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精德高的四位老中醫》是“鄉土課堂”主講人胡金兆於2009年11月7日在首都圖書館“口述歷史”講座上的講稿。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術精德高的四位老中醫
- 作者：胡金兆
- 日期：20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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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圖書館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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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有四位名噪京城的大夫，他們是兒科聖手周慕新、皮科專家趙炳南、外科名家段馥亭、內科婦科名醫劉潤甫，他們身懷絕技，以仁愛之心，度眾生疾苦。本期講座的主講人曾101接受過其中三位的救治，而另一位救治過其母親，主講人將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您介紹這四位名醫的醫術絕技和高尚醫德.
一，與中醫兒科聖手周慕新的四世醫緣
我剛記事時，就不斷聽母親念叨：“你這條小命是周慕新救的，要不是周大夫的幾副藥，你未準能活到今天。”原來我父親是琉璃廠的一個殷實的新書商，我又是獨子，父母愛若珍寶。我三歲前患麻疹憋住出不來，高燒不退，垂垂病危，四處請醫，都不見效，急得父母不知怎么好。朋友介紹去找周慕新。有病亂投醫，趕緊去了。人家只用了三四副藥，把我的疹子先從前後心、繼而四肢、最後是臉上，分層次地“表”出來，豁然而愈，我揀回了一條命。那時沒有麻疹疫苗，小孩出疹子是個生死關口。
這個話聽多了，就使我對這位神奇的醫生伯伯產生了極大好感；而他給我看病時，因為我小，一點記憶也沒有。從此，我和妹妹們有急重病，都去找周慕新。
周大夫的醫寓在燈市口內務部街，我家在琉璃廠，相隔很遠。遇有孩子高燒急病天又寒冷，就打電話叫出租汽車去。那時出租汽車按時間收費，一小時內就是去個頤和園來回，也是那么多錢；可是車等著同等收費。汽車還是老式方匣子有倒座的那種，車廂寬大。冬天路靜人稀，車開得很快，一會就到了。即使是給妹妹看病，我也要跟著去。一來有汽車坐，那時是非常稀罕的，二來我對這位救我一命的周伯伯及其神奇醫術，充滿好奇。
周大夫比父親年青些，那時不到四十歲，高身量，皮膚白皙，冬天總是剪裁合體的寶藍或黑春綢面的棉或皮袍，利落精神。因已較熟，他也知我是家中獨苗，就不是我看病，只要我跟著來了，他也要給我把把脈，對父母親說：“這孩子脾虛體弱，不要給他吃大魚大肉。那不是愛孩子而是害孩子：不好消化，容易上火生痰。小孩得病，大多從停食著涼而起。我的孩子三歲前不給吃肉，最多吃一點肉湯拌飯。”事隔70年，言猶在耳。
後來我們大了，病少了，去的就少了。10年後姐姐有了孩子，生大病有時還去找周慕新。總是母親抱著外孫親自出馬，又接續上中斷近10年的醫緣。周伯伯見母親，笑著說：“怎么，胡太太，抱外孫子啦？”他還記得我，問母親：金兆上中學了嗎？功課身體怎么樣？之後外甥們有病必要時都去找周爺爺。
周慕新，北京人，生於1902年，幼從學李秀生先生，醫藥兼工。20歲被選入遜清太醫院任醫助，兩年鑽研，醫術大進。20年代20歲出頭就自立門戶掛牌行醫，名噪京城。他的醫術高超，好多兒童的疑難險症到他手裡真是藥到病除。曾兩度與我為鄰的已故著名紅學家蔣和森先生，其子小時長時間腹瀉脫肛，協和醫院束手無策，主張肛門手術，那要留後遺症：括約肌失去彈性。後我建議他找周慕新試試，幾張方子就豁然痊癒。在周慕新成書的驗方彙編中有一段記述：1936年北平基督教會總幹事崔憲祥博士的愛女崔英奇，3歲得麻疹並發肺炎，十分嚴重，協和醫院治療無效（那時磺胺類藥物還沒問世），孩子抽風昏迷病危。保姆不忍心，大膽建議請周大夫看看，因為崔博士是不信中醫的。結果三四副藥把她從鬼門關拉回來，使美國醫生稱奇：“想不到中國的苦咖啡能治好重病。”此事發生在救我幾乎同時，崔的病要比我嚴重。現在治病的方子還有。
中醫自己開業、醫藥分家是傳統，周慕新在內務部街中間路南的醫寓中一住幾十年，每天清晨就開門應診，因為小孩得病忍耐性差，常常鬧一整夜，大人著急上火，早開診可早抓藥早吃，對孩子大人都好。他住的原是個三合院，後來又把緊靠他家的史家胡同的一所房子買過來，兩個院子打通，寬綽象樣多了。他的病人越來越多，建國後他每天就掛50個號，要半夜去排隊。每個號1元，相當一斤半豬肉或看一場李少春的京劇，一般人都能承受。他從清晨忙到午後，收入50元，一個月1000多元，與馬連良等京劇名伶差不多，是社會上歷來的比價。
在“左”的眼光下，對歷史悠久傳統深厚的中醫就看不順眼，自己開業更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要改造。方法之一就是把一些名中醫請入大醫院。周慕新進了北京市中醫醫院兒科，定為5級，每月將近200元。收入大減，卻因三年困難，物資極度匱乏，5級好歹算高知，有定量肉、蛋、油特供，聊勝於無。到60年代，一些老中醫已屆退休年齡，可工齡不夠難辦退休，就又允許他們回家繼續開業，周大夫又恢復了每天看50個病孩、收入50元的生活。老百姓可高興：排半宵隊，準能看上；在大醫院，竟是特殊任務，不一定看得上。
中醫開業問題是某些人的心病。“文革”一起，開業的名老中醫立時成了橫掃對象。1967年初冬一個下午，我騎車經過內務部街，見一位高身量的老人在掃街，掃一會站住錘錘腰。啊，是周慕新伯伯！聽說他受了不少折磨，抄家挨打占房子不在話下。但當時我也不敢停車打招呼。
後來我遇到了麻煩：小女體弱感冒不斷，兒童醫院讓割扁桃腺，這是沒辦法的辦法。我從五七幹校請假回來，夫妻商議，無奈打算接受手術。可母親堅決反對她唯一又鐘愛的孫女挨這一刀，要親自去找周慕新，晚上悄悄去，憑几十年老面子，無論如何也要讓他給孩子瞧瞧。我說，周伯伯正在受罪，別給他添麻煩，我去打聽打聽。這時已是“九一三”之後，各方面已經放鬆些了，讓周大夫在南小街紅醫站半天門診，上午還要勞動掃街。1972年夏天，我們祖孫三人去了，兩大間屋子裡坐滿了人，真有從從門頭溝趕來的。一會進來一位老人，是周伯伯，樣兒夠慘的：上身一件露胳膊的舊白布汗溻，下身一條剛過膝的舊白布褲子，光腳布鞋，露著腳指頭，手中提著一個鋁飯盒，不知是沒吃午飯，還是把晚飯帶來了。往日名醫的儒雅瀟灑風度毫無，不知道的準以為他是個街上揀破爛的窮老頭。大家圍上來，他一個一個瞧，又現出一代名醫的雍容風度。到我們，母親打招呼：“周大夫，您好。還認識我嗎？琉璃廠姓胡。”他抬起頭，臉上露出偶遇熟友的喜悅：“認識，您是胡……”突然停住無言。往日他一直稱家母“胡太太”，今天怎么叫？這“太太”二字若出口，會惹出很大麻煩。母親也意識到，忙把我推過去：“這是金兆，這是他閨女。快叫周爺爺！”彼此都從容了些，轉談到病，號了脈，說：“這孩子和她爺爺、爸爸一樣，是火體愛生內熱。根本用不著手術。我給開個方子，吃兩副；平時沒病，一個月吃一副，不讓內熱起來，就沒事了。”一副藥才幾角錢，藥也很平常，效果果然如此。
後來聽說他突然被開著一輛大紅旗的解放軍接走，給久病治不好的葉劍英的孫女看，幾副藥就好了。葉帥對其醫術十分佩服，又知道他還在受罪，立即干預讓北京市革委會落實政策。他被安排到鼓樓中醫醫院工作，調整了房子，後轉到家附近的東四人民醫院，求治者依然盈門。
一代中醫兒科聖手周慕新在1979年走完了他77歲的人生旅程。他為孩子服務了一生，卻為此遭了大罪。有個回民古玩商之女楊寶英，立志從醫，跟在周慕新身邊苦學，有所得。她要求不高。當個每月37元的小大夫，能給人看病就行。大概因為出身關係，就是不成。“文革”中，她冒著風險救助受苦難的師尊夫婦。後來她去了香港，再回來參加廣交會，不僅備受熱情接待，連她的醫術也被大加吹噓，說她是“香港當世名醫”。楊女士對此只能苦笑而無可奈何——“我還是我，不過外面轉了一圈，當初我想當個37元的小大夫都不行，一轉眼，我又成為當世名醫了，這叫什麼事？！”
我家與周慕新伯伯，從家父到我再到小女，是三代醫緣。周伯伯的長公子志誠大哥，自幼隨父學醫，畢業於天津醫大，是北京中醫醫院的內科專家，兒科家傳亦精。我的外孫女也是體弱多病，志誠大哥曾以六味地黃為底方，加以調整配丸藥，給五歲小孫女滋陰補氣健脾生津，去低燒開胃口復其健康。到此，我家與周慕新父子醫緣已歷四世70年矣。
二，段馥亭父子妙手除惡症
上世紀中期結核病的泛濫，可以說一度使我們家頻於泯滅的邊緣：先父雖死於心臟病，但在故世前幾個月的身體檢查中，發現肺上有鈣化灶；先叔因肺結核曾在西山平民療養院住院一年半，痊癒後再復發終死於此病；我的大姐19歲和小弟兩周歲時也死於此病；我是1950夏發現有肺結核；而家母早在40年代中期，就被診斷出右鎖骨患有骨結核，醫院讓手術治療，一是沒有這筆龐大的醫藥費，治不起，二是聽說手術後不好收口，家裡一大堆孩子怎么辦？就拖著隨它去，因右鎖骨酸痛影響右臂無力，好幾年不能抱大盆洗衣服。
家母的病一直拖到1951年春天。聽琉璃廠鄰居修鐘錶的旗人堵師傅家的大師嫂子——不知怎么論的：年長我近20歲的老堵兩口子叫家母“大媽”；我叫他們“大師哥，大師嫂子”——對母親說：“大媽，您不是鎖骨不好嗎？我們家長麗從小就是腳腕子骨結核，流膿淌水的，您也瞧見過，現在她好了，讓段馥亭給看好了，又上學了。人家那藥可好吶，聽說裡面還有珍珠、麝香呢。您還不也去瞧瞧，不貴。”
母親動了心。按大師嫂子的指點，我陪著母親去了西單報子街中間、今民族飯店對過那個十字路口坐東朝西的一個三合院：段馥亭的醫寓。院內三間北房是診療室，段大夫不到60歲，高身量，偏河南口音。他看了母親帶去的X光片子，摸了摸患處，肯定是骨結核，跟母親說幸好沒有大活動發展，不重，好治，一個星期來敷一次藥，10次一個療程，估計就差不多了。之後就給給母親敷藥。是黃色藥粉，有異香，以水調勻，敷於鎖骨處，用紗布膠條固定。收費是舊人民幣一萬元，折合今一元。那時照張X光片要五六萬元，按購買力計算，一萬元當時可買2斤豬肉或3斤雞蛋、8斤大米，相當今天幾十元。真不能算貴！
藥粉是用水調的，敷上後回來就幹了。母親覺得藥貼把皮膚抓得很緊，好象藥力在往裡鑽，很舒服。一周后去換藥，摘下來的藥貼顏色全變黑了。段大夫說，這是把毒往出“把”呢。繼續用藥。連續了四五周，母親感到病況有明顯減輕，換下的藥貼的顏色也由全黑而逐漸變淺，恢復了一點黃色。再往後，藥貼到不了一星期就往下掉，母親的鎖骨症狀完全消失，她又抱起大盆拆洗被子了。到第八次，段大夫讓母親再拍一張片子，他估計病差不多好了。果然如此。母親持續五六年的骨結核，讓段馥亭八個星期八萬塊錢就給制服了！連拍兩張片子在內，一共才花了20萬，不過相當今天幾百元，一個工人的半個月工資。這花費可能使今天去醫院看病一個感冒要花上千元的人難以想像。
這時我正因輕度肺結核輟學休養，見母親的病讓段大夫治療，短時間內產生奇效，不禁使我忽發奇想：骨結核能用外敷藥迅速治癒，那我的病何不仿而效之？
母親最後去診斷，我又跟著去了。段大夫肯定母親的病已痊癒，只是說，今後要繼續忌口：不能吃無鱗魚等。母親又含笑把我的想法和請求說了。段大夫爽朗地笑了：“你這箇中學生學過生理衛生吧？人的骨骼、淋巴離皮膚最近，有病用外敷藥通過皮膚滲透進入到病灶處，把病毒‘把’出來。肺以及肝、腎、腸屬於內臟，在人體的深處，藥力達不到呀。你還是好好養著，肺結核不可怕，能好的。”
但是，段馥亭大夫那神奇速效的藥，究竟如何配製的？一直是我多年心中一個謎。1994年底我退休了，稍做休息後，就想乾點寫點什麼。44年前段馥亭短時間治癒先母骨結核之事久久難忘。可既不相識，又無往來，僅是一次醫緣、兩次見面，但段老的的神技、神藥和認真寬和的長者之風，以及其他我見過的中醫長者絕技和形象、風格，始終縈繞腦中，驅之不去。我決心把我的這些經歷見聞寫出來，以彪炳先賢，張我中華醫術。一退休就張羅此事。但段老先生還在不在？若在，當在百歲開外；不在了，傳人情況如何，秘方是否下傳？只聽說，老人家50年代被請進了大醫院，在哪兒不清楚。好在我是當記者的出身，四處找尋線索，終於得知段老當年在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外科工作，早已逝世；其哲嗣段鳳舞先生是廣安門醫院的腫瘤科主任、國內外享名的腫瘤專家，已七十開外退休了。
我頂著春寒，騎腳踏車20餘里來到建設一新的廣安門，在一座塔式高知樓中找到了段鳳舞先生。他那時已七十有六，雖專治腫瘤，沒想到自己也得了直腸癌，術後在家休養。沒法再出專家門診了。
他得知我的來意，很高興，說段老先生已逝世30多年，居然今天還有人知道他、想念他、記述他，這是難得的。段馥亭先生，河南大名人，生於1891年，系祖傳中醫外科，至他已六代。早年來京行醫，譽享京華，曾入《中國名人錄》，用藥確為祖傳秘方。上世紀20年代末，他與施今墨、劉潤甫等創辦華北中醫學院，培養中醫人才。段老為辦校四處奔走，連位於北京西四牌樓的校舍都是段老聯繫租定的；他參加執教，學生中湧現了不少名中醫。今存者無多，就是健在的也已九旬開外了。段老1955年入廣安門醫院，除出專家門診外，還培養了後學者，1959年逝世，享年68歲。繼承其術者除鳳舞先生外，還有弟子趙永昌等，當時都已耄耋之年了。
段馥亭先生在中醫外科和家傳秘方用藥上有那么高的造詣，何以鳳舞先生卻從祖傳外科轉事腫瘤科呢？他說：“段家祖傳的方劑很多，用藥很精，選料很嚴。給令堂治療骨結核的土黃色藥粉，名曰‘骨癆散’，用多種珍貴藥材配製的，其中確有麝香、珍珠，其中麝香確有撲殺結核菌的很強效力。中醫認為結核屬‘陰’，治療較棘手。另外沒破口要比破了口的難治，因為破了口，藥力可以直接進入患處達於病灶，比靠皮膚滲入效果要好得多。”我很關心段家這些神效之藥，今是否流傳？鳳舞先生長嘆：“不是我們段家藏私，先父早已把祖傳秘方公諸於世，還出了書；但是藥太難配了，有些藥材要求很嚴，如蒼耳子這種草科植物哪裡都有，但要入藥，非要哪個地方哪個節氣產的，別的不行。藥位不全又不好找，有秘方也沒用。段家之藥恐難以為繼了。”這是否鳳舞先生舍家傳中醫外科的深厚傳統，到他第七代中斷，轉而從事腫瘤治療的原因之一？
然而段鳳舞先生雖舍家傳外科絕技，轉事內科腫瘤治療研究，依然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數字是最好的說明：中國大陸三到四期的胃癌存活率在1990年時，平均是30%，而經段鳳舞先生治療過的則能達到55%以上，比研究治療胃癌成績卓著的日本的51%要高。
鳳舞先生身材矮而胖，不似他先君；臉上總掛著笑，重病在身已言語吃力仍然如此。腫瘤外科亦是段馥亭先生所長，鳳舞先生少年從父學醫，在這方面也下過苦功。他1958年進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父子同時應診；1960年受命籌建腫瘤科，從此轉入癌症的治療研究，經他治癒或明顯緩解症狀、延長生命的中外患者已逾萬。他認為，對癌症採取綜合治療，中醫藥是不可或缺的：病人手術後經放、化療後，用中藥可緩解乏力、噁心、吃不下東西等症狀；還可一定程度上防止癌症轉移復發；不能手術也不宜放、化療的晚期患者，用中藥可調動人體內的抗病能力，抵制癌細胞的擴散，減輕患者痛苦，延長生存期。所據是腫瘤的發生髮展，與人體的細胞免疫功能強弱有關，而中醫的扶正祛邪，就是扶植體內正氣、增強體質，去抗禦兇惡的癌細胞，抑制其發展，戰而勝之；即古代醫書所說：“養正積自消”，“邪去正方安”，“扶本培正”。對各種癌症，他針對病人的不同病狀和體徵，分別以扶正祛邪，或活血化瘀、清熱解毒、軟堅散結，加以治療化解。他擅治的胃癌，就是據明朝名醫張景岳說的“噎嗝反胃，益當脾腎；舍此二法，別無其他”的論點，採用健脾益腎方法， 用山西長治的黨參、浙江於潛的白朮、河北的女貞子、寧夏的枸杞子等中藥，製成“扶正沖劑”，效果較好，已在全國幾十家大醫院中用之治療胃癌。
被鳳舞先生治癒或延長生存期的癌症病人很多，除胃癌外，還有頸部淋巴結癌、肺癌、肝癌、直腸癌、乳腺癌和甲狀腺癌等。他的治癌效果卓著，與段家七代相傳的高超醫術分不開，因而使他在海內外聲名大噪。
我與段鳳舞先生初次見面，上一輩又沒交情，僅是一次醫緣而已。他念我有意記述他先君醫道之誠，待我十分親切，非兄弟相稱，雖然他長我16歲。他住的是一套不太寬大的三居室，小小的客廳中，書桌、沙發、書櫃，略顯擁擠；牆上掛有名人字畫，其中一幅朱筆鐘馗最為精到傳神，細看題款，乃大畫家張善孖書贈段馥亭先生的。鳳舞先生說：“先父與張大千弟兄極為莫逆，彼此欽佩，惺惺相惜，二位張叔父常有贈畫。不過已損失了不少。”
我們繼續品茶相談，所談仍不離“癌”。他說，2000多年前的《周禮》中就有當時專治“腫瘍”醫者的記載，稱之為“瘍醫”；日本和朝鮮至今仍把腫瘤學稱為“腫瘍學”。我國首次使用“癌”字，是宋朝的《衛濟寶書》，到明朝的《醫學正傳》中，則有了典型的乳腺癌體徵的記述。癌字的前身是古漢字“喦”，後來再加上個病框就成了“癌”字。古醫書中也有用“岩”字的，岩是去掉病框的“喦”字的異體字，常用來形容硬如岩石的腫塊，即腫瘤。先秦《內經》中的“積聚”很像腹部腫瘤；漢朝張仲景所說的“症瘕”，則是婦科腫瘤；至於民間說的、也見於醫典的“噎嗝”，似是食道癌……。
鳳舞大兄談起治癌來，神清氣朗，幾乎看不出他是術後的癌症病人。他又向我說：你是搞戲曲的，京劇三國戲中司馬師的臉譜上左頰上有一標誌，黑色長髯上有一縷紅色，《三國演義》中說：“那人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下生個黑瘤，瘤兒生數十根黑毛，不時疼癢，乃命醫官割之”。這說明司馬師得的是皮膚黑色素瘤，這大多是惡性的，手術後沒收口，司馬師最後仍是送命於此。
我兩見段鳳舞大兄，晤談甚洽。他的行醫照片，我說借用插圖後璧還。他說，送給你做個紀念吧，我已經看不動病了，謝謝你關心我們父子。先父過世已30多年，想不到今天還有人知道他，記述他，而且你是憑40多年前青年時所見行文，足見是個有心人。那位修表的老堵師傅，給我們介紹了好多病人，成了朋友，前兩年還來串過門，他比我大，不知他還在不在？我說，他早已從北京鐘錶公司高級技師的崗位上退休，前些年，在虎坊橋喝豆汁，我還碰到這位“大師哥”，說住在梁家園，讓我去串門，今天他已過了八十，在不在難說了。彼此不由都嘆了口氣。這是1995年初的事。後來文章發表了，寄給他一份。鳳舞大兄來電話很高興，讓我去。可我退休後還很忙，沒顧上。一下子又過去了十幾年，狀況如何，我不敢想不敢去更不敢問了。唉！
三，情深義重的中醫皮外科專家趙炳南
1939年9月7日，先父在致美樓的一個應酬上，因心臟病突發而昏倒，周圍的人不懂要趕緊送醫院急救，卻把病人拉回家，一切由新書業的魁首：商務印書館的北京負責人朱國楨老公公主持，請中醫治療。而母親只能服從這不合理的規定，眼看著父親被一誤再誤，卻沒有發言權。父親發病後，一直昏迷，只言沒發。我從學校幼稚園下學回來一直守在父親身邊，目睹了這些老人由於保守先盲目自信，眼看父親的病情每況愈下，母親大膽提出請西醫，老人們不知道怎么請西醫診治，竟然把平日給母親看婦科病的開業的日本大夫原田接來，人家說是心臟病，已很危險，要馬上送協和醫院搶救。他們又慌亂不知所措，等急救車趕到，父親連強心針也打不進去了。整整7個小時，父親竟然沒有得到一點正常的救治，而送了一條命。當時母親32歲，身前7個孩子，年長的大姐只有14歲，年幼的小弟只9個月（後夭折）；上還有我的外祖父母。我雖然只有5歲，卻是家中的長子，給父親辦喪事的擔子要由我挑起來。馬上以我們兄弟的名義發出訃聞：“不孝子金兆、金城罪孽深重，禍延顯考胡府君柏楨……”。由師兄們代我們兄弟四處報喪。按前輩指點，我主持父親的入殮。看著以一身清朝的頂戴花翎官服作“裝裹”的父親遺體，被安放在巨大的黃柏木的棺材中，蓋上大蓋釘嚴時，跪在最前的我，還要領著姐妹們高喊：“爸爸，躲釘！”一家放聲大哭。
靈柩移往三里河鐵山寺開弔。開弔的院子很大，搭了臨時的喪棚。上首放靈柩、供桌，靈柩左側是清音哀樂，右側是個白布帳幔，我和母親作為孝子和未亡人披麻戴孝跪靈。作為孝子的我，除了一天幾次例行的燒樓庫祭祀活動外，遇有重要的客人來祭弔，我還要出來磕頭致謝。父親的人緣好，來弔唁的人很多，既有名商巨賈，也有琉璃廠的普通工匠、戶籍警。但是有一位的到來卻使大家很意外，那就是名醫趙炳南，唯一的醫界人物。
他上香致祭後，扶起跪在旁邊的我，問我幾歲，不勝感慨。母親破例也出來道謝。趙伯伯對母親說了幾句話，我至今難忘：“沒想到柏楨兄突然走了，他是個好人，值得一交的朋友。如今他不在了，今後家中孩子大人有病隨時來找我。你們孤兒寡母不容易，我是一分錢不收，以慰亡友在天之靈。”
父親和趙伯伯的友誼是從看病建立的。父親因足癬急性感染，發作甚重，被趙伯伯以內服化毒湯藥、外敷自配藥膏迅速治癒。父親對其醫術十分佩服，更敬重他恤老憐貧的為人；趙伯伯也覺得父親憨厚至誠，二人遂訂交。父親在琉璃廠對新舊書業的朋友遞了話：趙大夫來買書，一律不收錢，記胡柏楨的帳。因為父親是北京書業公會的副主委，在同行中有一定威望。
君子重然諾。從3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我們家的人多次到西交民巷西口路北那座大綠門的趙炳南醫館看各種病，包括姐姐生孩子得奶瘡，趙大夫全是白看白用藥不收錢。如果說趙伯伯對我家是全朋友之義，那么對夙不相識上門求治的平民百姓，他更是恤老憐貧、扶危濟困。生活艱難者，也是免費診治用藥。
他的診所，是個長方形的兩合院，北房五間，沒有東南房；進大門就是廊子，循廊到北房正廳，是診室，東側直對大門的一間是換藥室，由他的弟子照應。高身量、紅臉膛、留背頭的趙大夫，以及隨他學醫行醫的幾個年青的弟子（我叫師兄），都衣著整潔，長袍一塵不染；溫文爾雅，彬彬有禮。求診者無論貧富，一律對待。我見過幾次：較貧苦的病人看完病上了藥，請安作揖道謝而去，當然免費。對行動不便者，趙大夫有時還給幾角錢讓雇個車回去。故大家把西交民巷的綠門醫館贊為“平民診所”，交口稱讚他的醫術和醫德。
趙炳南治療手法和用藥很獨特。我們姐妹兄弟小時到夏天，都患一種膿皰疹，紅腫頂著膿，很疼，長在軀幹四肢，嚴重時也發燒起紅線（淋巴發炎），我們叫“濕氣疙瘩”。都由趙伯伯給治，內服清熱化毒藥（他開方，我們去抓藥），外用藥給的是研磨配好的藥粉，按交待回去用香油或花椒油調勻敷於患處，很快就結痂掉皮而愈。若是瘡大膿多洞深，那就要用藥線了。我三姐腹部長了個大膿皰疹，已成小洞，趙伯伯用鑷子夾出一條灰白色的很似爆竹引信那樣的藥線，輕輕送入瘡口中，外面再敷藥，藥力內外同時起作用，很快好轉。還是我三姐，幼時讓師兄騎腳踏車在後架子上帶著她，一隻腳被捲入後車輪，皮開肉綻幾近露骨，急送趙伯伯處，他並未縫合，只是對好皮膚，敷上止血生肌的藥很快癒合。我們姐幾個的膿皰疹鬧了好幾年，趙伯伯不厭不煩耐心治療。當然全是免費。後來他對母親說：“孩子年年總這么鬧病，既痛苦又耽誤功課。我開個方子，明年開春給他們吃幾副，化化心裡的毒火，夏天就會少發了。過了驚蟄，再配合吃點牛黃解毒，效果更好。”照此辦理，果然不再發。
這畢竟是普通皮膚病，就是姐姐生產後鬧奶瘡，也不算大病。趙伯伯治奶瘡真有辦法，療效神速，為普通外科難比。60年代一友人，夫人生孩子，因產婦年青時得過結核病，不願給孩子餵奶，可奶下來了回不去憋成奶瘡，高燒，醫院天天給熱敷，每況愈下，友人急的不得了。我們推薦請趙炳南。當時，他已在中醫醫院工作。他檢查後說：“這是熱敷給敷壞了。熱敷只能使膿液往裡流，浸及內腑加重病情。要做個小手術了。”他用小手術刀，在產婦腫大的乳房上，相準地方切了個小口，膿液立時噴出，再內服外用藥，很快就好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趙炳南伯伯。此時他已六旬開外，依然滿面紅光，精神很好。見我長大成人，各方面還可以，很高興；要我回家代問我母親好。
最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是：我親眼看到趙伯伯制服絕症：破口穿孔的“乾奶瘡”，—種極惡的乳腺癌晚期，把患者從死亡的邊緣給搶救回來。那是40年代後期，我的二表姨母得了乾奶瘡，破了好幾個口，這是談虎色變的險症“七孔蓮花”。表姨母向母親哭訴，母親一面勸慰，一面當機立斷，讓我去僱車，立即去找趙炳南。兩輛三輪前面走，我騎腳踏車後面保駕，轉瞬即到。
破口穿孔的“七孔蓮花”治療十分棘手。趙伯伯不慌不忙，取出特製的長長的藥線，在姨母乳房上的幾個破口中穿來引去，藥線在表面上一點未露出，但似乎可想見在患處內部連線盤旋成一朵花；然後外敷特配的藥膏。又給開了清熱化毒的湯劑藥方，裡面有化毒的大涼藥大五毒。趙伯伯勸慰姨母：“別怕，能治好。就是不要著急生氣，好好休息。過幾天來換藥。”姨母道謝，付醫藥費，趙伯伯不收。還是母親說了話：“我們一家子這么些年夠麻煩您的了。怎么，連胡家的親戚，您也白瞧嗎？”趙伯伯這才收了絕不算多的醫藥費。後來，我的表姨母活了70多歲。
一位喜歡醫道的朋友，十分佩服趙炳南，曾研究過趙大夫的醫案彙編，書中有個脈管炎病例，趙接治時，病人的腳拇指已出現輕度壞死，趙用藥阻止了壞死的急性蔓延，卻無法促其恢復。壞死部分若久留肢體必生惡果，不少人包括他的弟子都主張切除壞死部分，保住腳和下肢。他沒有接受，而是設法尋找更好之法。他從古典醫籍中查找出象牙末有促進肢體再生的功能，立即在每副內服藥中加二錢象牙粉，奇蹟果然發生：病人腳拇指壞死部分逐漸脫落，長出新肉，他成功了！這位朋友認為：要說醫德，這是趙炳南最大的醫德！有幾個醫生能這樣關心愛護病人、替病人這么構想？
1977年夏天，我因脂溢性皮炎，在頭頂百匯穴處生了個瘡。我去北京中醫醫院皮科看，接診的是個年輕的醫生。他給擠了膿，往瘡口裡下了藥線，再敷藥，完全是趙派手法，我放心了：趙伯伯的醫術又有了新一代傳人。
趙炳南生於1901年，比先父略小。1986年逝世前，曾在北京市中醫醫院工作了30多年。他的醫術、傳人都留在了那裡，曾建立了“趙炳南皮膚病研究治療中心”。為了尋訪趙伯伯的足跡，我找到了當時在中醫醫院的趙氏弟子：皮科專家王玉章、外科專家何汝翰，他們還記得我這個琉璃廠的小師弟；還見到了趙伯伯的哲嗣趙恩道學弟，我們都是師大一附小的，他比我晚幾年，大概與葉篷、葉少蘭兄弟同學。他子繼父業，已成一方良醫。
最後再說個周志誠大哥告訴我的小插曲：當年這些名醫們雖然繁忙，也忙中抽閒，自行聚會。周慕新、趙炳南、段馥亭等老一輩名中醫，早年有個“生日會”之約：逢周六下午，遇本月生日者，大家“羅漢請觀音”，在西單清真一畝園飯莊聚餐（趙炳南是回族），藉以驅散行醫的疲勞。參加者除周、趙、段外，還有“四大名醫”之一汪逢春，和中醫名家申芝塘、趙樹屏、王子仲（“小孩王”）等。卻有兩位外行不時也來湊熱鬧，一位是京劇名伶金少山（與我家為鄰，我以伯父稱之），另一位是文人張醉丐。趙伯伯對此很熱心，每次總早到，在門口接應招呼，給各家的車夫發賞錢，因為他們這一頓飯要幾小時，車夫樂得耐心等。建國後此風泯失，一來大家都忙；二來政治運動多，怕萬一給扣個“小集團”的政治帽子什麼的，犯不上。
四，藥到病除、賜我良方的劉潤甫
善治內科、婦科的中醫劉潤甫，論名氣，他不如我前面講的周慕新、段馥亭、趙炳南；可是，他的醫術很高，資格很老，與施今墨同輩，上世紀20年代末，他與施今墨等一些京師名中醫創辦華北國醫學院並任教，培養出不少京師良醫。劉老先生卻淡薄名利，不求聞達，多年安居在城南陶然亭畔的南橫街36號醫寓中，為周圍左近一帶的貧民百姓看病，他的醫術和醫德久為人們稱頌。先生祖籍紹興，與我家同鄉；不過已世居北京幾代，北京化了。先生生於1889年，故於1968年“文革”中，算來已120歲了。
我家與劉潤甫先生的醫緣30年，而我獨享20年。那時京華雖有施今墨等名醫，但診費較高：至少現洋1元，不過這個價還低於現在大醫院中300元的特殊專家號；如果不是一些重症或富有者，大多不敢登門。日常小病，還要有熟悉的醫生。劉大夫是30年代末，我們紹興同鄉、原北京大東書局經理徐幼橋大哥介紹的，因為劉大夫給他的夫人孫大姐（家母的晚輩，而且是先父母給他們保的媒）治好婦科病，生了兒子。劉大夫與我家也有鄉誼，又比先父年長，我就按京俗叫他“劉大爺”。我們家的人有個小病，就雇洋車去南橫街找他看。
劉大爺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坐北朝南，幾層院子，比較老舊。他住中院，北上房是診室，東西廂房和開了後窗戶的南房住家眷；外院是他的長子\比我大一輪12歲的劉少甫大哥夫妻住，他從小隨父學醫，建國後在外院開了一所中西醫結合的診所。大門外懸掛著“懸壺濟世”、“杏林聖手”等醫家常見的匾額。北房診室中，沒有一些名醫陳設得那么講究，家具也普通，只是房中四周書架環繞，大多是線裝古書、醫學典籍。劉大爺中等身材，平頭微須，布料長袍（後來改穿布中山服），寬厚平和，禮貌備至。來看病的人，無論貧富（受地區限制，富者少），他都是站起相迎，走時相送。他的診費比一般名醫低，建國後是一個號5角。南橫街、陶然亭一帶貧苦人多，有錢沒錢照樣看病。我見過有的貧者看完病請個安道聲謝，一分沒給就走，劉大爺照樣起身相送，囑咐要注意的事項。
劉大爺高超的婦科醫術，我無從體會知曉；但他的內科，大多能藥到病除，我是從童年到成年深有體驗。那還是日偽統治後期，我10歲左右，北京也鬧起了“虎烈拉”即霍亂，非常緊張。據文獻資料說，這是日本人的細菌試驗搞出來的。那時人人都要打霍亂預防針，出入城門、買火車票都要憑注射證；街頭經常設崗檢查，沒有證的，拉出來就強迫打預防針。打預防針有一點反應，北京人保守，有人寧肯扭頭回家，或蹲“官茅房”（公廁），躲著不肯打這針。此時，我陪母親去西單菜市，回來出宣武門。城門有日本人設崗，盤查嚴格，沒注射證的不許出入；還預備了幾口盛滿漂白粉水的大缸，凡手持各種吃食，一律要扔在大缸里消毒浸泡，我們在菜市買的熟菜鹹魚等當然全報廢了，只好苦笑；有人還講理爭，輕則一頓打，重則抓走，沒準就沒了下落。
偏偏這時，我因為中暑又吃得不合適，上吐下泄，這症狀很近似於霍亂，千萬別讓日本人給當虎烈拉辦了。趕緊去醫院。雇了個剛出現不久的三輪直奔西單背陰胡同北大醫院。我們都有注射證，不怕檢查，就怕我路上吐。進和平門時，我臉上蓋了塊手絹，扎在母親的懷裡裝睡，母親舉著倆人的證混進了日本兵端槍把守的城門。幸好是急性腸胃炎，打針開藥還出了證明。吐瀉很快止住了，可是我不思飲食，腹脹如鼓，精神倦怠，只好找劉大爺診治。他號脈後對母親說：“這孩子是中暑又飲食不當傷了脾胃，吐瀉雖止，卻暑熱未淨，寒火攪在一起，才有這些症狀。我開個方子給他調理一下，先吃一副，若不好照方子再吃一副。另外，飲食以清淡易消化的為好，不用忌生冷，可以吃點西瓜去暑，還可以吃點豆腐喝點豆漿，脾胃一壯上來，也就好了。”我只吃了兩副藥，西瓜豆腐是平常之物，好辦，早晨去風箏哈的早點鋪喝豆漿，下午到福德厚茶葉鋪北邊一位老者的長攤吃碗老豆腐，也就幾天，一切平復如初。這大概是我頭一次請劉大夫看病，留下深刻的印象。
之後，我每有感冒發燒咳嗽，母親總帶我去找劉大爺看病。常去，醫家和病人就成了孰友。母親和劉大媽年齡相近，老姐倆很談得來，看完病母親總要去南屋找劉大媽聊一會。劉大媽是繼室，劉大爺的原配是個小腳大媽，我沒見過。這位劉大媽生了不少孩子，在少甫大哥下面還有好幾個弟弟妹妹，大多比我大，我就不那末熟悉了。
1951年我得了肺結核，不得不休學。劉大爺知道後給過我一個偏方：用麝香擦後背大椎穴，還親自示範給我擦了第一次。我不大相信，沒有堅持。幾十年後，與中醫朋友盤桓多了，我才懂得這個偏方很有道理：大椎穴是人身要穴，直通肺經，麝香有很強的殺滅結核菌的作用，如果堅持下去，或許會大有好處。
我遵醫囑臥床靜養，病情穩定後身體卻十分虛弱，一見風就感冒，每年冬春必發嚴重的氣管炎，咳嗽久久不愈，這對我的肺十分不利。只好再去找劉大爺。他號脈後說我的肺經虛內熱盛，風邪容易入侵，常人不覺如何，你就頂不住了。仍是一張方子抓一副，若沒全好再吃一副。藥很平常，不過是竹茹、連翹、百合、黃芩之類，每次必有生石膏或生石決明，至少六錢，這是大涼藥，針對的是我體虛熱盛；若咳嗽太厲害，再加一點鮮竹瀝水，一兩副藥準好。
看完病，我就近去騾馬市沛仁堂或鶴鳴堂抓藥。人家一看是劉潤甫的方子，不由一面抓藥一面開玩笑地說：“人家劉先生就是高明，在他那裡瞧病，很少換方子的，一副藥齊活。不過全像他那樣，我們藥鋪的買賣就不好做了。”現在，一個感冒，一張方子要五副十副地吃，至少在我與劉大爺的20年醫緣中是沒有過的。也許這與人體和環境的改變，以及藥材人工種植多於野生天然與醫生的學識修養高低不無關係。
兩三年過去，隨著劉大夫用藥和我的身體逐漸強健，這個逢冬春必發的氣管炎被徹底控制住了，一直到今天。後來老人給了我一個抑制此病的長方，若再發，可照方抓藥吃。50年代末，我在《戲劇報》工作時的領導、著名戲曲評論家張真先生，也是早年肺結核，留下和我相似的後遺症，春秋久嗽不愈，得知我有個控制氣管炎的長方，非要照方吃兩副。我說：“我20幾歲，您40歲過了，年齡、體質、病情都不相同，怎能一方兩用？吃出毛病來我可負不起責任。”他看了看方子覺得無大礙，彼此同病，試吃一下無妨，不成再讓我陪他去找這位劉大夫。我拗不過他，結果他吃了還真有效。一張藥方兩個人用，值！
我1956年參加工作，1958年下放到河北涿鹿勞動鍛鍊。1958年底，我下放歸來，身體良好。在鄉下不到一年，也許農村的空氣好，及其他的優越條件，使我原患的肺結核，從部分硬結幾年不動，而一下全部鈣化了。我非常高興。可是沒有多久，就在3月初驚蟄左右，我突然又咳了血。這樣的小咳血，參加工作前後都有過，時間也在初春，但肺部病情都沒有惡化。這次依然如此。醫生也解釋不出原因，不外說氣候乾燥，鈣化灶摩擦引起血管破裂，臥床安靜休息自然癒合。但一折騰，總要幾個星期，工作、精神、體力都受到損失。血止後，母親讓我去找劉潤甫先生吃兩副中藥，清熱鞏固一下。
這次去主要是解決病好了逢春時發小咳血的問題。劉大爺號脈後這么解釋：你的肺得過病，雖然好了，但肺經虛而易生淤熱，逢春天的立春、驚蟄等節氣，萬物復甦，陽氣上升，衝擊肺中的舊患處，而引發小咳血；需要滋陰、清熱、化淤，把淤熱散出，血自然而止，甚至可預防不發。他給我開了湯藥方，讓我吃兩副；又給我寫了一個六味藥的丸藥方子，有醋錦文（即醋大黃，或醋黃芩也成）、當歸、生地、丹皮、桃仁（或赤芍）、汗三七，分量不等，研末蜜為丸，每丸一錢，立冬後開始吃，隔日一丸，遇節氣的前後每天一丸，有小咳血早晚各一丸，服至次年清明，有防患未然、化淤止血作用。我道謝收下，但心裡卻是矛盾的。
在結核病咳血上，用中藥清清肺熱有好處，我信；若說用丸藥抑止預防咳血，我不大信。那時我還是比較信西醫的血管破裂需臥床靜養俟其自然結痂止血說，沒把劉大爺所賜的丸藥方當回事。母親持方到同仁堂給配好丸藥，我卻放在書架上沒有吃。
1960年又是驚蟄，我照樣出血，還是病灶鈣化無改變。醫生懷疑我是鈣化後引發支氣管擴張，讓我做氣管碘油造影確診。我問確診了怎么治？回答是：只能手術開胸切除肺上病變部位。開胸切肺可是個大手術，我才20幾歲，不想切肺半殘。我放棄了進一步的檢查治療，拖。母親又提起了劉大爺賜方配的丸藥，我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吃了。沒想到竟然四五年沒有再發作！
1965年夏天，我迷上氣功和游泳，每天練功後下水游泳，從百米躍增到2000米，參加了中直機關的昆明湖橫渡比賽，身體狀況很好，體重一下增加了5公斤，這對我這個瘦人是十分難得的。因為要去京郊順義四清，想下鄉前，搶時間再多游幾次泳，時屆9月，氣候多變而受涼，臨走前夕，突發劇烈的氣管炎，已沒時間去找劉大夫再吃中藥，到農村後，又發了小咳血，趕緊寫信讓母親去同仁堂配藥，帶下鄉，吃了一冬，又保了我十年沒犯，包括在五七幹校的艱苦勞動在內。
80年代後，也許我年紀大了，工作繁忙，對身體養攝無方，也沒再吃丸藥，此小咳血病又時有所犯，致使1991年因咳血月余不止而住進靠近大覺寺的溫泉胸科醫院，決心手術治療。卻因支氣管擴張病變並不重，卻位置不好：在左肺中部，切除一葉肺不行，要切，左肺需全切，得不償失。醫院決定實行保守療法，讓我別過勞，別感冒，避免發作。但他們不知道我手中有劉潤甫先生所賜的有效良方。出院後，我馬上到同仁堂配藥，堅持冬春按時服藥；心想：我已年近六旬，即使控制到五年發一次，再發個兩三次，這輩子也就過去了。沒想到至今已十五年以上，一直沒再犯過。劉潤甫伯父所賜良方竟使我受益一生！（現在服用的丸藥，因年齡變化，請中醫朋友在以前六味藥的基礎上，添了阿膠、川貝、南北沙參、白芨、麥冬、茜草，加強了滋陰潤肺化淤止嗽的作用。配一次能吃兩年，過去是公費報銷，現在是自費，一年100多元，值。而過去在同仁堂配一次藥吃兩年才三四塊錢，差了70倍。）
我家與劉潤甫大爺的醫緣，唯我獨享20多年。隨著我的年齡、學識的增長，每去劉伯父處，若他不忙，老人也願和我這小他40多歲的晚輩聊聊天，談談醫理。他參加華北國醫學院創建和教學，就是在閒談中說的，他還從書架上找出一本帶照片的紀念冊給我看。他和少甫大哥爺倆有個共同愛好：京劇。老人是愛聽，一天勞作下來，晚上或陶然亭遛個彎，或到工人俱樂部聽京劇，或去菜市口美味齋吃個小館，我們爺倆就在那裡碰見過；少甫大哥不僅愛聽，還愛唱，人高馬大卻票青衣，嗓子還不錯。我做了戲劇工作，每去，談資也多了。
劉大爺如果說有過失誤的話，那就是1958年“改造”個人開業的中醫，少甫大哥年青，就參加了廣內醫院工作，潤甫先生雖然友誼醫院聘請他前去，但由於他年事已高，幾十年自己開業自在慣了，有些畏懼按時上下班，還有就是待遇，周慕新在中醫醫院才5級，工資不到200元，他自然還要低一些，而自己開業怎么也能月收入300元。定個100多元，難以周全一大家子的生活，老人就沒去。上面也考慮到他已七旬高齡，不好強迫了。
就為這一事，“文革”中他備受屈辱，被扣上“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頑固”，挨打受罵，被斗得死去活來。1968年，78歲的老中醫，一生服務鄉里，與世無爭，從未得罪傷害過任何人的劉潤甫先生，鬱郁而逝。其子劉少甫，也因為莫須有的“問題”而被逼得夫妻自縊而亡。後來，受過劉大夫治好重病、受益極大的宣南一帶父老，以至海外來客，尋找劉老先生，聞知結果，不勝唏噓。
這些是我退休後尋訪老人舊事及後人才得知的，也不禁長嘆。不過倒獲得一個另外的信息：名燥文壇和孩子中的“童話大王”鄭淵潔，是劉潤甫先生的親外孫，他的母親我是叫大姐的；我們曾同在北京文聯工作過，但我沒與他套瓷攀舊，非讓人家喊我一聲舅舅，這又何必呢！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