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式記賬法和我們的神經元

《複式記賬法和我們的神經元》是安婆婆寫的一篇論文。

基本信息

在十四世紀末的地中海，那些陽光和煦的冬日裡，威尼斯的港口大概是最繁忙的地方。商船滿載著將要運往東方，或者剛從東方運來的貨物在碼頭穿梭，珠光寶氣的商人們一面監視著調度，一面仔細地記下每一筆進出的賬目。鵝毛筆沙沙作響，作為現代商業萌芽期的資金募集者和使用者，這些威尼斯商人已經意識到一本詳細清楚的賬目對生意成功是多么關鍵。

作者介紹

安婆婆

論文內容

在十四世紀末的地中海，那些陽光和煦的冬日裡，威尼斯的港口大概是最繁忙的地方。商船滿載著將要運往東方，或者剛從東方運來的貨物在碼頭穿梭，珠光寶氣的商人們一面監視著調度，一面仔細地記下每一筆進出的賬目。鵝毛筆沙沙作響，作為現代商業萌芽期的資金募集者和使用者，這些威尼斯商人已經意識到一本詳細清楚的賬目對生意成功是多么關鍵。經濟學家在回望這段歷史的時候大概會這樣評價那些紛繁瑣細的工作：它們為交易建立了一種量化的觀察渠道，通過賬目不僅能準確追蹤資本的走向，還能分析出利潤率，指導後續的投資。社會史學家甚至讚譽道，沒有早期商人發明的記賬方法，就沒有後來的工業革命。

但身處歷史轉折中心的威尼斯商人並不會預測到那么長遠的未來，他們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讓每個投資人得到公平的回報。最開始的時候賬不難算，出港前集資，回來之後分紅，一次航行就是一單生意。到後來貿易變得相當頻繁，一艘航船攜帶的財富可能來自十幾個人，然後被賣給幾百個人，這幾百人當中的幾十 人可能又二道販賣，所得的金錢又投到另一艘船的貨物上，被另外幾百個人買走……那最初的十幾筆錢後來流向了哪裡？那些最初的投資，幾經貨物－金錢的轉換之後要怎樣折算成財富，來衡量是賺是虧？記賬問題隨著交易的擴大變得關鍵起來。

於是一種新式賬本在懂得變通的威尼斯人手中開始流行。一位十五世紀的義大利修士兼數學家，達文西的好朋友 Luca Pacioli 在自己的著作中詳細介紹了這種新方法：把賬目分成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三大類，每一筆交易的貨物或者款項都歸入相應的類別。每一類都包括兩欄，“借”和“貸”，標記著貨物或者款項是流入還是流出。比如某家人湊了300塊金幣給一條船，那么在這家人的賬簿上，負債類的“借”一欄填300金幣，資產類的“貸”一欄填300金幣，表示資產以借出的方式減少了300金幣。然後這條船的賬簿上，資產類的“借”一欄填300金幣，所有者權益的“貸”一欄也填300金幣，表示流入的這300金幣的資產是來自它的所有人。這就是和單筆記賬不同的地方：每一筆交易都要填兩欄，一欄“借”，一欄“貸”，交易各方的賬簿集中起來借貸的總和要相等。這就是沿用至今的複式記賬法。

複式記賬在追蹤財富流動上的優勢很快顯現了出來。不管是誰的賬簿，資產都恆等於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的總和，每一筆財物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在借貸記錄中變得清晰。但是，有 “好事”的當代經濟學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非得是複式記賬法而不是別的什麼嗎？畢竟從理論上來說，一定還有別的同樣高效準確的計算方法，為什麼在威尼斯出現的是這一種，並且那么強健地流傳至今？

這些好事的傢伙抓著這個問題不放，一路追到了神經生物學家的後院裡。之所以找到神經生物學家，是因為他們也對人怎樣做出各種決策感興趣。既然會計的目的是通過算賬來幫助商家做決策，經濟學家就順著這條藤去摸瓜，找到了一些在恆河猴身上做的實驗，並且驚奇地發現猴子的大腦運作方式竟然和人類的會計方法有相似之處。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華盛頓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合作得到的發現。Shadlen 和 Newsome 教授想知道，在做決定的時候大腦神經元放電有什麼規律。他們設計了一種視頻圖像，上面有一些雪花點，通過電腦編程可以控制這些雪花點的移動方向。他們讓一部分雪花點向左移動，另一部分向右移動。當這兩部分的比例接近時，看上去就是一片混亂，仿佛沒有什麼可辨認的圖像；但如果有意加大向左移動的點的比例，肉眼就能感覺到一種向左運動的圖像，反之向右亦然。

在實驗中，猴子在感知到圖像移動時雖然不會說話，但經過訓練會把眼睛轉向相應的方向，這樣實驗員就能知道它們是否做出了正確選擇。Shadlen 和 Newsome 記錄下了猴子從看視頻到正確轉動眼珠的整個過程中的神經信號。他們發現被激活的神經元有一部分位於主管視覺的腦區，還有部分來自指揮眼球運動的腦區，這很好解釋。但除此之外，他們發現了另一群神經元的“神秘”活動。這群神經元介於主管視覺和主管運動的大腦皮層的中間地帶，它們在視頻播放結束猴子還沒轉眼睛的這一小段間隔期里仍然保持活躍，而且活躍的方式既不同於視覺神經在十四世紀末的地中海，那些陽光和煦的冬日裡，威尼斯的港口大概是最繁忙的地方。商船滿載著將要運往東方，或者剛從東方運來的貨物在碼頭穿梭，珠光寶氣的商人們一面監視著調度，一面仔細地記下每一筆進出的賬目。鵝毛筆沙沙作響，作為現代商業萌芽期的資金募集者和使用者，這些威尼斯商人已經意識到一本詳細清楚的賬目對生意成功是多么關鍵。經濟學家在回望這段歷史的時候大概會這樣評價那些紛繁瑣細的工作：它們為交易建立了一種量化的觀察渠道，通過賬目不僅能準確追蹤資本的走向，還能分析出利潤率，指導後續的投資。社會史學家甚至讚譽道，沒有早期商人發明的記賬方法，就沒有後來的工業革命。

但身處歷史轉折中心的威尼斯商人並不會預測到那么長遠的未來，他們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讓每個投資人得到公平的回報。最開始的時候賬不難算，出港前集資，回來之後分紅，一次航行就是一單生意。到後來貿易變得相當頻繁，一艘航船攜帶的財富可能來自十幾個人，然後被賣給幾百個人，這幾百人當中的幾十 人可能又二道販賣，所得的金錢又投到另一艘船的貨物上，被另外幾百個人買走……那最初的十幾筆錢後來流向了哪裡？那些最初的投資，幾經貨物－金錢的轉換之後要怎樣折算成財富，來衡量是賺是虧？記賬問題隨著交易的擴大變得關鍵起來。

於是一種新式賬本在懂得變通的威尼斯人手中開始流行。一位十五世紀的義大利修士兼數學家，達文西的好朋友 Luca Pacioli 在自己的著作中詳細介紹了這種新方法：把賬目分成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三大類，每一筆交易的貨物或者款項都歸入相應的類別。每一類都包括兩欄，“借”和“貸”，標記著貨物或者款項是流入還是流出。比如某家人湊了300塊金幣給一條船，那么在這家人的賬簿上，負債類的“借”一欄填300金幣，資產類的“貸”一欄填300金幣，表示資產以借出的方式減少了300金幣。然後這條船的賬簿上，資產類的“借”一欄填300金幣，所有者權益的“貸”一欄也填300金幣，表示流入的這300金幣的資產是來自它的所有人。這就是和單筆記賬不同的地方：每一筆交易都要填兩欄，一欄“借”，一欄“貸”，交易各方的賬簿集中起來借貸的總和要相等。這就是沿用至今的複式記賬法。

複式記賬在追蹤財富流動上的優勢很快顯現了出來。不管是誰的賬簿，資產都恆等於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的總和，每一筆財物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在借貸記錄中變得清晰。但是，有 “好事”的當代經濟學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非得是複式記賬法而不是別的什麼嗎？畢竟從理論上來說，一定還有別的同樣高效準確的計算方法，為什麼在威尼斯出現的是這一種，並且那么強健地流傳至今？

這些好事的傢伙抓著這個問題不放，一路追到了神經生物學家的後院裡。之所以找到神經生物學家，是因為他們也對人怎樣做出各種決策感興趣。既然會計的目的是通過算賬來幫助商家做決策，經濟學家就順著這條藤去摸瓜，找到了一些在恆河猴身上做的實驗，並且驚奇地發現猴子的大腦運作方式竟然和人類的會計方法有相似之處。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華盛頓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合作得到的發現。Shadlen 和 Newsome 教授想知道，在做決定的時候大腦神經元放電有什麼規律。他們設計了一種視頻圖像，上面有一些雪花點，通過電腦編程可以控制這些雪花點的移動方向。他們讓一部分雪花點向左移動，另一部分向右移動。當這兩部分的比例接近時，看上去就是一片混亂，仿佛沒有什麼可辨認的圖像；但如果有意加大向左移動的點的比例，肉眼就能感覺到一種向左運動的圖像，反之向右亦然。

在實驗中，猴子在感知到圖像移動時雖然不會說話，但經過訓練會把眼睛轉向相應的方向，這樣實驗員就能知道它們是否做出了正確選擇。Shadlen 和 Newsome 記錄下了猴子從看視頻到正確轉動眼珠的整個過程中的神經信號。他們發現被激活的神經元有一部分位於主管視覺的腦區，還有部分來自指揮眼球運動的腦區，這很好解釋。但除此之外，他們發現了另一群神經元的“神秘”活動。這群神經元介於主管視覺和主管運動的大腦皮層的中間地帶，它們在視頻播放結束猴子還沒轉眼睛的這一小段間隔期里仍然保持活躍，而且活躍的方式既不同於視覺神經元，又不同於運動神經元。

Shadlen 和 Newsome 通過仔細的數據分析，發現這些神經元的活躍度和一個數值成正比：由於視頻是反向運動的雪花點組成的，在猴子腦中的視覺區就有兩組不同的神經元分別被激活，各自負責感知一個方向的運動。把這兩組神經元的活躍程度相減，所得到的差值正好和“神秘”神經元的活躍度成正比。也就是說，向一個方向移動的點比相反方向多得越多，兩組視覺神經元的活躍度就相差越大，“神秘”神經元也就更強烈地放電，激活眼球向正確方向轉動。

這件事有點出乎神經生物學家的意料。因為憑直覺猜測，通常會覺得視覺區兩組神經元的活動會相互抵消，剩下沒抵消掉的就決定眼球轉動的方向。但大腦沒有選擇這種看似更節省能量的方式，而是讓一個“第三者”來記錄它們同時活躍時的差值，用第三者來指揮決策。

神經學家還在咂摸這個發現的奇妙之處，身後的經濟學家已然心下一凜了——這多像一個複式記賬的策略啊。複式記賬通過監視借貸是否平衡來決定是否採取下一步經濟行動，具體措施視二者的差值情況而定。在神經系統中，感知一個方向的視覺細胞為“借”，感知另一個方向的細胞為“貸”，借貸平衡則“第三者”不動。當借貸差值越來越大，平衡被打破，“第三者”就通知眼球轉動。那么，難道……難道複式記賬法的出現是一種順應人類生物學特性的必然結果？

單憑這么點實驗就下結論為時太早，而且也顯得牽強。但經濟學家對這些知識的興趣只是個開始，他們跨界研究神經生物學並非出於無聊，而是有更深的原因的。

在複式記賬興起的年代，大規模的合夥貿易改變了人們對財富和交換的看法。社會中出現了不依賴於單個人的組織團體，買賣過程中也不一定有實物的交換，經濟行為因此有了抽象意味。我們原先憑著進化賦予的生物直覺來和具體的個人打交道，而面對一個複雜的社會團體網路，這種直覺越來越不起作用。在文藝復興時期對理性的追求蔚然成風，人們盡力超越直覺，探索依賴客觀標準認識世界的方法。複式記賬法雖是無意為之，卻也順應潮流， 成為了理性的戰利品之一。

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人們對經濟學的認識也是從具體到抽象，數學模型逐漸占據了各種理論的山頭。可是到後來，特別是經濟危機幾度爆發的近一百年間，經濟學家受到了不少抨擊。人們對數學模型的信任度在打折扣，因為從來沒有哪個模型能成功地預測某一次危機的到來。在學界一片探索的目光中，有幾束重新集中到了被抽象成數學變數的人類行為上來。也許我們把人類的行為簡化得過於簡單了？是否在建模的時候，要把人類的生物本性也考慮進去才比較有預見性呢？既然組成各種社會團體的基本單位是一個一個的人，那 么它們作為一個整體在市場中的行為也不會完全脫離人的生物因素，問題的關鍵在於要怎樣考慮這些生物因素對經濟策略的影響。

神經經濟學是近些年邁出的探索性的一步，不知道它將帶來經濟學的新突破，還是對納稅人的一次失責。不過不管怎樣，兩個看似遙不可及的領域互相碰撞，也能碰出意想不到的思想火花。複式記賬法和大腦工作原理竟然有相似之處，這個發現本身就夠讓人好奇的，不是嗎？就算最後沒能真正改變經濟學，能開啟新的研究方向也未可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