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情報處

西安情報處

西安情報處是中共中央社會部直接領導的情治單位,1945年正式成立,由王超北任處長,李茂堂(公開身份是國民黨中統陝西調查室主任)任副處長。到1949年5月,西安情報處累計收發電報2000多份,共約24萬餘字。此外,還建立數處秘密聯絡點和東路、北路、南路三條地下交通線,經常輸送人員,蒐集傳遞情報資料。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安情報處
  • 隸屬:中共中央社會部
  • 性質:情治單位
  • 成立時間: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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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戰鬥在古城西安的對敵鬥爭隱蔽戰線上的——中共中央西安情報處(簡稱西情處)曾得到黨中央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賀龍習仲勛馬文瑞、汪鋒等的高度稱讚。
西安情報處
中央直屬西安情報處於1945年經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王超北任處長,李茂堂任副處長。
胡宗南進攻延安時,中央頻頻電示,要求西情處收集有關情報。西情處的同志們,特別是情報組的蔡茂林、吳宗魯、文稚青、屈伸及機要組的王惠今、高秀芳、楊碧桃等,共同努力,在宜川戰役前後幾次把關於胡宗南軍事動態、軍力部署電告中央,提供了500多字的胡宗南在陝北的兵力部署情況。
毛主席在看到西情處情報後說:“龐智(王超北的化名)是無名英雄”。宜川大捷後,1948年7月12日,中央給西情處來電說:“一年來,你們軍事情報很好,對西北我軍幫助頗大,今後戰爭將繼續向南發展,望繼續努力,多加蒐集西北蔣胡匪幫軍事情報。”為此周恩來副主席還批給了西情處一大筆活動經費。

壯大

為了從各方面蒐集敵人的情報,西情處先後利用各種手段,與敵人鬥智鬥勇,在西安地區先後共掌握了8部電台供西情處使用。最早的一部電台就設在西北行營主任熊斌的住處“止園”。其中還有兩台分別設在大蓮花池街7號院後院王超北家裡和東柳巷一號李江波家(西情處成員)的後院樓上。而第八部電台也是最後一部電台,建立在陝西省電政管理局的250瓦特大型國際電台上,一直與中央聯繫到西安解放。
從1939年到1949年,西情處(西情處雖然正式成立於1945年,但其實際工作從1939年即開始)共向中央發電報2400多份,約30萬字。在白色恐怖的極端惡劣環境中,西情處一直堅持與中央電台的聯繫,這些電台之所以能堅持下來,一靠中央的正確領導,二靠民眾的掩護,三靠情報工作者的機智勇敢和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
1938年12月到1939年10月,國民黨加劇了反共摩擦活動,特別是在陝甘寧邊區,先後製造了150多起摩擦事件,其中屬於軍事進攻的就有20多起。西安市內的七賢莊“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副官王克、押運員郭步海和派在火車站看守倉庫的4位同志,先後“失蹤”。國民黨在全國同樣製造了多起駭人聽聞的殺害八路軍、共產黨的慘案。其中有1939年6月,新四軍湖南平江通訊處,新四軍參議塗正坤,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全部慘遭殺害;同時,河北省深縣八路軍後方機關400餘人遇害;同年11月,國民黨特務和軍隊,製造了聞名的“確山慘案”。國民黨的這些法西斯血腥暴行告訴我們,胡宗南完全有可能在一天早晨,奉蔣密令,突然包圍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再製造一起慘案。
1940年冬,一個北風呼嘯的夜晚,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負責人伍雲甫找到王超北,對王說:鑒於全國各地八路軍、新四軍辦事通訊聯絡機構,不斷遭受國民黨的突然襲擊而發生流血事件,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同樣受到胡宗南的嚴重威脅,辦事處又不允許設電台同延安直接通報。為了防止意外事變,亟需在西安建立一部秘密電台,一旦遇到胡宗南突然襲擊西安“八辦”時,我們可以用秘密電台同中央聯繫。
王超北面對伍雲甫同志的重託,欣然接受了這個光榮而迫切的任務,他經過精心策劃設法從上海搞到一部電台,經過深思熟慮的一番安排,第一部秘密電台建立起來了,電台就設在原楊虎城將軍公館“止園”的內院,開始了和延安的電台聯繫。
1946年,國民黨積極發動全面內戰,陝西和全國一樣,山雨欲來風滿樓,西安市內一片白色恐怖,國民黨軍、警、憲、特、團虎視眈眈。西情處直接支持和平民主的力量,並將西安的情況電告中央。
毛澤東主席飛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時,西安的《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態度鮮明,為歡迎毛主席到重慶而寫的社論,非常精彩,社論的題目是《團結在望,國家之光——欣聞毛澤東先生抵達重慶》。社論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熱烈謳歌,受到全國進步輿論的一致好評。反動派如坐針氈,暴跳如雷,祝紹周、谷正鼎、楊爾瑛等反動頭子,說它比共產黨還可恨,特務立即寫黑信,將子彈裝在信中進行恐嚇。
西情處當即給中央發電報,報告了恐嚇黑信的內容,又將收到的新華社的廣播稿及新華社的新聞電訊,全部供給《聯合版》,使《聯合版》在西安的影響不斷增大。但是西安的法西斯採取了種種暴行和惡劣手段,使《聯合版》被迫停刊。
胡宗南並未因此而善罷甘休,一個更加罪惡的陰謀計畫正在進行之中,他們決定暗殺《民眾導報》主編李敷仁,並擬定了逮捕名單,還要特別處置杜斌丞。西情處緊急電告中央,同時設法告知有關人員。由於李敷仁對敵人的兇惡本性估計不足,不幸慘遭毒手。
在十萬火急的情況下,西情處即向中央發電,中共陝西省工委書記汪鋒、工委統戰部長呂劍人、組織部長王俊、西安市工委書記韓夏存等,立即千方百計,不惜代價進行組織營救,好在敵人的罪惡子彈未擊中李敷仁要害,關中地委派人將李敷仁送到延安,傷愈後,毛主席接見了李敷仁,高度讚揚了他堅持正義,堅持民主,不怕犧牲,為老百姓辦報的革命精神。
1947年8月10日凌晨,全城的人們還在熟睡之中,建立在國民黨陝西鹽務局的西安電台仍在緊張的工作——向延安發電報,發電報者就是西情處四號秘密電台台長鬍家兆,電報的內容是關於胡宗南新的作戰計畫。突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打破了一片寂靜,一群凶神惡煞的特務踢開門闖進了發報室,正在全神貫注發電報的胡家兆手中的密碼被奪走,一副冰冷的手拷戴在了胡家兆的手上。特務將胡家兆押入位於太陽廟門街至善巷13號——西北特種拘留所秘密監獄。
兩天以後,西情處的機要科長王釋奇也在梆子市街雜貨鋪門口被特務逮捕,一同關在秘密監獄。
胡家兆、王釋奇兩人被捕後,軍統特務即對他們嚴刑逼供,酷刑用遍,胡家兆、王釋奇始終堅貞不屈,他們用自己的生命維護了情報工作的機密。黨組織一直在設法營救被捕的同志,加之李茂堂的特殊關係,最後軍統判處胡家兆有期徒刑12年,王釋奇10年,後來被捕的西情處保衛科長梅永和判刑5年。西情處將三人被判刑的情況電告中央,中央來電錶示深切慰問,並資助救護費用。胡家兆同志因受刑過重,不久犧牲於獄中,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杜斌丞是中國傑出的民主革命活動家,是我黨的忠誠朋友。蔣胡集團曾用高官厚祿拉攏他,被他嚴辭拒絕,因此,蔣胡集團對他恨之入骨,把他視作眼中釘、肉中刺。
西情處根據中央的指示,對杜先生的個人安危非常關切,不斷加強情報工作,並及時報告中央。
據李茂堂獲悉,軍統將陝西名流及教育界進步人士和十七路軍退休軍人張翔初、杜斌丞、成柏仁、楊子廉、李虎臣、王菊人、楊明軒等百人列入要加害的黑名單。
中央電示,西情處設法告知杜老,讓其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並提供必要的幫助。在西情處獲得了祝紹周的“杜斌丞、向柏英、王菊人等通匪有據,速即查辦”的情報後。西情處處長王超北設法當面告訴杜先生上述情報,但杜先生並未完全看透胡宗南和祝紹周的兇狠本質,認為他是有一定地位的知名人士,蔣胡不至於馬上對他下毒手。
1947年3月20日,正是春寒料峭的時節,古城西安,烏雲翻滾,寒風瑟瑟。就在胡宗南侵占延安的第二天,敵人採取了極其卑鄙的栽贓誣陷手段,逮捕了杜斌丞先生,同時被捕的還有王菊人先生。西情處立即將這一訊息電告中央:“杜斌丞先生和他的侍從杜良民與王菊人均被逮捕。”中央回電:指示西情處注意敵迫害杜的進一步陰謀,隨即電告,並讓西情處注意自身安全。
1947年10月7日,敵人以捏造誣陷的販毒罪,把杜斌丞先生等多位革命者殺害於西安古城的玉祥門外,古城西安被血雨腥風所籠罩。

軍事情報

情報的重要性表現在軍事上顯得尤其突出,西情處在軍事情報工作中,也作出卓越貢獻。邯鄲戰役是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以前發生的,在戰役發生的前兩個多星期,當國民黨軍隊出動後,西情處就向中央發出了“酉江電”,及時地向中央報告了國民黨軍的數量,進攻路線,進攻時間,使我軍為取得戰爭的勝利,爭取了主動。
1946年11月18日,在延安的窯洞裡,毛主席起草了《關於暫時放棄延安的指示》。而早在1月1日,西情處的“子東電”就向中央反映了胡宗南叫囂進攻延安的動向。1946年5月1日,蔣介石親自到西安進行督促動員,西情處又把蔣胡企圖打延安的新動向於6月21日向中央發出了 “已馬電”。中央接到西情處的幾份電報後,於5月22日回電,認為西情處的軍事情報質量很好,對了解敵情很有幫助,這使西情處的同志們深感欣慰。
1947年8月10日夜,夜深人靜,西情處打入胡宗南總部的情報員吳宗魯送來緊急情報:我軍攻榆林,榆林向蔣介石告急。蔣聞訊大為震驚,於8月7日親自飛抵西安,命令胡宗南率部北上,並命整編36師師長鐘松率該師123、165旅輕裝組成快速兵團,沿鹹榆公路增援榆林。西情處立即將此電告中央。而鐘松到達榆林後,自以為援榆有功,誤認為我軍聞訊逃跑,掉頭南下追擊我軍。我軍佯作東渡黃河之態,鐘松貪功冒進,陷入彭總設下的包圍圈,大部被殲。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沙家店戰役。8月20日中央來電通告西情處:“西北戰局已根本改變,解放軍已開始反攻。”事實上肯定了西情處沙家店戰役前的情報工作,同時也對西情處的工作予以鼓勵。
在沙家店大捷鼓舞下,西北戰場轉入戰略反攻,中央多次電示西情處,注意蒐集胡宗南軍動態及軍事意圖。1947年11月15日又來電問:“胡軍最近動態如何?胡宗南現在何處?”西情處很快了解到胡宗南部的董釗整一軍,從陝北出潼關去河南對付陳謝兵圖,陝北只剩劉勘部的整29軍,守宜川的只有何文鼎的76師24旅約5000人。西情處把這一情報電告中央。並在宜川戰役前先後幾次把關於胡宗南的軍事動態、軍力部署電告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2月27日500多字的“醜感電”。
彭德懷、習仲勛、張宗遜、趙壽山、閻揆要等領導在獲悉重要情報後,率領指揮西北野戰軍,於1948年2月28日,對宜川發起進攻,至3月3日,宜川戰役勝利結束。1948年7月12日,中央來電說:一年來,你們軍事情報很好,對西北我軍幫助頗大。今後我軍將繼續向南發展,望繼續努力,加緊蒐集西北蔣胡匪幫的軍事情報。
這些潛伏在西安國民黨敵特機關的西情處的同志們,用自己對黨對人民的忠誠,譜寫了一曲曲動人的壯歌,為黨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戰功。

秘密交通線

情報蒐集到以後,傳遞情報也要及時,當時的主要手段有兩種,一是電報,一是靠交通員傳送。電台的優勢是迅速及時。但是有些文字太長,如軍政會議的記錄、成冊的機密檔案資料圖表、成冊的武器彈藥統計等材料,就必須由地下交通員輸送。為此,西情處先後建立了東路、南路、北路三條秘密交通線,人稱紅色交通線。比如,東路地下秘密交通線是沿隴海鐵路到華陰車站,渡過渭河,北經朝邑、澄城兩縣,過黃龍山至洛川舊縣,偷越封鎖線,進入邊區富縣、茶坊。秘密交通線,除運送秘密情報外,還負責護送去延安的革命青年及進步人士。西情處這條交通線先後護送了潘自力、張瑞華(聶帥夫人)、張琴撫等百餘人去延安解放區。
為了加強同重慶方面的聯繫,西情處又建立了南路地下交通線。南路交通線最早是共產黨員武志平開闢的,武志平當時是活躍於川陝的著名老交通員,他的公開身份是楊虎城部孫蔚如的38軍少校聯絡參謀。1933年,他通過大巴山歷盡艱難險阻,完成了川北紅軍與楊虎城部孫蔚如38軍簽訂共同抗日反蔣的“巴山之盟”。事後被蔣介石覺察,因此,武志平受到蔣介石的通緝。

西安解放

荔北戰役以後,西北地區的形勢和全國一樣大好,為了保證西情處的安全和迎接西安市的解放,地下黨組織認為應該組織一支自己的武裝力量。此時,西情處從西安綏署方面獲得情報,胡宗南要擴編西安市民眾自衛隊。
由於胡宗南的主力已受到殲滅性的打擊,不僅野戰軍沒有力量,城防也很空虛,他想把西安市原來的民眾基幹隊擴編為民眾自衛總隊。自衛總隊是西安市的武裝,當時西安市是院屬直轄市,因此,胡宗南便以中央行政院名義,電令西安市政府,把原基幹隊擴編為12個大隊,轄23箇中隊的西安市民眾自衛總隊,共有官兵2000餘人,總隊長由西安市長兼任,設立專職副總隊長一人,以掌握領導自衛總隊的全面工作。各大隊長由各區區長兼任,另設專職副大隊長。主要任務是協助正規軍防守西安城和維護社會“治安”。王超北決定將這支自衛總隊控制在黨的手裡,以迎接解放軍入城和保衛西安市。西情處將此情報電告中央,中央同意,並指示要慎重行事。
王超北要控制自衛總隊,關鍵一點是把專職副總隊長爭取到手。西情處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最後決定將閔繼騫派去做這個專職副總隊長。
閔繼騫是陝西渭南人,1930年在中共陝西省委和王超北一起工作過,時任胡宗南的中央黨校第七分校駐西安辦事處少將主任,本人和胡宗南的高級幕僚都有關係。經中央同意後,王超北做閔繼騫的工作,閔表示很願意爭取這個職位,願意為黨做工作。
王超北經過艱苦細緻、曲折複雜的工作,使胡宗南下手令任命了閔繼騫為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副總隊長。
西安解放前夕的1949年5月7日,解放軍逼近渭河北岸,西安警備司令見勢不妙,準備逃跑,便命令自衛總隊接替西安城防。18日,西安城已可以聽到解放軍的炮聲,西安城內的軍警憲特一片驚慌,秩序大亂。胡宗南下令炸工廠、機器,破壞西安市的市政設施,王超北以地下黨組織的名義,向閔繼騫提出,自衛總隊要採取有力措施,保護主要機關、工廠和檔案,加強崗哨巡邏,防止敵人破壞搗亂。由於解放大軍的迅速入城,胡宗南企圖炸毀西安城這一陰謀沒有得逞。
5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六軍軍長羅元發率部進入西安市。自衛總隊按照地下黨組織的指示,參加歡迎解放軍入城的行列,王超北、李茂堂和閔繼騫等人一同去見羅元發,向他介紹西安地下黨組織和自衛總隊的情況。羅元發指示自衛總隊開赴指定地點,協助維護社會秩序。幾天后,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奉命改編為第六軍第十六師的補充團,正式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行列。
西安的歷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西情處也完成了它光榮的歷史使命。

王超北

王超北,化名龐智,澄城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革命鬥爭。1939年武漢淪陷後,他奉黨的指示轉入地下,在西安以大商行老闆的身份作為掩護,秘密收集情報,建立了廣泛的社會聯繫網。他動用父親遺產16000塊大洋並親自繪圖設計,在大蓮花池7號院建造了一座內部結構複雜、可確保全全的樓房,作為秘密工作機關。直至西安解放前夕,他先後設立8座秘密電台,源源不斷地向陝北傳送重要情報。這些秘密電台大都設在國民黨要害部門或其駐地附近。
王超北王超北
王超北王超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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