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馬克思主義

蘇聯馬克思主義（Soviet Marxism）到目前為止，蘇聯馬克思主義可以分為五個不同時期：激進革命意識形態時期（列寧時期）；理論體系化模式化時期（史達林時期）；改良化探索時期（赫魯雪夫時期）；構建發達社會主義研究時期（勃列日涅夫時期）；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混亂消解時期（戈巴契夫時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蘇聯馬克思主義
• 外文名：Soviet Marxism
• 參考書目：《蘇聯的經院哲學》
• 不同時期：列寧時期，史達林時期等

基本信息

布爾什維主義使四種理論遺產的因素具有巨大作用，它從中提取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精髓。第一種是普列漢諾夫把馬克思的（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解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這事實上意味著接受恩格斯的立場（參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條目），雖然附有一些批評。列寧曾是而且公開自認為是普列漢諾夫哲學的追隨者，在他的革命前的著作（最有名的是《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提出了對普列漢諾夫學說的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見。列寧欣然同意普列漢諾夫擯棄恩格斯的“絕對”唯物主義，這種唯物主義以一種哲學上的天真和不加批判的態度把物質性賦予整個宇宙。列寧的唯物主義建立在他的所謂對事物的“認識論的”定義之上。這個定義可以概括如下：事物的概念所表示的不過是我們在感覺上感知的客觀現實。這種認識論的立場只承認一種現象論的表述；也就是說，承認現象使我們感知的特徵（參看認識論條目）。另外，列寧重新表述辯證法的第一個最重要的規律──對立統一和鬥爭──，把它看作現實本身的本質特徵，這樣就使它的概念發生一種權威性的本質論的轉折。

列寧對普列漢諾夫的觀念以及一般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另外兩項修改，是他的獨具一格的無神論和關於哲學上兩大派別（“兩大陣營”）的原理。二者在馬克思主義中都有先例可循。但是，對於馬克思，作為異化的宗教信仰是一般異化問題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本體論的方面，而對於列寧，它主要是（即使不是完全是）社會政治問題。關於哲學上兩大派別即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原理原是恩格斯創立的，他把二者看作個人可以選擇的兩種態度。就列寧來說，它們成為社會學上可以說明的兩種趨勢，自然包含後來哲學的劃分為社會進步力量所支持的唯物主義形式和反動勢力所支持的唯心主義形式。

第二種因素是社會學和經濟方面的因素。從列寧本人革命前論述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理論和革命的類型的著作來看，他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社會學家。然而，布爾什維克在社會學方面的遺產在奪取政權以後沒有得到很大發展，主要由於雅各賓意識形態對體制的自我幻想，雖然布哈林（1921年）曾經把馬克思主義看成一種“社會學體系”並批判地考察了西方社會學的一些重要著作。不過，經濟理論卻欣欣向榮。一切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左派的領袖都是在經濟決定論的不同學派中成長起來的，其中有些人（布哈林、波格丹諾夫。特別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是經濟問題方面有獨到見解的思想家。在奪取政權以後，他們都不得不對付完全沒有料到的經濟理論問題。從國內戰爭到外國武裝干涉中產生的戰時共產主義提出了實行純粹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分配方式的問題，新經濟政策則提出了混合經濟問題。二者都涉及市場同社會主義和計畫經濟的適應問題。在蘇聯歷史的65年中，再也沒有在經濟問題、多少也在社會問題的理論探討方面出現過這樣一個富有活力和獨創性的時期。為了撲滅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或接近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的這種富有朝氣的精神，便需要有史達林那種對“左傾”和“右傾”反對派的聲討。

蘇聯馬克思主義在第一時期的另一個因素是關於國家政權、暴力和“革命法律”問題的討論（巴舒卡尼斯、斯圖契卡、克里連科等人）。這種意見的交換是開誠布公的，但也是受限制的，因為大前提即布爾什維克領袖所賦予的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原則，不可能受到徹底批評或充分批評，雖然工人反對派在最初年代曾經企圖這樣做。蘇聯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時期的最後一個方面，是它的文化理論，以盧那察爾斯基為主要代表的人物。

在隨後一個時期，蘇聯馬克思主義具有迥然不同的職能。它為具有超凡魅力的正統和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服務而發展，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完全正確和科學的世界觀”促使社會單一化，而成為純粹的工具。第一步是推行列寧主義的概念。這一概念的創造者史達林1924年在莫斯科斯維爾德洛夫大學關於列寧主義問題的講演中以及他的《列寧主義問題》（1926年）一書中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的框架。這些講演和這本書列舉了作為新階段的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的主要原理：資本主義總危機和帝國主義理論、黨和它所依靠的各種組織、無產階級專政，等等──這都是直到現在蘇聯政治所必須論述的問題。

第二個步驟是由於挫敗兩個爭執不休的集團即機械論者和德波林派而形成的，它們的理論爭論集中在下列問題上。機械論者（布哈林也大致與機械論者有關）否認一門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存在或其現實意義，把自然科學看作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體現。另一方面，德波林及其集團則是普列漢諾夫的傳統的追隨者，要求一切科學研究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指導。這個持續多年的爭論（見“參考書目”⑩，第3卷第2章；⑨，第6—8章）為在理論問題上確立黨的集體的和史達林個人的權威提供了大好機會。1917年以來，第一次在一次中央全會（1931年1月25日）通過了一項關於純理論問題的決議，譴責兩個集團，撤掉一些學者所擔任的職務，並對精神生活採取新的行政監督方式。

第三件大事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出版（1938年），其中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節。整個著作的真正作者當然不是像半官方的傳聞所說的那樣是史達林；他充其量起了最高審稿人的作用。然而，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節的作者，這個說法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正確的。書中列舉了哲學唯物主義的三個基本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特徵：“世界按其本質說來是物質的”，“物質……是在意識以外、不依賴意識而存在的客觀實在”，“哲學唯物主義……認為……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的東西。”（《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975年中文版第123、124、126頁）。也提到辯證法的四個特徵：量轉化為質，對立面的統一，普遍聯繫的規律，普遍轉化的規律，同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相比較，後面兩個特徵有所創新。接著，書中闡述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它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問題上的“套用”，扼要地分析了這樣一些概念，如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方式和生產力。史達林說得很明確，這樣闡述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乃是共產黨的世界觀。然而，馬爾庫塞在關於列寧時期、史達林時期和直接隨之而來的時期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的一部較重要的研究作品中論證說：這“不僅是克里姆林宮為了合理說明和論證它的政策而制定的一種意識形態，而且也以不同方式表明了蘇聯發展的現實情況”（見“參考書目”⑦，第9頁）；他接著結合蘇聯實踐詳細地分析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直至史達林逝世，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大體上包括幾次清洗和公開譴責以及史達林的兩部重要著作的發表。1947年，中央委員會討論了《西歐哲學史》這部集體著作的一個版本。這次所謂“關於亞歷山大羅夫的討論”（以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主編G.F.亞歷山大羅夫命名）有一個重要目的。它公開表明，黨和史達林本人在戰後希望緩和的氣氛中並沒有放鬆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警惕。既然如此，它為日丹諾夫提供了對蘇聯文化生活中所謂的或真正的自由化企圖的任何跡象進行全面攻擊的機會。隨後一次典型的討論是1948年李森科主持的關於米邱林的辯論，這次討論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拒絕遺傳學，認為它是一門資產階級科學（參看李森科主義）。十分明顯，甚至自然科學也不能免於意識形態的審查。

史達林的兩篇著作《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1950年）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2年）極端混亂，很難從理論角度進行討論；這裡更成問題的是，無論選擇這種特殊題材的目的，或這種題材的社會關係，都不容易猜透。最可能的解釋是，史達林針對兩種“傾向”維護他的統治。一方面，他結束了“革命飛躍”的強制性原則，隨之也結束了“從上而下的革命”，代之實行在“非對抗性的”蘇聯社會中“逐漸躍進”的混亂原則。他還否定了“為生產而生產”的經濟原則，以及甚至要消滅市場殘餘的直接產品交換要求。另一方面 ，他進而堅持“社會主義世界市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隨之把蘇聯和東歐同資本主義世界嚴密隔絕開來。

事實上結束“從上而下的革命”，從而在蘇聯歷史和蘇聯馬克思主義史上開創一個新時期的，不是史達林，而是赫魯雪夫。蘇聯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時期的主要目的是要探索從單純的宣傳回到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的職能的途徑。這恰恰遇上赫魯雪夫時期特有的自相矛盾，而且存在四個主要特點。首先，它牽涉到在蘇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不僅從政治上而且從理論上貶抑史達林。其次，發起對列寧的崇拜，同時以振興“列寧主義”為目的。第三，在研究工作中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客觀性（當然是和黨性結合的），結果出版了一批比較嚴肅的學術著作，主要是在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批評中所涉及的學科方面，如歷史和法學。這時，社會學也重新被確立為一門學科，並在一些領域進行了大量經驗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這種研究在方法和態度上同西方社會很少有區別，而且在體系上同馬克思主義沒有聯繫。然而，這種改變的主要受惠者是自然科學，還由於軍隊在蘇聯社會的作用的增大，自然科學在科學研究方面幾乎獲得充分的自由。最後，為了把列寧主義作為促進他們的改良主義的動力，赫魯雪夫及其追隨者重新提醒人們注意列寧是不能容忍宗教般的迷信的。

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第四個時期，即構建發達社會主義時期，存在兩個主要的特點。一方面，甚至有名無實的改革現在也取消了。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偶像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容在講演和出版物中現在已大大離題，主要是要求人們尊重它的原理的存在和有效性。哲學成為了官方粉飾太平的工具，失去了改造自然和人類靈魂的崇高作用。變得阿諛奉承。人民厭惡這種虛偽的官方哲學。理論界的歌功頌德平庸不作為使深刻的社會危機被隱藏。哲學和理論研究本來是發現社會病灶的利器，但是利器先退化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印數雖以百萬計，然而社會、特別是它的統治機構的觀點卻充滿著實用主義。在最近20年來已經成為比較公開的因素的很多政治和思想反對派，已經背離馬克思主義，雖然蘇聯和東歐的一些評論家（例如，羅伊和佐勒斯·麥德維傑夫）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他們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式卻與官方觀點有所不同。可見，統治者把蘇聯馬克思主義當作空洞的公式，大部分居民忽視它（好像基督教在西方一樣），反對派中的許多人則擯棄它，認為它是一種無足輕重的，甚至是十分危險的前提。它已經經歷了否定辯證法的整整一個循環。蘇維埃經院哲學是繁瑣而可憎的。人民在唾棄哲學，就像人民在唾棄那個表里不一虛偽的蘇共一樣。

參考書目

①T.布萊克利：《蘇聯的經院哲學》，1961年英文版。

②I.M.博琴斯基：《蘇俄的辯證唯物主義》，1950年德文版。

③H.尚伯：《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演變——經濟理論和法學》，1974年法文版。

④D.I.切斯諾科夫：《歷史唯物主義》，1969年英文版。

⑤G.格列澤爾曼等合著：《歷史唯物主義》，1959年英文版。

⑥Z.喬丹：《辯證唯物主義的演變》，1967年英文版。

⑦赫伯特·馬爾庫塞 ：《蘇聯馬克思主義》，1958年英文版。

⑧A.I.謝普圖林：《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導論》，1962年英文版。

⑨G.A.韋特：《辨證唯物主義》,1958年英文版。

⑩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3卷，1978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