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軍中佐齋藤季治郎找到了篠田治策，向他說明“間島問題”事關一千數百方里的領土得失，關係到日本的威信，希望篠田治策“為了國家”出力。篠田治策為之一振，決定“不顧一己之利”，從事間島韓民“保護”及幫助日本政府解決“間島問題”。後來，齋藤作為現役軍人擔任了統監府派出所的所長，篠田治策作為文官擔任了總務課長，二人為日本推行間島擴張政策充當了重要角色。篠田的職位僅次於派出所所長，當所長因事離開時，他會充當代理所長掌管一切。他還擔當與中方邊務公署交涉的任務，因此從歷史的、法律的角度研究“間島問題”。《白頭山定界碑》一書，正是他長期研究“間島問題”的成果。
1907年3—7月，統監府派出所尚在籌備時，篠田治策在首爾涉獵了韓國政府收藏的古記錄及其他文獻，進行了有關中朝邊界沿革歷史的調查，7月向統監府提交了《清韓國境問題沿革》的報告。同年4月，他和齋藤一起利用等待日俄協約簽訂的機會，用20多天時間，潛入圖們江以北的今延邊地區蒐集情報，特別是物色派出所的設立地點，大致圈定了準備實施韓人“保護”的範圍即間島假定範圍，為下一步帶領60多名日本憲兵及朝鮮巡檢向“間島”冒進和設立非法的統監府派出所打下了基礎。
同年8月19日，統監府派出所在龍井村非法設立，為了了解中朝邊界狀況，特別是圖們江邊界狀況，派出所多次派人進行了實地踏查，其中不乏與參謀本部測量手的共同調查，包括調查位於長白山東南麓的定界碑、其東邊的黑石溝及松花江上游、圖們江支流狀況等；還調查沿圖們江有無“十字碑”，並招問前茂山府使池昌翰沿紅土山水（圖們江支流）有無木柵等。根據這些實地踏查並結合文獻資料，派出所於1908年4月撰寫了《間島問題之顛末並意見書》，提交給統監府，轉交外務省，成為日方與中方進行“間島問題”談判的重要參考依據。派出所的主要觀點是利用所謂土門、豆滿二江說來反駁中方以豆滿江（今圖們江，下同）為界及間島屬中的觀點。
“間島問題”談判接近尾聲時，篠田正忙於與中方的邊務公署對抗，深感派出所的力量不足（中方駐軍最多時達到4000多人），準備向日本政府請求派兵。他先到首爾向統監府要求向間島派兵，後到東京的外務省進行遊說，正在此時在報紙上看到了中日兩國簽訂兩協約的訊息，這使他痛嘆、懊惱不已。根據1909年9月4日簽訂的“間島協約”，統監府派出所於同年11月3日從間島撤退，代之以日本領事館，篠田和派出所爭取使“間島”屬於朝鮮進而由日本統治的妄想破滅。
篠田還擔任了駐首爾的統監府秘書官（1909年11月）。第二年（1910年）他撰寫了《統監府臨時間島派出所紀要》，詳細記錄了派出所從成立到撤退的過程及非法擴張活動。1919年他出任殖民地朝鮮的平安南道知事，1923年任李王職次官，1927年任實錄編纂官，任高宗、純宗實錄編纂委員長，1932年升任李王職長官。擔任李王職官職的經歷，使他便於接觸包括《朝鮮王朝實錄》在內的韓方古文獻資料，再結合他兩年三個月在派出所的活動經歷，於1938年撰寫了《白頭山定界碑》一書。
篠田的著述活動遠不止此，1927年他擔任李王職次官時，曾陪同朝鮮英親王夫妻前往歐洲巡遊，第二年撰寫了《歐洲御巡遊隨行日記》（大阪屋號書店）。1935年他以李王職長官的身份扈從英親王視察台灣，撰寫了《看台灣》一書。此外，他還撰寫了《日俄戰役國際公法》《文祿役和平壤》《南漢山城開城史———在極東的Capitulation的一例》《間島問題的回顧》等書。1940年他擔任京城帝國大學（首爾大學前身）第9任校長，於1946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