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論

儒家關於最高的人格典範——聖人的學說。聖人論是儒家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聖人論
• 定義：儒家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形成與演變

春秋以前，聖人只是對聰明人的一個普通稱呼，尚未形成為最高的人格典範。如《詩經·大雅·桑柔》說：“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這是說聖人所見的和所談的都可以考慮得很遠，但愚人則只看到眼前，不知道禍患將臨，反倒發狂地高興。《尚書·多方》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這是說假使聖人沒有學好做人的念頭，他就會變為狂人，狂人如能有學好的念頭就能變成聖人，聖狂之別只在一念之間。把聖人樹立為最高的人格典範是從孔子開始的。《論語·雍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個很難達到的標準，包含了多方面的品德，既要立己以實現個人的道德理想，又要立人以實現安邦治國的政治理想，因而孔子很少以仁許人。但是孔子卻認為，如果能夠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這就超過了仁而達到聖的境界了，聖的標準比仁還要高一個層次，連堯、舜那樣偉大的人物都難以達到。《論語·憲問》中的子路和孔子的問答也表述了同樣的思想：“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他們的問答，層層推進。孔子認為，所謂君子，首先應進行自我的道德修養，進一步要修己以安人，處理好家族鄉黨的關係，使周圍親近的人安樂，再進一步要修己以安百姓，處理好國家大事，使所有的百姓安樂。至於修己以安百姓，已經超出了君子應盡的職責，而屬於聖人的事業了。這樣的事業，連堯舜也難以做到。孔子認為，在他生活的時代，只能見到君子，而不能遇見聖人。他自己決不敢以聖人自居，只能是“為之不厭，誨人不倦”，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進修而已。他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由此可見，孔子把聖人置於仁人君子之上，是為了樹立一個最高的人格典範，來完美地體現儒家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作為人們學習仿效的榜樣。這樣的聖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要修己，有崇高的德行，二要能博施濟眾，安定百姓，內在的道德修養應該擴展而為外在的博施濟眾的政治的事功，外在的政治事功應該以內在的道德修養為基礎。這兩個條件的結合就是後來儒家所反覆稱道的內聖與外王（見內聖外王說）的有機的統一。

　　在《孟子》書中，記載了許多孔子的弟子尊奉孔子為聖人的言論。子貢認為：“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宰我認為：“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認為：“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孟子對聖人概念的內涵做了許多表述，並且擴大了聖人概念的外延。他說：“聖人，人倫之至也。”（《孟子·離婁上》）“聖人，百世之師也。”（《孟子·盡心下》）“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同上）“先聖后聖，其揆一也。”（《孟子·離婁下》）這是認為，聖人是可以為人師表的做人的最高標準，凡是符合這一標準的都可以稱之為聖人。因此，孟子把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充實而光輝的道德修養的人都歸於聖人之列，孔子則是所有這些聖人中的集大成者。他說：“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孟子·萬章下》）孟子根據他的人性本善（見性善）的理論，認為“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孟子·告子上》）因此，孟子主張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並非只是一個高不可攀的仰慕的對象，而是人人都可以達到的標準。雖然如此，孟子仍然和孔子一樣，強調聖人的偉大，其根本之點在於平治天下，把內在的道德修養擴展而為外在的政治事功。他說：“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盡心上》）這樣一種博施濟眾使人民普遍富足的聖人，也叫做王者，內聖與外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荀子對人性的看法與孟子相反，認為人之性惡。既然人之性惡，則禮義從哪裡產生？荀子回答說，禮義是聖人通過後天人為的學習積累而後產生的。“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荀子·性惡》）因此，荀子和孔孟一樣，也把聖人看做最高的人格典範，在他的倫理思想中，聖人觀是一塊重要的理論基石。荀子強調聖人的智慧和實踐的能力。他說：“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荀子·哀公》）“行之，明也，明之，為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它道焉，己乎行之矣。”（《荀子·儒效》）這樣的聖人既憑自己的智慧為人類社會制定禮義的原則，又憑自己的能力用禮義來統率一切人們的行動，因而聖人不僅是人們學習仿效的榜樣，而且是治理天下的最理想的人選。他說：“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荀子·禮論》）“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荀子·正論》）荀子常常聖、王並提，把內聖與外王緊密結合在一起。他說：“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荀子·解蔽》）這是認為，聖人是完全精通社會人倫的人，王者是完全精通治國制度的人，聖與王結合而精通這兩個方面，就是盡善盡美，達到天下最高的標準了。

聖的本質在德，王的本質在位，聖與王的結合是以“大德者必受命”為前提的。《中庸》說：“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道德修養與政治權力的結合是儒家的價值理想。但是，現實的情況常常與這種價值理想相背離，有德者不必有位，有位者不必有德。《莊子·天道》用“玄聖素王”這個詞來稱呼有德而無位的聖人。漢代儒家接受了這個說法，把孔子稱為素王，認為孔子雖不居王位，但是他受天命為後世所製作的禮法，卻是在位的帝王所必須遵循的，聖人之德應高於帝王之位。在漢代的今文經學和讖緯之學中，聖人觀念增加了大量神秘的色彩。王充在《論衡·實知》中指出：“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白虎通·聖人》說：“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聖人所以能獨見前睹，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漢代的儒家常常以這種被神化了的聖人之道作為理論依據，批評朝政，針砭時弊，警告在位的帝王不要背離聖人之道的正軌。

魏晉玄學清除了聖人觀念中的神秘色彩，把聖人由神變成了人。何晏認為聖人無喜怒哀樂，聖人與常人並非神、人之別，而只是無情與有情之別。王弼與何晏不同，以為聖凡之別不在無情與有情，而在於智慧的高低。他說：“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三國志·鐘會傳》裴注引王弼傳）王弼的這種聖人觀強調聖人的智慧的一面，為當時的土族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個“應物而無累於物”的人格典範。

唐代的韓愈在反佛老的鬥爭中，強調聖人觀念中所體現的儒家的文化價值理想，提出了道統論。韓愈在《原道》中指出，“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儒家的聖人之道與佛老的不同，關鍵在於儒家講仁義，而佛老則排斥仁義。儒家的這種聖人之道自堯舜以來，一脈相承，代代相傳，形成了道統，到了孟子以後，道統的傳授就中斷了。韓愈著眼於聖人之道的本質內涵，把聖人的範圍嚴格限制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孟子這幾個人身上，主張以這些聖人為榜樣，弘揚儒家的文化價值理想，去繼承中斷了的道統。

宋明理學大師多以繼承道統自命，從本體與功夫兩個層面對聖人觀念做了深入的探討。周敦頤在《通書》中指出：“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這是著眼於內聖，從本體論的哲學高度論證了聖人的本質內涵。他接著指出：“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鹹若。”這是著眼於外王，強調內聖必通向外王。周敦頤認為：“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聖人是可以學習的，學習應以無欲為要領。這種學習的方法和途徑叫做作聖之功。周敦頤的這些論述為理學的聖人觀奠定了理論基礎。

理學後來發展為程朱、陸王兩大派。這兩派由於對聖人觀念有不同的哲學論證，所以關於作聖之功也有不同的主張。但是，就根本的價值取向而言，理學各派都是依據於孔孟的傳統，在本體層面擴大加深了聖人觀念的本質內涵，在功夫層面立足於踐履，提高了人們的道德自覺。理學對聖人觀念的探討，極大地豐富了儒家的倫理思想。

歷史意義

儒家心目中的聖人，實質上是一種理想的化身，價值的權威。儒家把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集中體現在聖人的人格典範上，奉之為權威，因而聖人也就成了儒家文化的象徵。在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儘管儒家思想不斷發展，理論形態不斷變化，但是聖人觀念所蘊含的價值理想，其核心層次卻是一脈相承，基本穩定的。歷代儒家以聖人作為共同的崇拜對象，以繼承聖人之道作為奮力追求的目標，由此而開創了一個表現為道統傳授的綿延不絕的儒家文化傳統，在中國的歷史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這種聖人觀念為人們提供了價值理想的泉源，學習仿效的榜樣，激勵和引導人們去提高自己的品德智慧，用之於政治，則可以迫使君主在道義上屈服於聖人的權威，起到某種程度的限制君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