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耶·扎爾科維奇

維多耶·扎爾科維奇

維多耶·扎爾科維奇(英文:Vidoje Žarković,塞爾維亞:Видоје Жарковић,1927年6月10日——2000年9月29日)

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联邦共和國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務和國務活動家、南斯拉夫人民軍政工首長,傑出的社會和軍隊政治工作者。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主席,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联邦共和國聯邦主席團副主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維多耶·扎爾科維奇
  • 外文名:Vidoje Žarković
  • 出生日期:1927年6月10日
  • 逝世日期:2000年9月29日
傳記,革命戰爭時期,軍隊政治工作,政治領袖,談話和報告,困難和形勢,南共聯盟十三大,退出歷史舞台,榮譽,

傳記

革命戰爭時期

1927年6月10日生於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維尼亞王國黑山省(今黑山共和國)西北部普盧日內的內達耶諾村。黑山族人。早年在普列夫利亞讀完中學。1941年參加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戰爭,並加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第一無產者突擊旅,是當時最年輕的戰士之一。1943年加入南斯拉夫共產黨(1952年11月改稱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

軍隊政治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扎爾科維奇長期在軍隊任職,先後畢業於貝爾格勒高等海軍學院和“久羅·賈科維奇”高級政治學院(南共中央高級黨校),並曾就讀於貝爾格勒大學法律系。歷任南斯拉夫人民軍海軍政治部委員、副師長、師政治委員、南斯拉夫人民軍政治部主任、南共聯盟中央派駐海軍全權委員會委員,負責南斯拉夫人民軍的政治工作。

政治領袖

1965年,扎爾科維奇從軍隊調到黑山共和國任職。1965——1967年任黑山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委員會書記,並當選為黑山共盟中央主席團委員。1967年5月5日——1969年10月7日任黑山社會主義共和國議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共和國政府總理)。1969年10月6日——1974年4月任黑山社會主義共和國議會主席。1969年3月南共聯盟“九大”、1974年5月南共聯盟“十大”、1978年6月南共聯盟“十一大”、1982年6月南共聯盟“十二大”和1986年6月南共聯盟“十三大”連續五次當選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1971年7月29日、1974年5月16日、1979年5月16日三次當選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联邦共和國聯邦主席團委員。1976年5月15日——1977年5月15日和1983年5月15日——1984年5月15日兩度任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联邦共和國聯邦主席團副主席。他還是聯邦主席團國防委員會委員。1984年5月15日——1984年10月30日任黑山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主席。1985年6月25日——1986年6月26日任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主席(南斯拉夫聯邦主席團和聯邦國防委員會當然委員)。他是黑山共和國議會議員、南斯拉夫聯邦議會議員、南斯拉夫勞動人民社會主義联盟聯邦會議成員。
1983年9月,時任南斯拉夫聯邦主席團副主席的維多耶·扎爾科維奇在參加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慶活動之後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烏蘭夫的邀請順道訪問中國。

談話和報告

困難和形勢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南斯拉夫經濟發展出現了難以消除的危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地方分權模式的發展是最為本質的。維多耶·扎爾科維奇曾經指出,南“在排除聯邦集權主義的同時卻產生了多中心國家主義”,而“多中心國家主義”是南發生“經濟危機的最主要原因”。
1986年2月,維多耶·扎爾科維奇在同貝爾格勒電台編輯談話時表示,南斯拉夫能夠順利克服當前困難。南共聯盟十三大將不重新研究狄托在世時確定的南斯拉夫國內發展和對外政策的基本戰略方針。扎爾科維奇說,“造成南斯拉夫經濟危機的最重要原因在於近幾年我們自己的錯誤和缺點”。他提到的錯誤和缺點有:大大加強了的多中心國家主義、唯意志論、閉關自守以及南斯拉夫國家和南共聯盟的團結的削弱等等。他強調南斯拉夫目前的經濟危機不是自治造成的。他說,南共聯盟十三大將有勇氣和決定更加深刻地揭示現有的矛盾和經濟危機的原因。
扎爾科維奇批評有人否定南斯拉夫近年來的成績。他說,近年來南斯拉夫還是取得了不少成績,表現為在經濟制度上作了不少變革,國際收支實現了順差,出口對進口的補償率提高了等等。他指出雖然問題嚴重,但不應懷疑南斯拉夫工人階級和共產主義者聯盟是有力量的,是能夠順利地克服當前的困難的。他表示,南共聯盟要同失敗主義的情緒作堅決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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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共聯盟十三大

1986年6月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主席扎爾科維奇作了題為《南共聯盟為社會主義、自治和不結盟的南斯拉夫的進一步發展而鬥爭》的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
扎爾科維奇首先回顧了南斯拉夫走過的道路。他說,從1941年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舉行武裝起義到現在,快滿四十五年了。“我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把國家從法西斯占領者手中解放出來。我們為以公有制和社會主義自治為主導的新的社會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鞏固了國家的獨立和國際地位。南斯拉夫對爭取和平與平等的國際關係的鬥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成了世界上起穩定作用的因素之一”。
扎爾科維奇說,從1947年至1985年,南斯拉夫的社會產值增加了六倍多,工業產值增加了十六倍。教育、衛生、文化和科學創造活動得到了發展。南斯拉夫的每一個地區都在物質上和文化上得到了復興。
扎爾科維奇說,“我們取得了成就,但是也犯了許多錯誤”。這些錯誤導致了發展政策上抱有不現實的奢望,經濟的物質結構出現混亂,不負責地過多地欠下了外債,對本國和外國的資金使用得不夠合理以及消費超過了現實的物質可能性。
扎爾科維奇說:“由於1965年改革的實質性目標沒有實現,經濟和發展政策中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擴大了,經濟的發展是在外延的基礎上進行的。在放棄國家主義和中央集權制的同時,我們沒有建立起自治的社會計畫制度。在放棄按國家主義的方式集中社會積累資金的同時,我們沒有建立起按照自治方式集中這些資金的制度。這就加強了自發的和自給自足的趨勢,加深了我國經濟的物質結構中的比例失調。”
扎爾科維奇認為,造成經濟危機的直接原因之一是,1976年至1980年期間,投資大大增加,輕率地和無組織地在國外借債,沒有儘可能有效和儘可能合理地利用從國外借來的資金。
扎爾科維奇說,在提出的目標和實踐之間出現距離,是因為南共聯盟的工作存在嚴重的缺點。從修改憲法開始的聯邦職能下放的過程沒有成為非國家主義化的過程,沒有成為加速發展社會主義自治和在此基礎上加強南斯拉夫共同體的團結的過程,而是成了加強分散化的國家主義過程,從而妨礙自治的發展,削弱經濟的統一和國家的團結。
扎爾科維奇說:“不利的國際環境也大大助長了我國社會的經濟危機”。不公正的國際經濟關係以及世界市場上保護主義的貿易條件,使南斯拉夫經濟蒙受巨大的損失。原料價格的下跌以及工藝加工程度高的產品價格的上漲,使南斯拉夫受到沉重打擊。扎爾科維奇強調說,十二大以來,南共聯盟及其中央委員會做了不少工作。在此期間,通過了作為擺脫危機出路的《經濟穩定長期綱領》,起草了《對政治制度運轉的批判性分析》,制訂了新的社會計畫和發展綱要。南共聯盟中央對南斯拉夫社會中存在的削弱南共聯盟思想和行動一致的問題從思想上和政治上表明了態度。南共聯盟十三中全會後,組織了全黨的討論,這場討論是在公開地和批判性地分析內部的缺點的標誌下進行的。扎爾科維奇指出,“可以說,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開始整頓和鞏固自己的隊伍,為尋找擺脫危機狀態的出路而鬥爭”。當前,以南共聯盟為首的主觀力量最重要的任務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動員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社會上的一切進步力量,更快地克服危機,為國家今後蓬勃而穩定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開創前景。南共聯盟中央指出,擺脫危機的出路在於:更加有力地發展社會主義自治;更加堅決地剷除國家主義、官僚主義獨斷專行和閉關自守的社會經濟基礎;儘快地從外延的經營方式過渡到內涵的經營方式;在社會主義自治和各民族充分平等的基礎上加強南斯拉夫共同體的團結。
扎爾科維奇強調,十三大的任務是對造成危機狀態的原因作出統一的評價,特別是對下一步該怎么辦作出回答,對南共聯盟思想上的一致作出有力的貢獻,從而促使南共聯盟採取革命行動。這是擺脫危機和對社會進一步實行富有成效的改造的最重要的政治條件。他指出:“我們的十三大應當成為加強社會主義自治的代表大會,加強全國和南共聯盟在同嚴重的國家主義鬥爭中的團結的代表大會,採取行動和言行一致的代表大會。”
扎爾科維奇說,在兩次代表大會期間,南共聯盟作了巨大的努力來穩定科索沃的社會和政治局勢,消除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者和伊雷登塔分子的反革命活動的後果。他強調應採取具體的有組織的行動來加強科索沃政治局勢的穩定。在談到今後一個時期在經濟建設方面的任務和措施時,扎爾科維奇指出:“《經濟穩定長期綱領》是我們爭取擺脫經濟危機和在穩定的基礎上實現蓬勃發展的全部活動的出發點。”他說,必須儘快地放棄迄今為止的外延的經營方式,更加堅決地走提高勞動生產率、充分利用一切經濟資源和改進產品質量的道路。提高生產增長率的最重要前提是增加出口,特別是增加向自由外匯區的出口以及更快地和更合理地參加國際分工。償還外債將是今後時期最困難和最重要的問題之一,而償還外債的前提是增加外匯收入。對於南斯拉夫的經濟來說,旅遊業的外匯收入具有重大意義。農業具有尚未被利用的巨大潛力。儘快地克服農業的落後狀況,將為生產的增長創造巨大的可能性,而且對於穩定國內市場,減少通貨膨脹,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國際收支情況,具有重大意義。應當把加快能源的發展看成是促進生產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南斯拉夫需要確定統一的能源發展計畫。工業的改建、現代化和協作是迅速合理地增加工業生產的可靠途徑。
扎爾科維奇指出,南斯拉夫必須儘早確定統一的科技發展戰略,只有這樣才能合理地參與國際分工,參與知識和技術的轉讓,減少對進口專利的依賴。他認為嚴重的通貨膨脹是南斯拉夫今天最大的問題之一。而對於制止通貨膨脹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的是增加生產、出口和收入。嚴重的失業是南斯拉夫最困難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之一。“我們具有物質上的和其他的可能性來迅速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們沒有充分加以利用。我們需要的是深思熟慮的計畫和具體的行動。”
扎爾科維奇談到南斯拉夫社會和南共聯盟內部的思想政治動向時指出,近年來,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在資產階級右派在全世界範圍內加強思想政治攻勢的影響下,反映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觀點在共盟內部也出現了。有人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對工人階級管理擴大再生產這一戰略目標的現實性提出異議。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則又抵制工人階級的社會解放。扎爾科維奇接著說,在今天起反革命作用的勢力中,最危險的是民族主義。共產主義者應當站在同民族主義作鬥爭的前列。
在談到當前國際形勢和南共聯盟的國際活動時,扎爾科維奇強調指出,在十二大以來的四年中,國際形勢繼續惡化。這種消極的事態仍在繼續,有可能釀成國際關係的深刻危機。危險的對抗在繼續,實力政策仍在推行,世界許多地區增加了戰爭溫床和危機溫床。軍事政治集團仍在爭奪軍事優勢和勢力範圍。軍備競賽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每年花費大約一萬億美元來生產各種破壞性武器。與此同時,世界舞台的特點仍然是國際經濟關係陷於深刻的危機和開發中國家的處境日益困難。扎爾科維奇強調,在當代所有全球性問題中,最重要的無疑是爭取和平和防止核戰爭的鬥爭。南斯拉夫堅決要求採取措施來停止軍備競賽,禁止核武器和開始全面徹底裁軍。
扎爾科維奇接著說:“各國人民日益強烈地要求和平與平等的國際合作,要求使國際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民主化,這種願望的始終不渝的代表是不結盟運動。不結盟運動和不結盟政策作為國際關係中獨立的、全球性的和自主的因素,已證明是當代世界上一支偉大的政治和道義力量。不結盟運動通過爭取和平、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鬥爭,已為世界進步的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扎爾科維奇強調,如果不克服日益深刻地把世界劃分為富國和窮國的狀況,如果不解決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是不可能確保持久穩定的和平的。開發中國家欠債過度,已成為當代世界的頭等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
扎爾科維奇指出,南斯拉夫將繼續致力於同一切國家發展全面的關係,特別關心同所有鄰國建立穩定和全面發展的關係,對巴爾幹的和平、穩定與合作極為關注,南斯拉夫將繼續作出必要的努力來加強同不結盟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雙邊合作。
扎爾科維奇說,在工人和其他進步的政黨和運動的關係中,獨立、自主、不干涉、向本國工人階級和人民負責、相互尊重由於活動條件不同而產生的差異等民主原則正得到日益充分的確認。南共聯盟今後仍將極其重視自己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其它工人、進步、民主和解放的政黨和運動的國際聯繫和全面平等合作,確信這樣做將為爭取世界和平、社會進步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作出自己的貢獻。
扎爾科維奇在結束報告時強調,儘管南斯拉夫今天面臨嚴重的困難,但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知道往哪裡走。“我們擁有尚未被利用的巨大物質潛力。我們擁有毫不動搖地遵循南共聯盟的綱領和政策的百萬自治者大軍。” “通過最佳地利用我國制度的創造性潛力,我們就能夠克服我們現在經歷的矛盾並經受住考驗,成功地實現現階段我國革命的一切重大任務”。他最後說:“當我說出‘我們將贏得這場大戰役!’時,我相信我是表達了十三大全體參加者和整個南共聯盟的情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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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歷史舞台

1988年,塞爾維亞領導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博里薩夫·約維奇等人推行“大塞爾維亞主義”,在他們的策動下,掀起一場“反官僚主義革命”,利用大規模民眾集會和抗議示威,搞掉“不聽話”的自治省領導,使塞爾維亞牢牢控制科索沃伏伊伏丁那兩省,並插手其他共和國事務。受此波及,10月7日黑山首府狄托格勒一萬多名職工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共盟領導辭職,但被壓制下去。
1989年1月10日,狄托格勒爆發4萬學生和工人的示威遊行,要求對國內經濟狀況和民眾生活惡化負責的黨政領導人辭職,並且追究去年10月鎮壓民眾運動的人。11日,遊行增加到11萬人。迫於形勢壓力,黑山共盟中央主席團集體辭職。同年4月黑山共盟十大,得到塞爾維亞支持的莫米爾·布拉托維奇當選為黑山共盟中央主席團主席,黑山與塞爾維亞結成牢固的政治同盟。黑山事件後,1989年秋,作為黑山派駐南共聯盟中央的代表,維多耶·扎爾科維奇也辭去中央主席團委員職務。
2000年9月29日,維多耶·扎爾科維奇病逝於貝爾格勒,享年73歲。

榮譽

維多耶·扎爾科維奇曾榮獲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勳章、“1941年游擊隊員紀念章”以及其它多枚勳章、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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