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或許可以從兩個原因來解釋“編年史學”這一歷史研究類別的形成。其一，自公元8世紀起流傳下來的編年史或許是先驅，因為它們在古代名錄上記下了相關歷史事件（如亞述人的年官編年史[Limmu—Annalen]，公元前1200年後；大祭司[pontiffces maximi]編年史，大約公元前130/115年；古典晚期執政官名錄；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ons VOn Caesarea]年表，公元3世紀末、4世紀初）。這些記載對公元6—7世紀的年代記的形式結構產生了影響——如格西奧德（Cassiodor）、維克托·滕努嫩西斯（Victor Tunnunensis）和弗雷德加爾（Fredegar）等人的著作。其二，編年史產生於那些寫在復活節布告牌邊緣與中間的摘記。這些布告牌用於計算宗教年度中復活節的變動日期。只有通過復活節布告牌流傳下去的、由基督誕生開始的救贖史紀年（計算肉體化身的時間），一種有約束力的、單純的個人性統治紀年才得以提供更為宏大的方向指引。
自公元9世紀下半葉後，編年史與年代記之間的差別變得模糊不清：殘缺不全的事件變得仔細詳盡；當代史獲得了較為重要的地位；不再是前後相繼的眾多作者，而是一位獨立的、從佚名身份中脫穎而出的作者負責整個作品。有關這種屬性轉變的精闢例證是那本由赫斯菲爾德的蘭佩爾特（Lamperts yon Hersfeld）完成的編年史。該書截至1077年，內容豐富，極為詳盡地彙編了地方編年史與從古代晚期到中世紀早期的年代記，並一直延續到亨利四世（HeinrichIV．）執政時期的當代尖銳鬥爭事件。假如編年史最遲在13世紀被另一種歷史編纂學形式所取代，那么在中世紀晚期仍然有像編年史般組織起來的、間或帶有另一種例如譜系式的、相互交疊的歷史著作，如約翰內斯·德烏提諾（Johannes de Utino）的《世界年代記》（Weltchronik）——這是供操日常用語的公眾所用的書籍。近代之前，最晚零星出現編年史傳統的例證是到1627年才中斷記載的黑森林聖喬治修道院編年史。然而，“編年史”的概念仍然是口語化的。它被用作通俗描述商號、協會與社團歷史的標誌，或者被用作近代之前所出期刊的題名。
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