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土地之歌:中國紀事》以1979年知青返城前後為主線，描寫了一批從廣州下放到雲南農場的知識青年的生活遭遇，刻畫了不同性格的各種人物，展示了不同人物的命運、理想和追求，以藝術的形式再現了那段特定的歷史和知青這種特定的歷史現象。
基本介紹
- 書名：紅土地之歌:中國紀事
- 出版社：武漢大學出版社
- 頁數：356頁
- 開本：32
- 定價：26.00
- 作者：郭小東
- 出版日期：2012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307094352
- 品牌：武漢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紅土地之歌:中國紀事》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郭小東，國家一級作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教授。著有《1966的獒）、《風的青年時代》、《突破北緯十七度》等。獲中華文學基金會莊重文文學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廣東省“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第四屆、第七屆和第八屆廣東省魯迅文學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獎，廣東省宣傳文化精品獎，廣東省文學評論獎等獎項。
圖書目錄
自序南北方的痙攣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後記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後記
後記
我曾在多篇序言和跋中，談到寫作這部小說的緣起、過程以及出版的種種坎坷，出版後的反響及多年來流傳的狀況，眾人對之亦有頗多議論，幾乎每一次地北天南的知青聚會、北調南腔的知青論壇，都會談到這個話題，皆因為它講述並再現了1979年的知青大逃亡。那場震驚中外，並在事後長久地影響著知青運動評價的知青事件，30多年來，成為民問不絕如縷的談資。人們以各種方式談論它，傳說它，以各種語調托舉著它的種種事象或細節。由於官方對之並無詳細的記錄與評價，這個事件便成為了傳說，人們張揚了它的某些方面，又神化了它的某些主角或追隨者。對之的歷史敘述至今仍無人問津，對之的文學敘事也還遠遠不夠。它本身所具備的一個時代的精彩，一種被遏制的人性變局，一些散落於民間的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懷，也還遠未被真實、正面地予以舒展與鋪陳。30多年來對之的話語禁忌，在時有時無的障礙中，依然在限制著文學對之的批判或張揚。也許這正是這個話題與事件的魅力所在。
1987年秋天，此時離我從雲南知青筆會歸來已經過去了三個年頭。
1984年秋天，我在雲南行走了一個多月，在西雙版納的時間最久，那兒是中國知青大逃亡的策源地。我想像著五年前1979年的某天黃昏。逃亡的知青們，以此為起點，朝兩個方向奔涌：向南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大多戰死沙場；向北回到各自的城市，．大多彷徨無依。方向與前路命運殊異，理想與追求相同：尋找人生的位置，實現人生的價值。這是那個時代青年們的選擇和堅定的理想。他們純潔得簡單，也簡單得蠻野。他們的行動只是想證明一些什麼，哪怕以命相殉，也在所不惜，以求諸青春的最後一搏。
基於這種精神性理解，我對發端於雲南的知青大逃亡，有一種穿越的注目：此前，新中國和毛澤東時代的所有教育，所有經過現實洗禮的共產主義風格，都在這一瞬間，以一種超世的超現實的精神眺望，獲得了現世的永生。這一代青年最寶貴的最崇高的精神追逐，在這一瞬間獲得了別種意義的涅槃。上戰場為國捐軀或者離開鄉村回城，在高蹈的人文意義上，這兩個青年運動的方向和國家利益、民族意志，在形而上層面上實現了高度的和諧。這種貌似分裂卻又和諧統一的價值觀，包含著對“文革”的反動，自然也高揚著對某種失落的人文的接續。
我在1987年的某天黃昏，悟到了這一點，它成為我下定決心突圍當時的話語禁忌的理由，並堅信對這一事件的文學敘述，已經水到渠成。正面敘述這一事件，並努力尋找這一事件對中國現代文化建設包括思想建設的正面作用。我始終堅定地相信，在這個看似充滿了破壞的事件中，其主導力量與時代精神，是蘊蓄著飽滿的建設性的。它革命的異質性，和後來中國的變革事實，存在著直接的革命性聯繫。它和80年代所倡導所實行的思想解放，也有著某種內在的現實聯繫。
這部書終於寫成，輾轉了幾個出版社，於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20年間，這部小說由花城出版社於1990年、1991年、2001年三度重印或再版，199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再版。現在又承蒙武漢大學出版社厚愛，再度再版。不同年代的青年讀者，自當對之有不同的感受，但是，青春的激情與虛妄，人在青年時代的狂桀與追求，是所有時代青年們的共同性格。
感謝武漢大學出版社的張福臣先生，為本書出版所付出的辛勞。
2011年10月9日 廣州
1987年秋天，此時離我從雲南知青筆會歸來已經過去了三個年頭。
1984年秋天，我在雲南行走了一個多月，在西雙版納的時間最久，那兒是中國知青大逃亡的策源地。我想像著五年前1979年的某天黃昏。逃亡的知青們，以此為起點，朝兩個方向奔涌：向南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大多戰死沙場；向北回到各自的城市，．大多彷徨無依。方向與前路命運殊異，理想與追求相同：尋找人生的位置，實現人生的價值。這是那個時代青年們的選擇和堅定的理想。他們純潔得簡單，也簡單得蠻野。他們的行動只是想證明一些什麼，哪怕以命相殉，也在所不惜，以求諸青春的最後一搏。
基於這種精神性理解，我對發端於雲南的知青大逃亡，有一種穿越的注目：此前，新中國和毛澤東時代的所有教育，所有經過現實洗禮的共產主義風格，都在這一瞬間，以一種超世的超現實的精神眺望，獲得了現世的永生。這一代青年最寶貴的最崇高的精神追逐，在這一瞬間獲得了別種意義的涅槃。上戰場為國捐軀或者離開鄉村回城，在高蹈的人文意義上，這兩個青年運動的方向和國家利益、民族意志，在形而上層面上實現了高度的和諧。這種貌似分裂卻又和諧統一的價值觀，包含著對“文革”的反動，自然也高揚著對某種失落的人文的接續。
我在1987年的某天黃昏，悟到了這一點，它成為我下定決心突圍當時的話語禁忌的理由，並堅信對這一事件的文學敘述，已經水到渠成。正面敘述這一事件，並努力尋找這一事件對中國現代文化建設包括思想建設的正面作用。我始終堅定地相信，在這個看似充滿了破壞的事件中，其主導力量與時代精神，是蘊蓄著飽滿的建設性的。它革命的異質性，和後來中國的變革事實，存在著直接的革命性聯繫。它和80年代所倡導所實行的思想解放，也有著某種內在的現實聯繫。
這部書終於寫成，輾轉了幾個出版社，於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20年間，這部小說由花城出版社於1990年、1991年、2001年三度重印或再版，199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再版。現在又承蒙武漢大學出版社厚愛，再度再版。不同年代的青年讀者，自當對之有不同的感受，但是，青春的激情與虛妄，人在青年時代的狂桀與追求，是所有時代青年們的共同性格。
感謝武漢大學出版社的張福臣先生，為本書出版所付出的辛勞。
2011年10月9日 廣州
序言
40多年前，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波瀾壯闊”四個字，不是我特意選用的形容詞，而是當年的習慣說法，廣播裡這么說，報紙的通欄大標題里這么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當年還是毛澤東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這一說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強調，而是天天在我們耳邊一再重複宣傳的話，以至於老知青們今天聚在一起，講起當年的話語，憶起當年的情形，唱起當年的歌，仍然會氣氛熱烈，情緒激烈，有說不完的話。
說“波瀾壯闊”，還因為就是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喚之下，1600多萬大中城市畢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奔赴邊疆，奔赴草原、漁村、山鄉、海島，在大山深處，在戈壁荒原，在兵團、北大荒和西雙版納，開始了這一代人艱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講完這一段話，我還要作一番解釋。首先，我們習慣上講，中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1700萬，我為什麼用了1600萬這個數字。其實，1700萬這個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的權威統計，應該沒有錯。但是這個統計，是從1955年有知青下鄉這件事開始算起的。研究中國知青史的中外專家都知道，從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時間裡，全國有100多萬知青下鄉，全國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這個階段湧現出來，宣傳開去。而發展到“文革”期間，特別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掀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那個年頭，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且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過夜”。於是乎全國城鄉迅疾地行動起來，在隨後的lO年時間裡，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而在此之前，知識青年下鄉去，習慣的說法是下鄉上山。我最初到貴州山鄉插隊落戶時，發給我們每個知青點集體戶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鄉上山》。在大規模的知青下鄉形成波瀾壯闊之勢時，才逐漸規範成“上山下鄉”的統一說法。
我還要說明的是，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的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根據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的實際數字統計的，比較準確。但是這個數字仍然是有爭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國務院知青辦統計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數字，沒有統計千百萬回鄉知青的數字。回鄉知青，也被叫作本鄉本土的知青，他們在縣城中學讀書，或者在縣城下面的區、城鎮、公社的中學讀書，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們讀到·國中畢業，照樣可以考高中；他們讀到高中畢業，照樣可以報考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學，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樣，不會因為他們畢業於區級中學、縣級中學不允許他們報考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績好，名牌大學照樣錄取他們。但是在上山下鄉“一片紅”的大形勢之下，大中城市的畢業生都要匯入上山下鄉的洪流，本鄉本土的畢業生理所當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鄉村里去。他們的回歸對政府和國家來說，比較簡單，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邊去，那裡本來就是他們的家。學校和政府不需要為他們支付安置費，也不需要為他們安排交通，只要對他們說，大學停辦了，你們畢業以後回到鄉村，也像你們的父母一樣參加農業勞動，自食其力。千千萬萬本鄉本土的知青就這樣回到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鄉村里。他們的名字叫“回鄉知青”，也是名副其實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就不一樣了。他們要離開從小生活的城市，遷出城市戶口，註銷糧油關係，而學校、政府、國家還要負責把他們送到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中去。離開城市去往鄉村，要坐火車，要坐長途公共汽車，要坐輪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長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龍江、內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雙版納，路途相當遙遠，所有知青的交通費用，都由國家和政府負擔。而每一個插隊到村莊、寨子裡去的知青，還要為他們撥付安置費，下鄉第一年的糧食和生活補貼。所有這一切必須要核對準確，做出計畫和安排，國務院知青辦統計離開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人數，還是有其依據的。
其實我鄭重其事寫下的這一切，每一個回鄉知青當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隊落戶的公社裡，我就經常遇到縣中、區中畢業的回鄉知青，他們和遠方來的貴陽知青、上海知青的關係也都很好。
但是現在他們有想法了，他們說：我們也是知青呀！回鄉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覺得他們的想法有道理。於是乎，關於中國知青總人數的說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說是2000萬，有的說是2400萬，也有說3000萬的。
看看，對於我們這些過來人來說，一個十分簡單的統計數字，就要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具體政策，費好多筆墨才能講明白。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還有多多少少類似的情形啊，諸如兵團知青、國營農場知青、插隊知青、病退、頂替、老三屆、工農兵大學生，等等等等，對於這些顯而易見的字眼，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經常會碰到今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憑啥你們上山下鄉一代人要稱“老三屆”？比你們早讀書的人還多著呢，他們不是比你們更老嗎？噯，你們怎么那樣笨，讓你們下鄉，你們完全可以不去啊，還非要爭著去，那是你們活該……
有的問題我還能解答，有的問題我除了苦笑，一時間都無從答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武漢大學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黃土地之歌”、“紅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這一大型項目．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於經歷過那一時代的知青們回顧以往，理清脈絡；又利於今天的年輕一代，懂得和理解他們的上一代人經歷了一段什麼樣的歲月；還給歷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記憶。
對於知青來說，無論你當年下放在哪個地方，無論你在鄉間待過多長時間，無論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業績還是默默無聞，從那一時期起，我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知青。這是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記。
歷史的巨輪帶著我們來到了2012年，轉眼間，距離那段已逝的歲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遺憾也好，感慨也罷，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我們人生的過程，40多年裡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將永久地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風雨如磐見真情，
歲月蹉跎志猶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萬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雖談不上“感天動地”，但也是共和國同時代人的成長史。事是史之體，人是史之魂。1700萬知青的成長史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不可遺忘，不可斷裂，亟求正確定位，給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給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個交待。
是為序。
這一說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強調，而是天天在我們耳邊一再重複宣傳的話，以至於老知青們今天聚在一起，講起當年的話語，憶起當年的情形，唱起當年的歌，仍然會氣氛熱烈，情緒激烈，有說不完的話。
說“波瀾壯闊”，還因為就是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喚之下，1600多萬大中城市畢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奔赴邊疆，奔赴草原、漁村、山鄉、海島，在大山深處，在戈壁荒原，在兵團、北大荒和西雙版納，開始了這一代人艱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講完這一段話，我還要作一番解釋。首先，我們習慣上講，中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1700萬，我為什麼用了1600萬這個數字。其實，1700萬這個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的權威統計，應該沒有錯。但是這個統計，是從1955年有知青下鄉這件事開始算起的。研究中國知青史的中外專家都知道，從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時間裡，全國有100多萬知青下鄉，全國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這個階段湧現出來，宣傳開去。而發展到“文革”期間，特別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掀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那個年頭，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且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過夜”。於是乎全國城鄉迅疾地行動起來，在隨後的lO年時間裡，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而在此之前，知識青年下鄉去，習慣的說法是下鄉上山。我最初到貴州山鄉插隊落戶時，發給我們每個知青點集體戶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鄉上山》。在大規模的知青下鄉形成波瀾壯闊之勢時，才逐漸規範成“上山下鄉”的統一說法。
我還要說明的是，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的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根據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的實際數字統計的，比較準確。但是這個數字仍然是有爭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國務院知青辦統計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數字，沒有統計千百萬回鄉知青的數字。回鄉知青，也被叫作本鄉本土的知青，他們在縣城中學讀書，或者在縣城下面的區、城鎮、公社的中學讀書，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們讀到·國中畢業，照樣可以考高中；他們讀到高中畢業，照樣可以報考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學，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樣，不會因為他們畢業於區級中學、縣級中學不允許他們報考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績好，名牌大學照樣錄取他們。但是在上山下鄉“一片紅”的大形勢之下，大中城市的畢業生都要匯入上山下鄉的洪流，本鄉本土的畢業生理所當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鄉村里去。他們的回歸對政府和國家來說，比較簡單，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邊去，那裡本來就是他們的家。學校和政府不需要為他們支付安置費，也不需要為他們安排交通，只要對他們說，大學停辦了，你們畢業以後回到鄉村，也像你們的父母一樣參加農業勞動，自食其力。千千萬萬本鄉本土的知青就這樣回到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鄉村里。他們的名字叫“回鄉知青”，也是名副其實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就不一樣了。他們要離開從小生活的城市，遷出城市戶口，註銷糧油關係，而學校、政府、國家還要負責把他們送到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中去。離開城市去往鄉村，要坐火車，要坐長途公共汽車，要坐輪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長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龍江、內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雙版納，路途相當遙遠，所有知青的交通費用，都由國家和政府負擔。而每一個插隊到村莊、寨子裡去的知青，還要為他們撥付安置費，下鄉第一年的糧食和生活補貼。所有這一切必須要核對準確，做出計畫和安排，國務院知青辦統計離開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人數，還是有其依據的。
其實我鄭重其事寫下的這一切，每一個回鄉知青當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隊落戶的公社裡，我就經常遇到縣中、區中畢業的回鄉知青，他們和遠方來的貴陽知青、上海知青的關係也都很好。
但是現在他們有想法了，他們說：我們也是知青呀！回鄉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覺得他們的想法有道理。於是乎，關於中國知青總人數的說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說是2000萬，有的說是2400萬，也有說3000萬的。
看看，對於我們這些過來人來說，一個十分簡單的統計數字，就要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具體政策，費好多筆墨才能講明白。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還有多多少少類似的情形啊，諸如兵團知青、國營農場知青、插隊知青、病退、頂替、老三屆、工農兵大學生，等等等等，對於這些顯而易見的字眼，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經常會碰到今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憑啥你們上山下鄉一代人要稱“老三屆”？比你們早讀書的人還多著呢，他們不是比你們更老嗎？噯，你們怎么那樣笨，讓你們下鄉，你們完全可以不去啊，還非要爭著去，那是你們活該……
有的問題我還能解答，有的問題我除了苦笑，一時間都無從答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武漢大學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黃土地之歌”、“紅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這一大型項目．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於經歷過那一時代的知青們回顧以往，理清脈絡；又利於今天的年輕一代，懂得和理解他們的上一代人經歷了一段什麼樣的歲月；還給歷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記憶。
對於知青來說，無論你當年下放在哪個地方，無論你在鄉間待過多長時間，無論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業績還是默默無聞，從那一時期起，我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知青。這是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記。
歷史的巨輪帶著我們來到了2012年，轉眼間，距離那段已逝的歲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遺憾也好，感慨也罷，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我們人生的過程，40多年裡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將永久地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風雨如磐見真情，
歲月蹉跎志猶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萬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雖談不上“感天動地”，但也是共和國同時代人的成長史。事是史之體，人是史之魂。1700萬知青的成長史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不可遺忘，不可斷裂，亟求正確定位，給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給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個交待。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