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年清”屬於船政五年造船計畫中的150馬力大輪船，船型上大致可以歸納入炮艦一類。對於“萬年清”軍艦設計的來由，從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中只能模糊地得到在法國設計這一大致印象，2006年根據中國海軍史研究會莊彥先生的發現，“萬年清”軍艦的設計母型很有可能就是法國的La Motte-Picquet級炮艦。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萬年清炮艦
- 馬力：150馬力
- 設計母型：可能是法國的La Motte-Picquet
- 排水量：達到1450噸
簡述,風起浙杭,船 政,締造艱難,第一號輪船建造,“萬年清”,北調南差,星隕吳淞,
簡述
西元1862年2月13日，中歷同治元年正月十五，中國大地正處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戰爭帶來的戰亂中。今天已是旅遊勝地的江西婺源汪口村外，一批批扛著刀矛抬槍，或步行，或騎馬的軍隊從大庸嶺的崎嶇山路間經過，由此邁入浙江境內[1]，幾名兵勇在道旁的牆壁上刷帖大幅告示：“大兵過境，剿賊安民，城市村野，安睹毋驚，一切買賣，價值公平，勇夫人等，各宜凜遵……”[2]，軍伍中有乘八抬綠呢官轎格外顯眼，裡面身材魁梧的乘客便是這支軍隊的統帥，楚軍統領、新任的浙江巡撫左宗棠。
風起浙杭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性情狂異，早年科場落魄，直到太平天國戰爭爆發才逐漸嶄露頭角，居身曾國藩幕府期間受曾賞識，被命組建楚軍以補湘勇不足。1862年初率楚軍攻入浙江，數年間橫掃浙境，因功遞升為閩浙總督，成為一鎮諸侯。楚軍在浙江與太平軍作戰期間，曾得到由法國軍官訓練、指揮的僱傭軍——常捷軍大力配合，左宗棠由此首得與外國人合作的益處，常勝軍的法籍統領德克碑（D`Aignebelle）、軍官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guel）也獲得了左宗棠的信任和好感。數年後，當左宗棠試圖自造蒸汽艦船時，這兩位法國人就成了其重要的合作者。
太平天國戰爭中，蒸汽艦船在中國舞台粉墨登場，當時東南一些沿江沿海省份都有零星購買裝備蒸汽軍艦或武裝輪船的事例，清政府中央也正式委託海關稅務司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幫助從英國訂購蒸汽軍艦。這樣的風潮中，曾通過與常捷軍、英法聯軍的合作切身感受到蒸汽艦船益處的左宗棠也深受影響。然而左宗棠對於獲得蒸汽艦船的構想與眾不同，他所追求的是自行設廠建造，“將來經費有出，當圖仿製輪船，庶為海疆長久之計”[3]，從史籍里目前尚無從了解左宗棠提出這一構想時的更多心跡，但無疑中國傳統文人樸素的主權觀念起了很大作用，缺乏對外交往實務經驗時，顯然自造要比外購把握更大，至少不會由此受外人要挾。
在清政府外購蒸汽軍艦計畫中錯失機會的法國人，揣摩到左宗棠的意圖，搶先在東南下手。法國遠東艦隊司令饒勒斯為在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後，能夠繼續對中國發生某種影響，委託和左宗棠關係良好，會說中國官話的日意格向左宗棠傳遞了一個建議，即法國遠東艦隊願意將設在寧波的船廠轉交給左宗棠，雙方建立合作關係。不過當聽說寧波船廠規模很小，只能進行船體合攏，無法製造輪機時，左宗棠關起了興趣大門。當時因為推銷建議失敗，顯得有些尷尬的日意格和同行的德克碑沒有料到，從這一刻起，他們實際已經進入了中國自造輪船的歷史[4]。
此事過後不久，左宗棠找了一名60歲的中國老匠人，竟然土法上馬，自己造出了一條能坐2個人的蒸汽輪船，並在婀娜多姿的西湖上成功試航。閩浙總督不可思議的小輪船問世後不久，1864年10月16日，日意格為了常捷軍的解散問題來到杭州城內的總督衙門，隨著太平天國戰爭進入尾聲，操控在法國人手中的這支軍隊已經不再有多少重要性，裁撤是必然的命運。當日意格到達總督衙門時，左宗棠竟不顧尊卑，直接站在會見廳的門口相迎，這種不同尋常的態度似乎預示著什麼。此後除了就常捷軍的遣散事務進行磋商外，左宗棠特別帶日意格參觀了他在西湖試航的那艘輪船，驕傲地展示中國人的智慧，日意格表面敷衍“棒極了！這證明中國人非常聰穎”，心裡卻對這條船有些了不介意，“總得來講，它擁有了引擎發動機的所有細節，足以示範汽船究竟是如何運行的，但也僅此而已”[5]。對於這條船慢得讓人嘆息的航速，日意格建議“惟輪機須從西洋購覓，乃臻捷便”[6]。左宗棠後來在奏報里說，這次會見後他就直接洽商德克碑、日意格為中國監造輪船，奏摺上平淡的文字背後，是不啻於平地驚雷的大手筆，很難想像閩浙總督不動聲色地說出這個決斷時，兩位法國人是如何的表情。
機會終於來臨，已經交卸常捷軍統領職務的德克碑立刻返回法國，購買艦船圖紙、打聽船廠圖紙以及機械採購、技術人員招募等事，而後將計畫寄到中國，由擔任寧波海關稅務司的日意格轉交左宗棠。然而好事多磨，當時正值軍務倥傯，左宗棠揮師南下追殲太平軍殘部，造船被暫時擱置，德克碑前往暹羅，日意格在海關任上，靜靜地等候左宗棠的好訊息。
現代來看，左宗棠當時作出的造船、用人決策似乎非常突兀，有觀點認為，左宗棠實際是感受到了一個強烈的刺激。1864年，督撫兩江的曾國藩、李鴻章師徒接連上奏清政府，請求在上海設廠自造輪船，即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雖然受曾國藩提攜才得以一步步登上官場寶座，但是左宗棠因為曾國藩將攻陷太平天國都城的偉功預留給其弟曾國荃，而對曾氏兄弟心懷忿忿，反目成仇，對於李鴻章，也因為其屬下的淮軍追擊太平軍時一度越境進入過浙江，而終生視其為敵。此刻，曾、李二人在上海開廠造船，眼見就可能開創中國第一，對左宗棠的刺激可見，可以認為，江南製造局的營建某種程度上成了後來福建船政誕生的催化劑。
另外就設立船廠引進技術而言，當時世界上造船技術最為發達的國家主要是英、法兩國，受阿思本艦隊的負面影響，且自己也並沒有合適的英國合作人選，左宗棠很自然的選擇就是法國，而恰好正有2名“馴順”的法國人可以幫助居間出力。需要看到，德克碑、日意格實際只不過是法國海軍的普通低級軍官，對於蒸汽軍艦的設計、建造沒有任何經驗，左宗棠腦中非常明了這一點，曾稱日意格不懂造船，德克碑只是略知皮毛，只不過因為他們與左宗棠在其他領域有過成功的合作而被信任，他們將來扮演的角色其實類似於中國官員與外國技術人員之間的協調人，即船政建廠造船計畫技術項目的總承包人，並不是真正的技術工程師。
西湖的煙波中，閩浙自造軍艦的大幕就這樣緩緩開啟了。
船 政
1864年末江浙贛等地的太平軍殘部紛紛退往福建、廣東，左宗棠遂率楚軍揮師南下，經過近一年的血戰，最終在1866年2月攻破太平天國嘉應州，徹底掃除南方太平天國餘燼。
4月3日，左宗棠返抵福州督署，四境初平之時，自造輪船的計畫自然而然就重新提起。6月25日，左宗棠具折上奏清廷，正式請求設廠造船，而且提出了設立學堂培養人才的計畫，使得閩省的造船工程更與眾不同。這篇洋洋灑灑數千字的長篇奏摺，盡書胸臆，志在必得地將其自造輪船的全部構思和盤托出。從海防、民生、漕運、商業四個角度加以分析，論證“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並詳細闡述了其對設廠造船的各項計畫安排，表明這個構想已經非常成熟，具有可操作性，議論奇警地指出“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7]
今人對於左宗棠自造輪船的構想予以充分肯定時，也應注意到其時代局限性，出於節省經費考慮，左宗棠將所要建造的蒸汽船功能定位為亦商亦兵，並不明白軍艦和商船存在質的區別，而且左宗棠對於輪船造成後的維持經費想得有些不切實際，認為“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益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8]，這些缺失客觀上都為此後船政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由此也可以看到一個全無近代工業基礎的國家在蹣跚起步時很難迴避的先天不足。
對左宗棠的奏請，清廷中樞大為所動，議上後僅僅幾天就有了批覆，同治皇帝非常罕見地作了上百字的朱批：“……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先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雇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9]。閩浙建廠就此開始。
經過考察，左宗棠在福州城郊的馬尾選定了馬尾山下中岐鄉靠近馬江邊的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田地作為廠址。建廠的經費從閩海關的四成洋稅下劃撥40萬兩銀，另從六成洋稅下每月劃撥5萬兩銀作為運行經費。[10]與後來從各省協款的北洋海軍經費相比，船政的經費來源單一，閩海關又是當時收入僅次於江海關的富關，且設在本省，較易控制，更具可靠性。建廠的技術則主要依靠西方，作為技術工程總承包人的法國人德克碑、日意格就此先後到福州簽訂契約。
正當設廠工作萬事待舉之際，9月25日清政府寄諭，鑒於捻軍西竄，將左宗棠調陝甘總督平定西北，由漕運總督吳棠接任閩浙總督，兼管船政。由於對新任總督吳棠不熟悉，擔心由其兼管可能會導致船政的建設偏離自己構想的軌道，為了不使自己一手開創的事業脫軌或中途遭受挫折，左宗棠上奏清廷請求派員直接管理船政事務，意圖搶在新任總督尚未到任前先將過這部份權力奪出，一位正在家鄉守制的福州籍官員進入了左宗棠的視野。
沈葆楨，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出身於書香門第，祖父、父親都以幕友為生，沈葆楨的母親是林則徐的妹妹，與青梅竹馬的表妹——林則徐的二女兒林普晴結婚後不久，沈葆楨考中進士，任編修、御史，原本踏入一條言官之途。但遂因太平天國戰爭爆發，沈葆楨被外放出京，一度參贊曾國藩湘軍營務，受經世思想影響，其任江西廣信知府期間，夫婦並肩守城擊退太平軍，譜成一曲佳話。後來沈葆楨在江西巡撫任上，抓獲了太平天國幼天王洪天福貴，更是立下蓋世巨功，成為官場上一顆耀眼的新星。左宗棠與沈葆楨有師兄弟之緣（左宗棠曾拜林則徐為師），又曾同為曾國藩幕僚，在江西多有合作，對曾國藩同樣不抱好感（沈葆楨任江西巡撫期間，因縮減湘軍餉源事與曾國藩齟齬，後來曾國荃攻克天京，奏報幼天王已死於亂軍，但是未久沈葆楨便奏報在江西俘獲幼天王，與曾氏的不快加劇）的官員，相互都有極深刻的印象，曾國藩對二人的關係有過特殊評價，稱沈葆楨和左宗棠是“死黨”[11]。
1865年4月，沈葆楨的母親去世，按照清代官場制度，官員的父母長輩去世，應辭去職務，服27個月喪假守孝，稱為守制。沈葆楨在老家過著與世隔絕的平靜生活時，左宗棠前來三顧茅廬了，要想能使造船事業順利發展，其統領必須是具有官場經驗且擁有一定資歷聲望的人物，才能有效處理好與朝廷與地方官員間的關係，堅持獨立建廠的原則，而且必須與自己有某種默契，能夠理解執行自己的政策。“死黨”沈葆楨不僅具備了上述條件，而且還是本鄉本土人，又正處於守制不能任官期間，此時讓他在福州老家管理船務，“在籍監造，不為奪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養嚴親”，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
對於這份千鈞邀請，沈反覆推辭，最後在左宗棠的力請和清政府的諭令下，做出折衷處理，同意出任總理船政大臣，但是在喪假未滿之前暫不任事。與當時李鴻章在上海興建的江南製造局相比，福建船政的級別顯然更高，清政府任命欽差大臣直接總理負責，而且從大臣的頭銜可以看出，“船政”二字意義極廣，當時指所有與建造、管理蒸汽艦船有關的事，由此可見，福建船政並不是一個單純的造船廠，而是集造船、教育、船舶人員管理調撥等於一體的大型行政機構。[12]
締造艱難
1866年11月23日，左宗棠交卸閩浙總督印信，遷出總督衙門，居住在楚軍營地內[13]，利用開拔前的最後時間繼續處理有關船政的事務，努力在自己走之前將船政建設帶入軌道。6天后，前往上海找法國總領事在契約上籤字擔保的德克碑、日意格返回福州，告知船政的建築工程已經在上海尋覓“中外殷商包辦”[14]，這些建築承包商經左宗棠審核後即可施工。準備工作已經陸續就位，12月11日，左宗棠上奏全面匯報了船政的建設規劃。
左宗棠提出的是一個預算300萬兩的五年計畫，主要可以歸納為5個方面。即建設船廠、建造蒸汽艦船；開辦學堂，培訓造船技術人員和艦船駕駛人員；建造世界第二座，也是當時最大的一座拉拔特式（labat）拖船塢；建設鐵廠，自行冶煉製造船用鐵材；雇用外國工程技術人員，日意格因為通曉漢字，會說中國官話，定為洋員正監督，即管理洋員的監督，而非船廠工程的監督，德克碑雖然官級、年齡都較日意格為長，但是屈居副監督。洋員監督實際就是船政五年計畫的技術總承包人，對這個計畫的落實負有責任，所有為實現這一計畫從國外採購機器、聘用技術人員，均由他們出面與西方當事者簽署契約。比較特殊的是，章程中還開列了一條激勵洋員的條款，即五年期限內，以洋員監督為首的洋員承包集體在完成造船任務同時，如果還能“教習中國員匠能自按圖監造，並能自行駕駛”，則獎勵總承包人日意格、德克碑各2萬4千兩銀，獎勵其餘洋員共6萬兩銀，這筆獎賞無論對於哪國洋員，都極有誘惑力，從這裡可以看出左宗棠為了中國學會輪船建造的苦心。計畫中最引人注目的無疑就是造船，規定自船政鐵廠開設之日起的5年內建造11艘150馬力輪船，5艘仿外國“根婆子”（gunboat 小炮艦）式樣的80馬力輪船，鑒於初期的技術現實，決定150馬力輪船用的蒸汽機先從國外購買2座，其餘9座此後依樣仿造，80馬力輪船用的蒸汽機則完全進口[15]。這份建造計畫顯然有明顯的缺陷，左宗棠既要求輪船採用“外洋兵船式樣”，又強調大輪船要裝載百萬斤，小輪船裝載三四十萬斤，亦兵亦商，同時對於所造輪船的技術先進程度沒有做任何規範，只要是蒸汽輪船即可，因而只是解決蒸汽艦船的有無問題。五年計畫中的第一艘軍艦，就是後來著名的“萬年清”炮艦。
為了讓沈葆楨將來的工作順利開展，也為了船政能沿著自己開闢的道路前進，並和自己保持默契，左宗棠從自己的幕下選擇推薦了一支可觀的船政僚屬隊伍，如處理財務、協調事務的護理福建巡撫周開錫，負責財務籌措、物品採辦的道員胡光墉（雪岩），負責軍事的前台灣兵備道吳大廷，善於任事經理的補用道葉文瀾，熟悉洋務、後來測繪出近代化的中國海圖的同知黃維煊，精通艦船駕駛的五品軍功貝錦泉，熟悉西洋火炮的候補布政司徐文淵等。[16]作為船政之父，左宗棠的安排可謂細緻已極。
1866年12月16日，左宗棠離開榕城福州北上，無限深情地告別了他一手謀畫的船政事業[17]。7天之後，船政在馬江之畔正式破土動工。協調安排好承包商開工建設後，28日，日意格、德克碑取道香港乘船前往法國，為建廠和建造第一號輪船採辦機器、雇用技術員工。船政建設全面啟動。
日意格、德克碑一行於1867年2月1日到達巴黎，經歷了一番波折後，法國海軍部同意二人保留法國海軍軍官身份的情況下受僱於中國。法國國王拿破崙三世對中法合作的船政發生了濃厚興趣，專門接見了日意格等，“諭令監督用心辦理，並沐恩典，傳諭各部尚書大臣，咨行駐紮中國提督，隨時照應”，並頒發勳章以示獎勵。工程技術人員主要通過法國阿弗尓市馬澤利娜商行（Lamaison Mazelinedu Havre）幫助雇定，均直接與日意格簽訂契約，準備分三批前往中國，為船政建廠造船採購的第一船設備、材料則於7月15日開航運往中國。[18]
就在滿載機器設備的帆船從法國港口揚帆遠航一天后，1867年7月17日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27個月的喪假告滿，18日拜會了福州將軍英桂和新任的閩浙總督吳棠、福建巡撫李福泰等地方官員後，沈葆楨馬不停蹄立刻趕往馬尾，啟用船政大臣關防，開始駐廠視事。[19]
沈葆楨抵達時，從去冬開始的船政建築工程還在如火如荼進行中，在周開錫、以及船政總監工葉文瀾的統籌指揮下，原先是一片田地的船政廠區已經完全墊高平整，考慮到颱風、潮汛的威脅，又圍繞廠址打木樁加固，並在廠區對陸地的3面開挖河渠，用以排水，以及方便運貨船舶駛入。車間、學堂、衙門、寓所都在陸續興建，7月的酷暑里，工人們揮汗如雨，晝夜興工。[20]
到了秋季，廠區一些建築已經次第完工，10月6日，日意格返回馬尾，帶來僱傭的首批12名洋員、洋匠，以及隨行的4名女眷、1名孩童[21]。然而就在此時，變局突起。
新任的閩浙總督，安徽明光人吳棠向來以思想保守著稱，加之左宗棠在其到任之前，將船政這一用錢、用物的重大工程奪走，另委他人，吳棠對此早就心懷忿忿。利用總督的權力，借一些不知來源的匿名信和打油詩為證據，吳棠對左宗棠委任的一些船政官員痛下殺手，以貪墨等事奏參彈劾，並質疑船政工程。對這一可能危及船政生命的打擊，沈葆楨與福建將軍英桂等忍無可忍，上奏據理力爭，遠在陝甘的左宗棠也憤然反擊：“吳棠到任後，務求反臣所為，專聽劣員慫恿，凡臣所進之人才，所用之將弁，無不紛紛求去。”[22]最終，吳棠被清政府調任四川總督，在閩浙總督任上僅僅不滿一年，被吳棠革職驅逐的船政官員均重新起用，而以觀念較開放的浙江巡撫馬新貽升任閩浙總督。
籠罩在船政上空的陰霾一掃而空，撥雲見日，在新落成的船政衙門前，沈葆楨滿懷豪情地題下楹聯：“以一簣為始基，自古天下無難事；致九譯之新法，於今中國有聖人”。
第一號輪船建造
1867年11月7日，比日意格晚了一個月，第二批受僱的洋員從法國來到馬尾，與上批不一樣的是，這次到來的洋員人數雖然只有4人，但均為高級職員，其中尤以原法國羅什福尓船廠的工程師達士博（Trasbot）的地位最為重要，這位法國人實際上是船政擁有的第一位真正的造船專家，也是船政第一位總工程師，對船政的早期設廠、造船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3]。
達士博到任後立刻為營造第一號輪船開始忙碌，在廠區江邊搭建起臨時的板棚，將從法國帶來的船政第一號輪船圖紙1：1放樣繪製到地板上，達士博手把手向中國工人講解，日意格則當起了法文翻譯，不厭其煩地向中國工人說明安裝方法，“分行布線，細如繭絲，凡船身所有斗榫銜接處莫不有圖，各不相混，曲直、尺寸志以洋字，令中國木匠一一辨識，俾按圖仿造，可以不煩言而解”[24]，由於當時第一號輪船的材料幾乎都是在國外製造成型後運來中國的，因而達士博實際就是在指導工人們如何組裝。
建造輪船所需的船台也很快開始搭建。工人們用原始的打樁機，站在雲梯上，數十人奮力拽動七百斤的鐵錘，將一根根長達6－10米的木樁慢慢砸入地面，夯實船台的地基，“星羅棋布，以固其基”，而後再在這塊特別加固的地面上交叉疊放枕木，枕木間用長1米多、直徑0.1米的鐵釘釘連，架成一個前高5米餘，後高半米餘，長達76.8米的枕木船台，船台兩側另有巨木支撐。1878年元旦來臨之前，12月30日船政第一座船台大功告成，其餘3座相似的船台也陸續興工。[25]
冬天的馬江之濱，數里之內都可以聽到船政廠區傳出的打樁聲，工人們喊著號子，拎動巨錘，夯實的不僅僅是船政的基礎，也是近代中國邁向海洋的基礎。
1867年12月13日，第一艘從法國裝載船政訂購物資的帆船到達馬尾，數百人用了20多天時間，將火鋸、鑽鐵機、劈鐵機等一件件祖輩們完全沒有見過的古怪機器，以及建造第一號輪船所需的鐵片、鐵條搬運就位。到了歲末，在香港等地訂購的船材木料也開始運到，日意格、胡雪岩從上海、江浙等地招募的129名工匠、水手，也陸續到廠，萬事俱備。
1868年1月18日，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個永遠值得中國人銘記的日子。這一天船政廠區旌旗獵獵，雖然時近歲末，馬江之畔卻還依稀是秋意怡人。船政大臣沈葆楨朝服冠帶偕同洋員監督日意格、船政總工程師達士博等一起祭告天后媽祖，用這一極中國化的儀式開始了船政第一艘輪船的建造。而後，沈葆楨與船政提調周開錫、夏獻綸等一起將第一號輪船的第一截龍骨捧上船政的第一座船台，“聞者皆歡聲雷動，手舞足蹈，出自至情”，從創議開始，歷經4年光陰，在一片空地上一無所有起家的船政開始了蒸汽艦船的建造。[26]
晚於第一、二批洋員，德克碑在法國料理了機器裝運等事後，於1868年4月11日帶領最後一批外國雇員回到馬尾，計洋員5人，工匠17人。[27]連同此前兩批到達的，以其其他陸續報導者，總計45人，另有女眷8人，孩童4人，這批洋員工匠成了船政早期的技術骨幹。（不久之後，德克碑對屈居於資歷、知識不如自己的日意格之下表示不滿，兩名洋監督的關係發生危機，沈葆楨傾向於支持日意格，德克碑遂離職前往西北投入左宗棠營中，日意格另雇法國海軍軍官斯恭賽格E.D.Degonzac作為自己的技術副手）[28]
進入暑期，福建沿海多大雨、風暴，6月19日，船政面臨了一次嚴重的自然災害，晚上9點以後，西南風驟起，狂浪撲岸，正在營造第一號輪船的船台右側前方，一塊寬約130米，縱深30餘米的江岸坍塌入水，形勢岌岌可危。警訊傳來，沈葆楨立刻親率官員、夫役奔向江岸，在船台外圍江岸趕釘入3層木樁加以保護，最終化險為夷，後來又將江岸全部改為石岸加固。[29]從船政至此的建設來看，無論是人禍天災，可謂歷經坎坷，如若不是掌事者有堅定的決心，很可能船政事業幾次就會中道夭折。
由於大量材料都是來自海外的現成品，第一號輪船的建造過程更類似於在外國技師指導下的裝配學習過程，通過組裝來熟練中國的工人。1869年2月7日，沈葆楨上奏清廷，報告第一號輪船的船身已經完工。在報告中沈葆楨用了大量細緻的技術語言，對成果的來之不易做了說明。由於第一號輪船的結構是全木質，需要選用大量合適的木料作為船材，然而台灣的樟木產自深山，難以運出，總工程師達士博於是親赴暹羅購買柚木。1868年10月11日第一艘運木船“華德西樂”從暹羅運到柚木500餘節，沈葆楨、日意格立刻組織第一號輪船船體施工，然而後續的運木船卻遲遲不至，於是被迫前往廈門和香港的外國船廠商購木料，但是數量極為有限，“雖俱陸續到工，而撮壤涓流，隨到隨盡。”[30]這種捉襟見肘、左騰右挪的日子過了2個月後，12月4日後續的第二艘暹羅運木船“麻勒阿三丁”到達馬尾，運來用作船肋骨的曲木270餘節，方木190餘根，以及用作船殼板的柚木板360餘片，緩解了燃眉之急。緊接著，12月10日第三艘運木船“安密俐”也到達，運來的木料更多，計有曲木1220餘節，方木220餘根，柚木板190餘片，至此船政的木料儲備終於充盈，不僅第一號輪船完全足用，還有大量木料可用於後續船隻的建造。[31]木料到齊後，利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船體終於完成，可以構想，如果木料供應及時，第一號輪船的建造速度必定會更快。沈葆楨的報告中還特別記載了一個施工細節，足見船政大臣對於造船的認真、關注程度。全船龍骨、肋骨搭建完畢，封船殼板時，由於尾部的肋骨非常彎曲，需要把船殼板也進行彎曲才能安裝。洋員們在船台旁設立了一座特殊的筒形裝置，將柚木船板放入筒中，封閉筒口，而後用鍋爐向筒內供汽熏蒸船殼板，2個時辰後木板便柔韌如牛皮，“曲折隨心”[32]。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869年春天，船政大臣沈葆楨竟然開始自學起了物理（當時稱為格致、格物），科舉出身，滿腹聖人經典的傳統官員開始對西方科學孜孜以求，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轉變，也可以看出沈葆楨任事的勤勉，對於操控如此近代化的工程項目，總理大臣自己如果能夠擁有相應的基礎知識，顯然對於主持大局、監督洋員都有好處。在閱讀船政所有相關書籍時，沈葆楨還上書軍機處求助，對於如此好學的官員，軍機處樂得助力，一下子給寄來了五套新印的物理書《格物入門》，沈葆楨逐細攻讀，認為“較之前人所輯奇器圖說、近人所刊重學數等書，尤切實曉暢”，申請再下發五套，以便組織船政中國官員學習[33]。在船政學堂學生們傳來的英文、法文朗朗讀書聲中，船政官員組成的學習型集體不是吟詩作賦、對月高歌，而是一起在刻苦攻讀物理、高等數學，成了中國官場上的奇景。
1869年的春節船政廠區在繁忙中度過，除了隨機器運到而陸續興建的廠房車間外，大家的焦點都在第一號船台上那艘日益完整的輪船身上。從正月到4月上旬，“廣招捻、鑽各匠，捻灰、穿孔、塞罅、漚釘，鐵匠打鑲鐵粱、鐵脅、鐵條等件”，將船體基本完成。4月至5月，一面製作安裝桅桿、舵葉等件，一面在洋員的悉心指導下，將蒸汽機、鍋爐安裝進船體內，同時製造安裝通風筒、螺旋槳等，第一號輪船的動力系統基本安裝完畢。5月以後工匠們在已經豎立起的桅桿上搭建桅盤，在船頭安裝起錨絞盤，以及包裹船底的銅皮。至當年6月初夏季節，第一號輪船大功告成。[34]由這一系列過程可以得知，材料到位後船政第一號輪船的建造效率相當之高。
6月10日，模樣初具的第一號輪船旁人頭攢動。先期一日，原本在第一號輪船身下的船台枕木被撤掉，代之以木楔，此刻船體低俯在木楔胎架上，兩舷被十餘根撐柱抵住，銅皮包裹的船底外厚厚地塗抹著豬油、牛油、肥皂。船政大臣沈葆楨率提調周開錫等船政官員祭祀了媽祖、江神、土神、船神後，中午時分，在洋員總監督日意格指揮下，工匠們依序撤除船舷外的木撐，敲出船底剩餘的木楔，天藍色塗裝的第一號輪船乘勢劃向江面……“一瞬之間離岸數十丈，船上人乘勢下碇，拋泊江心，萬斛艨艟，自陸入水，微波不濺，江安無聲，中外歡呼，詫為神助。”[35]
船政大臣沈葆楨親自為第一號輪船命名，稱為“萬年清”，英文譯名Wan Nien Ch’ing，寄寓著無限深意。此時，船政廠區內，舉目還大都是低矮的臨時板棚，就在這樣艱苦、簡陋的條件中，中外努力造成的第一號輪船問世了。
“萬年清”
La Motte-Picquet級炮艦是法國開工於1858－1859年間的一級蒸汽軍艦，同級共建造了Coetlogon、La Motte Picquet、Lutin、Lynx、Tancrède等共5艘，排水量687噸，艦長54.55米、寬8.52米、吃水3.22米，裝備一台蒸汽機，功率虛數150馬力，實數570馬力，航速7.9節。[36]這級軍艦船型上很類似風帆時代著名的快速船型——飛剪船，外形修長優美。“萬年清”從外觀上看與La Motte-Picquet幾乎一模一樣，但又並不是單純的按樣仿造，“萬年清”在尺寸、噸位上都進行了擴大，這一點就是為了滿足左宗棠提出的兵商兩用目的，在原本炮艦的設計上增加貨艙，以便同時具備炮艦和貨船雙重身份。
“萬年清”艦的排水量達到1450噸，幾乎是母型的一倍，艦體水線長68.02米，全長76.16米（不含艦首的牙檣，即斜桅），也大於母型，但是“萬年清”的艦寬8.9米，與母型相近，艦寬不動、加大了長度，使得“萬年清”外觀上看起來更為修長。吃水方面，“萬年清”重載時艦首吃水4.03米、艦尾吃水4.64米，這樣的吃水在國外而言並不是很深，但是當時中國沿海港口大都沒有過機械疏浚，水深較淺，“萬年清”4米多的吃水對於很多港口而言已經是天文數字了，這一點也成為後來“萬年清”遭受詬病的原因之一。[37]
根據左宗棠最初的計畫，第一號輪船“萬年清”的蒸汽機和鍋爐以及配套機械都來自海外，由日意格、德克碑採購而回。由於運輸途中在海上航行曠日持久，運到之後搬運又耗費了40餘天時間，機器長期封閉在船艙內，受海汽熏蒸生鏽，經過拆卸刮修後才安裝上艦。[38]“萬年清”安裝了1座蒸汽機和2座鍋爐，單軸單槳推進形式。蒸汽機的形式是英國製造的立式2汽缸往復蒸汽機，高3.84米，基座寬2.88米，長3.2米，[39]功率虛數150馬力，實數600馬力[40]，與母型La Motte-Picquet級軍艦裝備的蒸汽機功率相近，船政五年計畫中要求的輪船功率，顯然指的是虛馬力。虛馬力、實馬力（虛馬力又稱號馬力）這兩個名詞在現代早已不再使用，以致很多現代的研究者對此一頭霧水，有些想當然的把虛馬力說成是號稱功率、虛假功率等等，實際虛馬力和實馬力是兩個按照不同標計算標準測得的數據，屬於兩種計量單位。18世紀，英國科學家瓦特以煤礦上馬的起重力為標準，為蒸汽的功率制定了單位，即xx匹馬力，1馬力具體就是一匹馬1分鐘起重3300磅的重物至一英尺的力量，為了測定蒸汽機的功率，瓦特以蒸汽機汽缸壓力為7磅/平方英寸為定數，再結合活塞面積、活塞每分鐘運行的距離等參數，套用一個專門的公式來求出蒸汽機功率。雖然後世隨著蒸汽機不斷進步，汽鼓壓力早已不止這個數字，但是瓦特當年測定的7磅/平方英寸作為定數，在19世紀仍然廣泛使用，計算時不按具體蒸汽機實際的汽缸壓力，而根據瓦特定下的數據套入公式計算出的功率就是虛馬力。實馬力則是計算公式不變，但其中的汽鼓壓力數值不按瓦特當年定的數值，而根據蒸汽機汽鼓實際壓力算出的功率參數。由於後代蒸汽機的汽缸壓力基本都大於瓦特時代，所以一般實馬力的數字都比虛馬力大。[41]
為“萬年清”艦配用立式蒸汽機可謂兼有優弊，優點是，立式蒸汽機較為節省平面空間，對於需要在艦內留出大量空間布置貨艙的商用目的較有價值。缺點是立式蒸汽機當時主要是商船使用，安裝在艦體對安裝位置的高度要求大，勢必造成軍艦乾舷加高，隨之而來的就是舷側戰時備彈面積大，中彈機率也高，在炮艦這一用途上，顯然存在弊端。左宗棠創想的兵商兩立思想不能不說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但也終究是個願望，落實到軍艦設計上，是必然要有所側重的，從艦體加大、採用立式蒸汽機這些特徵來看，商船在“萬年清”的設計中所占的比重較大。
與蒸汽機配套的2台鍋爐同樣是購自海外，屬於方形燃煤鍋爐（rectangular boiler），俗稱箱形鍋爐[42]。這種鍋爐在19世紀中期左右的蒸汽艦船上廣泛使用，英國海軍早期的“勇士”號等著名蒸汽軍艦都是使用的這種樣式的鍋爐。方形鍋爐實際上是一種低壓鍋爐，舊稱小抵力鍋爐，“萬年清”的2台方形鍋爐工作壓力2.75個大氣壓，[43]因為軍艦寬度較窄，2台鍋爐鍋爐採取的是爐門分別朝向軍艦首尾的背靠背安裝樣式，而非大型軍艦上爐門分別朝向軍艦左右舷的布置。朝向軍艦前方的鍋爐高3.39米，寬5米，縱深3.16米，有5個爐門，朝向軍艦後的鍋爐只有4個爐門，高、縱深和前方的鍋爐一樣，寬度則只有4米，[44]2台背靠在一起的鍋爐共用一個大燃膛。為方便燃煤就近補給，又在兩座鍋爐的爐門前方各安排了一處煤艙。
根據後來航試測得的數據，全速時螺旋槳每小時轉動約4680轉，逆風逆潮時航速10節左右，乘風乘潮時航速14節左右，取風平浪靜時的速度，“萬年清”的航速為12節，西方資料上出現的10節航速記載，可能屬於設計航速。[45]由此可以看到，“萬年清”的航速大大超過母型La Motte-Picquet級的7.9節。
“萬年清”軍艦從外觀上看很大程度還保留著風帆軍艦的特點，船首裝有牙檣，主甲板上分布著3根向後傾斜的主桅（其中前桅帶有橫桁，中、後桅只有斜桁），必要時可以掛起風帆航行。“萬年清”的露天甲板上建築非常簡單，中桅前方是機艙棚和煙囪、風筒，對應的鍋爐、蒸汽機就在其下方的艦體內，煙囪之前不遠是全艦的指揮中心——橫跨兩舷飛橋，上面裝有標準羅經，兩翼安裝航行燈，飛橋之下是一間木製的操舵室，並沒有後來軍艦上必備的裝甲司令塔。作為那個時代軍艦的通例，除了操舵室里的主液壓舵輪外，“萬年清”後桅之前還有一套備用的人力舵輪，因為軍艦噸位較小，推測是雙聯舵輪。在煙囪、飛橋建築的前後，甲板上可以看到分布著兩組巨大的貨艙蓋，貨艙容量為260噸[46]。機艙、貨艙幾乎占據了“萬年清”艦內三分之二的空間，在剩餘的艦首甲板下是錨鏈艙、廁所、水兵艙等艙室，艦尾剩餘的空間則全部是軍官生活區。
作為一艘炮艦，“萬年清”自然裝備了武力。從側舷看，“萬年清”軍艦每舷開有5個炮門和1個登艦口，理論上最多可以安裝10門火炮，根據後來的記述，“萬年清”下水初期只布置了6門火炮，關於火炮的型號記載比較混亂，有前膛、後膛以及6門炮並非同一型號等多種說法。[47]由於炮門非常狹窄，火炮的射界調整餘地很小。
“萬年清”外觀的重要特徵還包括它的塗裝，從現存的“萬年清”輿圖分析，當時使用的是非常漂亮的法式塗裝。艦體全部塗刷成天藍色，由於船體是木製，為了讓水下部分更加耐腐蝕，水線下的船體用銅皮包裹，因而水線下的顏色是銅色。這種優美的塗裝在中國近代海軍史上猶如突然而降的天馬一般，令人稱奇。雖然“萬年清”是一艘軍艦，但是修長的艦體、華麗的塗裝，使這條船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美麗。
與中國的福建船政類似，當時東瀛島國日本發展自己的艦船建造工業，同樣也是在法國總工程師和技術的支持下，令人稱奇的是在“萬年清”問世多年之後，1876年6月21日，日本橫須賀造船所下水了一艘與“萬年清”非常相像的軍艦——炮艦“清輝”。這艘在法國工程師指導下完成的軍艦排水量897噸、長63.1米、寬9.1米、吃水3.9米，裝備1台蒸汽機，單軸推進，功率443馬力，航速9.6節[48]。可以看到“清輝”艦長不及“萬年清”，寬度卻大於“萬年清”，長寬比上顯然不如“萬年清”更適宜快速航行。此外，“清輝”的主機功率不及“萬年清”，航速也低。與這艘比“萬年清”遲到了幾乎6年的軍艦相比，就能看到船政建船最初的技術起點，在這一刻，中日兩國的近代蒸汽艦船建造水平處在同一道起跑線上。
北調南差
“萬年清”艦下水後，就停泊在船政附近的江邊，進行舾裝工作。船政大臣沈葆楨考慮到“新船如生馬，非銜轡均調不相習”，非常有遠見的決定預先為“萬年清”選配官兵，在舾裝階段就上艦訓練，熟悉軍艦，而後由近漸遠，逐漸練習駛出大洋。[49]
38歲的副將銜補用游擊題補澎湖右營都司貝錦泉任“萬年清”管帶。貝錦泉，字敏修，浙江寧波人，是中國近代海軍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早年家境貧寒，經鄉人介紹上葡萄牙船當水手，由此邁入了近代航海知識的門檻，後因病返鄉，靠渡船為生。當時，中國沿海海盜橫行，寧波地方政府和士紳花錢購買了一艘改裝的蒸汽明輪炮艦“寶順”號，聘貝錦泉為管帶，北上、南下，擊滅了大量海盜船，由此聲名赫赫，貝錦泉也成了第一位管帶蒸汽軍艦的中國人。左宗棠督撫閩浙後，受左的親信幕僚胡雪岩推薦，貝錦泉進入閩浙總督帳下，出任福建購買的“華福寶”小輪船管帶，是當時閩浙乃至中國難得的軍艦指揮人才，左宗棠將他留用給沈葆楨，沈葆楨將其委任為“萬年清”管帶，可謂知人善任。
極有特色的是，“萬年清”第一批官弁水手，除了3名軍樂隊的成員是江蘇人外，其餘包括大副沈仁發、二副孫曉雲、三副屠才友在內的94人無一例外都是浙江寧波人。[50]寧波是二次鴉片戰爭中常捷軍的誕生地，同時寧波沿海漁戶眾多，“寶順”輪船擊滅海盜、以及寧波官商招安的中國海盜艦隊擊敗盤踞寧波的葡萄牙海盜，都是聞名一時的例子，[51]寧波出好水手，也就成了時人的共識。如同北洋海軍的船配用榮成、蓬萊水手一般，船政的軍艦上配用寧波籍的水手，幾乎成了一種傳統。
1869年9月初，“萬年清”的舾裝完成，日意格與達士博等帶領西方技術人員對蒸汽機進行試機、調校，一切情況良好。9月18日，在船政官員黃維煊會同下，貝錦泉指揮他的老鄉們升火起錨，“萬年清”駛離船政江邊，沿閩安、館頭、壺江一線，在馬江中進行首次試航。9月25日傍晚，沈葆楨在日意格等的陪同下親自登上“萬年清”，船政大臣首次體驗蒸汽軍艦的感受。26日凌晨，“萬年清”頂風逆潮駛出馬江，進入了浩瀚的大海洋面，當時東北風大作，浪潮極大，沈葆楨異常激動地記下這從未見過的壯麗景觀“星月在天，一望無際，銀濤萬迭，起落如山”，船政大臣在海浪顛簸中逐漸感到有些眩暈，體力不支，但是欣喜地看到“萬年清”上的水手“皆動合自然”。經過航海、測速、試炮等多項檢驗，“萬年清”試航成功。[52]
如同船政初創時的締造艱難一樣，這期間，曾出現過一絲不和諧的插曲。日意格在聘用船政總工程師達士博時，對其到中國後的職務多加許諾，稱監督中若有一人離開，就由他接替職位。隨著船政副監督德克碑離職，達士博滿心以為自己將接替副監督的職位，然而願望落空，使得達士博與日意格的關係發生問題。9月18日“萬年清”第一次航試時，達士博出於慎重，建議用洋員領航，沈葆楨為了歷練中國自己的航海人才，則堅持必須完全用中國人，為此達士博拒絕參加試航。當決定“萬年清”展輪北上接受國家檢閱時，達士博仍然拒絕合作，沈葆楨於是快刀斬亂麻，將這一不受自己節制的高級洋員開除。達士博依據和日意格簽訂的契約，認為這樣解僱他違反了契約條款，向福州的法國領事提起訴訟，狀告簽約人日意格，日意格敗訴，賠償達士博損失22000兩（183663法郎），賠款後來由船政經費中支出。[53]德克碑、達士博等高級洋員，接連與日意格發生矛盾，從某個側面也反映了日意格本人當時在洋員中的人緣關係不佳。
“萬年清”北上受閱未受這一事件干擾，10月1日，沈葆楨上奏清廷，稱已派船政提調（提調即提舉調度，清代新設機構中處理具體事務的高級官員）吳大廷督率“萬年清”於當天啟航北上天津，作為船政的成果匯報，請清廷派大員檢驗。隨這份奏摺，沈葆楨還附帶了一套船政繪製的“萬年清”船體、蒸汽機、鍋爐圖紙。奏摺中沈葆楨始終沒有用自己擬定的“萬年清”艦名，而是使用“第一號輪船”的稱謂，並請清廷“寵賜嘉名”，足以體現其為官任事的謹慎風格。[54]
1869年10月25日，商船雲集的天津大沽口駛進了一艘特殊的輪船，引起在此停泊的各國船隻的注目，天藍色的船身，飄揚著紅底金龍三角牙旗，猶如橫空出世的天馬，中國自己的蒸汽軍艦“萬年清”在這一片驚嘆聲中緩緩進入海口，駐泊在紫竹林津海關前。“華夷觀者如堵，詫為未有之奇”。
清政府隨後選派三口通商大臣（這一職務即後來的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崇厚檢驗第一號輪船，同時對於軍艦的命名加以認可，正式諭令使用“萬年清”之名。而沈葆楨奏摺附屬檔案呈送的軍艦圖紙，引起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興趣，“留中備覽”。[55]
崇厚，完顏氏，字地山，滿洲鑲黃旗人，與那些依靠血緣、家世邁入官場的八旗子弟不同，崇厚經歷十年寒窗考中舉人，而且思想開放，是當時官場上著名的洋務人物，在天津創辦了著名的天津機器局，1870年出使法國時還親身經歷了巴黎公社起義。清廷選擇這樣一位開明人物驗收“萬年清”，無疑是船政可以期待的最好境遇了。11月5日，崇厚帶同天津鎮總兵陳濟清以及直隸的洋務官員和外國工程技術人員一併登上“萬年清”，準備乘坐出海試航。但是由於連日西北風大作，天津內河水小，吃水較深的“萬年清”行駛極為艱難，“節節阻滯”，直到11月7日大潮，“萬年清”乘潮而行，於傍晚時分抵達大沽，第二天清晨駛出大沽口。雖然在天津內河這段航程異常艱難，但是進入大海的“萬年清”如魚得水，據崇厚奏報，“該船在大海之中衝風破浪，船身牢固，輪機堅穩，舵工、炮手在事人等駕駛、演放均極操縱合宜，動作嫻熟”，“今閩省沈葆楨悉心講求一切輪機器具，教習駕駛，實能集外國之所長，得其竅妙，從此精益求精，續造大小各號輪船，自必更臻妥善，以之靖宇宙而宏遠模，洵屬無疆之利”[56]。崇厚顯然對自造輪船動了感情，一面自贈了小刀、絲綢等物品獎勵貝錦泉等管帶官員，一面要求他們返航時將海上所見所聞記錄成書，刊印發放給南北洋各處，以資學習。[57]
得到清政府大加讚賞肯定的“萬年清”於1869年12月2日離天津返航，1870年1月8日抵達船政，這次全由中國官兵駕駛的北上活動圓滿結束，看到“萬年清”漂亮的身影回到馬江之畔，船政“人人額慶”。[58]此後不久，“萬年清”首次執行了與其軍艦身份相符的使命，率領撥入船政的閩省外購軍艦“長勝”、“華福寶”開赴浙江洋面，痛剿海盜，頗為奏效。率領小艦隊在在寧波、溫州一帶洋面航行的“萬年清”，炮擊海盜，綏靖海面，八面威風。[59]
根據當初左宗棠的設計，船政造出的艦船並沒有專項的維持經費，船舶的維護、艦上人員薪餉都要依靠去裝載商貨來賺錢維持。當“萬年清”已經造成之刻，左宗棠這一創想被發現實際是無從操作的，船政不可能花費專門的精力去招商攬活，而用這么一艘船去參與商運競爭，與那些成規模的外國船運公司相比，顯得勢單力薄。即使獲利，而要用此維持一艘事實上的軍艦，也極為艱難。然而船政的經費開支早在左宗棠在任時就已限定，沈葆楨只能另闢蹊徑，與此時的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協商從福建省的財政收入中籌措，百方設法，最後決定從鴉片稅中提取，作為養船經費。[60]
依靠這筆收入維持，“萬年清”以及船政後續建造的幾艘軍艦，都留歸船政差遣，沈葆楨還上奏將這些艦船編練成艦隊加以訓練，由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兼任船政輪船統領，即船政艦隊統領。[61]然而好景不長，隨著自造艦隻的日益增多，僅靠鴉片稅也以無法維持軍艦的日常費用，一項頗具特色的輪船調撥制度應時而生。
為解船政養船經費無著的燃眉之急，1871年首開將“湄雲”艦調撥浙江的先例後，清政府下旨諭示各沿海省份撥用船政建造的艦隻，“與其藉資外洋，徒增耗費，曷若撥用閩廠船隻，既可省就地購買之費，兼可節省閩局薪糧之需，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無用之地”。[62]按照清政府的這項獨特的制度，各沿海省份根據自己的需要提出撥船申請，所撥船隻主要用於該省的通商口岸辦公，即執行口岸的防禦、通信、運輸等任務，實際上這些船隻成了各口岸的公務軍艦。調撥時各省不用花費一分錢，只要承擔這些軍艦調撥後的養船經費即可，但是各省擁有的只是這些船隻的暫時使用權，一旦海疆有事，船政可以將這些船隻全數召回，編入船政艦隊使用。
由於南洋已經有江南製造局建造的船隻可使用，所以事實上從船政調撥船隻的主要是直隸、山東、兩廣。清廷的政策下達後，各省很快遵照執行，船政造成的軍艦陸續被認領。山東巡撫丁寶楨看中了船政的第五號輪船“安瀾”，但是兩廣總督瑞麟搶先一步，已經將“安瀾”認走，船政答應將正在建造的第八號輪船“飛雲”留給山東，為補“飛雲”造成前山東的需要，先將“萬年清”調往山東聽用。當時各省督撫都瞄準了船政的新造輪船，唯新船而爭之，對於第一號輪船“萬年清”，丁寶楨想當然地認為太舊，寧可多等兩個月，也要新船，於是“萬年清”依舊留在船政使用。[63]1874年日本入侵中國台灣，挑起台灣事件，船政大臣沈葆楨受命率船政艦隊渡海抗衡，奔波往來於海峽兩岸以及福州與直隸間的航程中，就有“萬年清”的身影，不過“萬年清”所扮演的只是運輸、通報艦角色。1876年初，新任船政大臣丁日昌組織了一次規模浩大的船政軍艦演習，原先派往各處的船政造輪船均調回參演，經過考核，“萬年清”艦在槍炮、帆纜科目上名列前茅。[64]
仿佛是與山東有緣分一般，原由山東調撥駐防煙臺的“飛雲”艦南下參演後，又乘機進廠大修維護，經丁日昌與山東巡撫周恆祺協商，為補山東海防空缺，“萬年清”被調往山東煙臺，煙臺山下、芝罘島旁出現了“萬年清”的身影。當年末“萬年清”完成任務仍回船政，此後作為船政艦隊的一員，一直投用於台澎巡防、運輸、聯絡。[65]
星隕吳淞
1881年11月9日，時任船政大臣黎兆棠上奏報告船政第二十四號軍艦，鐵脅木殼巡洋艦“開濟”號開工。非常巧合的是，在報告船政的技術再次飛躍時，同時提交了一份對船政元老“萬年清”的改造方案。
與當初全由法國人設計不同，此時的船政無論是艦船設計，還是施工指導，已經完全由中國人擔當。留學回國的工程師們決定將“萬年清”炮艦加商船的船型，改制成練習艦加商船。具體的方案是在“萬年清”開闊的艙面上添加一個長12.96米、寬5.44米、高2.5米的客艙，裡面左右各分10個房間，用作居住。將“萬年清”原來設在船頭、船尾的水兵、軍官生活區大範圍改造，變成貨艙，增加210餘噸的載貨量。另外將“萬年清”的蒸汽機、鍋爐全部拆出，更換為船政自行建造的新式複合蒸汽機和2個圓式高壓鍋爐。其他如水線下的銅皮、桅桿上的桅盤、船體的所有捻縫、銅釘鐵栓全部更換。[66]
改頭換面後的“萬年清”撥用於台灣防務，往來大陸之間載運物資人員，遞送信函，期間經歷了中法戰爭，“萬年清”被派在台灣滬尾隱蔽，躲過了馬江劫難。1885年底，下水已達16年之久的“萬年清”因為在台灣滬尾遭遇颶風，船體多處損壞而返回船政維修，1886年3月修理完畢重新返回台灣。[67]誰也未能想到的是，“萬年清”這一走，竟然是與出生地的永別。
1887年1月18日，“萬年清”載運台灣巡撫劉銘傳的公文、軍餉，經過上海時錨泊在吳淞口外銅沙燈塔船東南約8英里處的錨地，等待次日乘潮進入黃浦江。19日清晨6時10分，江面大霧瀰漫，正當“萬年清”的管帶下令起錨時，一些水手突然聽到濃霧遠處有隆隆的輪機聲傳來，“萬年清”鳴響霧笛提醒來船。未能料想的是，很快一艘飄揚著米字旗的輪船就出現在“萬年清”面前，雖然來船已經在試圖規避，但距離已經過近，而且來船航速過快，船頭猛烈撞上了“萬年清”的右舷，“萬年清”木製的船體無法低於這樣的撞擊，立刻進水下沉，15分鐘後，福建船政第一號輪船沒入水中。
由於事發突然，處於停泊狀態的“萬年清”根本無法躲避，船隻沉沒後，“萬年清”上放下的舢板搶救了一些人，闖了大禍的英國大英輪船公司的“尼泊爾”輪也急忙施放舢板救人，然而 “萬年清”下沉速度過快，先後共只救起181人，其餘114人不幸身亡，隨船而亡的基本都是在露天甲板下的人員，現場只撈獲6具遺體。至於搭載的軍餉、公文，都淹沒殆盡。[68]
得悉噩耗，江海關道龔照瑗急忙趕到現場料理，一面安頓救起的人員，一面帶領外國潛水員設法打撈屍體和餉銀，同時向上司李鴻章以及台灣巡撫劉銘傳通報。經李鴻章轉稟，總理衙門也獲悉了這件重大海事事故，異乎尋常地作出嚴肅處理的指示。經江海關道龔照瑗會同上海縣令辦理，由當時在“萬年清”上經歷了撞船事件的生還者台灣道台張鴻祿作為證人，聘請上海知名的洋律師擔文，和英國輪船公司打起了訴訟官司。[69]
比較有意思的是，當時撞擊“萬年清”的“尼泊爾”輪船屬於英國大英輪船公司，中國史料中稱其為“英國來申公司輪船”，即到上海來的英國商船，現代一些著作中卻把“來申”誤作“京申”，以為是英國公司的名稱，稱“萬年清”是被英國京申輪船公司的船撞沉了，引起一段訛傳。
上海是當時重要的通商口岸，根據一、二次鴉片戰爭中簽訂的開放條約，對於涉及締約外國的訴訟、案件，上海縣令無權受理，只能由領事裁判管轄。這起針對英國輪船的訴訟案件，由設在上海的英國審判機構大英按察使司衙門（The Supreme Court for China and Japan， H.B.M.）受理。
海難中撞沉的是中國官方的艦隻，而且死難人數巨大，受到上海各界乃至全國的關注。1887年2月2日，“萬年清”案開庭，中英雙方律師首先進行法庭辯論，英國法官宣布將於2月17日正式審判，江海關道龔照瑗擔任陪審員。關於當日的法庭辯論情況，北洋大臣李鴻章得到匯報後曾用簡潔的語言向總理衙門匯報，“‘萬年清’船案，兩造律師初十在英按察公堂辯駁，擔文理直”。扼要的“理直”二字，透露出的是無限的自信。
經過幾輪審判，1887年3月21日，大英按察使司衙門作出宣判，“‘你泊而’輪於迷霧中航速達16節，船舵忽左忽右，漫無一定，錯在‘你泊而’，‘萬年清’輪放汽笛，拉號燈及停泊在錨地範圍內，均與航海定例相符，事實一無錯處，‘你泊而’應承擔賠償損失的全部責任。”是為近代中國第一樁勝訴的對外海事訴訟。[70]
判決宣布，滬上震動，華界紛紛奔走相告，當時上海《點石齋畫報》對這一事件特別予以圖繪報導，新聞標題是雖然簡潔，但激動之情溢於言表的“‘萬年清’勝”4個字，畫面上中西人等圍在大英按察使司衙門前觀看宣判告示，在這副圖畫報導上還有一篇文字評論。
“去臘二十六日，我‘萬年清’船為‘你包而’公司船撞沉，勢不得不入訟，之而竟得直。滬上諸日報論之詳且盡，無俟仆贅言，然試思所以能勝之者，未嘗無故也。從前中國積弱久，歐西人協以謀我，故難間，近則自強之機日起而有功，而西人以爭利故各國猜忌，不似從前之見好，事異而勢殊，故得所藉手以告成功，若事在十年之前，恐未必如此之大公無我也……”。
“萬年清”當可瞑目安息。
選自《近代國造艦船志》
陳悅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