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即“考證”。是研究文獻或歷史問題時，根據資料來考核、證實和說明。是研究歷史、語言等的一種方法。通過考核事實和歸納例證，提供可信材料，從而作出結論。考據方法主要是訓詁、校勘和資料的收集整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考據
- 外文名：research
- 別名：考證
- 方法：訓詁、校勘和資料的收集整理
- 出處：東塾讀書記·孟子
簡介,時代,考據的範圍,理證,書證,物證,起源,方法,
簡介
考據：即“考證”。研究文獻或歷史問題時，根據資料來考核、證實和說明。是研究歷史、語言等的一種方法。通過考核事實和歸納例證，提供可信材料，從而作出結論。考據方法主要是訓詁、校勘和資料的收集整理。
清 陳澧 《東塾讀書記·孟子》：“引‘雨我公田’以證 周 用助法，考據之學也。”
清 馮桂芬 《闕里致經堂記》：“漢 學善言考據，凡名物、象數、文字形聲、訓詁，非 漢 儒不傳。”
朱自清 《經典常談·文》：“當時漢學家提倡考據，不免繁瑣的毛病。”參見“考據學”。
時代
（附 考證：即考據。劉因《夏日飲山亭》詩：“人來每問農桑事，考證床頭種樹篇。”姚鼐《夏秦小硯書》：“天下學問之時，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
宋代考據已取得相當成績，此後不斷發展，至清乾嘉年間達到極盛，形成了系統助理論與方法，稱為考據學。廣義的考據學與廣義的校讎學，均無嚴格的界說，幾乎沒有區別地在利用，大體包括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訓詁、輯佚等多方面的內容，成了文獻學的別稱，也是不科學的。狹義的考據學，專指考訂史料的方法，一般稱為考證；這裡介紹狹義考據學的範圍、內容與方法。整理歷史文獻的過程中，它亦是整理與鑑別史料的重要方法。
從人為的因素上來說，傳抄者的疏忽不慎、刻本印刷時的不暇細校，尤其是古書作者，因其才智與精力的有限，既不可能周知天地萬物之理，又不可能在采掂材料與編寫文書的過程中沒有疏漏與錯誤，這更帶來了產生謬誤的可能。清代學者齊召南在校完大批古書後不無慨嘆地總結道； “古人撰述既博，不無失檢。紀、表、志、傳，或被此乖違；郡國、官名，或後先借出。”(《寶綸黨文鈔·進且前書考證後序》)。就連偉大的文學家司馬遷所編纂的《史記》中，亦是“甚多疏漏，或有報捂 ”(《漢書·司馬遷傳》)，何況一般之人呢。這些由於古人的疏忽與局限而造成的錯誤，尚可理解與原諒，至於某些人出於主觀的某種意圖，而在修史過程中有意迴避甚至維護某一問題，以至不惜曲解歷史真相，隱惡揚善，故意造成記載中的錯誤，那是萬萬不可寬宥的。
史料的真實可靠、史事的正確無誤，是治史的重要前提。郭沫若同志曾經指出：“無論做任何研究工作，材料的鑑別是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確，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要有害。”(《十批判·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所以針對歷史文獻中存在的諸多問題與錯誤，必須以考據的方法來一一加以鑑別辯證，它不僅是研究歷史的重要方法，更是整理歷史文獻的首要工作。
考據的範圍
內容主要有二：一是考訂古書；二是考證史事。此外，文字校勘與注釋，其中也有年訂內容。所謂考訂古書，主要是指考證古書的作者、年代、卷次以及文字的異向；至於古書的真偽，將出辨偽學去專門進行。古人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清朝學者土嗚盛在大量的史料中考證出《楚漢春秋》一書的作者與卷冊(《十七史商榷》)；清朝學者趙買通過眾多的典籍考證出新舊《唐書》中若干文字互異之外(《防余叢考》)。所謂考證史事，主要指考證史事的是非、有無，以及時間的先後等等。例如在《咳余叢考》一書中，作者考證了左右袒是否始於周勃一事。趙冀以諸多史實證實廠《史記》中記載的周動人北軍，令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但，並非由漢初周勃首創，它本為古制，實早於周勃之先。
考據的方法3：陳垣先生在《遏鑒注表微·考認篇》里，按照考據中證據形式的不同分其為三種：理證、書證、物證。不論哪種方法，都要具有確實與豐富的材料。所謂考據，就是拿出證據，這與論述有本質的區別。
理證
有些史料，從道理上講值得懷疑，但是又無確鑿的證據，只得根據邏輯推理來判斷其正誤，這便是理證。運用理證時，必須多講道理，最好還能擺一些事實，這樣才能使自己的論點站得住腳。比如《資治通鑑》中記載了這樣一條史事：晉孝武帝太元七年。是歲，秦大熟，上田畝收七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食席克，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南宋學者胡三省為之作注時，以理證的方法指出了這條史料的虛妄：第一，“蝗之為火尚矣，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胡三省指出蝗蟲不吃糧食是一個極為反常的現象，他不敢相信有這樣的事情，他稱其為“妖”。第二， “自古以來，未有鹵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百收五十石、二十石，亦未之聞也。”他憑藉事實說話，認為這如此之高的畝產數字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胡三省最終總結道：“使其誠有之，又豈非反常之大者平！使其元之，則州縣與誣飾以閣亡，亦不樣之考也。秦亡宜矣！”這就是以常理來證實史實的虛假、以邏輯推斷出史實記載錯誤的一個例子。
理證是一種難度較大的考據方法，要想掌握好它，除了必須具備一定的基本功外，還要有卓越的識別與判斷能力，正如陳垣先生所說： “考證貴能疑，疑而後能致其思，思而後能得期。”(《通監胡注表敝·考證篇》)否則，不是發現不了問題，就是會犯主觀武斷的錯誤。因此，動用理證方法時必須要小心謹慎。
書證
是指利用謂書、上書等各類檔案資料以及各種書籍為依據，考證史料正誤的一種考據方法。《資治通鑑》中有這樣一條記載：漢成帝綏和二年， “議郎耿育上書冤訟陳湯曰：‘延壽、 (陳)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木揖之君，系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沼，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此條引自《漢書·陳楊傳》，當年顏師古為之作注時，指出了“改年”即指漢元帝更改年號為“克寸”，但是其更改的原因卻又“不以此事，蓋當其午，上督者附著耳。”到底孰是孰非？為了得出正確的結論，胡三省查找到漢元帝的沼書， 亡面明白記載：“匈奴那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競寧。”他以此作為證據，斷定出：“則改年亦以此呈、非著也。”這就是援引記餡為證的一個例子。
除檔案資料外，利用本書或他書亦能考證出史料中的正誤。比如釣對同一史事， 《後漢書》言： “曹操白領冀州牧”、“曹操白為相”……而《三國志》卻言： “天子以公領冀州牧”、“以公為承相”……在這相互矛盾的記載中，即可考證史料的真偽是非，又可清晰地見到作者修史時的主觀動機：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手中所掌握的K證材料越來越感到不滿足．總希望能得到至多、更早的第一手資料。比如先秦時代的竹簡、帛K，哪怕是雕版以前的手寫卷子本，由於它們更加接近於真實，而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重視。《太平御覽》卷560引了這親一段記載：“漢明帝時，公卿大夫堵儒八十餘人，淪五經得失。符市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責。家皆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家、視未燒詩書。’(《皇覽·轅墓記》)。此建議雖然於當時未能得實行，都也足已看到占人對地下書籍的重視了。清光緒年問，在甘肅等地發現了“敦焊遺書”以及“漢晉簡櫝”，民國初年又發現f大批“清官內閣大庫檔案”文學家們異常興奮，他們將之稱作“新史料”、 “地下史料”解放以後，從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又出土了大批古代書簡：從長沙馬王堆三號墓中亦發現丁珍貴的帛書；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中更發掘出眾多的竹簡、木族，這些均成為研究和考證古代史料的寶貴依據。當年王國維就曾經提倡過，以新發現的“地下史料”去印證固有的“紙上材料”，並將之總結為“二重證據”法，足可見其價值之大。情人工先謙利用敦煌出土的唐寫卷子本《食貨志》(日本人影印)考訂出今本《漢書》中的諸多錯誤；令人高敏所著《雲夢秦簡初探》，亦是利用出土秦簡考訂出《史記》等史書中記載的鍺誤c地下史料的價值，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成為書證中日漸重視的依據了。
物證
是指以出土的龜甲、金石以及其他考古器物為依據，考證史料正誤的一種考據方法。刻在甲骨上的卜辭、青銀器上的文字，以及石婢上的婢銘等等，與竹帛、寫卷，以及雕版書籍相比，更能耐久不損，流傳久遠，成為考據工作中不叮多得的證據。用甲骨考證史事的工作，屬王國維成就最大c他於《殷k辭中所見先生先公考》及《續考》兩篇論文中，考訂出《楚辭·天問》中“該秉季德，躍父是戚”以及“恆秉季德，焉得夫朴午”二句中的“該”是王亥。恆”是王恆；考f/出F辭中之“季”是王亥之父買；論定了“田”或“畝”為上甲微，“鍵”即帝嘗；他還系統地考證出殷商的先公先王名號，大體形比丁一個可信的世系。王國紹以甲骨辭為依據考訂史料正誤的貢獻是極大的，不但證明了《世本》、《史記》所記載的商朝歷史並非虛構．而凰糾正了司馬遷所排列的殷商先公先工位次中的鍺誤。
以金石刻辭證史更是一個較為廣泛的用法。宋代金石學家趙明誠說過：“詩書以後，君臣事跡，悉載於史。”…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梧十常三四。蓋史碟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辭當時所立，可倍不疑。（《金石錄序》）。達便是它寶貴的價值。以金石到辭證史有這樣的—個例子：《資治通監》後梁均王貞明四年記載有兩個人的職官名稱：一是“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塗知訓”；一是“威武節度使，撫州李德誠”。五代十國之時，凸化、威武之地是否設定節度使，胡三省作注時對之疑而不決。在幾度反覆之後，他找到了金石刻辭：“今台州有魯拘作社雄墓婢，雲，唐佰宗光啟三年，升台州為德化軍’。後來他又發現：“嘉定中黃巖縣水寧江有泅於水者，拾一鋼印，其文曰：‘台州德化軍行營朱記。見台州曾沒有德化軍，更何況宋太祖乾德元年，錢且曾以德化軍節度使、傘路安撫使的身份，兼知台州，他從而得出結論： 台州小郡，猶置節度，其它州郡從知矣。”當然吳之昌化、威武亦不在話外了。胡三省終於以新出土的金石考證出這一五代時的職官問題。
起源
物證的起源很早，南北朝時顏之推便旨創出用金石文字考訂文獻的方法，在考證所依據的資料方面開拓出這樣一個重要的領域。其後，隨著考古事業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重視，而且今後它亦必定成為最為重要的依據資料之一。
方法
考據方法共有上述三種，但是在實際的工作中，這三種方法每每是相互參合面使用。這樣既可使證據更加充分，又可使說理更為透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