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年-2006年4月29日），美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新制度學派的領軍人物。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曾就學於多倫多大學安大略省農學院（現圭爾夫大學），1934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博士學位。在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政府任多種重要職務。1949～1975年重返哈佛大學教書，依然活躍於公共事務上，擔任約翰·甘迺迪總統的顧問及駐印度大使（1961～1963）。其具有影響力的自由派著作（常因文字優美受到讚揚）檢驗了美國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強弱。在《富裕社會》（1958）中，他要求少強調生產，多注意公用事業。在《新工業國家》（1967）中，他呼籲用知識上和政治上的新措施解決美國經濟競爭衰減的問題，展示了美國「管理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日益增多的相同點。
基本介紹
生平簡介,理論核心,權力轉移論,生產者主權論,二元體系論,新社會主義論,主要著作,遺聞軼事,
生平簡介
1908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個蘇格蘭移民的農場主家庭里。1931年畢業於加拿大安大略省農學院（現加拿大圭爾夫大學），獲學士學位。隨後就去了美國伯克利，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繼續深造農業經濟，1933年獲碩士學位，次年又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名為《加利福尼亞州的縣支出》）。在伯克利學習期間，加爾布雷思認真研讀了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和凡勃倫的著作。凱恩斯的思想曾經對青年時期的加爾布雷思產生過一定的影響。1934年，加爾布雷思來到哈佛大學任講師，講授農業經濟學，同時還擔任住宿生的學監。在哈佛工作期間，加爾布雷思結識了約瑟夫·甘迺迪和約翰·甘迺迪兄弟，後來與他們交往甚密。1961年，約翰·甘迺迪當選為美國總統，對加爾布雷思在20世紀60年代從事政治活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歷任美國物價管理局副局長、戰後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團長和美國國務院經濟安全政策室主任。加爾布雷思還曾擔任過普林斯頓大學的副教授、《財富》雜誌的編輯。從1949年就開始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並在1961～1963年期間受命出任美國駐印度大使。1972年當選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現為哈佛大學保羅·M. 沃伯格講座經濟學名譽教授。在20世紀下半葉的前40年裡，他筆耕不輟，撰寫了三十多部著作，可謂是著作等身。
加爾布雷思早期雖受凡勃倫的影響，但並不屬於制度學派。當時，他更多地受凱恩斯主義思想的影響，曾與人合著了《現代競爭與實業政策》一書。這本書已經反映出加爾布雷思過人的見解，他認為現代工業組織的行為應該有別於資本家個體，大公司不必把追求最大利潤作為自己的目標。20世紀50年代以後，加爾布雷思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經濟思想，在1958年出版的《豐裕社會》（參見文集《傳統觀念概念》、《消費者主權神話》和《社會均衡狀況》）中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雖然物質豐富，但仍然存在缺陷，主要表現為消費者受生產者的支配以及把物質享受當作了幸福，並且提出應該重新評價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問題的觀點。在《新工業國》（參見本文集《技術要求》、《技術型組織》或譯《技術結構階層》和《一般激勵理論》）中，加爾布雷思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結構進行了剖析，並提出了“技術型組織”成員或技術專家實際掌握著現代公司權力的觀點。
理論核心
權力轉移論
作為新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加爾布雷思秉承和發展了“凡勃倫傳統”，從權力轉移論的視角出發提出了新工業國和二元體系的理論。根據加爾布雷思的權力轉移論，人類社會的“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在經濟中的重要性會不斷發生變化。在不同的社會和同一社會的不同時期，誰掌握了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誰就掌握了權力。以資本主義社會為例，工業化時期的最重要生產要素是資本，因此權力掌握在資本家手中；而在後工業化時期，資本已經不再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資本的地位被技術（加爾布雷思所指的技術其實包括技術知識和管理知識在內的專門知識）取而代之，所以社會權力落到了包括科技人員和管理階層在內的技術型組織成員或技術專家手中。
在後工業化時期，企業特別是大公司內部的利益和權力結構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在工業化時期，最關心企業（或公司）前途的是資本家。而在後工業化時期，公司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使得沒有掌握專門知識的資本家（即股東）已經無權過問公司的經營管理活動；他們對公司的關心也不再專一不變：哪家公司更有前途，他們就購買哪家公司的股票。而技術專家卻成了公司的實際主宰，他們與公司的利益休戚相關，已經與公司結為命運共同體。加爾布雷思把由技術專家掌管的大公司稱為“成熟公司”，而把由“成熟公司”構成的新經濟體稱為“新工業國”。
生產者主權論
加爾布雷思從現代公司以實現“穩定”為首要目標這一點出發，提出了“生產者主權”論。“生產者主權”是一個與“消費者主權”相對立的概念。消費者主權是指在商品市場上消費者占據主導和支配地位的狀況，消費者的購買和消費決策決定著生產者生產什麼；而生產者主權則是指生產者決定生產什麼產品並控制價格，消費者要根據生產者的意志來進行購買和消費。加爾布雷思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者設計和生產產品，並控制著產品銷售價格，然後通過龐大的廣告、通訊網路和推銷機構對消費者進行“勸說”；現代大公司還對政府進行遊說，以左右政府的採購決策。這就是“生產者主權”論的主要內容。
二元體系論
加爾布雷思在分析了企業（公司）權力結構的變化以後，以美國為例進一步剖析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他認為，像美國這樣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由計畫體系和市場體系構成的二元體系。二元體系論是加爾布雷思剖析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理論。他認為二元體系是導致現代資本主義這樣的“豐裕社會”仍然存在貧困、資源配置失調等各種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根源。在加爾布雷思看來，像美國這樣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是由一千多家大公司所構成的計畫體系與數以萬計的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所構成的市場體系兩部分組成。上面所揭示的“權力轉移”、“目標變化”以及“生產者主權”現象都發生在計畫體系內部；而在市場體系內部，權力仍然掌握在企業主手中，企業還是以追求最大利潤為首要目標，消費者主權仍占據重要地位，生產者依舊聽命於市場。加爾布雷思認為，構成二元體系的計畫體系和市場體系其權力是不平等的，因而導致收入上的不平等。市場體系不得不按照計畫體系所規定的價格來採購投入品，而在向計畫體系出售自己的產品時也只能被動接受由該體系操縱的價格；市場體系受到了計畫體系的掠奪。由於計畫體系力量強大，而市場體系力量弱小，因此在社會經濟中，前者居於強勢地位，而後者處於弱勢地位。為此，加爾布雷思指出，應該減弱計畫體系的權力，而擴大市場體系的權力；應該對計畫體系實行價格管制，限制大公司通過哄抬物價的方式來損害小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他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應該把權力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作為目標。他所謂的權力均等化，就是限制大公司的權力，提高小企業的地位，而權力均等化又被認為是收入均等化的前提。
新社會主義論
加爾布雷思的新社會主義論其實質就是，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最終會走向趨同，只要進行社會改革就能夠實現“新社會主義”。在加爾布雷思看來，這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趨同是現代經濟和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計畫終究要取代市場。其具體表現就是管理需求、控制物價；技術階層終將取代資本家掌管計畫體系的權力；國家必將行使調節總需求、物價和工資的職能，並且致力於興辦教育和發展科技。加爾布雷思認為，通過限制資本主義社會計畫體系的權力，提高市場體系的地位，就能夠在這兩個部門實現權力和收入均等化，從而實現“新社會主義”。加爾布雷思的新社會主義論看到了現代化大生產的某些一般發展趨勢，如計畫體系和市場體系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不過，他為解決這對矛盾所開的處方（如國家負責調節總需求、物價和工資等）也許只能起到緩解矛盾的作用，卻達不到根治的目的。
主要著作
《美國資本主義：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年）
《1929年大崩盤》（1955年）、
《豐裕社會》（1958年）
《新工業國》（1967年）
《經濟學與公共目標》（1973年）、
《不確定的年代》（1976年）
《一個永久開明人士的記述》（1971年）等，被認為是加爾布雷思的主要著作。本文集除收入了這些著作的重要的精彩內容外，還收錄了另一些反映加爾布雷思對某些經濟學前輩——亞當·斯密對政治經濟學術語的貢獻和為政治經濟學奠定的基礎，卡爾·馬克思影響深遠的不同觀點（加爾布雷思承認，馬克思並不是他經濟學生涯中的重要人物，但任何學者都不能忽視馬克思的存在），托爾斯坦·凡勃倫傲慢、獨特的觀點，以及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對西方經濟學和經濟所產生的影響——看法的文章。
另外，中譯本還增加了2004年由霍頓·密夫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mpany）最新出版的小冊子《無罪欺詐的經濟學分析——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相》。
遺聞軼事
加爾布雷思文筆辛辣，言辭鋒利，舉止動作又充滿新格蘭地區、哈佛菁英的氣息；恃才傲物之餘，得罪許多人，自然不在話下。有一次，他向甘迺迪總統抱怨：他很困惑，為什麼《紐約時報》說他“傲慢自負”？甘迺迪快人快語：“這有什麼奇怪，其他人也是這么覺得。”
甘迺迪就任總統後，派他為駐印度大使。在回憶錄里，他自我解嘲：“我一直認為，甘迺迪希望我加入他的團隊；但是，也希望和我保持適當的距離──大概就是美國和印度的距離。”
他的詼諧機智，應該和父親有關。他父親原是一位老師，後來從商，最後從政。他記得8歲時，參加父親的一場政見發表會；這是加拿大的鄉鎮，他父親站在一大堆乾馬糞上發表政見。他故作誠懇狀，向聽眾道歉：自己不得不站在保守黨的基礎（馬糞）上講話──觀眾哄堂大笑，樂不可支。
午後不久，他走進加氏的研究室；發現加氏癱坐在沙發上，顯然午餐時喝了不少酒。訪談開始，加氏就出言不遜，表示一般記者的無知，無人可及。一陣無的放矢之後，記者深深地吸了口氣，告訴加氏：你在浪費我的時間！說完，起身就走，搭機飛回紐約。進電梯之前，他聽到身後加氏追上來，喃喃道歉。
兩天后，他接到加氏的一封短箋。加氏表示：如果記者願意承擔再浪費一次時間的風險，那么，他很樂意配合幫忙！再次碰面後，他們逐漸交往，成為好友。事後，記者才知道，訪談的那天上午，加氏剛接到訊息：甘迺迪的遺孀傑奎琳，決定下嫁希臘航業巨子奧納西斯！對他而言，甘迺迪和傑奎琳都是他心儀仰慕的人物；遺孀嫁作商人婦，他悲痛難抑，才多喝了幾杯酒。
回憶錄里，加氏也承認自己偶爾情緒失控。他擔任印度大使時，驚聞摯友安娜·埃莉諾·羅斯福過世；他要副手立刻下半旗致哀。副手表示，依往例，下半旗要等國務院的指令。“×××”，加氏大怒，三字經脫口而出，要副手立刻執行。稍後，國務院確實通令，全球美國使館下半旗致敬；加氏也向副手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