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考古學

聖經考古學是根據西亞、北非（即《聖經》所述地區）的古代遺蹟及出土文物研究《聖經》，揭示其歷史原貌的學科。起源於17世紀，最初挖出的古董、雕像等只用來裝飾房屋、美化宮殿，或作為藝術品而收藏。真正發端於18世紀末，羅薩塔石碑的出土標誌著這門新學科的興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聖經考古學
• 外文名：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簡介

整個19世紀，聖經考古學不斷取得重要實績。20世紀最初10年，新的成就引人注目。20世紀20至30年代，一批新發現碩果纍纍。20世紀中期，死海古卷的出土震動了整個西方學術界。這些成果極大地推動了聖經學術研究，多方面促進了人們對《聖經》的深入了解和正確認識。

起源

1798年，法國拿破崙的東征埃及部隊在尼羅河谷發現大批古代遺址和文物，其中包括出土於羅薩塔的羅薩塔石碑（Rosetta Stone）。原物為一玄武岩石板，上刻三種文字：公元3世紀通用的希臘文、民間埃及文和古埃及象形文字。1824年研究者根據此碑首次藉助希臘文譯讀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使尼羅河流域的古文化寶藏從此門戶大開。

數年後，一位在巴格達任職的英國外交官瑞奇（C. J. Rich）準確地辨認出巴比倫城和尼尼微城遺址，並將巴比倫、亞述的印章和碑銘彙編成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畫冊。

聖經考古挖掘

1835年，考古學家羅林遜（L. C. Raulinson）在從巴比倫到厄巴他納（Ecbatana）途中的貝西斯敦山崖上發現一幅浮雕，上刻大約1299行楔形文字，分別是古波斯文、以攔文和阿卡德文，此即著名的貝西斯敦碑銘（Bchistun Inscription）。10年後碑銘上的文字相繼譯讀成功，學者們從中得到有關蘇美爾、巴比倫和亞述的重要歷史資料。

1838年，美國人羅賓遜（E. robinson）到巴勒斯坦實地考察，根據《聖經》所述的地名和地理位置，首次辨認出一批聖經時代的城鎮，他的發現大多迄今仍無可詬病。

大約和羅賓遜同時，法國領事波達（P. E. Botta）發掘了尼尼微遺址，在尼尼微北面的哥撒拔城（Khorsabad）找到一個龐大的王宮，據考證乃是亞述王撒珥根的國家總部。在另一座王宮牆壁上還發現許多刻滿楔形文字的石板。

1845年，英國旅行家拉亞德（H. Tishendor）在西乃山麓的聖凱瑟琳古修道院中尋得一冊保存完整的希臘文《聖經》，包括《七十子希臘文舊約》和《新約》。此書得名“西乃抄本”，抄寫於公元4世紀，比19世紀已知最古抄本的年代提前了數百年。

早期考古學者往往著意尋找古代大帝國的重要碑銘，對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古城遺址則不甚重視。除在耶利哥和其它少數地區發掘出幾條泥溝外，正式的發掘只限於耶路撒冷。1867年，英國上校華倫（C. Warron）在耶路撒冷的廢石堆下找到希律聖殿的根基，並發現始建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耶路撒冷秘密水道。

1858年，德國傳教士克萊因在今約旦境內的底本發現著名的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高150公分，寬70公分，厚40公分，頂部為半圓部，上刻34行類似希伯來文的文字，記載了摩押王米沙戰勝以色列人的事跡（王下3：4），提到許多《舊約》地名（如亞嫩、亞他錄、伯巴力勉、巴末巴力、伯低比拉太音、比悉、底本、雅雜、尼波、米底巴等）。因內容與《舊約》經文多處彼此印證，被視為研究《聖經》的珍貴文獻。

19世紀中期以後，一些國家成立了考察研究《聖經》的專門團體，如英國的聖經考古學會。1872年，英國考古學家喬治·斯密斯（George Smith）在倫敦宣讀論文，證實《創世記》中的洪水方舟故事乃出自巴比倫-亞述《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的“洪水泥板”，這一發現使人耳目一新，甚至引起軒然大波。

1886年，埃及的特拉亞馬那（Tell el Amarna）泥板在開羅以南約320公里處出土。該泥板屬於公元前14世紀，是迦南王族首領與埃及人之間的外交函件，其中提到哈比魯人聯同其它遊牧民族攻占許多迦南城鎮，有學者認為“哈比魯人”（Habiru）即希伯來人（Hebrew）。

在此前後，考古學家李衛利（Laville）在尼羅河三角洲的特拉麥蘇他（Tell el Maskhuta）挖掘出一些坑道，認定為法老曾用來藏寶，以色列人曾在此制磚的地方。彼利爵士（Sir Flinder Petrie）則發掘出一座磚台和法老的皇宮。隨後，考古學家又發現三個圓柱體碑刻，上面的銘文記述了尼布甲尼撒在巴比倫的建築工程。

1890年彼利爵士在以色列南部迦薩附近的特拉黑斯（Tell el Hesi）發掘，對得自不同地層的陶器碎片作分類研究，整理出多種款式，再給每張款式定出製造的年代。這種根據陶器款式確定文物年代的方法得名“陶器年代推算法”（Ceramic Chronology），為後世的考古學者所普遍採用。

1895年，考古學者在埃及古城奧西林克斯（Oxyrhynchus）廢墟附近發掘出數以千計的希臘文蒲草紙卷殘片，包括私人信札、商業檔案、家庭記事、兒童作業等，還包括古老的《新約》經卷殘片，所用文字是羅馬時代地中海沿岸通用的柯因內希臘語（Koine Greek）。這以後，對蒲草紙古卷的專門研究勃然興起。

發展

20世紀最初10年，考古學家在西亞-北非地區接連取得四項重要成果：

（1）《漢謨拉比法典》（The Law Code of Hammurabi）。1901年法國考古隊在伊朗西南部古城書珊發現，現存巴黎盧佛宮博物館。法典用楔形文字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柱高225公分，上部周長165公分，下部周長190公分。石柱上端刻有太陽神沙瑪什向漢謨拉比授法典的浮雕像。法典分為三部分：引言、正文和結語。正文經整理共282條，包括訴訟程式、盜竊處理、租佃僱傭、商貿守則、債權債務、婚姻遺產、蓄奴釋奴等內容。法典形成於漢謨拉比統治巴比倫時期（約公元前1792至前1750），是了解和研究巴比倫古代史的重要資料，也是對摩西律法進行比較研究的珍貴文獻。學者們指出，摩西律法與《漢謨拉比法典》多有類同，如二者都允許同態復仇，即“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同時也有不少差異，總的說摩西律法反映了較晚近的社會形態和生活習俗。

漢謨拉比法典

（2）基色曆法（The Gezer Calendar）。1902年發現於古城基色遺址。基色位於今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之間，聖經時代曾是非利士人的領地。為一小片石灰岩石板，上面用標準的古希伯來文鐫刻八行文字，涉及巴勒斯坦的田間耕作和曆法。據考形成於公元前925年左右。

（3）象島蒲草紙卷（Elephantine Papyri）。為一批古老的蒲草紙卷，1903年出土於埃及尼羅河中的象島上，全卷用亞蘭文寫成（亞蘭文是波斯時代西亞地區外交和貿易的主要語文，也是當時猶太人的日常用語），作者是公元前4世紀徙居於象島的猶太人，主要檔案反映了尼希米—以斯拉復興故國時的歷史，這時猶太人星散於地中海沿岸各地，象島只是邊遠異域的一個聚居點。內容從大力烏王的“貝西斯敦碑銘”抄本到猶太人的婚姻契約，形形色色，豐富駁雜。其中提到公元前411年象島出現過的反猶太風潮，述及島上的猶太殿宇遭劫掠被破壞，但不久後又重新修復。另有一份被稱為“逾越節蒲草紙卷”（Passover Papyrus）的檔案，是公元前419年波斯王大力烏二世頒布的詔書，諭令猶太人守逾越節。它印證了《以斯拉記》關於波斯王朝授權以斯拉推行猶太律法的說法。此外，象島蒲草紙卷還為考證尼希米、以斯拉回歸耶路撒冷的時間提供了重要資料，表明尼希米于波斯王亞達薛西一世第20年（公元前445）回歸，以斯拉比他晚，直到亞達薛西二世第7年（公元前397）才回歸。

（4）波格斯凱泥板（Boghazkoy Tablets）。1906年，德國考古學家溫克勒（Hugo Winkler）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以東145公里的波格斯凱廢墟挖掘，這裡原是古代赫人帝國（Hittite Empire）的都城。他找到大批泥板，上面寫有五六種楔形文字，大半是赫人的語文，它們後來全都得以釋讀。文字的內容證實赫人是一個重要的上古民族（有人提出是古代西亞影響最大的三大民族之一），曾首先發明煉鐵術。他們一度以《舊約》所述肥沃的新月形地帶為領地，在歷史上有過兩次強盛時期，一次是公元前1800年左右，另一次是公元前1400至前1200年之間。後一次定都波格斯凱，國王蘇比路流馬曾將疆域擴展到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並興建重鎮迦基米施（代下35：20）和哈馬（書13：5）。《舊約》多次述及赫人，稱他們在迦南居住，屬以色列驅逐的對象（出33：2；申7：1，20：17；書3：10，24：11），大衛的猛將烏利亞是赫人（撒下11：3），耶路撒冷人以亞摩利人為父，赫人為母（結16：45）等，這些說法都因波格斯凱泥板的出土而得到可靠的歷史依據。

進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二次大戰之間，聖經考古學又取得長足進展，突出成就為以下五項：

（1）（Ur）廢墟考古。古城吾珥在巴比倫南部，幼發拉底河西岸，今伊拉克境內。希伯來人的祖先居住於此，亞伯拉罕在這裡度過了童年（創11：28，31）。1922年，英國考古學家伍利爵士（SirLernard Woolley）受大英博物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的委託，帶一支考古隊來此地工作，在12年間（1922-1934）連續挖掘12次，每次都獲得圓滿成功。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2800至前2360年蘇美爾人稱霸美索不達米亞時，吾珥就被建成一個文化發達的城邦。爾後至亞伯拉罕時代，吾珥一直是全世界最繁華的大都會之一，土地肥沃，商業往來頻繁為一製造業、農業和航運的重要基地。考古學家在這裡發現一些修建於公元前2500年的王室陵墓，建築考究，其中一個名為“吾珥舒珀”的貴婦墳墓中放有金環和金帶，金帶長約8公尺，工藝精緻。吾珥第三王朝時（公元前2070-1960）城郊建有著名的廟塔（Ziggurat），建塔經過記載在“吾珥南模碑石”（Ur Nammu Stone）上。城中居民奉拜月神辛（Sin），尊之為“至高的主”、“天上美麗而光明的主”，並為它開闢了滿布聖所和祭壇 宗教特區，稱為“提門諾斯”（Temenos）。後因異族入侵吾珥被夷為平地，前百年來長埋地下，不為人知。

吾珥城遺址

（2）烏加里特（Ugarit）文獻。古城烏加里特位於今敘利亞沿海城鎮拉斯珊拉（Ras Shamra）。1928年春天，一個敘利亞農民在米乃特比達（Minetel Beida）的田間耕作時，無意發現一些古物，引起考古學家的注意。不久法國學者薛夫爾（Claude F. Schaffer）前來發掘，一個月後又轉移到附近的拉斯珊拉。僅用幾天功夫，他便挖出第一批烏加里特泥板，從這時起到1937年，大批宗教文獻相繼出土。這批泥板收藏在一間書庫中，書庫位於兩個大廟之間，一邊是巴力神廟，一邊是大袞神廟。泥板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至前1400年，板上的楔形文字是閃族語系的迦南文，文法類似腓尼基文，亦與《舊約》希伯來文相近。用這種文字寫成的迦南古詩也以平行體為主，且喜用疊句，和希伯來詩歌相同。因烏加里特文字和希伯來文字關係密切，希伯來語言研究中的一些疑難問題得以參照解決，例如“bethheber”一詞（箴21：9；25：24）以往解作“房屋”，現據對烏加里特文字的研究，得知應解為“倉庫”。另外，烏加里特文獻記載了大量迦南宗教故事，為考察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前後的背景提供了重要資料。

（3）努斯（Nuzi）泥板。努斯城廢墟今稱約蘭底比（Yoghlan Tepe），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北約240公里處，坐落在古狄斯坦（Khurdistan）南部山腳下。1925至1931年，設在巴格達的美國東方研究院和美國哈佛大學聯合發掘了這座廢墟，挖出楔形文字泥板數千塊，它們對研究何利人（Horite）的歷史和希伯來族長時期的民情風俗極有價值。摩西五經多處提到何利人，稱他們曾被以攔王基大老瑪和入侵的美索不達米亞軍隊擊敗（創14：6）；他們也實行族長制（創36：29）；最後被以掃的後裔消滅（申2：12，22）等。因“何利”的字根與希伯來文“洞穴”（hor）類似，過去學者皆猜測他們是一群穴居的野人。然而努斯泥板表明，何利人決不是原始的穴居者，而是一個傑出的民族，在西亞古代文化史上扮演過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屬於閃族，起初居住於高加索山脈南部，後來遷徙到兩河流域東北部，至公元前2400年左右進入底格里斯河東岸山區，再後（前2000至前1400）又回到兩河流域北部。努斯泥板涉及的西亞古俗使《創世記》中的許多民俗得以印證，如新娘嫁人時應隨身攜帶婢女，本人若未生育，要把婢女送給丈夫作妾，並將婢女生育的子女視為己出——《創世記》中撒拉、利亞、拉結的經歷都與此如出一轍。

（4）馬里文獻（Mari Letters）。馬里又名特拉哈利利（Tell el Hariri），位於幼發拉底河中游今敘利亞和伊拉克交界處，在敘利亞境內。古時是敘利亞連線地中海沿岸地區和亞述、巴比倫的交通樞紐地，以商業發達著稱。1932年奧勃萊（W. F. Albright）查明馬里遺址，次年開始發掘，不久便挖出一座宏偉壯麗的古代王城。城中有一座伊什塔爾（Ishtar）女神廟，該女神屢見於《舊約》記載，稱為亞斯他錄（Ashtaroth）；還有一座廟塔（Ziggurat），式樣和吾珥的廟塔相同。馬里考古的另一重大發現是一座龐大的王宮，有大約300個房間，始建於巴比倫第一王朝時代。最重要的收穫當推大約兩萬塊泥板文書，統稱“馬里文獻”，它們用巴比倫文字寫成，內容駁雜，包括馬里君王和各城邦通信的記錄。馬里文獻對研究希伯來族長時代的歷史頗有價值，其中多處提到“哈比魯”（Habiru），意思是“流浪者”、“過渡者”、“四處漂泊者”，學者們認為它很可能和《舊約》中的“希伯來人”所指相通。馬里文獻還述及當時的先知，他們是奉神祗差遣向世人宣告聖諭的人，這種觀念與《舊約》對先知的描述大致相同。

（5）拉吉（Lachish）信件。拉吉是考古學者在巴勒斯坦發現的最重大的古代廢墟，位於耶路撒冷西南48公里、地中海岸以東32公里，希伯侖以西80公里處。古時該城恰在非利士平原和猶大山地之間，扼巴勒斯坦和埃及之間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以色列人初入巴勒斯坦不久便攻陷此城（書10：31-35），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也曾以重兵攻取（耶34：7）。從拉吉廢墟出土的古代遺蹟包括一道喜克索斯人（Hyksos）的城壕、三座迦南式廟宇、一座波斯式廟宇、一個古代陵墓、一口深達61公尺的古井、若干帶有銘刻的器具、以及一批寫在陶器碎片和破瓦片上、掩埋在焦炭和灰燼中的書信，即所謂“拉吉”信件。研究表明，這批信件幾乎都由一個名叫阿沙雅（Hoshiah）的人寫成，時間是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前不久。信中提到許多人名和地名，其中一些可見於《舊約》，還提到一位類似耶利米的先知，但無法肯定他是否就是耶利米。信件報導了拉吉城失陷前的混亂局勢，內容與《耶利米書》的某些章節相仿。所用文字為《舊約》時代的希伯來文，辭彙和風格亦與《耶利米書》接近。

除上述各項成就外，20世紀前期考古學家還發掘出《約翰福音》的“萊蘭紙莎草紙殘片”、掃羅的國度基比亞、巴力比利土之廟、非利土人的鐵制武器、舍伯那的印鑑與墓碑、基遍水池、烏西亞的王宮等聖經文物或古蹟。

現況

20世紀中期，被譽為“自文藝復興以來最重要的考古成就”的“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陸續發現，震動了整個西方學術界。

死海古卷

1947年春，一個貝杜因牧童在死海西北岸的庫姆蘭山區尋找迷途的羔羊時，發現一個很深的洞，他向洞中投石頭，聽到異樣的響聲，便好奇地進洞探看。在洞的深處找到幾個高而圓的陶瓮，其中一個內裝11卷扎有麻布的羊皮卷，長1至7米不等，上面寫著古希伯來文。牧童將它們帶下山，賣給伯利恆的一個補鞋匠，這就是後來聞名世界的死海古卷。

風聲傳出後，大批考古學家和商人都到庫姆蘭山區發掘探尋，在大約10年中（1947-1956）從11個古洞裡找到約600份手抄經卷和數以萬計的殘篇，其中包括《舊約》、《次經》、《偽經》多數經卷的古代抄本，和庫姆蘭社團的各種文獻。此外還在洞穴群附近發掘出古建築物和墓地遺址各一處，後稱庫姆蘭遺址。

據專家研究，這批古卷的抄寫和使用者是猶太教艾賽尼派的一支（後稱為“庫姆蘭社團”），活動於公元前130至公元68年之間。他們以庫姆蘭山區為居住點，過著退隱式的集體生活。公元68年羅馬第十軍團到死海西北部鎮壓猶太人，庫姆蘭社團乃將各種經籍、文獻藏在陶瓮里，置於深山的洞穴中。132至135年間，猶太起義領袖巴爾·科赫巴曾退守該地，又將一批蒲草紙卷和羊皮卷文獻藏匿於山洞中。

死海古卷用希伯來文、亞蘭文、希臘文和拉丁文四種文字寫成，內容可分為三大類：

（1）《希伯來聖經》（即《舊約》）、《次經》、《偽經》的抄本、註疏和外傳。《舊約。除《以斯帖記》外，其餘各卷都有抄本，多數殘缺不全，只有少數完整（如《以賽亞書》和《撒母耳記》）。《次經》抄本有《托比傳》、《便西拉智訓》、《所羅門智訓》等。《偽經》抄本有《巴錄二書》和《以諾書》。《舊約》註疏有《以賽亞書評註》、《哈巴谷書評註》、《詩篇第37篇評註》、《何西阿書評註》、《彌迦書評註》、《那鴻書評註》、《聖經律法評註》等，它們常以說夢、解謎的形式以古證今，對猶太人的現狀作出評論。“外傳”是另一類注釋，可稱為演義式注法，如《創世記外傳》寫到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很美時（創12：14），淋漓盡致地渲染了她的容貌之美。

（2）庫姆蘭社團自身的檔案，包括《訓導手冊》、《大馬士革檔案》、《會眾手則》、《感恩聖詩》、《戰爭書卷》和《聖殿古卷》等。《訓導手冊》長約200公分，寬約30公分，包括11段經文，內容涉及庫姆蘭社團的宗教信仰、禮拜儀式、組織構成和道德法規等。《大馬士革檔案》又稱《撒督檔案》，是撒督人的各種手稿，連同《會眾手則》，對庫姆蘭社團的組織形式、生活方式和宗教信條等作了規定。《感恩聖詩》是一部詩集，由35首完整或殘缺的感恩詩構成，文體完全模仿《詩篇》，內容多為對上帝的讚美、感激、傾訴和呼求。《戰爭書卷》又稱《光明眾子和黑暗眾子的爭戰》，以啟示文學手法描寫了末世到來時光明與黑暗、善與惡之間的戰爭，以及光明和善的最後勝利。《聖殿古卷》大半記述猶太教聖殿的建造和裝飾，意在補充正典有關建殿律法的缺遺，文體類似《出埃及記》第35至40章。

（3）有關巴爾·科赫巴起義的命令、信件，以及起義時期的商貿協定、婚姻契約等。

“死海古卷”對研究紀元前後的中東歷史，尤其古代後期猶太教和初期基督教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它證實了1世紀學者約瑟福斯、斐洛和普林尼對艾賽尼派的某些論點，同時糾正了他們的錯誤說法，為後人考察該派的彌賽亞觀念、共同消費生活、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宗教禮儀等提供了珍貴的原始資料。“死海古卷”產生於基督教孕育和形成時期，其中許多語詞（如新約、選民、光明之子、聖徒、火湖等）後來屢見於《新約》，它們對研究基督教的成長背景和思想淵源極有意義。古卷中的《舊約》抄本是迄今所知最古老抄本，對校訂經卷原文、確定其成書年代、研究希伯來文和閃族語言的發展具有珍貴的學術價值。另外，“死海古卷”還有助於探討古代後期猶太民族反抗異族壓迫的歷史，以及猶太神學與波斯、希臘、羅馬宗教思想的相互影響等。

“死海古卷”之後，一支義大利考古隊在敘利亞北部的瑪迪廢墟又獲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他們於1964年至1972年挖出一批公元前2000至前1600年間的古代建築，1973年挖掘出一座焚毀於公元前2200年的皇宮，1970年在宮中一房間內發現若干楔形文字泥板，1975年又在另外兩房間中發現1500餘塊泥板，這是第一批在敘利亞北部發現的早期文獻。這些泥板上的文字不同於已知所有楔形文字，有待於進一步研究釋讀。

總之，兩個世紀以來，聖經考古學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它們為世人展示了中東地區古代社會的原始風貌，使人們對《聖經》的認知不斷步入更科學更嚴謹的軌道。當前，聖經考古學正方興未艾，深入進展，新的探索和發現仍不斷湧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