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浪潮

第三浪潮

第三浪潮(The Third Wave),是1967年4月的第一整周(4月3日~7日,周一~周五)內,美國加州Palo Alto的Cubberley High School高中二年級的一名歷史教師Ron Jones在講授關於納粹德國的內容時,為論證法西斯主義所具有的一種“吸引力”而與參加他當代史課程的學生們共同進行的一項實驗,也是該實驗中成立的一個法西斯式的組織名稱。這項實驗所展示出的真實的驚人效果使得學術界乃至整個社會對於法西斯主義的認識更加深了一層。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第三浪潮
  • 外文名:The Third Wave
  • 時間:1967年4月
  • 實質實驗中成立的一法西斯式的組織
產生背景,實驗進程,反響,作者自述,“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行動鑄造力量”,“榮耀鑄造力量”,理解鑄造力量,相關電影,相關實驗,

產生背景

在一堂歷史課上,Ron Jones老師正在講解關於納粹德國的內容。其間,學生提出了一個問題:“德國的士兵、教師、鐵路列車員、護士、稅收員乃至最普通的公民,怎么會在第三帝國終結之時,宣稱自己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指對於猶太人的滅族行為)毫不知情?當國民們本身就是某種事物的一部分,又怎么會在最後宣稱自己並不真正相干?是什麼讓人們可以抹去他們自己(參與)的歷史?”
Jones沒能回答出這個問題。直至課後,他仍在不斷思考著這個問題。最終,他大膽地決定,與他的學生們共同進行一次實驗,來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同時也可以以實際的方式將法西斯主義展示給學生,讓他們得以真正理解。
Jones 發起了一項名為“第三浪潮(The Third Wave)”的運動。他向學生們說明,這項運動旨在“消除民主”。民主強調的是個體與個性,這一事實被認為是民主的不利之處。而Jones在以下的格言中強調了這次運動的重點:“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行動鑄造力量,榮耀鑄造力量。”
這次實驗並未被良好地記錄成檔。在現存的資料中,這次實驗僅在Cubberley High School高中的學生報紙The Cubberley Catamount的兩期中被簡要提及。另有一期中載有關於本次實驗的文章,但並未包含很多細節。對於本實驗最詳實的記述來自於Ron Jones本人距此大約六年後所寫的一篇隨筆。另外儲存多篇關於本實驗的文章,但是它們都是寫作於距此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後。
根據此實驗改編而成的,有1981年的電視專題片《浪潮》(The Wave)、1988年的小說《浪潮》(The Wave)、各種舞台劇的改編版本,以及2008年的德國電影《浪潮》(德名Die Welle,英譯名The Wave)。

實驗進程

Jones寫道,在實驗的第一天(1967.04.03),他只是以一些非常簡單的事情開頭,比如得體地落座,以及訓練學生們,直到他們能在30秒(但根據Ron Jones自述,這一時間達到5秒之短)內從教室外進入自己的座位並以良好的坐姿坐下,且其間不發出一點聲音。接下來,他進一步著手,以一個權威的形象來嚴肅教室中的紀律,並且大幅提高了課堂效率。
結束第一天的“集會”時,他宣布了一些規則,本想讓實驗只持續一天:學生們必須在第二次鈴(正式上課鈴)響之前端正坐好;提出或回答問題前必須起立,並且說話不能多於3個字(單詞);還有,他們被要求在一切發言前都要以稱呼“Jones先生”作為開場白。
在第二天(1967.04.04),他設法讓自己的歷史課融入了一種強烈的紀律感與團體感。Jones將這次運動命名為“第三浪潮”,因為常識認為,第三波浪潮是一組波浪中最後出現、同時也是力量最強大的。(與此同時,這個名稱與希特勒建立的“第三帝國”何其相似!)模仿著納粹體制的禮節(希特勒的舉手禮),他設計了一種問候禮方式,並且命令全班同學,即使是在課堂之外,見面時也必須用這種禮節互相問候。他們都服從了這個指令。
這次實驗仿佛呈現出自己的生命力,使全校範圍內的學生都陸續自發加入。第三天(1967.04.05),這個班級從最初的30名學生擴大到43名參與者。所有的學生都表現出了極大的積極性以及學習水平的驟升。所有學生都被發放了一張成員卡,而且每個人都被分派到一項特別的任務(例如設計“第三浪潮”的旗幟,以及阻止非“第三浪潮”成員者進入課堂)。Jones指導學生如何發展新的成員;截止到這一天結束時,這項運動已有了200餘名參與者。
周四(1967.04.06),也就是實驗的第四天,Jones決心要終止這次運動,因為它已漸漸脫離了自己的控制。學生們越來越沉迷於這項計畫,而且他們對此所表現出的紀律以及忠誠令人震驚。於是他宣布,這項運動只是一項全國性運動的一部分;次日,該運動的候選領導人將公開宣告本次運動的真實存在性。他命令所有的學生去參加周五中午的集會,以見證這次宣告。
學生們收看到的,不是它們的領袖由電視播送的公開演講,而只是顯示一片雪花的空頻道。在幾分鐘的等待之後,Jones宣布,他們都成為了一次法西斯主義實驗的一部分,而且他們都自動地油然而生了一種優越感,正如納粹德國時期的德國國民所擁有的那樣。接下來,他為學生們播放了一部關於納粹體制的影片。
這,就是實驗的尾聲。

反響

儘管這次研究與青少年心靈的可塑性有著明顯的牽涉——這也使得那些試圖研究這種可塑性並防止它被濫用的心理學家格外感興趣——卻鮮有與此課題有關的事物浮出水面。
托德·斯特拉瑟(Todd Strasser)曾以Morton Rhue為筆名著了一部青年題材的小說《浪潮》(The Wave);此前於1981年,它曾被拍攝為一部電視電影。之後,Jones本人帶著自己的資料走上前台。當試圖從當年與之有關的學生處得到一些記述時,該實驗的研究者們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因此,幾乎所有關於“第三浪潮”的詳細資訊都是從Ron Jones本人處得來的。另有一部根據此事件改編的電影(即2008年的《浪潮》(Die Welle))戲劇化地發行了。在這一版本中,這個實驗被遷移到了現代的德國。
而2006年,佛羅里達州的一所中學的歷史課堂甚至試圖用年齡更小的孩子來重現這次實驗。

作者自述

多年來,我留藏著一個奇怪的秘密。我與200名學生一起共有著這種沉默。昨天,我偶遇了其中一名學生。有一瞬間的恍惚,我感到光陰回到了曾經。
Steve Gonigio曾是我的世界史課程的一名高二學生。我們完全是意外相遇的。那是教師們最意料之外的場合之一——你沿街走著,在一家僻靜的小飯館吃東西,或是在購買內衣,這時一名以前的學生冒出來向你打招呼。這一次,是Steve沿街跑下來,喊著“Jones先生,Jones先生”。我們尷尬地擁抱著,互相問候。我不得不回想一會。這個擁抱我的年輕人是誰呢?他叫我“Jones先生”,那一定是以前的學生。但他叫什麼名字?在我迅速回憶的間隙,Steve感到了我的疑問,並退後了一步。然後他微笑著,慢慢抬起一隻手,做成凹下去的姿勢。天啊!他是“第三浪潮”的成員!那是Steve,Steve Conigio。他坐在第二排。他是個敏感機靈的學生,會彈吉他,喜歡戲劇。
我們就那樣站在那兒,互相微笑,而我則也無意識地抬起手做了個彎曲的姿勢。這個行禮姿勢是靈活的。兩個同事在戰爭後很長時間相遇了。“第三浪潮”依然存在著。“Jones先生,你還記得‘第三浪潮’嗎?”我當然記得,那是我在教室中所經歷過的最令人驚恐的事件之一。那也是秘密的源泉,這個秘密將由我與200名學生終其餘生來悲哀地共有。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們說笑著,談論有關“第三浪潮”的事。然後就是分別的時刻了。那感覺很奇怪。你以這種碰巧的方式遇到了以前的學生。你抓住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些時刻。握緊它們。然後告別。不知你們下次何時甚至能否再見面。噢,你們保證會給對方打電話,但實際並不會。Steve還會繼續成長與改變。我是Jones先生。Steve轉過身,向我行了個無聲的禮。手臂上抬,做成彎曲的波浪的形狀。我也將手臂彎成相似的樣子,向他回了禮。
“第三浪潮”。好吧,最終看來它還是可以被談及的。這裡我遇到了一個學生,關於這場噩夢,我們談了幾個小時。這個秘密最終一定會黯淡下去——這花了三年。我可以告訴你、告訴任何人,關於“第三浪潮”的事情。現在,它只是一個夢,要被記住的、而不再是我們所試圖忘記的東西。這就是它如何開始的——我認為,是Steve提出的一個問題,碰巧式地開啟了“第三浪潮”。
那時我們正在研究納粹德國;我的講授被這個問題打斷:“為什麼德國人聲稱,他們對於屠殺猶太人並不知情?為什麼無論是市民、鐵路列車員、教師還是醫生都聲稱,他們並不清楚有關於集中營和人種滅絕的事實?為什麼有些人作為猶太人的鄰居甚至是朋友,卻稱這些事發生的時候他們並不在場?”這是個好問題,連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時學年還剩下幾個月,而我也曾經歷過二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決定花費一周來探索這個問題。

“紀律鑄造力量”

周一,我向我那些高二年級的歷史課學生們介紹了一種體驗,這種體驗顯示了納粹的特色——紀律。我講解了紀律的妙處。為在一項體育運動中獲得成功,一位運動員要如何刻苦而有規律地訓練?為讓一個動作變得更加完美,一位芭蕾舞者或是畫家要如何刻苦地工作?還有科學家為追求一種構想而獻出的耐心。這就是紀律。它是自我訓練、控制,是意志的力量,是為獲得優秀的精神上與身體上的能力而付出的肉體的艱苦,是根本的勝利。
為了體驗紀律的力量,我邀請——不,我命令整個班級練習並採用了一種新的就座方式。我闡明了良好的坐姿對於強制集中注意力和增強意志力會有多大的輔助作用。實際上,我正是以這種坐姿指導全班。這種坐姿要求把雙腳在地面放平,將雙手交叉平放在背後,來強制脊柱挺直。“你們沒感覺到這樣你們可以更輕鬆地呼吸了嗎?你們變得更加警覺而敏捷。你們難道不感覺更好嗎?”
我們一次次練習這種立正一樣的姿勢。在坐著的學生們身邊的過道上,我踱來踱去,指出他們的小瑕疵,讓他們進步。良好的坐姿成為了學習中最重要的方面。我讓全班解散,允許他們離開座位,然後出其不意地召他們回來並以這種端正的坐姿坐好。在這種迅疾的練習中,全班學會了在15秒之內,就完成從站著到以這種坐姿坐好的動作。在緊湊的練習中,我不斷強調雙腳平行、地面放平,雙踝鎖定,雙膝直角,雙手交叉、平放背後,脊椎挺直,下頜收住,頭部向前。我們還做了喧譁類練習,其中說話只能 在接下來幾分鐘的練習任務中,他們不斷進步,全班都能夠一聲不發地完成從室外的站姿到自己座位上的坐姿的過程。這一機動過程僅花費5秒鐘。
多么奇怪——學生們接受這種統一的程式行為有多快!我開始好奇,他們到底能被驅使到多深的程度?這種對服從的展示,究竟只是我們在玩的一個暫時的遊戲,還是別的什麼東西?這種對於紀律與一致的渴望是一種本能需要嗎?一種被我們隱匿在特許經營的飯店*和電視節目編排中的社會本能?
【*特許經營的飯店:原文為franchise restaurants——譯者注】
我決定將班級的忍耐力進一步前推至一種受到嚴格控制的動作。在課堂的最後25分鐘內,我引入了幾條新規則。學生們必須於鈴響前在教室中用那種端正的坐姿坐好;必須帶鉛筆與紙來做筆記;在提出或回答問題前,學生必須站在桌邊,並且以“Jones先生”作為開場白。我們還練習了“靜默閱讀”的講習會。那些回答得懶散遲緩的學生遭到了斥責,而且都要不斷重複自己的動作,直到表現出典型的規範與尊敬。
回答所表現出的強度與速度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回答的內容本身。為了強化這一點,我要求所有的回答必須限制在3個字(單詞)以內。那些努力提出或回答問題的學生受到了嘉獎。而且,他們會因為表現出乾淨利索而彬彬有禮的舉止而受到認可與表揚。不久,全班都開始踴躍地提出或回答問題。課堂的參與水平由以往的寥寥幾個左右著討論過程的學生擴展到了全班。甚至是初到的學生,在回答的質量方面也有了逐步的提高。似乎每個人都聽得更加用心。新人也在發言。回答開始加長,因為那些曾經通常猶豫不敢發言的學生也為他們的努力找到了支持的力量。
至於我在這種練習當中的參與——我只是提出問題。為什麼我之前沒想到過這種技巧?學生們看上去對於得到的任務更加專心,並能夠準確地複述事實與概念。甚至他們提問的水平也更高了,並且對待彼此更加富有同情心。怎么會這樣?這裡,我營造了一種專制式的學習氣氛,而這看上去非常富有成效。現在我開始沉思的,不是這個班級能被驅使得多深,而是我對於開放的課堂和自主選擇式學習的觀念將會改變多少。難道我那些對於卡爾·羅傑斯*的信條即將枯萎消亡了嗎?這次實驗將走向何處?
【*卡爾·羅傑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美國心理學家,當代人本主義心理學代表人物。——譯者注】

“團結鑄造力量”

周二,也就是實驗的第二天,我走進教室,發現所有人都按照那種端正的坐姿安靜地坐好了。其中有些人的臉上掛著放鬆的微笑,這種微笑是源自於他們取悅了老師。但是大多數學生非常鄭重其事,專注地看向正前方。頸部肌肉僵硬了。沒有微笑的徵兆,沒有想法,甚至沒有問題。為了這個動作,每一束纖維都拉緊了。為了緩解這種緊張氣氛,我走向黑板,以大寫字母寫下了:“紀律鑄造力量”。在它下面,我又寫了第二條準則:“團結鑄造力量”。
全班都在這種凝固般的死寂中坐著,我開始講授我的課程,關於團體的價值。在遊戲的這一階段,我的內心激烈辯論著,是終止這個實驗還是繼續。之前我沒有計畫到如此強烈的服從程度。實際上,對於這個關於紀律的想法能夠如此實施,我感到異常驚詫。就在我內心激辯著是停止還是繼續時,我還在不斷地講述著關於團體的事情。我以我曾作為一名運動員、教練和歷史學者的經歷來編造故事。這很簡單。團體,就是一同工作與奮鬥的個體間存在的結合力。它是與你的鄰居一同搭起一座穀倉。你覺得自己是本人以外的某種的東西的一部分——一次運動,一個團隊,一場比賽*,也是一種動機、目標或理想(cause)。
【*比賽:原文為La Paza,西班牙語。——譯者注】
要後退,為時已晚。我現在體會到天文學家為什麼總不懈地看向天文望遠鏡。我越來越深地探究到了群體和個體的行為的推動力,並形成了我自己的觀點。還有很多東西尚待看見、尚待理解。許多問題縈繞於我的腦際。為什麼學生們能夠接受我所強加給他們的權威形象?對於這種最高指揮官式的舉止,他們的好奇心或是牴觸感哪去了?這一切將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結束?
在我描述了有關團體的事情後,我向班級重申,像紀律一樣,要理解團結,也必須親身經歷。為給他們提供一次與團體相遇的機會,我讓全班背誦:“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首先,我讓兩名學生站起來,讓他們回憶我們的格言。接著,又加入兩名學生,直到全班都站起來背誦。這很有趣。學生們開始望向彼此,感到了歸屬感的力量。每個人都有能力,都是平等的。他們在一起做些什麼。我們把整節課都用來做這些簡單的動作。我們齊聲背誦格言,循環往復;或者說,用不同的音量。我們總是一齊說著,強調著得體的坐、站、說的方式。
我開始把自己想成實驗的一部分。我喜歡學生們展示出來的這種整齊劃一的動作。看到他們那樣滿足、並有激情去做更多,是非常值得的。要把自己從班級正在發展的那種勢頭和一致性中抽離出來,我發現這越來越難了。我受著這個團體的支配,正如我也在引導它。
課堂時間要結束時,我不假思索地創造了一個班級禮節。這是只為本班級成員而設立的。要行這種禮,需要把右手舉起,朝著右肩做一個彎曲的姿勢。我把它叫做“第三浪潮禮(the Third Wave salute)”,因為這裡的手很像一個即將打下來的大浪頭。其中“三”的想法來自於與海濱有關的知識,即波浪是一環環來到的,而在每一組波浪中。第三波浪潮都是最後、也是力量最大的。既然已經有了禮節,我便規定:在教室之外,也要用這種禮節來問候本班級的任何成員。當下課鈴響起,我讓全班都保持完全的靜默。每個人都肅穆地坐著,我慢慢地抬起手臂,把手做成彎曲的姿勢行禮。這是一種無聲的識別標誌,有些特別。沒有命令,但全班同學都回了這個禮。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這個班級的學生們都會以此互相問候。你可能正在沿大廳走著,這時有三個學生突然走向你,每個人都閃電般的快速行了個禮。在圖書館和體育館,學生們也會被看到在做這種奇怪的,像是手的搖擺舞的動作。你也可能在兩名學生互相行禮之後,聽到自助食物的碰撞聲。30個人做著這種奇怪的旋動,這其中的奧秘很快為這個班級和這個關於德國人人格的實驗吸引來更多的注意力。許多本班級之外的學生詢問他們能否加入。

“行動鑄造力量”

周三,我決定給那些希望繼續我所謂的實驗的學生,每人發放一張成員證。沒有一個人決定離開這個教室。現在,活動的第三天,教室里已有43名學生。其中13名學生為參加這個實驗而翹了課。當全班都端正地坐好時,我給每個人發放了一張卡片。我在其中的3張上各打了一個紅色“×”的標誌,並告訴收到這三張卡的人,他們有一項特別的任務——向我報告那些不遵守課堂紀律的人。接下來,我進一步開始闡述行動的意義。我告訴他們,如果沒有行動,紀律與團結將變得毫無意義。我探討了為一項行動而擔當起全部的職責,這種行為的妙處。由於你對自己,以及你的家庭或團隊信服得如此徹底,你將不惜一切去維護它們、保衛它們以至於擴展它們。我強調了,艱苦的努力以及彼此忠誠將會如何促進更快的學習以及獲得成就。我提醒學生們,當在比賽中獲得傷痛、遭遇羞恥時,仍身處班級中是什麼樣的感覺;從體育館到閱讀課,學生們都在互相鬥爭的境況;那種從不行動、從未成為某種東西的一員、從未互相支持的感覺。
沒有人提示他們,但此時學生們全部站了起來,表達他們的讚揚和感激。“Jones先生,我第一次學到這么多東西。”“Jones先生,你為什麼不一直這樣講課呢?”我被震驚了!不錯,我一直在一種受到極端控制的設定下向他們灌輸信息,但是他們竟對此感到自在和接受,這一事實開始顯露出來。花費時間與精力來寫關於德國人人格的作業——這種任務被學生完成甚至超額完成了,意識到這一點,很令人困惑不安。學生在學習技能方面的表現顯著進步。他們在學著更多的東西。而且他們看上去還想要更多的東西。我開始想,學生們可能會去做我分派給他們的任何事情。我決定一探究竟。
為給學生們提供親身行動的經歷,我口頭分配給每個人一個任務。“你的任務是設計‘第三浪潮’的橫幅。”“你來負責不讓任何非‘第三浪潮’成員進入教室。”“我要你在明天之前記住並能背誦每一位‘第三浪潮’成員的姓名和地址。”“你要負責勸說附近國小的至少20個孩子,告訴他們我們的坐姿對於更好的學習是必須的,並且訓練他們。”“你的工作是在課堂結束前讀完這本小冊子,並把它的全部內容向全班做報告。”“我要你們每個人,給我一個你們認為可能加入‘第三浪潮’的可靠朋友的名字和地址。”……
為結束這種親身行動的集會,我指導了學生們一個引入新成員的簡單步驟。它是這樣的:一個新成員,只需一位老成員介紹,並由我發放一張成員證即可。一收到這張成員證,這個新成員必須馬上弄清我們的各種規則,並保證服從它們。我的通告激發出了一種熱情。
整個學校都被猜測與好奇帶動起來了。它影響了每一個人。學校的廚師詢問“第三浪潮”的曲奇餅是什麼樣子的。我說,當然是朱古力片。我們的準則還進入了一次下午的全體教職工會議——在會上我受到了“第三浪潮禮”;我回了禮。圖書館員為橫幅而感謝我,她在了解後立即把它掛在了圖書館入口上方。*截止這一天結束,已有超過200名學生被批准加入該組織的行列。我感到非常孤寂,甚至有點驚恐。
【*圖書館員……上方:原文為The Librarian thanked me for the 30' banner on learning which she placed above the library entrance.——譯者注】
我大部分的恐懼是在“告密”事件的影響下表現出來的。儘管我只正式指定了3名學生向我報告行為不端者,然而大約有20名學生來到我這裡,向我報告Allan怎么沒有行禮,或是Georgine說了批評我們的實驗的話。這一監視事件意味著全班的半數學生已以觀察並舉報自己班上的同學為己任。在這樣突然爆發的報告潮中,似乎一個合法的陰謀正在進行……
班上的3位女生告訴了她們的父母關於我們的課堂實驗的事情。迄今為止,這3位女生是班上最聰明的學生。她們彼此間都是好友。她們擁有一種無聲的信賴,並且以學校里這種給予了她們學術性與領袖力的背景為樂。在實驗的日子裡,我很好奇,她們對於課堂里這種平等主義的形體重塑做何反應。她們已習慣於因成功而獲得獎勵,而這種獎勵在該實驗中不復存在。質疑與推論的智力能力在實驗中也毫無所存。在這種好戰的氛圍中,她們似乎驚呆並憂鬱了。現在回看,她們表現得很像那些所謂“無學習能力”的孩子。她們旁觀這些活動,只以一種機械般冷漠的方式參與其中。儘管別人都衝進來,她們卻控制著自己,只是觀望。
她們告訴父母關於實驗的事後,引起了一小系列的事件。這幾位家長中一位的猶太教牧師*給家中的我來了電話。他非常有禮貌,而且和藹可親。我告訴他,我們只不過是在研究德國人的人格。他似乎很愉快,並告訴我不要擔心。他會與那幾位父母談談,讓他們的關注稍稍冷靜下來。通話結束後,我聯想起了歷史上那些類似的對話——牧師接受那些站不住腳的前提條件,或是為之致歉。如果他大發雷霆,或是單純地調查情況,那該有多好!那樣我就可以向學生們舉出公開反抗的例子;但是沒有。這位猶太教牧師也成為了實驗的一部分。他成為了一名擁護者、一名共犯——他讓我繼續保持著對實驗中那種壓抑感的無知。
【*猶太教牧師:原文為rabbi。——譯者注】
第三天結束時,我很疲憊。我感到混亂。在角色扮演與行為受控中的平衡已無法區分。許多學生已經完全進入了成為“第三浪潮”成員的狀態。他們要求其他學生嚴格遵守規定,並威嚇那些輕視這次實驗的人。另一些學生則沉迷於這次活動,扮演著自我分配的角色。我尤其記得Robert。對於他的年齡來說,他的體型很大,幾乎從未顯示出什麼學習的技能。但是為獲得成功,他比我已知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嘗試。他上交了非常精緻詳盡的每周報告,從圖書館裡的參考書上逐字翻錄而來。Robert與學校中許多孩子那么相似,既不出類拔萃,也不惹是生非。他們並不聰明,不能參加體育團隊,也不為吸引注意而標新立異。他們仿佛是消失無形的,讓人注意不到。我開始知道Robert這個人的唯一原因,是我發現他在教室里吃午餐。他總是獨自一人吃午餐。
而“第三浪潮”給了Robert在學校的立足之地。至少他與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他可以做些事情。參與。有意義。這也就是Robert所做的。周三下午的晚些時候,我發現Robert跟著我,我問他他到底在乾什麼?他微笑著(我想之前好像從未見他笑過)稱:“Jones先生,我是你的貼身保鏢。我怕你會出點什麼事。我能幹這個嗎,Jones先生?”面對這樣的擔保與微笑,我無法拒絕。我有了貼身保鏢。他整天為我開門、關門。他總是走在我的右側,笑著向其他班級成員行禮。他無時無處不跟著我。在教職工休息室(學生禁入),當我大口喝咖啡的時候,他就在門口無聲地立正。當一名英國教師與他搭訕、說他是“教職工室里的學生”時,他只是微笑著告訴這位教工,他不是學生。他是一名貼身保鏢。

“榮耀鑄造力量”

周四,我開始計畫著結束這次實驗。我又疲憊又擔心。許多學生越軌了。“第三浪潮”成為了他們生活的中心。我自己的情況也相當糟糕。我現在本能地以一種獨裁的發號施令者的身份行事。噢,我是仁慈的。並且,我每天都要就這次學習實驗的好處與自己爭論。就這樣,實驗的第四天我開始失去了自己的論據。當我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來角色扮演時,我卻越來越少地回憶這次實驗合理的起源與目的。我發現即使在不必要的時候,我也開始滑進角色本身。我想知道並不這樣的人是否很多。我們得到或者自取一個隨意的角色,然後就為迎合這種形象而彎曲自己的生活軌跡。不久,這個形象就成為了他人唯一接受的身份。因而我們就變成了這個形象。我所創造的這種情況與角色帶來的問題是,我無暇思考它將去往何處。我身邊的事件凌亂不堪。我擔心學生們做出他們將會為之後悔的事來。我也為我自己擔心。
我再一次想到,是結束這次實驗,還是聽由它自己前進?兩種觀點都難以實行。如果我停止實驗,許許多多學生將遭半途而棄。他們已將自己置於同等者之前,陷於激進的行為之中。從情感上與心理上來講,他們都已將自己張揚在外。如果我突然地將他們帶回教室的現實中去,那我在今年的剩餘部分都將面對一群迷惑不解的學生。要把Robert一類的學生強壓回座位上、告訴他們這只是個遊戲,這太痛苦了。他們會受到那些更聰明的、以一種謹慎有度的方式參與其中的學生的冷嘲熱諷。我不能讓Robert們再次失落下去。
另一種想法,也就是放任其自流,更加不可能。事情早已失控了。周三晚上,有人闖進屋子,“洗劫”了這個地方。我後來發現這是某個學生的父親。他是一位曾在德國戰俘營中度日的退休空軍上校。一聽說我們的活動,他便無法自抑,便於晚間闖進了屋子,並搞得它一塌糊塗。我早上發現了背靠在教室門上的他。他向我講述了他那些死在德國的戰友。他抓住我,不斷地搖晃。以斷斷續續的口吻,他懇求我理解他,並送他回家。我打電話叫來了他的妻子,他在鄰居的幫助下走回了家。接著幾個小時內,我們談些關於他的感覺和行為的事。但從周四早上的那一刻開始,我開始益加關心學校可能發生什麼。
我們的活動會怎樣影響到學校的教職工和其他學生,我越來越擔心。“第三浪潮”擾亂了正常的學習秩序。學生們翹課來參加,而學校的輔導員開始質詢班裡的每個學生。學校里真正的“蓋世太保”正在工作。面對這個在各方面爆炸式膨脹的實驗,我決定嘗試一個老的籃球策略。當你面對著很大的困難的時候,能採取的最好措施就是意料之外的。那就是我所做的。
到周四,班級已經壯大到80餘名學生。惟一能讓他們達到一致的地方就是那條“無聲端坐”的強制紀律。當一整個屋子的人都在完全集中注意力且滿懷期盼地坐著時,一種奇怪的寂靜便會產生。這使得我可以從容地靠近他們。我談及榮耀。“榮耀比舉止和禮節更加重要。它是一種任何人都無法從你身上取走的東西。榮耀就是自知自己是最好的……這是不可破壞的……”
在這段漸入高潮的演講中,我突然降低嗓音,宣布“第三浪潮”的真正起源。用一種低沉而有條理的音調,我闡明了“第三浪潮”的背後是什麼。“‘第三浪潮’不僅是一次實驗或是教室活動。它比那些重要得多。‘第三浪潮’是一個全國性組織,旨在尋找那些願為國家政治體制改革而奮鬥的學生。是的。我們一直在進行的這項活動,就是在為真正的目的而實踐。全國範圍內,像我一樣的教師一直在招募並訓練一個能通過紀律、團結、榮耀與行動來向國家展示出一個更好的社會的青年團隊。如果我們能改革學校運行的體制,我們就能改革工廠、商店、大學以及其它一切機構的運行體制。你們就是被選召出來促進這一事務的青年人。如果你們能夠站起來展示出你們在過去四天內學到的東西……我們就能改變這個國家的命運。我們可以賦予它新的紀律、團結、榮耀與行動的意義。一種新的目的。一切都只取決於你們和你們的意願來表明立場。”
為了給我莊嚴的話語賦予些真實感,我把注意力轉向班裡的三個女生,我知道她們曾經質疑過“第三浪潮”。我要求她們離開教室。我解釋了這樣做的原因,並指派了4名護衛,負責護送她們到圖書館和阻止她們周五進入班級。接著用一種戲劇化的語氣,我告知全班,周五將有一個特別的午間集會。是一個僅面向“第三浪潮”成員的集會。
這是一次狂放的賭博。我就在那一直講著,擔心一旦我停止,會有人大笑或是問一個問題,然後整個計畫就會在混亂中泡湯。我解釋著,周五中午,本組織的全國主席的候選人將宣布“第三浪潮青年計畫”的成立。與此同時,從全國各處而來的1000餘個青年團隊將會站出來表示對於這樣一次運動的支持。我還透露,他們就是被選出的本地區的代表。我還詢問他們能否表現優秀,因為新聞界已被邀請來記錄這次事件。沒人大笑。沒有一點兒反抗的嘀咕。與此迥然不同,一股狂熱的興奮席捲整個屋子。“我們能行!”
“要穿白襯衫嗎?”“能帶朋友來嗎?”“Jones先生,你看到《時代》雜誌上的廣告了嗎?”
這條談論完全出於巧合。即期《時代》雜誌等出了一整幅的彩頁廣告,是某種木器。廣告商把產品定名為“第三浪潮”。廣告用紅、白、藍色的大寫字母寫道:“第三浪潮正在湧來。”“Jones先生,這也是運動的一部分嗎?”“是暗語嗎?還是別的什麼?”“是的!現在認真聽著。
“這都是為明天安排的。12:00前十分鐘,在小禮堂坐好。準備好展示你們所學到的紀律、團結與榮耀。不要對任何人說起此事。這次集會只針對成員。”

理解鑄造力量

周五,活動的最後一天,我一大早都在為集會而布置禮堂。11:30,學生們開始進屋;一開始幾個學生來尋路,接下來越來越多。一排排開始坐滿。一種隱秘的安靜覆蓋了整個屋子。人群的上方,“第三浪潮”的橫幅像雲一樣掛起。十二時整,我關上屋門,並在每個門處都安排了警衛。我的幾位裝扮成記者和攝像師的朋友開始與人群互動,拍照並草草做一些匆忙的描寫。一組照片被拍下來了。200餘名學生擠在屋子裡。沒有一個空座。這個團隊似乎由不同類別的學生組成。有運動員、社交上的傑出者、學生幹部、不合群的人、常早退的孩子、腳踏車騎手、裝作時尚者、學校達達主義藝術家的代表,還有一些住在乾洗店裡的學生。然而,當他們用一種極其端正的坐姿坐著時,整個團體仿佛就是一支軍隊、一股力量。每個人都目不轉睛地聚焦在我放在室內前面的電視。沒有人動彈。整個屋子沒有一點聲音。仿佛我們都是一次誕生的見證人。這種緊張與期盼是超越信念的。
“在把頻道換到將於5分鐘內開始的全國會議前,我要向媒體展示一下我們訓練的程度。”這樣說著,我行了禮,隨之而來的是200隻手臂的回禮。然後,我說出了“紀律鑄造力量”的話語,接下來就是學生們異口同聲的反覆吟誦。我們做了一次又一次。回應的聲音一次比一次大。記者們繞著這個儀式不斷地快速攝影,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都被忽略了。我重申了這次事件的重要性,並再一次要求學生們表示出對此的忠誠。這是我最後一次讓誰來背誦了。整個屋子在發自喉嚨中的嘶喊中震顫——“紀律鑄造力量”。
12:05了。我把屋裡的燈關掉,快步走向電視。室內的空氣仿佛都榨乾了。難以呼吸,更難以說話。仿佛這些靈魂吶喊的高潮將一切都轟出了屋外。我打開電視。我現在站在電視旁邊,直面著裝滿了人的屋子。電視發出一片明亮的磷光。Robert就在我的身邊。我對他耳語,讓他密切關注接下來的幾分鐘。屋子裡惟有的亮光來自電視,它正對著屋子裡的臉龐們。所有的眼睛都緊盯著這片光,但它的畫面沒有絲毫變化。屋子裡陷入一片死寂。屋中人與電視間仿佛正進行著一場精神上的角力。而電視贏了。調試用的白光屏並沒有突然變出一位政壇候選人。它一直“吱吱”地響著。而觀看者也仍在堅持。一定會有節目的。一定就快到了。在哪裡?人們仍在對著電視出神,仿佛有幾個小時。12:07了。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片空空的白光。不會開始的。人群陷入焦慮,接著是沮喪。有人站起來大喊,“沒有什麼領袖,不是嗎?”所有人都震驚了,先回頭望向那位沮喪的學生,緊接著向電視轉回來。他們的臉上寫滿了懷疑。
在這一片混亂的時刻,我緩慢地向電視挪動。我關掉了它。我感到屋子重新灌滿了空氣。屋子仍在一片凝固的寂靜之中,但我第一次感覺到有人在呼吸。學生們把手臂從椅子後面收回來。我本料想著,問題會像洪水般湧來,但得到的卻是極端的寂靜。我開始講話。每一個字好像馬上就被拽出口中然後吸走。
“認真聽,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們。坐下。根本沒有什麼領袖!沒有什麼叫做‘第三浪潮’的全國青年運動的東西。只是你們已習慣了。被控制了。被你們自己的欲望所操縱,驅使到你們現在發覺的這個地步。你們與我們所學習的德國納粹分子別無二致。
“你們以為自己是被選出來的,以為自己比屋子外邊的那些人更強。為了得到紀律與優越感的良好感覺,你們交換出了自己的自由。你們選擇了去接受集體的意志,以及自己堅定信念之上的彌天大謊。嗯,你們自己想著,只是為尋樂而參與這事,想著自己任何時候都能抽身而去。但你們在朝著什麼方向發展?你們已經走了多遠?讓我給帶你們看看,你們的未來是什麼。”
說著,我打開了後面的投影儀。它迅速地照亮了電視後面掛著的一塊白布。很快,龐大的人群出現了。紐倫堡集會*上的吶喊聲猛地沖入視野。我的心頭受到一陣重擊。在幽靈般的影像中,第三帝國的歷史在屋子裡展示出來。紀律。巨大的謊言。傲慢。暴力。恐怖。人們被推上貨車。集中營里仿佛看得見的惡臭。沒有眼睛的臉龐。審判。被無視的懇求與辯護。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而已。我的工作。突如其來地,影片在一個鏡頭處定格。“每人都必須承擔責任。沒有人可以宣稱,自己絲毫沒有參與其中。”
【*紐倫堡集會:德國納粹黨曾於1933、1937、1938等年多次在紐倫堡召開盛大的集會。文中所指不詳。
可能指的是1937-09-05召開的集會,這是規模最大的一次納粹集會。——譯者注】
當影片最後的片段在投影儀上閃過時,室內陷入一片黑暗。我感到腹部發痛。屋子悶得聞上去像一間密室。沒人動。仿佛每個人都想細細剖析這一時刻,弄明白出了什麼事。仿佛從一場沉睡與夢中驚醒,整屋的人開始慢慢恢復意識。我等了幾分鐘,才讓每個人都反過勁來。終於,疑問出現了。所有的問題都是在盤問那假想的情況,以及期盼發現這次事件的意義。
在仍舊昏暗的屋子裡,我開始解釋。我承認了自己的弊病以及懊悔。我告訴與會者,要完整地解釋頗需花費些時間。但一開始,我便感到自己正從一個自省著的參與者,向一個老師的身份轉變。當老師更輕鬆。我開始客觀地描述之前發生的事。
“通過一周以來的經歷,我們都體味到了,生活在納粹德國是什麼樣的感覺。我們了解了,創造一個嚴守紀律的社會環境是什麼樣的感覺。建立一個特別的社會。對這個社會保證忠誠。用規則來代替理由。是的。我們都將塑造出優秀的(納粹)德國人。我們會穿上制服。會在朋友鄰居遭到咒罵直至迫害時轉過頭去。會在‘防禦’工廠里工作。是的,我們已經稍稍知道了,找到一個偶像是什麼感覺;感到自己很強大,並控制著命運是什麼感覺。我們知道了被遺棄的恐懼、做對了事而被讚揚的愉悅。成為頭號人物。成為正確者。當被帶到了極端的情況下,我們看到了,也許是感覺到了,這樣的行為將會朝何種方向發展。過去的一周里,我們每個人都見證了某種東西。我們看到了,法西斯主義不僅僅是別的什麼人所做出的東西。不。它就在這裡。在這間屋子裡。在我們自己的生活習慣和方式中。擦去表面現象,它就出現了。這是潛藏在我們所有人內部的一種東西。我們像帶著疾病般帶著它。是‘人性本惡’因而無法善意相待的觀念。是社會秩序需要強大的領袖與紀律來維持的觀念。還有些別的——道歉的行徑*。
【*道歉的行徑:原文為The act of apology。——譯者注】
“接下來是我們要體驗的最後一課。這最後一課或許是最重要的。這一課就是那個讓我們開始投入納粹生活研究的問題。你們還記得那個問題嗎?那是對於德國民眾聲稱自己與納粹運動無關且毫不知情的疑惑。如果我能記清那個問題的話,大概是這樣的:德國的士兵、教師、鐵路列車員、護士、稅收員乃至最普通的公民,怎么會在第三帝國終結之時,宣稱自己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指對於猶太人的滅族行為)毫不知情?當國民們本身就是某種事物的一部分,又怎么會在最後宣稱自己並不真正相干?是什麼讓人們可以抹去他們自己(參與)的歷史?在接下來的幾分鐘或是幾年內,你們可能就有機會回答出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對於法西斯式心理狀態的實踐很徹底的話,那么你們中不會有一個人會承認自己參加了‘第三浪潮’的這次最終集會。如同(納粹)德國人一樣,你們難以向自己承認,自己走到了這步田地。你們不會讓你們的朋友父母得知,你們為了口頭命令和看不見的領袖而甘願放棄個體的自由與權力。你們不能承認自己被操縱了而成為一個追隨者,不能承認自己接受了‘第三浪潮’並使之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你們不會承認參與了這個狂熱的行為。你們會把這一天、這次集會保守成為一個秘密。這是一個我與你們共有的秘密。”
我從屋裡的三架相機中取出膠片,把膠片曝光。這次行動結束了。實踐結束了。“第三浪潮”結束了。我的目光越過自己的肩頭向後瞥去。Robert在哭泣。學生們緩緩從椅子上站起來,無聲地魚貫走入室外的光明中。我走向Robert,用手臂摟住他。他啜泣著,無法自持地大口吸入空氣。“都結束了。”“沒關係。”我們彼此安慰著,在激動的學生人流中停滯著。有些學生轉回來,短暫地抓著我和Robert。其他人敞開了哭著,緊接著又擦去不斷流下的淚水。人們環繞彼此,抓著彼此,向門口、向外面的世界移動著。
學校里的一周內,我們完全共有著我們的生活。如同所預料到的,我們也共有著一個深藏的秘密。在我於Cubberley High School高中任教的4年內,沒有人承認參加了“第三浪潮”的集會。噢,我們熱烈地討論並研究我們的行為;但是至於集會本身,則從來沒有。這是我們所有人都想忘卻的東西。

相關電影

2008年,德國電影《浪潮》(Die Welle)上映。這部電影是根據美國作家托德·斯特拉瑟(Todd Strasser)以Morton Rhue為筆名的同名小說改編的,而此小說正是以1967年的“第三浪潮”為原型創作的。
了解了“第三浪潮”後再通覽《浪潮》,你便會發現許多相似之處。電影中的許多人物都能在原事件中找到原型。比如狂熱的Tim的原型就是Robert,而反對者Carol指的似乎是那Ron Jones自述中的三位女生。實際上,當事人Ron Jones曾被邀請親臨劇組來執導拍攝。他自己說:“我感覺好像又回到了那個場景。”
《浪潮》劇照(“浪潮禮”)《浪潮》劇照(“浪潮禮”)
同時,雙方的不同也非常多。最大的不同莫過於影片的結局與真實事件的結局。稍一分析便可得出,這一差異的出現有多種因素。其中主要的因素大體有:
其一,實驗的時間。原事件中的實驗只進行了5天,而電影中的實驗則進行了7天。這短短的2天意味著非常大的差別。無論是從電影情節還是從真實檔案看來,如果學生們的狂熱程度可以量化的話,那這一數值一定至少是以幾何級數遞增;因此延長了2天的實驗便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其二,實驗領導者(老師)的心理狀態。電影中的Rainer Wenger由於其特殊的身份特點(他靠自學成材,而妻子則是科班出身的碩士)以及實驗的背景(他本來已選好的“無政府主義”課程被同事搶走,無奈之下只好來教“獨裁政治”),使之在實驗的過程中帶有一種炫耀心理與報復心理,從而導致他漸漸沉迷於成就感與虛榮心中無法自拔,甚至聽不進旁人的勸導,最終釀成悲劇;而現實中的Ron Jones則可以說是自持的,雖然過程中多次錯失終止實驗的良機,但總體上比較清楚地了解著形勢的走向。
其三,結束實驗的方式。電影中的Rainer Wenger採取的方法比較“開門見山”,基本上是平鋪直敘地向學生們闡述了真相,導致學生們(尤其是Tim)一時間無法接受現實;相對於電影中“逆流而上”的方式,現實中Ron Jones的方法則更接近於“疏導”。他將“謊言”維護到了最後一刻,接著以所謂的“電視節目”作為緩衝,讓學生們逐漸自己清醒過來並產生懷疑;當懷疑出現並擴散開來,狂熱的學生們對於領袖與組織的無條件忠誠和信任便隨之淡化,這時他才開口將學生們徹底點醒,從而避免了突然的幻滅對學生們心理帶來的過於巨大的衝擊。
最後,跳出電影情節,據《浪潮》的編劇之一兼導演——丹尼斯·甘賽爾(Dennis Gansel)本人所說,設定這一結局的原因,是想給那些把此當做兒戲的年輕人們敲響警鐘。

相關實驗

歷來有許多學者將“第三浪潮”與米爾格拉姆實驗(Milgram experiment)相聯繫。確實,這兩者在發生環境以及意圖上確實有許多共同之處。譬如,兩者都塑造了一種必須得到服從的權威形象(前者中的老師以及後者中的實驗人員),都旨在測試普通人在強權下的服從性等等。但是也有許多不同。最大的一點就是,“第三浪潮”的實驗載體是一個學校內成立的組織,其環境是開放的,是存在於整個學校中的,也就是說學生可以自由地參加或退出組織,因而參加實驗者的人數並沒有限定,受影響者也不僅僅限於學生;而米氏實驗的環境是封閉的,即參與者與實驗人員的人數都是固定的,無法變更。另外,米氏實驗中實驗人員有向參與者發出了具有傷害他人性質的指令(電擊),而“第三浪潮”中的老師並沒有這種意圖,學生的大部分行為是自發的。但是在研究納粹體制的目的上,兩者可說是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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