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特納

人物生平

最初在倫敦大學學院研究詩學與古典學，但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激起對人類學的興趣，並就讀曼徹斯特大學的人類學研究所。特納對“社會劇”的興趣是自發的[1]，其基礎根植於肯尼士·伯克 (Kenneth Burke)與爾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這兩位先行者。

在1950–1954年這段期間，特納與妻子愛迪絲（Edith Turner）在非洲中部的恩丹布部族（Ndembu）從事研究工作[2]。當特納觀察恩丹布人時，他著迷於他們的儀式與通過儀式。他在1955年完成了他的博士學位。如同當時在他同一時代的許多曼徹斯特學派人類學家，他也關注衝突，並創造社會劇這個新概念，以解釋恩丹布村民的衝突與危機調解所具有的象徵意義。特納在他的學術生涯中探討儀式。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期間，特納開始將他的儀式及通過儀式的研究，運用於研究世界宗教和宗教英雄的生活。

特納藉由探索阿諾·范·基尼（Arnold van Gennep）的通過儀式的三階段結構，並且擴展對於中介階段（liminality）的理論，而聲名大噪。范·基尼的結構包括一個前中介階段（分離）、一個中介階段（轉型）與一個後中介階段（重新整合）。特納注意到，在中介狀態，兩個階段間的過渡狀態，個人是處在"模稜兩可"狀態：他們不屬於他們先前所處社會的一部分，而且尚未被重新整合進入該社會。中介狀態是一個中間過渡階段，一個模稜兩可的時期，其特色是謙卑、隱居、測試、性別模糊與集體中介性（communitas）。集體中介性被定義為一個非結構化社會，其中所有成員都是平等的。

特納也是一個專心致志的民族志研究者（ethnographer），他不斷沉思他的書籍與文章中的撰寫技巧。他兼容並蓄從其他理論家借來的各種概念，他熱切地要求他所發展的思想，能呈顯民族志資料；他並不是一位為了理論而提出理論的學者。關於他的這個態度，有一個強力的例子，可見諸於下列這本書的第一段：《戲劇、田野與隱喻：人類社會中的象徵行動》（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1974)。他在那裡寫道，

在我(的研究興趣)從社會生活的經驗，轉移到概念化與思想史的這個過程中，我幾乎依循了各地人類學家的路徑。雖然我們將理論帶到田野研究中，但這些理論只有在足以呈顯社會現實，才會變得有所關聯。此外，我們往往經常發現的是，足以呈顯事實的並不是一位理論家的整個理論體系，而是他分散的概念，他的一閃而過的洞察，這是從有系統的脈絡中所抽取出來的，並且適用於分散的資料。這樣概念具有其本身的特性，並可能會產生新的假設。它們甚至呈現分散的資料如何被有系統地連結！透過某些龐大的邏輯系統而被隨機分派，這些概念類似在一個尚無法食用的麵團之中，具有營養的葡萄乾。這些直覺洞察，並不是連結它們彼此的邏輯細胞，而是在田野經驗中，往往會存續下來的東西。

特納的儀式研究作品，已成為二十世紀人類學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但最近這個“特納學派的理論典範”已受到挑戰。約翰·艾德（John Eade）與麥可·沙諾（Michael J. Sallnow）在他們的作品《爭論神聖性》（Contesting the Sacred）（1991），援引特納的集體中介性概念，直接反對它（簡言之，將這個概念視為理想化的概念）；最近一本由約翰·艾德與西蒙·寇曼（Simon Coleman）所編的朝聖研究論文集：《重新建構朝聖：移動中的文化》（Reframing Pilgrimage: Cultures in Motion）（2004），暗示特納的作品已使得朝聖這個議題受到忽視，不再是人類學的一個研究領域，這是因為特納的主張，朝聖，由於其本身的中介性本質，是超乎平常的，而且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因此並不構成日常社會的一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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