起了署期語言學院來培養翻譯《聖經》所急需的人才。署期語言學院早期的教學內容主要是當時在美國占統治地位的描寫語言學的知識和研究方法。但後來他們發現，運用描寫語言學所推崇的直接成分分析法來劃分句子結構需要憑藉語言學家自己的直覺，如果對一種自己不懂的語言進行切分，則會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於是他們便偏離了描寫語言學的軌道而另闢途徑，搞出了一套序位語法的理論。
序位語法的代表人物派克，把語言描寫分為音位學、辭彙學和語法學。這三者都有一個等級層次系統，它們既相互聯繫，又有一定的獨立性。在音位等級層次系統中，音位是最小的單位，而音節、重音群等則是等級層次中的高級單位；在辭彙等級系統中，詞素是最小的單位，而詞素的組合、特殊的搭配等則是較高級的單位；在語法等級層次中，序位是最小的單位，而各種序位組合結構則是等級層次中較高級的單位。由此可見，序位語法理論是在描寫語言學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語言學理論。
本世紀60年代出現的層次語法學派，是在美國描寫語言學和哥本哈根派的語符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個語言學派別，其代表人物是美國語言學家蘭姆。層次語法贊成索緒爾和葉姆斯列夫的觀點，認為語言是一套關係體系，語法的任務就是把語音符號（或文字元號）同意義联系起來。由於語音符號的線性特點和意義的多維性，二者之間很少有一對一的對應關係，所以二者的聯繫不可能一步完成，必須通過好幾個層次系統才能達到目的。由於每一層次系統都有自己獨特的組合規則，所以語言分析必須分層次進行。蘭姆認為層次劃分的主要原則是看其是否具有獨立的組合規則，因此不同的語言可能會有不同數目的層次。每一層次都有一個層次系統，層次系統由交替模式、連結模式、符號模式和配列規則模式組成。層次中語言單位的排列組合方式由配列規則模式決定，而層次之間的相互聯繫和體現則由交替模式、連結模式和符號模式來完成。
系統功能語言學
系統功能語言學
系統功能語言學是在英國語言學家弗斯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代表人物是英國語言學家韓禮德。50年代末60年代初，韓禮德借鑑弗斯的“情境語境”的觀點和“系統”範疇創立了系統語法理論體系。從60年代末開始，他側重於語言功能方面的研究，並於80年代出版了《功能語法概要》和《功能語法導論》兩部力作。至此，他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漸趨成熟，理論框架漸趨完整。韓禮德認為，語法理論中最基本的範疇是單位、結構、類別和系統。範疇與實際語言材料的聯繫以及範疇之間的相互聯繫是由級階、精密階和說明階完成的。語言最基本的功能是概念功能、交際功能和語篇功能。概念功能由及物系統、時態、修飾、辭彙意義等來體現；交際功能由語氣、情態、動詞詞組的人稱、辭彙語域等來體現；語篇功能則由主位和述位、語態、單詞的搭配、接應關係等來體現。
社會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 當代語言學的另一個特點是注重對語言學與相關學科關係方面的研究，從而產生了不少新興學科，如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等等。雖然社會語言學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現代語言學的鼻祖索緒爾，但社會語言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卻是60年代以後的事。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語言的社會本質和語言的差異。語言社會本質方面的研究包括語言和社會在起源上的關係與作用、語言與民族形成的關係、語言發展同社會發展的關係、語言的變化與社會的演變之間的關係、以及語言社會本質的特點和規律等問題。語言差異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語言的地域變體與方言、語言的社會變體、各行各業之間的行話、語言交際中由不同身分，不同地位，不同經歷以及由於年齡和性別等因素所引起的語言差異、由不同交際環境所引起的語言差異等等。也就是說，社會語言學既研究語言的差異，同時也研究造成語言差異的各種社會因素。
社會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
心理語言學產生於50年代初，但直到60年代才得到蓬勃發展，因為這時語言學理論和心理學理論都有了新的突破。轉換生成語言學和認知心理學的崛起使得心理語言學擺脫了結構主義語言學和行為主義心理學理論的束縛，並使得心理語言學家對心理學和語言學的關係有了不同的認識。心理語言學運用語言學和心理學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語言、語言學習、語言運用時的心理過程。具體地說，心理語言學的研究主要是為了尋求下列一些問題的答案：語言的各種單位和結構在心理上是如何組織和反映出來的？產生、理解和記憶話語的心理機制是什麼？語言知識和言語行為的能力是怎樣獲得和發展的、在神經系統上是如何組織和表現的？語言與思維及其認知因素是怎樣相互作用的？
當前，一些語言學的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如篇章語言學、語用學、認知語言學、神經語言學、邏輯語言學、套用語言學、模糊語言學、計算語言學、實驗語音學等，正在飛速發展。從而形成了當今語言學的多元的興盛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